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中国应如何解决“挨骂”的问题？

“做国际秩序的改革者和补充者，是中国应有的大国作为。”

历史上，第一波全球化是从英国的工业革命开始，造就了西方世界1875—1914年间以欧洲为驱动的全球化。很大程度上说，那个时候也是经历了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所说的“超级全球化”。国家之间贸易频繁，经济互相依赖。当时欧洲国家之间的互相贸易频繁程度不比中美贸易战之前的中美两国的程度小。当然，欧洲国家还通过殖民地主义和帝国主义跟世界其他角落发生经贸关系，尤其是中国。英国人从鸦片战争之前就开始了跟中国的交往。但经济的互相依赖并没有阻止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发生。一战开始以后，欧洲国家驱动的全球化就停止了，一直到1945年二战结束以后，随着联合国体系的建立，世界范围内才开启了新一轮全球化。

如果1875—1914年是第一波“超级全球化”的话，那么从1945年到1980年代，又发生了另外一波全球化，这波全球化我把它称之为“有限全球化”。之所以是“有限”，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有一个美苏冷战的大背景。此外，在这个阶段，西方各个国家是从1930年代经济大萧条开始采用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虽然今天凯恩斯主义被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抛弃了，甚至被后者批判和攻讦，但是我们不能忽视这波“有限全球化”对世界的贡献。西方国家参照凯恩斯主义，政府和市场同时发挥作用，一方面强化了国家的经济主权，促使国家经济主权的全球化；另一方面实现了经济的发展和福利社会的扩张，比如美国和欧洲大部分国家在此段时间里中产阶级至少有60%—70%以上。

我们今天所讨论的全球化，一般指是从1980年代开始的那一波全球化，称之为“超级全球化”（ hyper-globalization）。这波全球化从英国的撒切尔革命和美国的里根革命开始。因为这两个政府的推动，英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开始主导西方经济的发展。从正面效果来说，这波全球化导致了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配置，包括资本、技术、人才各方面，所有这些因素较80年以前流动自由度大了很多，又加上英美国家的金融自由化，放松金融管制，有效推动了全球化。这波全球化确实造成大家所说的“超级全球化”。

但是这波全球化，使得任何国家越来越没有经济主权，政府很难实施有效的经济政策。在国内层面来看，收入分配、财富分配在社会各个阶层之间的差异越来越大。从前美国人很自豪地称自己为“中产社会”，但现在变成了“富豪社会”,绝少数人垄断了财富的绝大部分，大部分人（包括白人）变得“贫困化”。美国从1980年代开始，中产阶层规模从70%一路下降，降到50%左右。后来奥巴马的民主党批评特朗普，认为他搞民粹主义，但是特朗普民粹主义的崛起，民主党和奥巴马本身也要负责任。奥巴马当美国总统8年，在他当政的时候，美国的中产阶层每年以一个多的百分点下降。这样一种趋势，哪一个社会都受不了。所以，美国内部的收入分配差异加大、财富差异加大、社会分化加大，这些就导致了民粹主义的崛起。

在国际社会层面看，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差异也越来越大。1980年以来，全球化创造了大量的财富，但是很多国家还是处于贫困状态。在过去的40年间，这个世界的减贫大部分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所贡献的。中国在过去40年间，赶上了这一波全球化，中国八亿人口脱贫。所以，世界在减贫方面是中国贡献最大。印度也贡献了一点，印度没有能够像中国那样加入这波全球化。中国很早因为邓小平的正确决策加入全球化，中国抓住了邓小平所说的“发展机遇”，但印度没有抓住。但是，中国实际上内部收入分配差距也在加大。邓小平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但是我们还没有实现共同富裕，这个问题中国以后是要解决的。

另一方面，这一轮超级全球化使得世界范围内产业分工大大加大。中国跟欧美国家在治理新冠疫情方面的不同表现，中国跟印度之间的不同表现，这些不同不仅仅是制度上的原因，还有产业链分工的原因。在上世纪80年代以来，欧美国家尤其是美国，把所有的低端产业、附加值不高的产业都转移到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这就包括了口罩、洗手液、呼吸机等医疗物资。根据美方的统计（当然美方的统计有一些夸张，但也差不多），美国85%的医疗物资依靠中国供应，美国97%的抗生素在中国生产。这样一个状况是不合理的。实际上，如果将医疗物资这种产品放到一个国家生产，这在世界市场没有问题的情况下是可以运转的，但一旦受到地缘政治的影响，或者像这次新冠疫情的影响，国际市场被打乱的情况下，就会给一些国家的老百姓的生命带来危机。

