韩礼德逝世三周年纪念座谈会在中山大学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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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4月15日，是韩礼德逝世三周年的日子。中山大学语言所丁建新教授团队在“韩礼德语言学文献中心”(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222室)为先生举办“纪念座谈会”。青年一代学者们缅怀先生的学术与情怀。参加这次座谈会的有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英文学院唐子茜、华南农业大学沈文静、香港理工大学杨维忠、广州大学胡安奇、重庆邮电大学王晶、湖南师范大学秦勇、汕头大学陈柳、广州中医药大学李恩耀、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吴海彬、中山大学朱黎黎、中山大学解传博、中山大学涂晴、江西师范大学胡勇、广州南方学院王伟、广州南方学院岳远晟等。会议由“国际韩礼德研究会”主办。会议决定每年此日都举办一次“纪念座谈会”，并由“韩礼德研究”公众号刊发纪念文章。今年刊发的文章为《纪念韩礼德先生——一个学术传记》(秦勇、丁建新，《东亚学术研究》2020年第2期)。

韩礼德语言学文献中心 M.A.K Halliday Library 

纪念座谈会现场

关于“韩礼德研究会”

首届“韩礼德研究会”于2018年3月中旬在中山大学学人馆举行，主题

是“纪念韩礼德研究在中国四十年”。韩礼德在中国的第一代弟子北京大学胡壮麟教授、复旦大学朱永生教授、厦门大学杨信彰教授、同济大学张德禄教授都有参加。

第二届“韩礼德研究会”于2019年3月中旬同样在中山大学召开。我们就韩礼德研究在中国的一些战略问题做了许多讨论。

（Professor M.A.K Halliday）

(北京大学胡壮麟教授与韩礼德先生)

2019年5月，“国际韩礼德语言学研究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Hallidayan Linguistics)在悉尼成立。着眼“后韩礼德时代”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继承与发展。北京大学资深教授胡壮麟先生任名誉会长。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丁建新教授任会长。

第三届“韩礼德研究会”于2020年上半年照常在中山大学举办。由“国际韩礼德语言学研究会”与中山大学语言研究所联合举办，是“国际韩礼德语言学研究会”2020年会。会议的主题定为:语法、话语、社会与批评——韩礼德语言学的国际主流。这次会议突出国际韩礼德研究的真正学术脉络。在系统语法、功能语法、话语分析、社会符号学、批评话语分析、语料库语言学、多模态话语分析、边缘话语分析、新媒体话语分析、系统功能语言学用于语言教学等主题进行研讨，突出语言、社会与批评的维度。这次会议是“国际韩礼德语言学研究会”成立以后在中国的首次聚会。由于疫情的关系，这次会议在线上举行。

纪念韩礼德诞辰95周年——一个学术传记

秦勇[1]，丁建新[2]

[1]秦勇，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本文系湖南省社科纵向厅局级专案“基于语料库的中美南海问题批评新闻话语的对比研究”（编号：19C1167）之系列成果。

[2]丁建新，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

 【摘 要】今年是系统功能语言学之父韩礼德诞辰95周年。同时也是系统功能语言学正式引入中国40周年。我们特此撰文，以纪念先生毕生的学术成就和伟大贡献。文章前一部分阐述先生的学术人生，后一部分讲述先生的学术理念，梳理先生的思想基础以及在主要核心领域的独到观点。

【关键词】韩礼德；系统功能语言学；教育语言学；文体学；计算机语言

In Memory of M.A.K Halliday's 95 Anniversary: An Academic Biography

Qin Yong1 , Ding Jianxin2

 【Abstract】This year marks the 95th birthday of M. A. K. Halliday and the 40th anniversary of the official introduction of 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 (SFL) model of language into China. This article remembers the life of Halliday by describing his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as well as outlining his contributions to fundamental concepts and theories and his novel approaches in the research of linguistics.

