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业军官化名“何苦”拍纪录片，《最后的棒棒》豆瓣评分9.7丨谷雨报道
https://v.qq.com/txp/iframe/player.html?vid=s00217fy7vs&width=500&height=375&auto=0◇ 视频：《最后的棒棒》第一集。时长：43分48秒
棒棒是山城重庆一个具有名片效应的服务行业，爬坡上坎、负重前行的三十多年，数十万重庆棒棒不仅挑走了汗水浸泡的年华，也挑走了属于自己的年代。正团级转业军官何苦，带着对棒棒的情节，加入棒棒大军。他用体验式的纪录片创作方式，试图记录棒棒们的心酸、尴尬、坚韧与无奈，挽留属于重庆的城市记忆。
最后的棒棒
撰文/潘俊文
编辑/迦沐梓
“你这是何苦呢？”
这是家人和朋友在得知何长林要拍摄纪录片《最后的棒棒》时最常说的一句话。
为了回应大家的质疑，何长林带着戏谑，化名何苦，加入重庆棒棒大军。他用一年多的时间将自己和重庆“最后一批棒棒”同吃同住，将一起上街揽活挣钱的生活记录下来，先后创作了纪录片《最后的棒棒》以及同名非虚构文学作品。
而在用何苦这个名字之前，他是在部队服役20年的正团级军官。1993年高中毕业的何苦，选择当兵入伍，先当侦察兵，再做报道员。后来，凭借吃苦耐劳的品质，由士兵直接提干，成为专职的宣传干事。2007年何苦从吉林调入重庆，甚至成为重庆地区最年轻的副团级干部。
何苦出生在重庆奉节的一个穷山沟，祖辈都是农民。作为少数跃过“农门”的人，他自然而然成为村里的“大人物”，每次探亲回家，村长都会请吃饭，邻居打架没被派出所拘留，大家都觉得是他的“面子”。
2013年年底，父母在电话里获知何苦要转业的想法，连夜从奉节赶到重庆，进行苦口婆心的劝说。但是当看着重庆街头的棒棒日渐稀少，而且都是步履蹒跚的老人时，何苦还是悄悄地递交了转业申请书，下决心“记录这个时代即将消失的一群人。”
何苦称，他对棒棒从小就有一个“情节”，当棒棒曾经是他人生规划中最后的退路，后来因为当兵“搁浅”了。“再不攒劲读书，长大就只有当棒棒儿”，小时候每次被父母呵斥，何苦总在心里想，当棒棒其实没什么不好，“最起码可以去重庆，可以见世面。”
2014年1月，何苦的转业申请得到批准。随后，他带着1300元现金和自己每月2100元雇来的婚庆摄影师，住进了位于十八梯的自力巷53号，开启一年多的棒棒生活。“棒棒这个题材很多人拍过，但都进行不下去”，何苦经过前期考察，选择用“不怕苦，不怕累”的军人的方式进行拍摄。
自力巷距离重庆最繁华的商圈解放碑不到300米，横穿一条街就可以直接从高楼林立的现代化城市，一脚踏进停滞在时光里的贫民窟。摇摇欲坠的危房、破乱肮脏的店铺、横七竖八的小巷……因为常年处于拆迁改造中，这里的房子租金便宜，聚集着众多底层劳动者，棒棒便是其中之一。
何苦用“震撼”、“从没见过这样的住处”来形容第一次看到自力巷53号的情形。他很快觉察到这是一个有故事的地方，他和摄像师先以每月300元的价格租了一间房，然后准备了4张卡和很多电池，确保24小时随时都能拍摄。
随后，同屋租客老黄、大石、老杭、河南、老甘、老金等人走进何苦的镜头。
每个棒棒都有一个必须做棒棒的故事。
老黄是带何苦入行的师傅，遇到何苦时已经65岁，是一名资深的“棒棒儿”。少年时代因为家庭成分，老黄找不到工作，娶不到媳妇，最后入赘一个养不起小孩的寡妇家庭，生了一个女儿。
为了要养家糊口，他常年在外打工，后来婚姻出现了第三者。失败的婚姻之后，女儿成了他生活的全部。为了抚养女儿成长，老黄到重庆当了棒棒，一干就是20多年。
经过20多年沉淀，老黄身上几乎保留着棒棒所有的特征，坚毅乐观、谨小慎微、“不占别人便宜，别人也不能占自己便宜”。 他生活在狭小拥挤的阁楼间，干活也只在一个固定的场所。