我们现在的这一波全球化出现了问题。从特朗普发动中美贸易战开始，全球化出现逆转的趋势。那么，下一步全球化还会不会继续？如果继续，是什么样的全球化？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回答。为什么我们说要回答这个问题？每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包括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受全球化的影响。特朗普一开始打中美贸易战，中美两国的很多企业都受到影响，加上新冠疫情，人员流动也受到影响。拜登上台以后，在贸易方面并没有比特朗普更放松，有些方面还在继续特朗普的政策。我们没有看到任何积极的现象能指向拜登会放松，使得两国国家的经贸程度恢复到以前那样。那么以后会怎么样？我们必须做一个判断。

我觉得全球化还会继续。我一直认为，只要美西方还是资本主义国家，资本还是会流动的，只是资本可能不会像80年代以后那样的自由流动，人员不会像80年代以后那么自由流动，但是世界性贸易投资还是会进行。但是，各个国家都会想办法收回更多的经济主权，全球化方向就会发生变化，即从之前的“超级全球化”变为“有限的全球化”。

疫情之后，美国希望把医疗物资和跟国家安全有关系的回归美国生产，或者一些高端技术不向中国出口，既禁止中国的高端技术到美国，也禁止自己的高端技术来中国。尽管这样，但两国之间的贸易投资不会中断。汽车工业就是一个例子。一方面，美国、日本、德国的汽车工业在中国就已经形成了一个供应链、产业链，它们不可能把整个供应链产业链都搬出去。另一方面中国有一个庞大的市场。中国现在有4亿中产，相当于美国总体人口，这个4亿中产的市场是任何一个国家的资本都不乐意放弃的。我们是世界上最大的单一市场，且还是经济持续发展的市场。实际上，特朗普那个时候一直说要用大量财政的钱，促使美国的企业搬回去，但不成功。日本安倍政府的时候也想这么做，也不成功。资本有资本自己的逻辑，不是白宫的行政逻辑或者东京的行政逻辑就能阻挡的。

“有限全球化”的情况下，中美两国的经济、中国跟欧洲的经济不会脱钩，但是互相依存度会减低。那么这对中国企业在某些方面是一个经验，也是一个教训。在80年代以后的超级全球化的情况下，我们很多企业就简单地认为国际市场会永远存在。互相依存度减低也是有好处的，不是说光有负面的效应，也有积极的效应。

更为重要的是，在美西方搞经济民族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的情况下，我们还是在坚持继续深化开放，我把它称为“第三次开放”，并且很多方面是单边的开放，也就是说，即使美西方在一些领域不向我们开放，我们还是向其开放的。所以在美国政府要把中国企业从美国赶走的情况下，我们还是在善待，甚至优待美国和西方的企业。因为美西方很多技术还是比中国先进，我们没有必要关起门来自己进行创新。我们搞自主创新，但自主创新不是关起门来自己创新，一定要在开放状态下进行创新，这才是我们现在必须做的事情。

这里就有一个规则的问题。这些年中国在国际社会经常遭人批评，主要是美西方国家说中国不守规则，比如说海上航行自由安全、WTO规则等。这些规则都是近代以来西方的强权国家建立起来的。对西方建立的规则，我们自邓小平以来也是采取“接轨”的政策。中国实际上是在遵守国际规则的情况下成长起来的，也就是前一波“超级全球化”中成长起来的。西方现在说中国不守规则，实际上是西方本身在改变这些规则。比如说美国认为WTO规则现在有利于中国，不利于美国本身，所以美国自己不遵守WTO规则了，这在特朗普当局时表现得特别明显。

