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先知（prophet），即在西方宗教中，那些能与神灵接触，将神灵讯息或教义传递给众生的人。他们或预言了未来，或创造了未来，并为世界带来终极意义，如犹太之摩西，伊斯兰之穆罕默德。
为人类文明制定道德秩序与黄金法则的伟大思想家，也是先知。如轴心时代苏格拉底、孔子、释迦摩尼，他们为人类进入文明时代，提供了最根本的源泉。
那些对人类社会制度与思想，有着巨大贡献的各领域思想家，也可称为先知。如为后世构建三权分立制度框架的孟德斯鸠，预言大众时代即将到来的托克维尔，坚信计划经济乌托邦必将毁灭的哈耶克，都是预言并创造未来的先知。
然而，诚如《圣经·路加福音》所言：“先知在家乡是不受欢迎的”。很多伟大思想家因其敏锐目光、前瞻思想，往往领先于时代，而遭到时代误解，甚至被时代伤害。他们的遭遇往往可分为四类：
●不容于时代。思想超前，与旧时代精神相悖，以致被视为“异端”，直至多少年后才得以被历史正名。如发现了天文规律的哥白尼、伽利略。
●伟大，却曾被历史遗忘。因为历史的偶然因素一度被遗忘。如亚里士多德曾因雅典学院的关闭，消失在中世纪的欧洲，直到阿拉伯人的书籍回流到欧洲，文艺复兴的帷幕才有机会掀起。
●生前无名，死后大放异彩。因为环境、机遇所限，生前并不为人所知，直至去世后其价值才被发现。如一生清贫无名的维柯，开创了历史哲学这一重要领域，后世思辨历史哲学、分析批判历史哲学均由维柯理论而来；再如发现遗传学规律的孟德尔，其研究成果直至1900年才被人发现，去世多年的孟德尔被后人冠以“遗传学之父”称号。
●誉满圈内，却不能名贯天下。还有一类先知，他们的思想虽然终被接受，但仅限于专业圈子内部，很难进入一般读者视野，因而于大众而言，成了某种“隐没的先知”。如中国最接近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杨小凯，20世纪掀起继康德之后再一次“哥白尼革命”的哲学家波兰尼——前者由于其去世过早以及其它不可言说的原因，后者因为其思想过于隐涩深奥，都成了大众中被隐没的先知。（关于杨小凯的经济思想，推荐阅读《向死而生：杨小凯和他的三次范式革命》）
前三类思想先知，不管之前遭受何等不公，都最终为大众所知，这是历史的幸运，也是人类的幸运。唯独第四类——被“隐没”的先知，至今仍未能进入大众视野。这既是先知的遗憾，更是大众读者的遗憾。因此，这个时代，我们最应该去关注与发掘的，首先是这些“隐没的先知”。
黑格尔曾说：“仆从眼中无英雄，那不是因为英雄不是英雄，而是因为仆从就是仆从。”伟大的先知被隐没，不是因为其渺小，而是伟大的思想往往超越普通人认知，以至于不能被轻易发现与重视。在21世纪的今天，就有这样一位被隐没的先知：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熊彼特和凯恩斯同生于1883年，两人之间既惺惺相惜，也充斥不屑与论争，可用“一时瑜亮”来形容：凯恩斯关注“短期”经济均衡，为治疗西方世界的“大萧条”提供了一剂“急救针”，成为了宏观经济学之父，其名言“从长期看，我们都死了”更是流传至今；而熊彼特更关注经济发展的长期演变与根本动力，他曾说：“凯恩斯的人生哲学基本上是短期哲学”。在那个危机四伏、追求当下速效的纷乱时代，人们没有耐心理解他，因而很长一段时间，其思想并没有引起足够重视。但在他和凯恩斯的对比中，管理学大师德鲁克如此说道：“在某种方式上，凯恩斯和他重演了西方历史上最著名哲学家的对抗——才华横溢、精明机智、锋芒毕露的诡辩者巴门尼德，与动作迟缓、面貌丑陋，但却富有智慧的苏格拉底之间的论辩。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没人比凯恩斯更有才气，更精明，他则表现得平淡无奇——但他有智慧。聪明赢得一时，而智慧天长地久。”▲创新理论之父，约瑟夫·熊彼特（1883-1950）。熊彼特年轻时有三个愿望：“做维也纳最出众的情人、欧洲最好的骑士、世界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前两个愿望是否实现不得而知，但毫无疑问，他早已成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当代经济思想史家马克·布劳格说：“他是二十世纪经济学界的巨人，他提倡的整体经济过程视野，足以与亚当·斯密及马克思相提并论。”