◇《最后的棒棒》剧照，师傅老黄（右）与纪录片导演何苦。
纪录片中老黄身材瘦小，经常穿一件绿色的部队老式作训服和一双破旧的解放胶鞋，他不抽烟不打牌，也不喜欢和棒棒们扎堆说笑，每次都拄着“棒棒”站在一旁静静等活。
只要能挣钱，老黄什么活都不挑，运货、搬家、清理建筑垃圾，甚至为雇主掏厕所槽里的物品。但是老黄经常教导何苦做棒棒也有“原则”。有一次，老黄和雇主在拥挤的人流中走散，他挑着数千元的化妆品在三峡广场转了5个小时，直至雇主出现。当雇主要以100元作为报酬时，老黄却只收了30元。“说好的工钱是20块钱，但是找了你半天，耽误了我去做别的活，所以我多收10块。”
老黄抱怨，常年在外，老家很多事情不能操心，补偿款、自来水、房产证等都办的不妥当。长期寄养在亲戚家里的女儿，教育也出了问题。
“一个房屋产权证断断续续办了20年，每次总是找着这个领导，另一个又不在。19岁女儿未婚先孕，不得不买房结婚，没见过女婿就当了外公。”老黄说。
纪录片里老黄一直为两件事奔忙：一是准备花三个月时间回老家把房产证手续办了；二是帮女儿还完房贷，早点回家帮着带孙子。但是这两件事压垮了老黄的身体，他不得不提前结束自己的棒棒生涯。
https://v.qq.com/txp/iframe/player.html?vid=y0021sv2e3p&width=500&height=375&auto=0◇ 视频：《最后的棒棒》第二集。时长：43分31秒
老杭是老黄最好的朋友，两人被称作“自力巷二老”，他们在五一路涂料店门口结伴揽活十余年。老杭的婚姻和老黄一样，也被另一个男人插足，但是他曾想过用很多种方法弄死插足者，甚至为此准备了三样东西：砍刀、三棱刀、弹簧刀。
老杭的“棒棒人生”正是始于这场未遂的杀人事件。他为了攒钱请地痞帮忙报仇，远赴重庆当棒棒。第一次攒够钱准备回乡时，钱被小偷洗劫一空，第二次攒够钱回到家乡时，得知地痞已经被捕入狱。
复仇计划一次次落空，老杭决定自己去解决那个男人，但当他拿起刀时，仇恨似乎已经因为时间而消散，三把刀至今仍然放在柜子里。
注定做不了坏事的老杭，纪录片中一直遭遇磨难。先是因为生病已经退出棒棒行业，但由于久病未愈花光了所有积蓄，不得不带病重操旧业。然后还被“老乡”以办养老保险之名骗光积蓄。最后为了花掉收来的100元假币，策划了半年的他，还是因为自己的“演技”太嫩，被雇主识破，从而破口大骂。
老甘在几次厄运缠身之后，请十八梯的“神算子”为自己卜了一挂。算命先生称，他将从60岁开始转运，对此老甘深信不疑。
纪录片里，老甘为60岁后的转运，准备了两摞厚厚的零钱。他没事的时候就会拿出来，边清点边对着镜头说，“以后做生意好补钱”，脸上带着得意的笑容。
老甘想做生意的决心一直没有变过，但命运却一次次和他开玩笑，老甘将之总结为，一个女人和两个小偷，改变了他的一生。
25岁那年，老甘交往了五年的未婚妻突然悔亲，老甘痛定思痛后，决心发奋图强到重庆干一番事业，将来娶大队长的女儿让未婚妻后悔。
进城当棒棒的第一个五年，他攒了10000块，准备开一个小面馆，在从银行取钱回来的路上被人摸了包。第二个五年，他又攒了25000块，正准备盘下一个杂货铺，破门而入的小偷又把钱偷光了。
近几年，老甘为了追求稳定，从棒棒转行为给大排档做服务员。洗菜、洗碗、打扫卫生，每天40块钱。为了让老板加5块钱或者减掉洗碗项目，他不惜以辞职要挟但一直没得逞。
大排档下午才上班，上午的时间老甘基本不出门。他成天躺在床上一遍又一遍地看《刘三姐》《新白娘子传奇》和《西游记》。
纪录片结尾，老甘期待已久的60岁终于要来了，他本打算回村大办一场宴席，但因为没攒够钱作罢。回家的第二天，他去了镇上的养老院，询问入住养老院的具体情况。老甘说，如果60岁后还不能转运，他将到这里来。
◇《最后的棒棒》剧照，“棒棒儿”河南。
44岁的河南是自力巷53号这群棒棒中最年轻的，也是最不误正业的。他梦想着有一天能“诈金花”一夜暴富。
