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理论与批评】数学思维与知识化写作的困境——评李洱长篇小说《应物兄》
推送按语：
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严肃的文艺批评的重要性，因而，不时会听到对这样的批评的呼吁之声，然而悖论的是，严肃的文艺批评却依然少之又少，如果不是没有的话。这自然是一个重要问题，值得加以研究和解决。但首要的，是推动严肃的文艺批评的发生、发展。为此，本期推送鲁太光的批评文章《数学思维与知识化写作的的困境——评李洱长篇小说〈应物兄〉》。在这篇文章中，作者以2019年度声势煊赫的小说文本《应物兄》为对象，对当今文坛存在的把主要精力用于钻研“文学成功学”而非文学，以及忽视拓展作品精神、情感空间，反而以僵硬的知识化写作排斥、解构文学精神、情感的行为进行了深入剖析，颇有启发，甚至给人以警醒之感。然而，我们也深知这不过是一家之言，有所“见”，必然也有所“不见”，因而，我们欢迎商榷乃至反批评的文章与声音。这一切，都是为了形成严肃的文艺批评氛围。
所以产生这种感觉，是因为我觉得自己读的不是评论，而是“授奖词”，还不是一般的“授奖词”，是在茅盾文学奖乃至诺贝尔文学奖中也难得一见的那种高级“授奖词”——一部长篇作品，没有经过任何沉淀，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获得近乎盖棺定论的褒奖，无论如何，都有一种幽默感（冷幽默）在里面。2这种褒奖，自小说甫一面世就开始了。《收获》发表上半部时，就说它的出现“标志着一代作家知识主体与技术手段的超越”，“构成了一个浩瀚的时代星图”3。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单行本时进行了话语升级，认为“对于汉语长篇小说艺术而言，《应物兄》已经悄然挪动了中国当代文学地图的坐标”4。一部作品改变了中国当代文学坐标！这样的评价，可谓空前。不过，我们都知道，对于文学出版单位而言，除了要考虑所出作品的文学价值外，还要考虑其经济价值，因而在推介中有所夸大实属常态，也可以理解——文学出版不易！让人不解的是，在研讨会上，这种褒奖竟更进一步，成了“花式夸奖”。比如，《收获》杂志2018年12月24日在上海作协举办了“长篇小说《应物兄》研讨会”，会上一些评论家的发言就很是吸引眼球。比如，有评论家认为《应物兄》“因为其特殊的中国风度而具备了世界级文本的因素，甚至是这些年不算多的几部拥有世界级作品气象的出色作品”。有作家、评论家呼应这一论断，认为《应物兄》是“一本世界级的小说”。有评论家认为《应物兄》是“重新发明的小说”。有评论家认为这是一部“可怕”的“魔鬼般的作品”。有作家认为这是以《围城》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小说的升级版。有作家认为“《应物兄》让一些作家与他们的作品变得不再重要，甚至直接被覆盖掉”，而且在他看来，这部小说不仅对历史提要求，更对未来提要求，因为“《应物兄》之后，小说的写法、功能已经悄然更新，李洱之后的小说家必须考虑如何从《应物兄》再出发”。即《应物兄》是神秘的母体，不仅能衡量小说，而且还能孕育小说。更多评论家从小说引经据典这一特点切入，认为这是“百科全书式的写作”5。随着时间延伸，篇幅较长的评论也出来了，除了零星的批评声6，更多的还是从各种角度对《应物兄》进行褒扬。比如，有作家认为《应物兄》之后，“一个新的中国小说形制诞生了。它将不仅仅排除异己，它还将排除自己。相信我，你现在读到的，是你所能看到的‘仅此一部’的那种小说”，而且，他还预见到这部小说必将“经常性地承受‘乏味、过长，被评价过高’（罗迪·道伊尔）诸般严峻的判词”7，从反面论证其独特伟大。还有评论家认为这部小说“更像一本向古老说话体典籍致敬的大书”，随后将这部“大书”定位为《史记》。8《应物兄》获得这么多的高评、好评，除了出版单位的大力推动，以及文学界朋友，尤其圈子里的朋友加持外，还有一个深层原因，那就是中国当代文坛生产力匮乏，尤其是长篇小说生产力匮乏。我们每年出版几千部长篇小说，可拿得出手的佳作却少之又少，这使整个文坛沉浸在一种难言的不满与焦虑之中，因而每有一部不错的作品出来，大家便一拥而上，高唱赞歌。但在这样的气场中，却忘了一点：批评的客观性。即使出于不便明言的原因表扬，也要适可而止，否则就成了反讽，成了高级黑。从长远看，这对作家比批评还要尴尬，而对文学的伤害也与不负责任的批评一样严重，如果不是更严重的话。不过，笔者之所以撰文讨论《应物兄》，除了上述一般性的问题外，还有特殊原因，即在笔者看来，《应物兄》集中展示了当前文学创作中的一个典型问题——以数学思维9推动文学写作。而数学思维对当代文学写作的影响，尤其是负面影响，目前却鲜有讨论。
首先是外围数字。这类数字尤为出版单位和媒体所称道。比如，无论是《收获》长篇专号2018年秋卷，还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单行本，都在突出位置标明这部小说“李洱整整写了十三年”。这一数字，更是媒体关注的焦点。10与此相关的，还有“3台电脑”、“200万字”、“90万字”等。这些数字组合起来，制造了一个奇观：李洱用13年时间，写坏3台电脑，写出200多万字的初稿，后经反复批阅、增删，最后写出了90万字的《应物兄》。11这是一个何其宏大的文学“事件”！除了这些外围数字，还有一组涉及小说文本的内部数字。这组数字更加漂亮：“据统计，小说涉及的典籍著作四百余种，真实的历史人物近二百个，植物五十余种，动物近百种、疾病四十余种，小说人物近百个、涉及各种学说和理论五十余种，各种空间场景和自然地理环境二百余处”12。正是凭借这些数字，《应物兄》被诸多评论家称为“百科全书式的小说”，或被称为“年度知识密度最高的小说”。乍看起来，这些数字风马牛不相及，其中并没有什么本质联系，然而，细细思量就会发现问题所在——不知从何时开始，我们对文学作品的评价已经悄然从本质转向表象了，从对作品思想和情感的勘探转向各种各样的新闻和噱头了，从“怎么写”——这可是新时期以来纯文学作家们最乐于念叨的标准——转向“写什么”——这也是新时期以来纯文学作家们一度最反感的标准——了，而“写得怎么样”更是在一定程度上被悬置起来——我们评论中的许多观点缺乏论证。