【Key words】Halliday；SFL;  educational linguistics; stylistics;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一

引言

今年是系统功能语言学之父迈克尔·亚历山大·柯克伍德·韩礼德（Michael Alexander Kirkwood Halliday）（1925年4月13日-2018年4月15日）诞辰95周年。韩礼德的思想照亮了现代语言学所有的核心领域，引领了话语分析、语言发展、教育语言学、计算机语言学等跨学科的发展。如果从韩礼德的学生胡壮麟先生（1979: 37-38）在《语言学动态》上发表“澳大利亚语言学教学情况介绍”一文算起，系统功能语言学正式引入中国，刚好40周年。（丁建新 2009: 72）在当今人类社会的发展和中华民族复兴的过程中，不断涌现了新的语言现象和新的语言问题。时代赋予了语言学学者更加艰巨的历史任务。我们特此撰文，纪念先生毕生的学术成就和伟大贡献，梳理先生的学术人生、思想基础以及在主要核心领域的独到观点。

二

现代语言学入门

      家庭环境的耳染目濡，似乎注定了韩礼德和语言学的不解之缘。韩礼德出生于英格兰约克郡里兹的一个书香世家。他是家中的独子，儿时的乳名叫米克（Mick）。父母双亲是名校“普西中级语法学校”（Pudsey Grammar School）（现格兰杰菲尔德学校）（Grangefield School）的老师。父亲威廉·约瑟夫·韩礼德教授英语和拉丁语。父亲对伊丽莎白时代的戏剧和约克郡方言有着极大的热爱和相当的贡献。他不仅在约克郡方言协会服务长达半个多世纪，而且出版了很多著作，包括各类诗歌、散文选集等。父亲认为，英语方言不一定糟糕。这一观点对韩礼德后来的学术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母亲教授法语，二战时期她曾在利兹大学从事法语教学工作。提及自己的祖母，韩礼德说她是一个新时代的人，说话时会无意识地用到成语。韩礼德自幼成绩优秀，是名校拉格比学院最年轻的奖学金获得者。当时的学校不是以年龄而是以学习能力升学的，韩礼德年仅16岁就已经升到了中学6年级。而真正把韩礼德引向现代语言学的是他中学时候阅读的第一本语言学著作——伦纳德·布龙菲尔德所撰写的《语言学入门》(Bloomfield 1914)。1942年，韩礼德参军，开始接受严格的语言训练，奔赴二战亚洲战区服兵役。16岁的韩礼德开始脱离古典语言束缚，正式开创了他现代语言学的学术人生。 

      韩礼德4岁的时候就开始向往中国。中学毕业的时候，恰逢伦敦大学亚非学院（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举办语言培训班，招募学员，提供的培训条件得天独厚。语言培训班入学考试的基本思想来源于当时约翰·鲁珀特·弗斯提出的语域（register）概念，考试内容之一是语言能力的测试（汉语、日语、土耳其语、波斯语，任选其一）。韩礼德凭借自己对汉语单音节词不同声调的成功记忆，成功地通过了入学考试，从此开始接受为期二十个月的汉语培训（Kress et al., 1992：177-178）。之后，韩礼德又同中国情报工作者在印度战区开展了2年的汉语实地工作。  

       1945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结束。顺应新的国际局势，英国开始培养大批的汉语学习者。韩礼德因此又被召回伦敦大学，从事汉语的教学工作。他一边教书，一边继续他的本科学习。学习的主要科目包括经典汉语、日语、现代汉语和文学。   

      1947 年兵役结束，英国教育部给每位因战争而辍学的学生发放了400英镑的教育经费，以资助他们完成自己的学业。而韩礼德却出乎意料地地把这笔400英镑的经费用于购买飞机票（当时的飞机票十分昂贵），多次转机，跋山涉水，来到中国。经沃尔特·西蒙（韩礼德的一位本科导师）的介绍，他认识了当时北大的校长胡适先生，在北大继续自己第三年的本科学习，最后在南京英国文化委员会通过考试获得一等学士学位。