《福布斯》在1983年熊彼特和凯恩斯100周年诞辰之际宣称：“是熊彼特而非凯恩斯，为席卷世界的快速经济增长提供了最好的指引。”西蒙·哈里斯更是强调了熊彼特在其他领域的诸多成就：“熊彼特是非凡的经济学家，但是，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也把他视为各自领域的一颗明星。”熊彼特开创了很多全新经济学思想范式，这些思想不仅具有极强开创性与系统完备性，到了科技创新如此发达的今天，魅力更加突显；随着最近三十年信息革命的蓬勃发展，更是成为了专业学者必谈：据统计，他提出的理论之一“创造性毁灭”，在西方世界被引用率仅次于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197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萨缪尔森说：“他的思想仍与现在及未来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国经济学者张维迎，更是以他的名字命名了一种新的经济学范式：熊彼特经济增长模型；然而，誉满学界的同时，熊彼特始终没能进入普通读者视野，这无外乎其思想的超前与深刻。但先知可能会隐于一时，终究会爆发出惊人的力量，为时代指引方向。当下中国，民营经济正遭遇巨大困境，经济增长出现疲软迹象，在全球竞争中，又开始露出全面落后于世界的迹象。此时唤醒熊彼特，将熊彼特推向大众，理解熊彼特五大开创性思想，从中汲取崭新的理论滋养，显得颇为及时。如今，“企业家精神”和“创新”已经成为讨论经济学的常识概念，但在过去并不是。以往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讨论经济增长、社会进步，往往从分工、资本、市场、法治、伦理等维度切入。如斯密经济学以“分工”为核心，新古典经济学以“资源配置”为核心。熊彼特却石破天惊破提出——“创新”和“创造性毁灭”才是社会发展进步的根本动力，“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才是实现“创新”和社会进步的载体。“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一词并非熊彼特创造，但是第一位真正如此重视“企业家”及其带来的“创新”的，是熊彼特。因而他被后人尊称为“创新理论之父”。●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entrepreneurship）在传统认知中，人们定义企业家的核心词汇是“利润”。无论是蔑视企业家的人，称他们“唯利是图”“剥削劳动”，还是为企业家正名的人——他们只是宣称“追逐利润”是正当的、进步的，并引用斯密的“自利”理论。〇 熊彼特则重新定义了“企业家”概念——企业家不是简单的商人、公司管理者。熊彼特从能力、雄心或愿景角度来谈企业家，他心目中真正的企业家追求的不是利润，而是成功的事业。从这一角度来说，熊彼特与凯恩斯都有着强烈的“反感功利主义”倾向。正如198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勒所说：“熊彼特蔑视那些以唯利是图的动机来解释理论的人。”用熊彼特的话说就是：“这样一类特殊人种，他们四处寻找艰难和挑战，为了改变而寻求改变，他们敢于冒险，乐此不疲。”〇 扩大了企业家的半径——人人都能具备企业家精神。人们常常认为，只有从事商业的人才能说具备企业家精神。熊彼特却认为，不满足于接受既定环境，有着非凡想象力、意志力和风险承受能力的人都可以说具备企业家精神。因此，企业家精神是一种广泛的精神气质，它并不独属于某一群体，就像中国先贤孟子与王阳明所说：人皆可为尧舜。〇 为资本家正名——企业家不是资本家，但资本家很重要。普通人往往将企业家与资本家（投资家）混为一谈，这是一个影响极其恶劣的误解。同时，人们又习惯于抨击资本金融的贪婪和狡诈，企业家也成了被攻击最多的一个群体。熊彼特清醒地指出：其一，企业家不是资本家；其二，风险承担者是资本家（投资家）而非企业家；其三，是投资银行家为企业家创造了新的信用资源与资金购买力。在熊彼特理论中，“企业家”和“投资银行家”是经济体系中最重要的主角。金融中心或货币市场中心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总司令部”，而企业家是经济世界里的“酋长”、社会面团中的“酵母”。熊彼特生活的年代正是一个“创新”的年代。彼时正值第二次工业革命蓬勃发展，大型公司如福特、美孚石油、重要发明如电、汽车、电话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这种环境下，熊彼特深刻意识到“创新”的重要性。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熊彼特这样说道：“忽视资本主义中创新这一要素，就像没有丹麦王子的《哈姆雷特》。”