也就是说，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已经形成一种风气，一部作品要想获得承认，就要在文学界，甚至社会上造出些动静来，而且似乎动静越大认可度就越高。坦白地讲，这种风气，使我们的一些作家魂不守舍。更进一步讲，我们的一些文学创作，以及围绕着这些创作制造出来的动静，有时候往往是为了某个非文学的目标——比如获奖——开展的。这是数学思维，或者说计算心理对文学的又一影响方式。关注这些年文学界状况的人，都会注意到一个现象：每到“茅盾文学奖”评奖前一年，尤其是这一年的下半年，一般都会有超过平常年份的长篇小说出版，这一年一般会成为长篇小说出版的大年。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现象，是因为这一时段推出作品、展开研讨、进行宣传，是为评奖造势的最佳时机。2018年是“茅盾文学奖”评奖年，《应物兄》与诸多作品一道闪亮登场，真心希望这只是一个巧合。13说到这个问题，还有更用心的。一些作家不是将精力放在提升文学素养上，而是致力于研究文学奖，研究写什么样的题材、内容，甚至写多少字才能获奖。对作家个体而言，这种精确的计算似乎无可厚非，但实际上这已经远远偏离了这些文学奖设置的初衷，更远离了文学的本质。不过，这些只是文学写作中数学思维的通俗乃至庸俗表现。被这些问题所绊倒的作家，大多是末流作家。笔者所要重点探讨的，是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即“影响的焦虑”。“影响的焦虑”是美国文学理论家哈罗德·布鲁姆提出来的一个诗学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在迟来者诗人的潜意识里，前驱诗人是一种权威和“优先”，是一个爱和竞争的复合体。为摆脱其影响，迟来者诗人必须极力对抗，以获得自己的独立性，为自己的作品在诗歌史上争得一席之地。如果没有这种争取永存的“意志力”，迟来者诗人就很难取得成功。即由于“影响的焦虑”，后来者诗人迸发出一种对传统、前驱进行误读、修正的动力。对当下文学创作而言，这一理论似乎有一定说服力：不要说古典文学传统，就是始于新文化运动的现代文学，也已有一百多年历史。这一百多年中，中国经历革命、建设、改革等重大变动，社会思潮奔涌激荡，屡次迭代。与此相伴，中国文学也经历多次思潮、多种运动、多样探索，不同作家在不同文体、不同主题、不同技法上进行探索，文学边界不断拓展。再退一步，就是从70年代末发端的新时期文学算起，在40多年的时间里，我们经历了多少文学思潮与探索呀！仅就小说而言，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向社会事件寻求文学潜能；寻根文学，在现代压力激增的情况下，向民间、传统延伸触角；先锋文学，以激进的姿态，向语言、叙事，向文学自身突进；新写实，在经历了现实主义的宏大和先锋文学的虚空后，突入日常生活的沉闷、滞重；底层文学，重新呼唤文学的社会视野、担当意识……略作梳理就会发现，我们的当代文学似乎十八般兵器都耍过了。面对这一境况，后起作家的出路在哪里？当代文学的出路在哪里？我们还能不能创造出新的小说美学？我想，这是不少当代作家纠结的问题。李洱是当下比较有理论自觉和抱负的小说家，笔者揣测，一部《应物兄》写了13年，在相当程度上，就与这种“影响的焦虑”有关。换言之，李洱要挑战传统，“建构新的小说美学”14，“再造”小说。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应物兄》，李洱也实践了自己的诉求。关于这一点，评论家们多有论述，归纳起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小说叙述视角上的创新，即借助于应物兄这个特殊的叙述人，“作品设置了一种三层嵌入式的叙述视角”，使作者/叙述者“获得了一种‘究天人，通古今’的超越性的自由”，能够“游走在时间与空间、梦境与现实、已知与未知相互接引的界面上”15。二是现代与传统互融的努力，即以现代思维消化古典遗产。比如有论者指出，在小说章节命名上，李洱就借鉴了以《诗经》为代表中国古典文学传统，从而获得了一种“无理之妙的美学效果”。16还有论者以古代文论传统为参照解析《应物兄》中的先锋性追求。17三是发明了明暗两种话语，即由于乔木先生的“教导”，应物兄学会了两种语言，一种是可以直言的口语，一种只能腹诽的腹语，因而使应物兄获得了一种“特异功能”，就像金庸武侠小说中的周伯通一样，不仅可以跟对手“搏斗”，而且还可以跟自己“搏斗”。这样的话语创造，不仅省却了不同语态下话语转换的麻烦，使小说叙述相对流畅，而且使应物兄获得了极大的话语权，能够随意褒贬臧否——虽然是阿Q式的。这一手法还具有某种隐喻色彩，告诉我们，现代人，尤其是现代知识分子可能是多面人，因为他们不止拥有一种语言。四是反讽与端正两种叙事基调交织，即小说一面以反讽手法讥刺现代人物的蝇营狗苟，一面又对一代人的撤离依依不舍。18两种语调交织，既丰富了小说情感意蕴，也冲淡了阅读中的乏味感。最后，是海量知识话语的纳入。这一点是一些评论家最看重的，认为正是由于这一点，《应物兄》才成为一个超级文本。毋庸讳言，“我们的《应物兄》”是一个庞大固埃，但问题是，这个庞大固埃是不是有机体？或者说，李洱是否借此构建了新的小说美学？对这个问题，笔者与多数评论家看法不同。笔者以为，《应物兄》是一部展示了作家雄心和耐心的小说，但却很难说是一部成功的小说，更难承担上文提到的一些评论家给予它的种种溢美之词。对此，笔者以纳知识入小说这点为例予以说明。我们知道，《应物兄》的巨大声誉主要建立在这一基点上。对这个问题，不同评论家的看法不尽相同。比如，在《收获》杂志社举行的研讨会上，几位评论家就对《应物兄》中知识的形态、作用、可靠性等有所争论，方岩认为《应物兄》中的知识具有“补偿”式的教育作用，而张定浩则认为小说中的知识不是为了对读者进行教育，而是“为了让我们产生信任感”19。然而，尽管小有分歧，但对《应物兄》将知识化为小说骨肉的做法却普遍赞同。