三

人生的三位导师

选择就是意义，这是韩礼德思想的精髓之一。在韩礼德的学术人生中，他所选择的三位导师改变了韩礼德的人生。北大的教授罗常培先生是韩礼德的第一位研究生导师。韩礼德本科毕业之后，去到了中国的大西北，加入了由宋庆龄女士领导的中国工业合作社，专门从事英文的宣传报导，其目的是在全球范围内集资，以帮助中国人民抵制日本侵略、发展国民经济。因此，从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来看，韩礼德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是中国人民的国际友人，是语言学的白求恩。在此期间，韩礼德的另一位本科导师伊芙·爱德华兹为他申请到了斯卡伯勒高级研究奖学金（Scarborough Scholarship for Advanced Study and Research）。韩礼德拿着这笔奖学金，又冒着国共内战的枪淋弹雨，几经周转，回到北大，选择了罗常培先生作为自己的第一位研究生导师。回忆起罗常培先生，韩礼德说，“他为我打开了非印欧语系和历史语言学的研究视角”（Halliday, 2003: 188）。       

      而实际上，对韩礼德的学术更具有深远影响的学者却是岭南大学的王力先生。二十世纪初期的英国，古典语言一直是语言研究的主流，而韩礼德从小到大一直都不太喜欢古典语言（Kress et al. 1992: 176）。他认为，挖掘文学语言的有效性应当去揭示文学语言更深层次的东西，而不仅仅是语法（Halliday, 2002b: 177）。因此，在北大的时候，韩礼德的研究兴趣发生了较大的改变，转向了共时语言学、现代汉语方言和语法变体。而罗常培先生是研究历时语言学的，于是，罗常培先生把韩礼德推荐给了自己的朋友王力先生。王力先生是共时语言学和现代汉语方言研究的专家。“王力先生教会了我很多东西，包括方言学的研究方法、语法的语义基础，还有中国的语言学史” (Halliday, 2003: 188)。在岭南大学读书期间，韩礼德还致力于王力先生对广东方言的田野调查，同时给广州的中共党员上英语课和俄语课，把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传给中国。      

      回忆起自己的老师，胡壮麟先生指出，韩礼德和王力至少在三个方面有非常一致的观点：第一方面是语言学的研究对象，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因此语言学关注的应当是语境多大程度恰不恰当的问题，而不是语法正不正确的问题；第二方面是若干语法范畴的问题；第三方面是语言的研究方法，应当把文本资料作为证据的主要来源（见胡壮麟, 1991: 49–57）。       

      选择《元朝秘史》作为自己博士论文的研究对象并不是韩礼德的初衷。1950 年韩礼德回国，由于政治原因（怀疑他是中国共产党员），未能被伦敦大学录取进入弗斯的研究机构以继续自己的博士研究。然而，被剑桥大学录取后又因中文系古典语言研究占主导地位，使得他不得不放弃珠江三角洲方言语法变体的共时语言研究，转向历史语言研究。选择《元朝秘史》作为语料，是因为它是当时仅有的一部关于古代汉语口语的文本。       

      虽说博士论文题目给韩礼德带来了困难，但弗斯的理论却给他提供了论文的研究框架。韩礼德在岭南大学读书期间经王力先生的推荐，阅读了弗斯的大量著作。韩礼德关于自己博士论文的构思是，把《元朝秘史》作为语料库文本，发展系统/结构理论，描述它的语言和历史，进行语境化和重新语境化；然而语料库的文本却是封闭的，《元朝秘史》就是十四世纪汉语口语的全部数据，因此只能用弗斯语音学的系统和结构解决语法层面的问题（Kress et al., 1992: 191）。于是，韩礼德又做出了人生的另一次重大选择，请求弗斯担任自己的博士生导师。弗斯答应了。师徒之缘，说来也巧，韩礼德的母亲曾经所就读过的母校校长就是弗斯的姑妈。论文指导期间，韩礼德奔波于伦敦和剑桥之间，听取弗斯、路易斯·赫姆斯列夫、罗伯特·亨利·罗宾斯等语言大师的讲座，参加各种学术会议，受益匪浅。       

