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问在前苏联，谁的名字被用来命名街道、学校、图书馆、集体农庄等的次数最多，人们也许会脱口而出：斯大林。——不，结果出人意料，是帕夫利克•莫罗佐夫，一个告密“小英雄”。

　　帕夫利克出生于俄国乌拉尔地区一个偏远的乡村，按照当时苏联官方的宣传：12岁的帕夫利克投身于共产主义事业，是学校少先队的领袖，因父亲伪造文件出卖给苏维埃的敌人，他毅然决然向政治警察格别乌（即后来的克格勃）告发，他祖父、祖母和舅舅对此怀恨在心，将他和8岁的弟弟残忍杀害。

　　因为这一事件，他全家几乎灭门：父亲被判10年徒刑，投进古拉格集中营，随后被处决；祖父、祖母和舅舅在村中被铺并在随即召开的公审大会上被宣布为杀人凶手，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而也因为这一事件，帕夫利克成了苏联英雄。全国所有的报纸杂志对其进行大张旗鼓的宣传，高尔基一马当先，撰文：“少先队员帕夫利克•莫罗佐夫的英雄行为对少先队员会产生极大的社会教育意义。他们当中的很多人会明白，如果亲属变成人民的敌人，那他就不是亲属了，只是敌人，没有宽恕他的任何理由。”并在帕夫利克的纪念碑上题字“对他的怀念不应消失”。

　　在以后的几十年间，苏联政府为“小英雄”树立了无数的雕像，甚至享受了连斯大林都没有享受到的将头像印在明信片、邮票和火柴盒上的殊荣。无数作家艺术家为其立传、唱歌、作画，所有的苏联儿童在加入少先队佩戴红领巾的时候，都必须在其雕像前宣誓，并高唱歌曲《向帕夫利克•莫罗佐夫看齐》。

　　然而，苏联解体之后，人们翻开尘封的档案，才目瞪口呆地发现，这个“小英雄”的事迹，竟然全是编造的！！！

　　真实的情况是：帕夫利克的父亲是个退伍红军，为苏维埃政权卖过命流过血，回村后三次当选为村苏维埃主席。而他的母亲却是个好吃懒做的女人，不做饭、不打扫房间，为此没少挨丈夫的打，可是本性难改。他父亲性子耿烈，不如意的家庭生活终于使他抛妻离家，住到了一个相好的女人家里——这样的事在当时的苏联农村很普遍。父亲走后，他母亲开始后悔，但又没有办法把丈夫叫回来，于是这个愚蠢的女人想出一个损招：让儿子帕夫利克去向格别乌告发丈夫，就说他是苏维埃的敌人，以为这样一来，丈夫就会害怕，就会回心转意回到她的身边。

　　那么，帕夫利克又是怎样的孩子呢？他当年的老师撰文：说帕夫利克投身共产主义，是少先队的领袖，简直是胡说八道，那时在我们那偏远的原始林区，还没有成立少先队呢，而帕夫利克连共产主义是什么都不知道，他经常旷课，只能算是一个顽劣的孩子。可是，当时这种话不能说，说了会要命的。

　　还有一个最大的谜团：帕夫利克和他的弟弟是被谁杀死的呢？俄国学者德卢尼科夫经过多年研究，在《告密者001：帕夫利克•莫罗佐夫》一书中断言，凶手绝不是非常疼爱帕夫利克的祖父祖母和舅舅，而是“执行者”，这个“执行者” 为了激发人们对“阶级敌人”的痛恨，必须制造出耸人听闻的事件，而最便捷最能激起人们义愤的手段，就是杀死告密者，然后把他树立为英雄，让人们以他为榜样，学习他和敌人——哪怕这个“敌人”是他的父母——勇敢斗争的精神，从而在全国形成告密的狂飙。这个“执行者”不言自明。

　　可怜的帕夫利克一家六口，就这样成了红色政权的祭品。

　　其实，不独苏联，似曾相识的一幕我们也经历过。

　　在那个“史无前例”的时代，有多少亲人之间互相告发、反目成敌，恐怕难以计数，其中最为著名的，是15岁中学生张hong兵大义灭亲“和反革命母亲坚决斗争”，将母亲捆绑告发，致母亲命断刑场的事情。张hong兵可谓是中国的帕夫利克，不同的是他幸运地活着；而他的告密之所以最为著名，是因为几十年后，他人性复苏，公开发文对自己当年的兽类行径表示忏悔，这在中国尚属首例。——就这点而言，我们应该向张hong兵先生的坦诚和勇气表示深深的敬意。

　　什么土壤长什么花。商鞅的连坐法开启了中国这片土地上告密有功制度的先河，历经武周、朱明、康乾，直至融入了苏俄模式的“史无前例”而达到顶峰。

　　当告密者能够成为英雄的时候，人们必然争先恐后地争当这个英雄，一为逐利，二为自保，因为谁也不知道自己会不会成为被告密的对象。有人把这归结为人性之恶，其实不然，这是制度之恶强制性地将反人性的毒素注入到了人的肌体里。

　　那么，专制极权为什么热衷于大搞告密之风呢？德卢尼科夫一语道破：“对政权有利。告密者从内部破坏家庭，使家庭丧失抗拒能力。”这是震慑民众、实行恐怖统治非常重要的一环。而且，告密行为要从娃娃抓起，要让告密的意识在他们稚嫩的大脑扎根，这样的话，等他们长大成人，告密就会成为他们的一种近乎本能的自觉的行动。

　　鼓励告密的社会是人人自危的社会。告密使人与人之间失去最起码的信任，撕碎人们正常的价值判断，摧毁社会的道德基础。

　　不可否认，就在我们周围，告密意识深深扎根于脑际的人还大有人在。每当看到和自己的观念不一样的言行，首先跳入他们脑海的就是两个字：告密。这些帕夫利克们不图名不图利，完全是出于本能的“自干”，因为那个从小侵入他们脑际的告密的恶魔在驱使着他们，使他们不“干”不快。在此，对他们鄙视的同时，也表示一些同情，因为他们毕竟是专制制度的受害者。

　　保持独立人格和同情心，尊重他人的观点和隐私，应该是一个心智健康的人最基本的道德标准。这个道德标准在告密者能够成为英雄的时代被扔进了垃圾堆，如今我们重新捡起，上面难免沾满灰尘，就像帕夫利克的雕像虽然在俄国已经被全部拆毁，但杜绝告密尚需时日一样。

　　不过，我们有理由相信，如今滋生告密的土壤在一点一点萎缩而不是在扩大，更相信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光明磊落而不是心理阴暗的躲在墙角放冷箭的人。就这点而言，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想以告密成为“英雄”的人可以休矣。

２０１７．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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