但在笔者看来，这些讨论可能在起点上就不怎么可靠。尽管李洱在小说中引用、“制造”了大量典籍，讲述、戏仿了大量典故，铺陈、罗列了大量动物、植物、生物现象，但我们却很难说这就是知识，因为，以我的个人阅读感受，这些文字不仅没有给我以教育和补偿，也没有让我产生信任感，更没有让我感受到知识更为重要的作用——让心灵在一切方向上充分涌流。据笔者观察，小说中，应物兄——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作者——最赞赏的“知识点”有两处。一处是程济世在北京大学演讲时，对提问者“我们与孔子时代的中国人，还是同一个中国人吗？”的回答：“传统一直在变化，每个变化都是一次断裂，都是一次暂时的终结。传统的变化、断裂，如同诗歌的换韵。……正是因为不停地换韵、换韵、换韵，诗歌才有了错落有致的风韵。每个中国人，都处于这种断裂和连续的历史韵律之中。”为了凸显这段话的重要性，应物兄不仅在聆听时觉得“应该一字一句记下来”20。而且后来他最敬重的老师芸娘点拨他，说现代知识分子虽然不是“传统的士人、文人、文化人”，“但依旧处在传统内部的断裂和连续的历史韵律之中”，因而，“每个具体的人，都以自身活动为中介，试图把他转化为一种新的价值，一种新的精神力量”，并让应物兄在心中默念：“程先生也说过类似的话。”21然而，细细思量，这里又有什么“知识”呢？所谓的“换韵”，所谓“错落有致的风韵”，不过一句漂亮的废话而已。更何况，关于这个问题（传统）还有一个更具智慧的回答，那就是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的论断：“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22这样看来，“我们的作家”和“我们的应物兄”所追求的“知识”不就是一场“笑剧”吗？或者说，不就是他们追求的这种“知识”引发了一场“笑剧”吗？应物兄——在某种意义上，仍然包括作者——所称道的第二个知识点，是英年早逝的文德能生造的那个英文单词——Thethirdxelf（第三自我）。尽管作家在小说中不止一次让应物兄想到这个词语，想到文德能，以此对照出应物兄身上的尘俗与疲沓，可是说老实话，这个生造的词语，除了让笔者想到小说的多重视角，以及应物兄因发明了“腹语”而能神游物外、俯瞰芸芸众生外，实在想不出里边还有什么微言大义。不客气地说，这并不是什么所谓知识，这是掉书袋。说来汗颜，这么厚两大本书，这么多所谓“知识点”，但读完，却只有一处给笔者以启发，那就是芸娘告诫应物兄的话：“神经若是处于高度亢奋的状态，对于身心是不利的。沮丧有时候是亢奋的另一种形式，就像下蹲是为了蹦得更高。一个人应该花点时间去阅读一些二流、三流作品，去翻阅一些枯燥的史料和文献。它才华有限，你不需要全力以赴，你的认同和怀疑也都是有限的，它不会让你身心俱疲。”23即使这段话，对我的启发也是从反面来的，即对于一位文学研究者而言，二流、三流作品读多了，一定要去读一流的作品，二流、三流作品固然让人轻松，可读多了容易让人懈怠，忘记精神的追求。我不知道现实中的李洱是不是博学多才，但读完《应物兄》，笔者觉得，无论如何，仅就这部作品论，以博学称赞李洱，称赞《应物兄》，是值得怀疑的，因为他的作品中没有任何深度，没有任何思想，没有任何哲学，甚至连情感也相当稀薄。缺乏思想和哲学的统领，缺乏情感和精神的滋润，让他作品中所谓的知识大多成了剩余物——在人文学界，这种剩余物何其多呀！甚至成了无聊的段子24。还是让我说得直白些吧，仅就《应物兄》看，李洱的“才华”十分片面，那就是饶舌，借用他另一部小说的名字来说则是“花腔”。这种片面的“才华”让他获得一种本领，使其作品看似花团锦簇，实际却相当单调。更进一步说，他的小说看似机巧多变，可往深处看，也易造作夸饰。我们其实没必要在这个问题上浪费太多时间，因为更重要的问题是：即使有人坚持认为这些是真正的知识，可这些知识是否有机地融入小说整体之中了呢？是否成为小说的血肉以至筋骨了呢？对于这个问题，已有论者表达过自己的不同意见。比如，在《收获》杂志社举办的研讨会上，郜元宝就有限度地质疑小说里的知识与太和研究院成立所囊括进来的当代社会问题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是两张皮，还是一个反讽，还是某种对抗”，“值得好好的研究”。他还认为李洱小说的知识点“有些跟钱锺书犯同样的毛病，为了把知识点引入，一定要编一个故事”，而这个故事游离于小说主题之外。25俞耕耘也认为，所谓知识，对李洱是个“危险的诱惑”，因为在他看来，李洱“精彩好看的聪明、知性和学识，反而削减了生活‘实在感’”26。
如果延伸一下，不局限于知识类段子，而是把其他段子也纳入，这种“骨肉分离”的情况就更严重了。还是以木瓜和金毛事件为例，铁梳子知道木瓜是乔木先生家的宠物后，深知乔木先生和应物兄背景的她，把应物兄请到自己家，半真半假地赔情。这时的铁梳子可真“博学”——不，是饶舌！不过，还是让我们先听听她说了些什么吧。她先是责骂金彧这个“死丫头生搬硬套”，“问题的实质是犯了‘左’倾错误。我们既要反‘左’，也要反‘右’，但主要是反‘左’。”29相信熟悉新时期前后中国社会状况的人对这段话不会陌生，当时，类似言论时时以中央主要领导讲话的形式见诸报端，甚至被写入党章。30这么严肃的言论被用于讨论两只狗的纠纷，而且说话人还是一个屠宰工出身的“土豪”，我们很难看到这样的言论与这个人物之间的兼容性。说实话，在这样的言语背后，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暴发户式的企业家的面孔与嘴巴，而是一个知识分子的面孔与嘴巴。我们看到，他说得太快意了，自己都要捧腹大笑了，刹不住车了，自然就顾不上考虑言辞与人物之间的匹配问题。我们接着看她又说了些什么。谈完政治后，她要谈体育、娱乐了：“唉，这个詹姆斯啊，这个哈登啊，这个詹姆斯·哈登啊，吃一堑，长一智，你说你怎么就不长记性呢？上次就因为炫富被咬的。就是不处死它，它早晚也会从詹姆斯·哈登变成本·拉登。”31铁梳子口中的“詹姆斯·哈登”是那只金毛狗的名字，可略微关注体育的人，就知道这段话中的“詹姆斯”（勒布朗·詹姆斯）是美国职业篮球联赛（NBA）近10年最炙手可热的球星，而哈登（詹姆斯·哈登）则是近几年迅速崛起的另一位篮球明星，而且因为其所在球队与中国的关系，他在中国更是吸粉无数。