现在的问题就是，中国除了遵守现行国际规则的情况下，要不要对国际规则进行补充？我个人觉得是需要的。像中国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是对现行规则的补充，因为无论世界银行还是亚洲开发银行，都不关切基础设施。中国现在做，造成了西方一些国家尤其是美国的担心。我觉得这种担心也是可以理解的。从历史上看，一个新兴国家崛起以后，一个老牌国家都会对这个新兴国家产生担忧。

这种担忧中国也不用怕，中国只要踏踏实实地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踏踏实实地走出去，就会逐渐地被西方所接受。包括历史上很多大国的崛起，也不是其他国家都能接受的。就像二战以后，美国的崛起，包括西方国家本身也是有担忧的；美国的霸道地位，中国本身也是有担忧的。所以，为什么说国家之间尤其是大国之间的对话沟通那么重要呢？就是为了减少对方的忧虑，要通过政治、通过对话来解决问题，而不是说把恐惧放大导致不理性的行为。

中国要在崛起过程中好好思考一下，如何解决“挨骂”的问题。“挨骂”的问题并不是像现在有些人说“你骂我，我把你骂回去”，互相叫骂，互相妖魔化就能解决的。无论是在规则问题上还是在标准问题上，我们都还要做很多一个大国应当做的功课。

我觉得这里也分成几个层次，有些领域中国还是国际秩序的参与者、建设者、拥护者。从特朗普开始，美国从二战以联合国为中心的秩序中“退群”。现在拜登上台以后，美国又回归国际秩序。尽管这个国际秩序还是需要变革，但我们并不需要一场“革命”，把二战以后的国际秩序推翻。因为全球化还是会发生，包括以联合国、WTO这些国际组织为中心的国际秩序还是需要的，所以我们要对此进行改革。

在这方面，中国会积极地参与国际秩序的改革。另一方面，在建立某些国际秩序上，中国可以担当领导者的角色和引领的角色。实际上，这些年中国也做了不少，像我们的“一带一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等，在这些方面，我们在做国际秩序的补充。所以，中国并不是一个国际秩序的革命者，而是一个改革者、一个补充者。 

外一篇

智库呼吁释放百万学者能量，解决中国“挨骂”难题

来源：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 3月5日

人大重阳网综合媒体报道：3月4日晚，一场思考如何解决在海外舆论场中国“挨骂”难题的在线研讨会引起网民广泛关注。多位外交官、学者聚焦“如何让更多学者善于、勇于、勤于对外讲好故事”展开深入讨论。研讨会由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与《智库理论与实践》期刊合办，吸引了30多万在线观众收听收看。会上还发布了主题为《论中国智库对外传播的进展、困境与政策建议》的研究报告。 