       弗斯的观点对韩礼德后来的语言学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Hasan（2015: 109）认为，弗斯的语言学和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言学有两点非常的一致：（1）两者都重视语言变体的价值。（2）两者都认为，把语言学作为一种社会实践，能够更好地把个体和个体所在文化之间的关系进行概念化。       

      韩礼德和弗斯的见解也有分道扬镳之处。例如，弗斯认为所有的语域都是封闭的；而韩礼德却认为，并不是所有的语域都是封闭的，语言中不乏存在开放的语域，它们具有一定频率的类型，能够突破语义潜势（Halliday, 2015: 98）。1955年，韩礼德顺利通过答辩，剑桥大学授予他哲学博士学位。

五

 韩礼德学术的传承

      韩礼德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毕生积累了丰富的语言教学经验。他的人生不仅是语言研究的人生，也是传道授业的人生。印度服完兵役以之后，他又回到母校从事专门的汉语教学，为祖国培养人才。在北大和岭南大学期间，他一边专研语言学，一边教授英语和俄语，为中国的外语教育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剑桥毕业以之后，他在剑桥大学开设了第一门汉语课程。在爱丁堡大学期间，他又开创了教育语言学。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言学影响遍布全球，无论是欧洲的剑桥大学、伦敦大学学院、伯明翰大学，美洲的加州大学、伊利诺斯大学，还是澳洲的悉尼大学，还是亚洲的新加坡国立大学、香港城市大学，以及非洲的内罗毕大学，都留下他教育工作的足迹和身影。韩礼德培养了众多著名的语言学家，他的妻子鲁盖亚·哈桑就是其中之一。      

       韩礼德语言教育的理论有三个方面：学习语言，通过语言学习，学习语言的语言。学习语言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语言特征的形成和格局是社会语境语义生产的基本来源。语言的个体发育就是学习的个体发育（Halliday, 1993: 93），学生应当通过语言来学习。学生应当学习语言的语言，老师应当将学生置身于语言理论和语言描述之中，教授他们如何在熟悉和陌生的语域中进行话语实践（见Halliday, 1975）。   

      韩礼德教育语言学是韩礼德思想和伯恩斯坦理论的“元对话”（Hasan, 1999）。两位大师有近十余年的密切合作。韩礼德和伯恩斯坦都是马克思主义语言学的虔诚者，两人在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的研究所隔窗相望。早在爱丁堡大学教书期间，韩礼德就读到巴兹尔·伯恩斯坦的论文。六十年代初期，两人都对语言能力缺失（language deficit）有浓厚的研究兴趣。伯恩斯坦认为，社会分工、行为主体、物质基础、社会语义四者之间互相影响、相互作用。而这种互相影响的作用决定了限制语码（restricted coding）和复杂语码（elaborated coding）的变化。具体来说就是，社会分工越简单，行为主体和物质基础之间的关系就越具体化、越本地化，语义和物质基础之间的关系就越具体化、越直接化，选择限制语码的可能性就越大。相反地，社会分工越复杂，行为主体和物质基础之间的关系就越抽象化、越全球化，语义和物质基础之间的关系就越抽象化、越间接化，选择复杂语码的可能性就越大（Bernstein, 1990: 20）。伯恩斯坦的理论虽然很好地解释了限制语码和复杂语码的差异，但是也存在缺陷：对于语言选择的微观描述不能够推断出言语宏观的整体特征（Bernstein, 1971: 13）。韩礼德发展的描写语义学理论正好为这一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案：从自然话语的不同语境中研究语义所存在的交换思维方式。      