写到这里，笔者禁不住感慨，铁梳子这位女强人兴趣可真是太广泛了，竟然对NBA这么熟悉，而且，还能像知识分子一样玩文字游戏，将“詹姆斯”和“哈登”这两个人名，玩出许多花样。不过，她最关心的还是“知识”，还是“学术”，在这段话就要收尾的时候，终于“回归正业”了。她如是总结金彧的错误：“她自己认错态度比较好，说这相当于医生拿错了药方，又忘掉了辨证施治。能认识到这一步，需要表扬。但是严格说来，这还是形而上学的问题。她终于想通了，说了一句话：‘形而上学害死人，我该死。’”32又是“辨证施治”，又是“形而上学”，“我们的铁梳子”可真是“博学”呀！不过，笔者有一个疑问：她的巨额财富是什么时候挣来的呢？哦，我明白了，她的财富也是作者给她的，想给多少就给多少，就像作者想让她说什么，她就得说什么一样。在笔者看来，出现这样的弊端，是因为写作策略的失败。首先，从技术层面考虑，由于人工智能的发达，在机器人小冰都能将诗歌写得像模像样的当下，将所谓知识和段子当做小说美学突围的方向，就不能说是一个多么明智的选择。客观地说，十多年前这么做，或许还有可取之处，在今天，则无论如何都不能令人信服——今天，这样的知识和段子，这样的博学和幽默，打开手机，随时随地都可浏览。既然如此，人们为什么还要翻阅那么厚的书，去接受知识段子的启蒙呢！往深层次看，这是因为作家对小说抱有错误的理解，或者说，他太过于急切了，太过于想与众不同了，因而不恰当地分析和判断了文学形势，以为凭借所谓的知识，凭借大量所谓知识的运用，就可以摆脱传统的影响，提高写作难度，创造小说文本，甚至构建新的小说美学。更加糟糕的是，他不仅没有合理控制，反而放纵了自己的表达欲，玩弄技巧，空谈知识，极大地伤害了小说的有机性和丰富性。归根结底，这还是一种迎合性的写作：所谓知识，是为了迎合精英读者——主要是评论家和文人同道——的趣味；所谓段子——在小说中，段子的数量远大于知识的数量——是为了迎合市场的趣味。因此，看起来这部小说十分独特，但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其中的刻意感与数学思维。
对于这样的焦虑和感叹，别林斯基的话可谓振聋发聩。在讨论果戈里的创作时，他直截了当地指出：“诗人从来不会说：‘我写什么好呢？都被人写光了！’”或者悲叹：“天啊，我生也何迟？”因为，在别林斯基看来，正像民族性一样，独创性也是作家“真正才能的必备条件”，因而，“两个人可能在一件指定工作上面不谋而合，但在创作中绝不可能如此，因为如果一个灵感不会在同一个人身上发生两次，那么，同一个灵感更不会在两个人身上发生。这便是创作世界为什么这样无边无际、永无枯竭的缘故。”33是呀，文学艺术的世界之所以历久不衰，人类面对小冰写诗之所以能够泰然自若，就因为这是心灵的事业，而心灵又是比天空还要宽广的存在。而且，心灵的细腻、深远，或不可知性，恰恰是人工智能所无法复制的。明了这一点，我们就会清楚，那种一切都被写尽了的感叹是多么无知，又是多么无能。在这篇文章的另外一处，别林斯基还从不同的角度切入，以具体作家作品为例来阐释这个问题。他提醒我们，“拿莎士比亚的任何一个剧本，例如拿他的《雅典的泰门》来看吧：这个剧本是这样朴素、简单、缺少事件的纠葛，我们简直无法讲述它的内容。人们欺骗了一个热爱人类的人，侮辱了他的神圣的感情，剥夺了他对人类尊严的信心，于是这人就憎恨起人来了，咒诅起他们来了：这便是一切，再没有别的什么。怎么样？根据我的话，你能对这位伟大天才的伟大作品有什么理解吗？呵，一定什么都不会有！因为这概念太平常，太为大家所熟知，从索福克勒斯的菲洛克特被乌里斯所欺而咒诅起人类起，以迄于季洪·米赫维奇被失节妇和坏亲戚欺骗为止，在几千篇好的和坏的作品中，都早已被用滥了。可是，用以表现这概念的形式，剧本的内容和细节怎样呢？细节是这样琐屑，无聊，同时又为大家所熟知，如果我把它们复述出来，是会把你气闷死的。然而在莎士比亚写来，这些细节却是这样隽永有味，会使你爱不忍释；这些细节的琐屑和无聊准备着可怕的灾变，会使你毛骨悚然，——森林中的一场戏，泰门在疯狂的咒诅中，在辛辣的刻毒的讥刺中，带着凝聚的平静的郁愤，来跟人类算账。”34的确，莎士比亚是独特的，《雅典的泰门》是无与伦比的。可莎士比亚之所以能够化腐朽为神奇，在千篇一律的主题和琐屑无聊的细节中脱颖而出，是因为他能够“把活的精神吹进死的现实；他是一个深刻的分析家，能够在显然非常细末的生活环境和人的意志的行动中找出解决道德天性最高心理现象的秘密”35。这一切，都与人的心灵有关，都与人的心灵空间有关。换句话说，在文学艺术领域，一颗心灵之所以能够与另一颗心灵并驾齐驱，甚至超越它，是因为前一颗心灵与后一颗心灵一样宽广，甚至比它更宽广，尽管这宽广的方向、维度并不一定相同。更进一步说，文学艺术形式上的拓展其实是心灵空间拓展的外在表现，没有心灵空间的拓展，单纯艺术形式的拓展，不仅难以为继，而且恐怕很难成功。也就是说，我们要想超克“影响的焦虑”，首先要从拓展心灵空间上做起。这是常识，可由于一个时段以来我们的文学创作为数学思维所影响，许多人都忽视了这一点。不说国外作家，就说说我们熟悉的中国作家吧。比如鲁迅，如果没有对黑暗的老中国的强烈憎恨，没有对光明未来的无尽渴望，没有肩住黑暗闸门放青年人到光明处去的责任担当，我们很难想象他能够写出《呐喊》《彷徨》中那些形式奇崛的小说，很难想象他能够写出像《野草》这样不羁的作品。可以再说说阿城的《棋王》，这部小说的内容简直简单极了，就两个字：“吃”与“棋”。尤其是“吃”字，大概自人类有文字表现以来，就是书写的主要内容，可以说已经被写滥了，似乎再也无从下笔，可阿城就把这么一个老旧的主题写出了新意，尤其是将其与“棋”联系起来写，告诉我们，“吃”固然重要，可“棋”/“道”同样重要。假如没有丰厚的文化滋养，没有通达的心灵境界，我们很难想象，阿城能写出这样的文字来。还是再回到《应物兄》上来。这部作品“百科全书”的形式努力之所以失败，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心灵空间不够开阔、丰富，具体说，就是责之不切，爱之不深。我们上文说过，这部小说有两种叙事基调：一种是反讽，一种是惜别。