后来，人们将熊彼特创新理论归纳为五种——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市场创新、资源配置创新、组织创新。可以说，21世纪的今天，一切商业创新都是这五类创新的具体实践应用。提起商业（经济）周期理论，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可能是哈耶克。而比哈耶克商业周期理论更具有开创性的，是熊彼特提出的一个全新的商业周期理论：创新带来新产品或新服务，企业争相仿效，景气跟着繁荣；直至无利可图，景气随之衰退；此时再出现新商品或技术，景气又会回升，如此不断循环。这种“独占→防卫→竞争”的动态过程，是一个既“创造”又“破坏”的“创造性破坏过程（Process of Creative Destruction）”，即“创造性毁灭”。更重要的是，这个过程，并不按照“概率论一般原理”连续均匀地分布在时间序列之上，而是时断时续、时高时低，有时“群聚”，有时稀疏，因而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就有大小、久暂之分。这个时高时低、时疏时密的间断性过程，就产生了经济周期。熊彼特生活的年代正是经济学蓬勃发展的高峰期，彼时“经济学均衡理论”已逐渐成型——其最大的弊病就是，将经济现象当作“静态”的，永远将生产者行为停留在呆板的生产函数上。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变革中国》一书作者科斯，曾经这种经济学模式形象地称作“黑板经济学”。漠视了经济体系的持续变化、企业家精神和大企业的演化历程；将人性的无限创造性和经济体系的复杂性置之度外；将企业追求独特性和垄断的基本目标和事实置之度外；将预期的不确定性和知识信息的创造置之度外；将经济体系的动态、演化、非线性、非均衡置之度外。
此外，当时主流经济学持以“以消费者（需求者）为主导”的思维范式。而熊彼特却认为，经济体系动态演化的关键力量并非是消费者行为，而是生产者的创新行为。熊彼特认为，不仅是需求影响生产，创新也能反向决定需求。正如亨利·福特所说：在我生产出汽车之前，我问顾客最需要什么，他肯定会告诉我，是一辆更快的马车。熊彼特这一思维范式的转换，从根本上颠覆了统治主流经济学数百年的静态均衡思维和分析范式，开创了一种全新的经济分析范式——创新和企业家精神分析范式。正如熊彼特所说：资本主义本质上是一种经济变动的形式或方法，它不仅从来不是、而且也永远不可能是静止的。“非均衡”才是经济发展的常态，而包括凯恩斯在内的主流经济学者，都是一群“无聊的均衡追逐者”。
动态的、非均衡的经济学范式革命以来，经济学大厦的一个新分支——演化经济学在20世纪70年代发展起来。可以说，演化经济学的理论，就是建立在熊彼特学说基础之上的。现代科学产生以来，人类越来越崇信“科学理性”的力量，越来越多人试图将自然科学准则应用到社会科学中。但理性的滥用，终会产生反噬。20世纪以来，多数经济学者坚信，只有能够严谨数学化的经济理论或模型才能称之为科学。而熊彼特坚决站在反对立场，他指出，将经济学视为物理学一样的“硬科学”，至少犯了三个错误：●错误一：将真实世界过度简化。要实现经济学的完全数学化，并与理论物理学相媲美，就必须给经济学模型建立一些极其严格和不现实的假设（如物理学中假设“摩擦力不存在”），让经济学与真实世界脱节。经济学中，最典型的假设就是“经济人假设”，但问题在于，这并不符合人类真实的行为模式。●错误二：忽视了人类经济行为从根本上无法精准描述和预测。首先，人类行为高度复杂，那些超群绝伦的个人崛起及影响，无法用抽象的科学理论来分析；其次，人类社会会随机发生各种事件，变量太多——这两个因素往往纠缠在一起，严重制约了我们预测未来的能力。熊彼特说：“一切社会决定论的思想信条，没有任何操作性。”这对于那些深信或迷恋经济学预测能力的人，无疑是当头棒喝。