      教学语码介质是韩礼德语言教育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七十年代，韩礼德的交际研究中心（Communications Research Centre）开展了许多著名的语言教育研究项目。“突破扫盲”（Breakthrough to Literacy）就是其中之一，其研究对象是作为教学语码介质的口语和书面语。韩礼德认为，幼儿初期的识字教育应当是首先教会学生如何利用现有的口语资源以书面语为介质发展自己的语义潜力；这是因为，书面语省略了语调和韵律提供的信息，独立于物质情景，再加上小句信息流的速度也不同，因此词汇密度更大，难度更大（Halliday, 2007: 79）。       

       回顾韩礼德六十余年的语言学研究，他对文学的爱和对语言的爱是融为一体的。韩礼德深受父亲的熏陶，从小就对文学产生了浓厚的研究兴趣。韩礼德（Halliday, 2002d: 5）认为，文体学应当“以普通语言学理论和描写语言学为基础”。韩礼德的文学语言研究受到了弗斯、赫姆斯列夫、本杰明·李·沃尔夫和路吉安·费利克斯·马林诺夫斯基等四位大师的影响。例如，弗斯关于语义语式的观点，“描写语言学主要关注的是语义的陈述”（Firth, 1957: 190–192）。赫姆斯列夫关于文本的观点，文本和系统应当得到相同的重视， “文本的文体诠释不应当是‘封闭的阅读’… 否则… 诠释要么成为另外一个用语用学伪装的新批判，要么成为宏观规模更大的新形式主义”、“文本之所以成为文本是因为它是语言系统的实例化（instantiation）” （Halliday, 2002c: 128, 2002b: 150）。         

“语法去自动化”（deautomatization）和“凸显”（prominence）是韩礼德文学文本研究的两个重要概念。1971年，韩礼德正式发表论文，提出了“凸显”（prominence）这一概念，以区别文学文本语言的常规性。文学文本语言的凸显是相对的，文体学本质上是比较语言学 （Halliday, 2002d: 6）。值得一提的是，韩礼德的“功能/阶”矩阵就是在文体学研究里面提出来的 （Halliday, 2002a: 94）。判断凸显和突出的标准是，语言类型是否和潜在的语言功能相关（Halliday,  2002a: 98）。       

       1982 年，韩礼德发表论文，提出了“语法去自动化”，用以诠释文学文本的中心思想。这个中心思想有两个基础。第一个基础是，弗斯提出来的阶（strata）创造意义。第二个基础是，沃尔夫提出来的隐性词类。其要旨是，语言有显性范畴和隐性范畴之分，概念功能能够通过显性的语言结构诠释人类的经验（见丁建新 2000）；而隐性范畴，虽然没有具体对应的单词，但却能够表达潜在而微妙的语义（Whorf, 1956: 70）。“语法去自动化”，这一概念首先是由简·穆卡拉夫斯基提出来的。穆卡拉夫斯基（Mukařovský, 1977）认为，文学文本的功能是利用特定现象的一种模式，是文学文本的价值和文学文本的永久特征（3-4）；与其它功能性语言相比，文学语言更适合不断地揭示语言符号的内部组织及其新的用法（4-6）；包括语法和词汇在内的语言的任何层面都能够产生审美的“去自动化”（35）。韩礼德把自己的词汇语法与穆卡拉夫斯基的“去自动化”相结合，提出了新的“去自动化”概念。所谓“去自动化”是指，语法不是由上层结构直接决定的，而是存在选择和预选择，这使得语法摆脱了语义的限制，措辞成为一个准独立的能够投射语义的符号模式，从而使得读者能够接近作者认识论的中心（Halliday,  2002c: 131）。      

      虽说韩礼德关于文体学的研究并不多，从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只发表了5篇关于文学语言的论文。其中，核心的论文有三篇——Linguistic function and literary style: An inquiry into the language of William Golding’s “The Inheritors” [语言功能与文体：威廉•戈尔丁的《继承者》]（1971）、The deautomatization of grammar: From Priestley’s “An Inspector Calls” [语法去自动化：从普里斯特利的《探长来访》说起]（2002c）、Poetry as scientific discourse: The nuclear sections of Tennyson’s “In Memoriam” [作为科学话语的诗歌：丁尼森的《纪念》的中心]（2002b）。然而，这些研究对于作为语义语式的语法都富有深刻的洞察力，从而成为现代文体学的中心（Lukin, 2015: 365）。       