前者是责，后者是爱；一面是批判，一面是致敬。整部小说就是在这两种基调的交织中推进的，如果处理好了，双声互韵，会极大地丰富小说形象，扩展小说内涵。可是，由于作家心灵空间有限，爱不深，责不切，这两种力量不仅没有形成合力，反而彼此掣肘，效果一般。我们先说反讽。一些评论家都对小说中的反讽赞誉有加，认为作家用这一手法左右开弓，讽人刺己，可谓得心应手。可是，在笔者看来，我们不宜一味夸大反讽的作用，因为，借用一个政治学术语，对于作家艺术家而言，反讽不过是一种“弱者的武器”36。使用者既对自己所处的境况不满，可又对自己的能力信心不足，不相信自己能够突破这一困境，因而对外部世界不满情绪的一部分就转化为对自己的不满，于是，一面嘟嘟囔囔地抱怨外部世界，一面又唉声叹气、自怨自艾。《应物兄》所体现的，就是这种状况——对那些能够左右他生活、事业的人，除了对程济世，“我们的应物兄”似乎都不满意37：对导师兼岳父乔木先生，他是又敬又怕，以至于不得不发明了“腹语”；对校长葛道宏，他是又怕又敬，不得不虚与委蛇；对妻子，他是又怕又恨，只得咬牙忍受；对身边的那些所谓同道，他是又同情又鄙夷，不得不逢场作戏，甚至把自己都绕了进去……正因为如此，他对自己是又爱又恨，又恨又爱，他想狠狠地批判一下自己——每当他“请”出英年早逝的文德能，请出无比敬重的芸娘，请出何为、双林等品学兼修的老一代学人，就是他想自我批判的时候，自我检讨的时候，可每每这个时候，我们又看到，检讨还没有开始，他又自我怜惜起来了。实际上，在尚未自我批判之前，他就打算原谅自己了，甚至同情起自己来了。以一位这样的人物为小说叙述核心，动力怎么能充足呢？仅就反讽这条叙事线来看，小说呈现给我们的类似于一场喜剧。可作家却错误地理解了喜剧的内涵。还是别林斯基说得好：“喜剧的目的不是纠风正俗或嘲笑社会的某些恶习，不：喜剧应该描写生活与目标之间的悬隔，应该是由贬抑人类尊严所激起的愤怒的结果，应该是讥刺，而不是打油诗，是痉挛的大笑，而不是愉快的嘲笑，应该是用胆汁、而不是用稀薄的盐写成的，总之，应该在其最高的意义上，即在善与恶、爱与自私的永恒的斗争中拥抱生活。”38可在《应物兄》中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不是“讥刺”，不是“痉挛的大笑”，不是用苦涩的胆汁写下的文字，而是“打油诗”，是“愉快的嘲笑”，是稀薄的盐水泡出来的文字。想一想小说中那些无处不在的段子，想一想铁梳子，想一想栾庭玉，想一想葛道宏，想一想那些活宝学生，想一想释延安，想一想他们的言行举止，难道我说错了吗？没有！对他们，“我们的应物兄”，“我们的作家”，顶多是“愉快的嘲笑”！之所以如此，与作家的心胸，更具体地说，眼光有关。鲁迅谈讽刺画时，有这么一段话：“讽刺画本可以针砭社会的痼疾；现在施针砭的人的眼光，在一方尺大的纸片上，尚且看不分明，怎能指出确当的方向，引导社会呢？”39的确，当作家的眼光局限于一方尺大的纸片或者一己的书斋时，我们很难指望他能够“在善与恶、爱与自私的永恒的斗争中拥抱生活”，更难指望他“指出确当的方向，引导社会”。我们再说一说“惜别”。在笔者看来，相对于反讽，这是这部小说中更为基础的旋律，即小说的主调，尤其是小说下半部，随着“群丑”纷纷粉墨登场，唱念做打地表演起来，太和研究院的建设越来越演变成一场滑稽戏，即“太研”（太和研究院）为“太投”（太和投资集团）所覆盖，儒学研究为房地产所排斥，小说中的悲剧色彩也愈益浓烈，那些德高望重者渐次消隐，有的去世，有的隐遁，作家也情不由己地感叹“一代人正在撤离”，可是由于莫名其妙的知识崇拜作祟，由于既不敢真恨，也不敢真爱，小说没有写出应有的悲剧感来。由于情感的稀薄，由于爱恨没有很好的冲激，因而无法产生丰富的心灵戏剧，导致小说人物完成度普遍不高——小说其实提供了很好的人物基础。应物兄，这个被作者赋予通天本领的人，被评论家吹得神乎其神的人，这个站在过去与未来、已知与未知、生与死临界线上的人，这个方生方死因而无所不知的人，除了他的名字，我们还能够记住他的哪些样貌与特点呢？老实说，这根本就不是一个人物，而是一个叙事工具。还有程济世，这个牵动小说叙事的人，除了一些似是而非的学术段子，也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更为深刻的印象，而实际上，他和应物兄身上隐藏着这个时代的部分秘密——儒教在现代中国的兴盛及其乖谬！如果这两个人物塑造得好些的话，这一时代秘密也会得到较好的解答。葛道宏、黄兴、费鸣、卡尔文、乔木、何为、芸娘……尽管作家声称自己每天与他们“生活在一起”40，可他们也不过是一些剪影或侧影。说老实话，倒是小说中一些不怎么重要的人物，写得有声有色，有血有肉。比如与华学明已经离异多年的邵敏，突然带着儿子跑到应物兄家中，想从他那里探听华学明的家底，由于没有达到目的，反过来拿应物兄和明月当空的绯闻威胁他。由于有华学明和她80年代唯美的爱情故事为前奏，她现在的嘴脸就格外的清晰，格外的鄙陋，也格外的可怜。再比如郑树森，这个人物在小说中一直不尴不尬，可结尾时竟来了一场精彩的谢幕演出，让人刮目相看——他在酒席上对参与太和研究院的头面人物，尤其是吴镇，冷嘲热讽，很是犀利。不多的几句话，一下子就让人觉得这个人活了起来，头角峥嵘，很是可爱。这些边缘人物能够喧宾夺主，一是他们没有或很少承担传播知识段子的重任，即没有承担形式创新的重任，因而能够轻装上阵，本色演出，获得了自己的性格与精神。再就是作家写这些人物时，心中有的是爱憎，而非知识。这再次提醒我们，缺乏足够的心灵力量，空有庞大的形式雄心，不仅很难达成目标，而且往往捉襟见肘，甚至弄巧成拙。