河南小时候，母亲带着三个孩子改嫁，后来又给继父生了两个孩子。家里贫穷，河南17岁离家出走，辗转多地后加入棒棒军。因为没人知道河南的真实姓名，所以他老家所在地就成了他的名字。他先做过十几年的棒棒，后来在夜市做服务员，因为多吃了两个鸡蛋被老板开除。2001年，两个未成年小混混用匕首挑断了他左脚踝筋，落下残疾。
河南有些文化，没有谈过恋爱，至今连身份证都没有。但他没钱吃饭也要坚持订报纸，“国际新闻、社会新闻，每天都在看”，河南称，没饭吃的时候，看报纸心里会好受一些。
这几年，河南动起了歪脑筋，打算靠赌博赚钱，每天在巷口斗地主、诈金花。何苦刚住进出租房，他就三番五次借钱作赌资，可是每次都输的血本无归，不得不每天吃馒头和面条。
纪录片中河南一直对一件事耿耿于怀，他对着镜头讲述自己人生中第一次拿三个A，却输给了三个9。因为没钱下注，他眼睁睁看着本来应该到手的钱溜走。“你的一生能拿几次三个A？”，河南不断重复着无奈。
https://v.qq.com/txp/iframe/player.html?vid=c00217l1y1y&width=500&height=375&auto=0◇ 视频：《最后的棒棒》第三集。时长：42分35秒
老黄、老杭、老甘和河南只是何苦《最后的棒棒》中的一部分人物，他们与何苦同住在一个出租屋。同为棒棒的职业属性，让他们的底层边缘生活，有了一定的时代性和代表性。
一年多的棒棒生涯里，何苦白天跟着棒棒们一起外去干活，晚上就听他们讲过去的故事。何苦认为，只有了解棒棒的过去，才能理解他们现在的生活。他在后期剪辑中，将这些故事以旁边和动画的方式呈现，插入纪录片中，试图去完整地讲述每一位棒棒的生活。
“如果只是拍摄不去经历，我不会理解他们的生活。”何苦说，纪录片中那些和棒棒们一起经历的事，是他坚持做完纪录片的最大动力。自力巷53号遭强拆，何苦和棒棒们的所有物品都被埋在废墟之下，他们流落街头，夜宿马路边。为了拓展业务范围，他们先从解放碑进入朝天门，最后又到一个建筑工地。
何苦带着1300元入行，做学徒，当棒棒，干小工，纪录片结尾他已经是一个建筑工地的包工头。在他离开时，已经攒了6万多元积蓄。后来这些积蓄成了纪录片做后期的费用。
◇《最后的棒棒》剧照，何苦和棒棒们在建筑工地干活。
《最后的棒棒》制作完成后，何苦回访了纪录片中出现的每一位人物，此时他们都已经离开棒棒这个职业。重庆棒棒这个具有时代性的群体，似乎随着纪录片的完成而宣告结束。
据了解，上个世纪90年代，重庆有20万人做棒棒，多是青壮年。而现在，重庆的棒棒只有3000多人，且平均年龄在60岁以上。如今走在重庆街头已经很难看到棒棒的身影，新一代的城市打工者与老一辈相比，要的已经不仅仅是实现温饱，填补家用，他们渴望上升空间，就算同样是体力活儿，选择当快递员也不再做棒棒。
何苦庆幸自己下决心拍摄了这部纪录片，他认为棒棒们的背影在时代发展中已经无法挽留，但作为城市的共同记忆，他们的故事值得被讲述。
◇《最后的棒棒》剧照，何苦为雇主搬家。
谷雨故事：你为什么会去做棒棒，用这种自拍的方式创作纪录片？
何苦：首先，棒棒这个行业太特殊了，他们像城市的“万金油”一样，没有固定的雇主、固定的收入，可能他今天还在做棒棒，明天就回老家了，所以你永远不知道拍摄对象会干什么。你要拍他们就必须融入他们的生活，如果不这样，你跟拍他们会影响生意，一天可以，长时间他们肯定不愿意。我想最大限度的记录他们原本的生活状态，所以最终以我为中心拍摄一群棒棒的生活。
其次，我是一名军人，已经20多年没怎么和社会接触了，让我拍摄军事题材的纪录片可能没有问题，但是一下子进入底层和他们接触肯定有距离感，为了缩短这种距离我只能投身这个行业。另外，我对自己的身体比较自信，我相信我能吃得了这个苦。挑啊、扛啊，干苦力都没问题。