●错误三：忽视了人具有世界观或意识形态，会加大复杂性。社会科学（包括经济学）和所谓硬科学（自然科学）之间的另外一个重要区别是：每个人因为其所处的社会环境不同，其世界观或意识形态必然有差异。意识形态或世界观的不同，并不会影响对自然现象的认识，却会对认识社会现象产生巨大影响。正如索罗斯的“反身性理论”、尤瓦尔·赫拉利“人类社会是个二级混沌系统”所言，人的主观能动性会让本就不能预测的社会，变得更加复杂。凯恩斯也曾以“动物精神”替代理性人，批判主流经济学的过分简化假设，但却没有引发经济学范式转换，最终也被主流数理经济学融化吸收。熊彼特是第一位系统化批判主流经济学的思想家，他曾说：“精确的经济学同精确的历史学一样难以实现”。今天如火如荼的“行为经济学”、“复杂经济学”等前沿经济学、社会科学范式，无不来自熊彼特的这一范式转换。正因如此，美国经济学家赫伯特·基希称熊彼特为“现代社会科学的巨人”。不要以为熊彼特只是一位赞颂资本主义、容易反被对手贴上意识形态标签的经济学家。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上，他可能超越了几乎所有思想家。正如熊彼特的一句名言所说：“股票交易只是圣杯的劣质替代品。”●官僚化破坏创新。创新与破坏的反反复复，并刺激收入迅速增长，问题也会相应而出：较小的企业被较大的企业替代，最终将是官僚化的管理者代替创新型企业家经营企业。这些管理者不像主人而更像雇员，他们偏好稳定的收入和工作保障甚于创新和冒险。资本主义将失去创新动力以及不断进取的精神。●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破坏创新。收入增长会培养出大量中产阶级知识分子。拥有大量闲暇时间的知识分子将批判资本主义体系，竭力推行增强政府官僚经济作用的措施。对资本主义赖以生存的收入不平等的怨恨，也将在知识分子中间愈演愈烈，他们将竭力采取保持收入平等的措施，这些活动亦将减少冒险与创新的动力。●资本主义会破坏家庭，减少资本来源。家庭对于资本主义来说非常重要，因为家庭是储蓄的主要来源。资本主义的目的是满足个人需求，而家庭需要升华个人的欲望和妥协。资本主义的发展常常会破坏家庭，从而摧毁了自己的基础——未来发展所需要的资本。熊彼特并非危言耸听。资本主义垄断化和官僚化、家庭的破损，如今已经成为组织行为学、政治学、发展经济学的核心课题。不同政治派别的民主政治过程分析，不同投票体系及其意义研究，布坎南开辟的公共选择学派，都可以溯源到熊彼特的这一思想体系。熊彼特及其重视历史对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性。他常说：一位经济学家，如果不同时是一位数学家，一位统计学家，特别最重要的是一位史学家，那就不配作为经济学家。只有重视历史经验，才能使社会科学免于成为空中楼阁般地构造模型。熊彼特也曾说过一句对准备入门经济学的人，极具引导意义的话：假若我现在重新开始研究经济学，只能选择一门学科来研究，那我选择经济史。有三个理由——其一，经济现象，是在历史长河里演化的一个独特过程。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历史经验，他就不可能理解任何时代的经济现象。其二，历史记录不可能是纯粹经济学的记录，它同时反映了制度性事实。这些基本制度性事实不是纯粹的经济学事实，因此，经济史是帮助我们理解经济力量和非经济力量（各种社会科学）如何相互作用、相互关联的最佳途径。其三，经济分析里所犯的根本性错误通常都是源于历史经验的欠缺，而不是源于其他研究方法和工具的失误或欠缺。熊彼特自己也曾深耕于经济史领域。1954年，熊彼特遗作《经济分析史》出版，该书为所有对经济学史感兴趣的读者，提供了一个从经济学起源、一直到20世纪中叶各个经济学思想家的宝库。在书中，熊彼特汪洋恣肆评点各个时代伟大经济学者——斯密、马克思、凯恩斯。如今，《经济分析史》已经成为经济思想史中“圣经”般的存在，197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蒙·库兹涅茨曾称赞此书是“一部崇高而又宏伟的著作”。熊彼特对企业家精神和创新的强调，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的分析，以及他对经济思想史的梳理，无不影响深远。当下中国，疫情后的经济复苏成为难题，民营经济正遭遇巨大困境，与世界、全球化的关系也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危机。在一个完全由创新驱动的知识时代，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熊彼特。熊彼特思想至少能为当代中国，提供以下三点动力：●为中国经济增长转型提供理论资源——熊彼特型增长。