《应物兄》的核心情节十分简单：哈佛大学东亚系教授、儒学大家程济世晚年想落叶归根，回归国内，弘扬儒学，他家乡济州大学的校长葛道宏得知这一消息后，积极运作，一是让程济世的访学弟子、济州大学教授应物兄联系他，二是全力筹建儒学研究院，希望用这棵“梧桐树”把程济世这只“金凤凰”引来。整部小说就围绕着这个核心情节展开，引出学、官、商三界人士，通过其纠葛，展示当下世相，尤其是为老中青三代知识分子“画像”——老一代将其当作志业，中一代将其当作职业，青一代将其当作饭碗，一代不如一代……通过笔者复述，我们已经知道，这部小说的内容十分简单，不夸张地说，如果换个作家写，一个10万字左右的小长篇足可胜任。然而，就是这样简单的内容，却被作家敷衍铺陈为一部2卷本、85万字、1040页的“大书”。尽管不少论者为这部小说的庞大体量辩护，认为其内容之驳杂与当下生活，尤其是知识分子生活本质的契合42，但无论如何，得承认一点：小说叙事速度太慢了！这是笔者要重点讨论的又一问题。其实，这不是《应物兄》一部作品的问题，而是近些年来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中的一个普遍问题，一个症候式的问题——长期阅读当下小说的读者大多会有这种印象，也经常会被当下小说叙述节奏的缓慢、单调所苦恼。2012年，李陀在为北岛的《波动》修订版写的序言中就曾为此发出颇为无奈的感慨。在他看来，“一般来说，一部小说的叙事速度是快还是慢，不是评价小说的特别重要的尺度，更不是唯一的尺度”，“但是，如果整整一个时代的小说，都沉溺于缓慢的、沉闷的甚至是慢腾腾的叙事速度呢？如果一个时期的小说作家都对叙事速度毫不在意也毫不自觉，一律都以一种慢节奏的叙述作为时尚呢？如果由于社会风气的变迁，一代新读者已经不能忍受慢得如此烦人的叙事了呢？如果一种文学变革正在酝酿，或者这种文学变革已经在发生，而叙事速度某种程度上正好是这种变革的一个关键呢？”李陀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叙事速度就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小事”43。李陀追踪了这一现象与新时期以来的社会变迁，尤其是思想文化变迁的关系。在他看来，这种文学现象是90年代以来伴随着中产阶级兴起而发展起来的小资产阶级文化的典型征兆。他认为，“中国的‘改革’不仅培养了一批富豪、富商和富官，而且还养出了一批小资精英，他们占领了文化领域各个层面的领导位置”，即掌握了“文化领导权”，左右着当代文化生产的各个环节。李陀进一步指出，尽管表现多样，但“当代小资文化和消费主义文化已经亲密融合，难分彼此，不但共享着一个名义，而且共享着一个实质”，它们以“惊人的精力、热情和创造力”，“影响着新的价值观的形成”，即它们拥抱虚无主义，驱逐理想主义，“把大话题磨碎，磨得粉粉碎，然后在一片琐碎细密的小话题里寻觅并得到快乐，或许，还有某种做反抗姿态的满足。”44李陀的观察非常敏锐，抓住了分析当代文化生产领域病象的关键。不过，这对我们要分析的文学形式——叙事速度问题，略显大条，美国文学理论家弗朗哥·莫莱蒂的研究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更为精细的视角。在其研究欧洲现代文学叙事与资本主义发展关系的著作《布尔乔亚》中，他把小说叙事单元分为“转折点”和“填充物”两类，“转折点”是发挥基本功能的叙事单元，因为它能“开启一个替代行动来影响故事的展开”，而“填充物”则是“在一个转折点与下一个转折点之间所发生的事情”，是“辅助性的描述”，“它们事实上并没有太大的作用；它们使故事的发展变得丰富而又精微，但没有改变转折点所确立下来的东西。”45简言之，“转折点”和“填充物”是影响小说叙事速度的两种模式——“转折点”能够驱动小说叙事，一部小说中“转折点”越多，叙事速度越快；“填充物”则能够延缓叙事速度，一部小说中“填充物”增多，叙事速度就相应变慢。据此，弗朗哥·莫莱蒂捕捉到欧洲文学的一个变化：“1800年左右，填充物还非常罕有；100年以后，它们随处可见”46。弗朗哥·莫莱蒂由此出发，追踪了欧洲资本主义发展与布尔乔亚47这一社会阶层间的关系，特别是与这一阶层的精神史之间的微妙关系。在弗朗哥·莫莱蒂看来，“填充物是布尔乔亚的伟大发明”，因为“它们提供了能与布尔乔亚生活的新规则相容的这种叙事快感”48，它们的流播“把小说变成了‘平静的激情’”，“将小说的天地合理化了，把它变成了有一点惊喜、些许冒险，但毫无奇迹的世界。”49其中一个值得注意的节点是，到19世纪中叶，在欧洲，资本主义已变得非常强大，它“不能再像过去一样只关注它直接涉及的那些人；它必须对每个人来说都是有意义的”，即它“面对着自我证成的要求”，但悖谬的是，“布尔乔亚阶级在文化上的分量微不足道，无法满足这一要求”50。于是，一个有意味的现象发生了，布尔乔亚阶级“获得了权力，但失去了目光的清晰——他的‘风格’”。这暴露出布尔乔亚阶层的一个致命短板，它“更善于运用经济领域的权力，而不那么长于确立政治地位，阐述普遍文化”，而这导致其“太阳开始下沉”51。最终，“资本主义胜利了，布尔乔亚文化死了。”52即，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布尔乔亚虽然攫取了强大的经济、文化权利，但却无法建立起广泛的社会认同，甚至放弃了自己的“声望”。这一放弃，使布尔乔亚成为文化上的失败者——富有的失败者，因而无法成为社会的先进阶层。其在文学中的表现，就是“填充物”的密集出现，使其如雾一般迷茫。我们自然无法把中国新时期以来的社会发展与欧洲几个世纪以来的发展相提并论，自然也无法把中国新时期以来的文学表现与欧洲几个世纪以来的文学表现相提并论，但借用“填充物”这一理论装置来观察新时期以来中国当代文化、文学流变却极有启发。诚如李陀所言，中产阶级是中国改革开放中成长起来的一个重要社会阶层，以这个阶层为主导发展起来的小资产阶级文化也相当发达，但值得注意的是，囿于其狭隘的利益追求，这一阶层不仅无法建立起普泛的文化认同，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更高的层面上发声，甚至还有意识地隐藏起自己的面孔，以逃避社会责任——消费主义话语的流行，为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这使其成为一种虽然活跃，但却必定失败的文化。具体到文学领域，就是“大话语”的消退与“小话语”的流行，就是消费主义的膨胀与理想主义的失踪，就是叙事速度不断变慢，就是越来越多的“填充物”壅塞在文学作品中。“我们的《应物兄》”就是这一文化症候的一个典型例证。为论者所称道的所谓“百科全书”，即大量或真或假的“知识”，就是这样的“填充物”——由于其泛滥，我们甚至很难说它是“填充物”，而只能将其视为小资文化的“剩余物”。