最后，做棒棒也算完成我小时候的一个“情结”。我从小生活在重庆的农村，很闭塞，当兵之前一直在农村，连县城都没去过。生活和教育条件都很差，高中毕生为了谋个出路就去当兵了。当时父母都希望我通过读书走出去，但我学习一直不行。父母就经常骂我“再不攒劲读书，长大就只有当棒棒儿”。当棒棒一直是被人瞧不起的职业，但在我心中当棒棒就能去重庆，没什么不好，“重庆对于我来说就是天堂”。所以某种程度上，当棒棒成了我人生规划中最后的退路。
谷雨故事：创作这部纪录片之前，你做了哪些准备？听说摄影师是你从一婚庆公司请的？
何苦：当时要不要转业我想了好长时间，最后决定去拍这部纪录片后，我立刻写了转业申请。申请批准后，我先从老单位借了一台闲置的摄像机，然后准备了4张储存卡和很多电池。我从一个婚庆公司挖了一个摄像，谈好2100元一个月的工资。
我之前做过电视新闻，对影像有一定了解，但是摄像对纪录片了解很少。前几天拍摄他基本就跟在我后面，回来我一看画面，基本拍的都是后背。他能和我一起坚持下来也是“奇迹”。我们刚去自力巷53号时，他以为只是在那拍摄，没想到我们租房住了进去，他当时就奔溃了。第二天，他拍摄的时候撞树上了，就跟我说他做不了，要走。
我就不停的安慰他，然后还给他谈将来，将来片子拍出来卖钱了，你有25%的股份。最后摄像师和我坚持了下来。当时我就认定，只要走进棒棒的生活，故事自然就会出来，我就用这种最笨的方式去追踪他们。我把自己定义为生活的矿工，靠我的力气去把社会底层有趣的事情挖掘出来。
谷雨故事：纪录片出来后各方的评价都很高，后来发行如何？
何苦：我一开始拍纪录片就知道这是一个以“情怀”为主的行业。纪录片出来以后在豆瓣评分是9.7，很多人都觉得很好。但是将版权卖给爱奇艺，就卖了26000元，中间商拿了一些，我就得了13000元。另外，《最后的棒棒》一书的影视改编权卖给了北京一公司，价格是40万左右。
谷雨故事：重庆棒棒是怎么发展起来的，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何苦：棒棒是山城重庆一个具有名片效应的服务行业。改革开放之初，重庆落后的交通状况难以满足经济发展的需求，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涌进城市，他们没有文化，也没有技术，靠着一根棒棒和与生俱来的力气在车站、码头等物资集散地挣钱致富。
上个世纪90年代，随着城市化进一步发展，更多农民抛弃土地或者被土地抛弃，他们涌入城市，将这种重体力劳动服务从原来的车站码头推广到大街小巷。重庆特殊的地形条件，给他们提供了肥沃的生存土壤，大到工厂企业装船卸货，小到家庭个人购物买菜，随口一嗓子“棒棒儿”，就有一群肩扛棒棒的人冲过来为你服务。
但是现在，你走在重庆街头已经很难碰到棒棒了。重庆现在可能还有几千个棒棒，他们主要集中在一些批发市场或者商场门口，而且这些棒棒的年龄都比较大。
何苦，重庆奉节人，正团级转业军官。1975年12月出生，1993年12月入伍，专职从事电视新闻工作20余年。期间，多次参与中央电视台《军事报道》组织策划的大型系列节目制作和大型训练演习、非战争军事行动采访报道活动。2007年，牵头创办西南地区第一档卫视军事节目。服役20年，先后荣立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三次。
2014年1月从部队转业之后，走进了重庆市渝中区五一路自力巷53号，开始以一名普通农民工的身份去追踪“山城棒棒”这个特殊劳动群体的工作和生活现状。通过一年多的深度体验，写出长篇纪实文学《最后的棒棒》，并同步拍摄了时长350分钟的同名纪录片。本片于2016年10月获德国金树国际纪录片节最佳短篇纪录片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