中国网报道截图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主任、《智库理论与实践》期刊主编刘细文开幕致辞。他指出，五年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解构中国实践和构建中国理论上，中国最有发言权，但中国哲学和社会科学在国际上声音较小，还处在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这个问题目前还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王文教授的文章非常好地分析了中国学者在国际舆论场上几乎集体失语的深度原因，希望能得到更多社会共鸣并促成机制变革。开幕致辞环节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信息中心执行主编杨云涛主持。随后，研究报告撰稿人、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发布了研究报告《论中国智库对外传播的进展、困境与政策建议》。报告曾发表在《智库理论与实践》2021年第1期，已在学术界、智库界引起较大关注。报告认为，目前中国哲学社会工作者总计100万人并没有被充分撬动起来、投入到对外讲述故事的事业中，是当下中国对外话语权相对较弱的一个重要原因。王文谈及当前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者在支持、服务中国对外话语中的进展与不足，即国内发声多，国外落地少；配套解读多，引领预判少；传统纸媒多，新兴领域少；老龄专家多，青年新秀少；宏大口号多，科学理性少等。王文认为，部分中国学者在服务外交事业、愿意更多对外发声和讲好中国故事方面的缺位，不只是因为个人能力、制度激励等原因，还与配套保障机制的不足息息相关。同时，学者为中国对外发声的顾虑颇多。一是怕说错话，二是怕得罪官员，三是怕违反纪律，四是怕没分量，五是怕白费精力，六是怕国际制裁。王文建议，全面整合中国社会科学学者“百万大军”资源，改革学术评价机制，通过共建国别研究中心，特聘专家、区域研究顾问等诸多方式，短期内按国别和领域，分门别类地将学者库、顾问库扩大到1万人，尤其在国内敏感领域，筛选出更多、更优的学者参与到讲好中国故事的队伍中来。培养青年生力军，松绑退休外交官力量，建立“容错”机制，打造“金牌外宣官”。建立激励机制和沟通渠道，建立学者与部委相互配合的机制，在重大事件、议题上形成合力、立体发声。转变思路，讲好“中国故事”和“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此次发布会设置了嘉宾研讨环节，出席的嘉宾有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大使欧渤芊，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教授王莉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亚非所原所长、人大重阳高级研究员周晓晶，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荣休研究员李会明，华侨大学世界文明对话研究中心主任黄日涵。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欧渤芊大使认为，在国际舆论场上，西强我弱是客观现实。无论在机制架构、话语体系、人才培养、传播手段，甚至话术构建上，西方都比中国更专业和成熟。未来中国需要更大发挥智库对外传播功能，要解决更多人想讲、会讲、能讲的问题。整个社会对学者的宽容度也要提升。欧渤芊指出，现在处在信息社会和网络社会，网络很大的特点就是容易激化，容易造成一种所谓的眼球效应，专家学者要保持客观理性，讲的话要经得起时间和现实的考验，用一种更加客观理性的语言来讲述好中国故事，才能够使中国故事更有说服力，这也是我们要考虑的一个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王莉丽教授在研讨会中说，首先要全面了解国际舆情态势。其次，在对外传播中应加强非国家行为体的力量，要采用“淡色中国”的策略。要充分发挥影视剧跨文化传播的力量，避免争吵式对外传播。王莉丽表示，当今时代是一个大国竞争的时代，大国竞争除了政治、经济、军事的硬实力之外，更重要的是要赢得人心，要赢得软实力之争的胜利。有效的对外传播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国家需要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通过协调一致的、精心设计的对外传播来讲述中国的故事，与目标受众沟通，在全球范围内构建有利于中国的舆论和民意的基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亚非所原所长周晓晶指出，现在研究机构和学术部门日趋官僚化，评价取向和工作模式越来越趋同于行政部门，无法鼓励更多预判、引领式的创新研究。而我国在未来“十四五”期间以及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在国际竞争方面最关键的就是要引领和创新。周晓晶认为，无论是科学研究还是对外引导国际话语权的工作，都应该建立容错机制。在对外讲好中国故事的工作中，只要把握好中国国家根本利益这一最基本的原则，应该容许学者以自己的方式、自己的语言发声。只有建立了容错机制，学者才能够放开手脚，勇于探讨一些敏感性话题，才能够大胆创新，才能够提出预判引领式的理论主张和政策建议，我们的整个外宣工作、我们的对外讲好中国故事工作才能取得长足的进步。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荣休研究员李会明认为，讲好中国故事的核心是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此外他还提出一个问题，如何让世界不再透过“有色眼镜”看待中国共产党和中共党员。华侨大学世界文明对话研究中心主任黄日涵表示，95后、00后的新生代已经很少看传统媒体了，通过传统媒体讲中国故事将会越来越弱，如今应该更多地聚焦如何用新媒体讲好中国故事。黄日涵提出了三点建议，一是要有平台，比如会议的平台，中国的机构单位要主动设置议题，不能老跟在别人的后面走；二是，年轻学者和资深学者需要加强联系，让年轻学者也有机会走出去讲中国故事；三是，需要建立联盟体系形成合力，如今百万社会科学工作者联系不紧密、较零散。报告发布和嘉宾研讨环节由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助理院长杨清清主持。她对此次研讨会进行总结时提出四点：第一，练内功。中国智库和专家要练好自己的内功，争取更多对外发声，增进中国与世界对话；第二，借外力。广交国际友人，借助外脑用更有说服力、更加客观理性、符合国际舆论环境的语言讲好中国故事；第三，重创新。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建设和发展才刚起步，创新进取，做好智库更具前瞻性和有效性的研究，还有很多工作要做；第四，形合力。讲好中国故事是每一位中国人的事，更要借助各个平台、各种资源和力量形成一股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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