的确，《应物兄》中充满着这样的“剩余物”，不过，与由于误将其当作文学写作的先进手段而加以主动运用导致“知识”剩余不同，小说中还有一些“剩余物”，是由于在新时期以来的文学中沉积太久，惯性太大，作者极力克服却无法成功导致的，比如性描写。批评《应物兄》的几位评论家，都认为小说中“性话语泛滥”。53不过，在笔者看来，以性话语数量批评《应物兄》，有些冤枉。因为，与当下许多作家相比，甚至与李洱自己早期的作品相比，《应物兄》中性描写的相对数量并不是很多，也不那么露骨。客观分析，一些评论家之所以对这个问题不满，一是因为这个问题已是当代文坛通病，一看到类似文字，难免反感。再就是李洱用貌似学术、客观的文字对其进行包装，试图化粗俗为幽默。看得出来，作家本人对这样的改造应该很是满意，写起来兴味盎然，但客观效果却实在不敢恭维。比如小说中留学生卡尔文用“要害”一词形容与己做爱的女孩私处，还用了“助跑”、“致命”等词语，54看似一个脏字也没有，可实际上内里却粗鄙不堪，比一般的黄段子还要令人恶心。作家忘记了，变异了的病毒，比一般的病毒还要可怕。这是文学的滥用，是把玩粗俗。这种描写在小说中还有一些，55累加起来，产生“规模效应”，使读者产生了强烈的厌恶感。在一个又一个“填充物”、“剩余物”拥堵下，不仅小说叙事速度极慢，而且小说情感也被冲淡，小说主题更是一再延宕，于是我们看到了可悲的一幕：“我们的应物兄”——小资产阶级文化的代言人，不仅上不能为天地立心，下不能为生民立命，而且就是对自己的命运也不那么自信了，变得支支吾吾，含糊其辞，一会儿自我欣赏，一会儿自我批评，一会儿爱惜自己，一会嫌弃自己，一会儿要为自己树碑立传，一会儿又要掘自己的墓穴……在这样的文字中，我看到的不是小说精神的伸张，而是数学思维的膨胀，不是文学的飞升，而是艺术的爬行。一句话，不是文学的新生，而是文学的“剩余”。这样的文学，值得同情，而非高倡。
2019年8月14日初稿2019年11月5日二稿 （本文系中国艺术研究院资助课题“新世纪文学研究”[编号：2018-1-9]阶段性成果）
1 早在发表之前，这部作品就已成为文学界的“事件”。正如王鸿生所说，多年来，文坛都在传李洱在憋一个“大炮仗”。王鸿生：《临界叙述及风及门及物事心事之关系》，《收获》长篇小说专号2018年冬卷。
2 《应物兄》很快就开始了收割文学奖和授奖词的旅程。比如，2018年12月9日，“2018收获文学排行榜”发布，《应物兄》位列长篇小说第一名；12月23日，中国小说学会主办的“2018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发布，《应物兄》位居第二；2019年1月5日，“《扬子江评论》2018年度文学排行榜”发布，《应物兄》独占鳌头；2019年1月22日，“第20届《当代》文学拉力赛”发布，《应物兄》再次夺魁。
3 《收获》长篇小说专号2018年秋卷“编者的话”。
4 李洱：《应物兄》，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封底。
5 参见《且看应物兄如何进入文学史画廊——李洱长篇〈应物兄〉研讨会实录》，《收获》微信公号，2018年12月26日。
6 截至本文终稿，笔者看到的批评文章有4篇：刘江滨的《〈应物兄〉求疵》（《文学自由谈》，2019年第2期）、唐小林的《有人要发射一颗怎样的“卫星”？》（《文学自由谈》，2019年第3期）、俞耕耘的《生活实在感被知性和学识削减了》（《文汇报》，2019年3月28日）、董子琪的《性话语泛滥、人际犯难和插科打诨：〈应物兄〉与“中国式学院小说”》（“界面新闻”，2019年1月11日）。而肯定性文章则有23篇，限于篇幅，不一一列举。
7 弋舟：《在余烬中重燃至六十度》，《文学报》，2019年3月28日。
8 谢有顺：《思想与生活的离合——读〈应物兄〉所想到的》，《当代文坛》，2018年第4期。
9 “数学思维”是笔者“造”的一个词，意在以之批评当今文坛存在的将主要精力用于钻研“文学成功学”而非文学，以及忽视拓展作品精神、情感空间，反而以僵硬的知识化写作排斥、解构文学精神、情感的行为。
10 对李洱13年间精心打磨一部作品，我也充满了敬意。与那些一两年就推出一部长篇的“速写”相比，这样的作家更值得尊敬。中国文学要想有远大前程，这种态度，是充分条件。当然，我们也应知道，这不是衡量作品价值的必要条件。对此，李洱很清楚，他在《收获》杂志举行的作品研讨会上发言时直陈：“一部小说，写作时间长，并不能保证它就是好小说。当然，写作时间短，也不能说它就不好。”
11 施晨露：《横扫年末文学榜单的90万字长篇〈应物兄〉是怎样一部作品，竟让评论家“掐”了起来》，“上观新闻”，2018年12月25日；许旸：《13年写坏3台电脑，90万字“年度知识密度最高”长篇小说为何经得起折腾》，“腾讯网”，2018年12月24日。
12 孟繁华：《应物象形与伟大的文学传统——评李洱的长篇小说〈应物兄〉》，《当代作家评论》，2019年第3期。
13 在笔者修改这篇文章时，《应物兄》已经获得了第十届“茅盾文学奖”。
14 2018年12月26日，人民文学出版社为《应物兄》举行新书发布会，发布会的主题就是“应物赋形：建构新的小说美学”。参见：《〈应物兄〉：建构新的小说美学》，《湖南日报》，2019年1月11日；黄茜：《因为〈应物兄〉，批评家、读者的目光又投向文学》，《南方都市报》，2018年12月30日。
15 王鸿生：《临界叙述及风及门及物事心事之关系》。谢有顺在《思想与生活的离合——读〈应物兄〉所想到的》中也认为，通过叙述视角创新，“李洱塑造了一个可以经历这个时代各种生活的超级角色”。还有一些文章谈到这个问题，但实际上，关于这个叙述视角的作用，诸多论者并没有充分展开，向我们展示其如何拓展了小说叙事空间，大多举例说明，一笔带过。
16 孟繁华：《应物象形与伟大的文学传统——评李洱的长篇小说〈应物兄〉》。
17 邵部：《当下生活的“沙之书”》，《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19年第3期。
18 这个问题，贺绍俊的《应物兄的不思之思》谈得比较充分。《当代作家评论》，2019年第3期。