韩礼德是计算机语言学的奠基人之一。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计算机语言学在人类生活中越来越趋于中心地位。从简单地使用浏览器查阅数据，到检查文文件的拼写，再到复杂地对语料库进行搜索、查找语言类型和句法语义的标注信息，都是计算机语言学的应用。殊不知，隐藏在其背后的是对语言使用和语言描写的研究。而这些正是韩礼德对语言功能根基的毕生追随。     

      计算机语言学的产生最初是源于军事的需要。20 世纪中期，科学家们渴望研制出一本代码书，这本代码书能够自动地翻译各种语言。这种想法在当时看来虽说是一种幻想，但它提出的问题却给后世创造了机器翻译（MT）的研究空间。当时的韩礼德刚从剑桥大学毕业，获得博士学位，他希望能够通过机器翻译，消除主流文化的语言在语言教学课本中的主导地位，弥补本土语言的空缺。于是，他加入了以玛格丽特·马斯特曼为学术带头人的剑桥语言研究机构（CLRU），这个研究机构是机器翻译研究的先驱。从第一次会议开始，韩礼德就是这个团队的成员。和他一起共事的还有约克·威尔克斯、凯伦·斯帕克·琼斯、马丁·凯等世界著名的计算机语言学专家。弗斯（Firth, 1968）曾指出，语义是语言描写的重要成分，恰当的文本翻译应当熔入语境。这一思想引起了美国自然科学基金会（NSF）的关注，同时也为剑桥语言研究机构赢得了赞助。

      韩礼德提出的很多重要思想解决了计算机语言学遇到的诸多难题。例如，同义词典思想解决了翻译的词义问题。这便是语言结构聚合描写的前身，它是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精髓之一。其基本思路是，把语言作为语义选择的源泉，引入同义词词典，在目标语中寻找一个词汇，这个词汇的某一个特定语义恰好与源语词汇的某一个特定的词义相对应。同义词词典的思想在知识表征、语义网络的本体论等领域得到了强烈的反响。玛格丽特·马斯特曼给予的评价是，韩礼德的同义词词典思想是（机器翻译）语义研究的直接和间接基础（Masterman, 1965: iv–18）。又如，共文本（co-text）单词-词义非歧义化的思想解决了语境的问题（Bateman & O’Donnell, 2015: 456）方法。直至今天，自然语言处理都还在使用类似的技术方法。      

      系统功能语言学和计算机语言学相互促进。计算机软件的不断革新，总能为语言学的研究源源不断地创造机会。与此同时，韩礼德语言学的不断发展，也能为自然语言的处理机制提出实用的解决方法。在相互发展的过程中，系统功能语言学总能归因它的包容性、灵活性和应用性，彰显它新的生命力。

六

结束语

      选择就是意义。若不是父母语言的熏陶，若不是在二战服兵役中偶然培训汉语，若不是经胡适先生介绍遇到罗常培先生和研究方言变体的王力先生，若不是参加英国共产党接触到马克思主义语言学，若不是几经周转又师从对社会语言学持积极态度的弗斯，若不是博士毕业恰逢机器翻译的潮流，韩礼德的人生将会改写，语言学的历史将会改写。然而，韩礼德对语言功能根基六十余年的执着追求却是初心不改。       

    “木秀于林，风已摧之”（A mighty tree has fallen in the forest）。韩礼德晚年遭受疾病的折磨，丧妻也给他带来了极度的伤痛。大树倒下了，他的离开，是语言学的损失。他的学术思想几乎波及了人文社科的所有领域。他精湛独一的原创性思想使他在优秀学者之中脱颖而出。他夺目的人格光芒将继续照亮后人的学术道路。系统功能语言学需要我们的传承，开枝散叶，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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