一般而言，经济增长可以通过两种途径实现：一种是斯密型增长，以比较优势为基础，通过专业化分工，实现规模经济和经济增长。另一种是熊彼特型增长，即通过发挥企业家精神，借助“创造性破坏”力量提高生产技术水平，实现经济的集约化和可持续创新增长。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经济增长路径，具有典型的斯密型特征。而当下中国经济路径遭遇转型瓶颈，反应在理论上，就是亟待从“斯密型增长”转换为“熊彼特型增长”。张维迎老师曾反复说道：“企业家精神是市场经济的灵魂”，可视为是熊彼特思想在国内的代言。知识是创新的关键原材料，而企业家精神是将知识与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联系在一起的关键环节。未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也只能依靠企业家精神，因此如何开发和解放企业家精神，依赖于我们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进一步改革。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中有这样一段话：“在中国，我们确实发现有一套处理当时农业、商业与财政问题的高度发展的公共行政制度……但是没有留传下来对严格的经济课题进行推理的著作，没有可以称得上我们所谓“科学”著作。”对中国经济早熟、但分析滞后的困惑，被当代学者称之为“熊彼特之问”。其有两层含义：一是承认中国古代商业特别是货币经济的发达；二是中国先贤未能就将丰富的实践经验推理总结为理论化、系统化思想，因而缺乏“分析”，够不上科学。理解经济学与经济史，不能只从西方的经济历史中寻找答案。如何回应“熊彼特之问”，中国经济学者如何系统性解读中国乃至世界经济的经济思想，无疑成为了当代中国经济学人的责任担当。不止是思想体系的开创性、与之于现实的伟大意义，熊彼特的人生同样波澜壮阔。在《创新的先知：熊彼特传》一书中，作者托马斯·麦克劳为我们展现了熊彼特极其鲜活的一生：他4岁丧父，遭家族冷漠，得幸于母亲的坚韧才在教育学业上终有所成；
青年时代，熊彼特野心勃勃，财富、学术、从政，都是他的伟大追求。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其思想“天才奔涌”“大胆创新”的特质最为引目；中年时代，一战爆发，熊彼特的祖国奥匈帝国战败且解体。时代的重创让熊彼特体会到社会的无常与残酷。不久，他的家庭也遭遇灾难，妻子、母亲与未出生的孩子相继离世。这些重大事件塑造了熊彼特的思想转变，开始走向深沉、悲观、与冷静；1932年，熊彼特移居美国，在哈佛大学度过了最后、也是最漫长、成果最丰富的学术生涯......一生充满传奇经历和人生动荡的熊彼特，恰好是人类生活充满不确定性和不可预见性的最佳注解。如今，熊彼特去世已70余年，但关于其思想的争论、发展仍在继续。在学界，熊彼特已成为创新实践家与专业学者的必谈，也有独立的“新熊彼特学派”形成；对于大众读者来说，他依然没有获得老对手凯恩斯那般“盛名”。但正如弗里德曼所说的那句名言：“谁在知识界论战里胜出，是毫无疑问的。”任何一个面临现代化转型、经济持续发展难题的国家，都应该在熊彼特思想中汲取智慧。读懂一个人的思想，往往有两种途径：一是直接阅读他的思想，二是去读他的传记，在其人生历程中感悟其思想形成、变化。一般而言，很少有一部著作能同时做到“思想+传记”两种功能。而哈佛大学商业史学者、美国普利策奖得主托马斯·麦克劳所著《创新的先知：熊彼特传》，就是一部能兼具二者的绝佳著作——他既深刻洞察了成长经历与时代背景对熊彼特思想的塑造，又以专业学者的严谨态度，将企业家精神、创新、创造性毁灭、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等熊彼特思想的核心议题，悉数“深入浅出”勾勒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