19 《且看应物兄如何进入文学史画廊——李洱长篇〈应物兄〉研讨会实录》。
20 李洱：《应物兄》（上），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第331页。
21 李洱：《应物兄》（下），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第842页。
22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70页。
23 李洱：《应物兄》（下），第849页。
24 这个词借自俞耕耘的文章《生活实在感被知性和学识削减了》。
25 《且看应物兄如何进入文学史画廊——李洱长篇〈应物兄〉研讨会实录》。
26 俞耕耘：《生活实在感被知性和学识削减了》。
27 李洱：《应物兄》（下），第923-928页。
28 李洱：《应物兄》（上），第21页。
29 同上，第89页。
30 党章对这段话的完整表述是：“必须把改革开放同四项基本原则统一起来，全面落实党的基本路线，全面执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反对一切‘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法制出版社，2016年，第17页。
31 李洱：《应物兄》（上），第89页。
32 李洱：《应物兄》（上），第90页。
33 别林斯基：《论俄国中篇小说和果戈里君的中篇小说》，《别林斯基选集》第一卷，满涛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第191页。别林斯基这里所说的“诗人”，是指一切有创造性的文学艺术家。
34 同上，第183-184页。
35 同上，第152页。
36 这是美国学者詹姆斯·C.斯科特提出的一个政治学术语，指农民等弱势群体一般不会采取革命等极端形式反抗压迫者阶层，而更多地采用偷懒、装糊涂、诽谤等形式争取自己的利益，后者即“弱者的武器”。参见《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郑广怀、张敏、何江穗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
37 就是对程济世，这个学术楷模与精神偶像，他也越来越不理解，甚至越来越不满意了。
38 别林斯基：《文学的幻想》，《别林斯基选集》第一卷，第48页。
39 鲁迅：《随感录四十六》，《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48页。
40 李洱：《应物兄》（下），第1041页。
41 《收获》杂志社为小说举行了研讨会，会议现场打出的标题为“《长篇小说〈应物兄〉研讨会》”，十分中性、客观，但会后微信上推出的宣传稿标题变成了《且看应物兄如何进入文学史画廊》，将一部刚刚出炉的作品与文学史联系起来，其中的褒奖之意不言而喻。在这次研讨会上，华东师范大学的黄平在发言中将《应物兄》放在新中国70年的历史中进行评论。后来，黄平将这个发言加以整理、补充后发表了。黄平指出，“回望中国当代文学70年，1984年恰好是中间点，切割出前35年和后35年。前35年的文学长于表现时代风云变迁，但有时不免流于机械；后35年的文学长于技巧与内心的探索，但有时似乎过于纯粹。”所以，“如何以否定之否定的方式，辩证超越两个35年”，就成了当下文学写作需要思考、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而“《应物兄》正是出现在这一文学史时刻”，“尝试解决中国当代文学70年的核心矛盾”。黄平：《李洱长篇小说〈应物兄〉：像是怀旧，又像是召唤》，《文艺报》2019年2月15日。随后在微信上传播时，标题变成了《〈应物兄〉的文学史时刻》，参见“保马”微信公号，2019年2月18日。
42 程德培：《洋葱的福祸史——从〈花腔〉到〈应物兄〉》（《收获》长篇专号2018年冬卷）就论及此事。
43 李陀：《〈波动〉修订版序言》，《现代中文学刊》，2012年第4期。
44 同上。
45 Franco Moretti, The Bourgeois:Between History and Literature, Verso, 2013, p.70,71.笔者的引文，来自华东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朱康老师尚未出版的译作，感谢他无私的友情支持。
46 Franco Moretti, The Bourgeois:Between History and Literature, p.79.
47 在弗朗哥·莫莱蒂那里，“布尔乔亚”相当于我们所说的“中产阶级”，但更强调这一阶层的文化属性。
48 Franco Moretti, The Bourgeois:Between History and Literature, p.81.
49 Ibid, p.82.
50 Ibid, p.115.
51 Ibid, p.13.
52 Ibid, p.22.
53 董子琪的评论《性话语泛滥、人际犯难和插科打诨：〈应物兄〉与“中国式学院小说”》，将小说“性话语”当作重点，进行了大篇幅批评；唐小林的《有人要放一颗怎样的“卫星”？》也专设一节，谈小说“走火入魔的性描写、性噱头”。
54 李洱：《应物兄》（上），第74-75页。
55 比如，小说中出版人季宗慈改造了康德的话，将其续貂为：“婚姻的意义就在于合法占有和利用对方的性官能。但是，当你在合法利用对方性官能的时候，你所获得的只能是体制性阳痿。”（第50-51页）；再比如，程济世的弟子、美国大资本家黄兴（又名子贡）的私人医生在谈到黄兴保镖的“性能力”时，这个在其他问题上一向惜字如金的人，竟滔滔不绝地讲了一段临床医学般的数字：“若是放任他们，他们一天可做十次，一次半小时，那就是五个小时。每次插入十厘米，一秒抽送一次，一天就相当于在女人体内走了三点六公里，一个月下来就相当于在女人体内走了上万里。”（第5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