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文速递】珠三角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家庭生命周期视角

拍摄于深圳宝安西乡沃尔玛超市门前

拍摄于深圳市罗湖区黄贝街道的“同乡村”罗芳村

拍摄于中山市坦洲镇某酒楼，笔者及其团队于此进行流动人口问卷调查

编者按

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指的是流动人口在迁移过程中表现出的与家人共同迁移的程度，可以用流动人口携带迁移的家庭成员数量度量，也可以划分为非举家迁移（未携带任何家庭成员迁移）、半家庭化迁移（携带部分家庭成员迁移）和举家迁移（全家共同迁移）等类型，非举家迁移和半家庭化迁移又可称为非家庭化迁移。流动人口的家庭化迁移有利于家庭质量和生活幸福感的提升，对推进我国“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具有重要意义。周春山、赖舒琳等发表于本刊2020年第3期的论文，以家庭生命周期为理论基础，以珠三角流动人口核心家庭为研究对象，探讨处于不同家庭生命周期阶段的流动人口的基本属性特征、家庭化迁移特征及影响家庭化迁移的因素，以期丰富家庭生命周期理论在我国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方面的研究，并为推进我国“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提供参考。

作者简介

一、研究由来

改革开放初期，流动人口迁移多以个人为主体，少数家庭成员先行流动以寻找就业机会和经济来源，其他家庭成员则留守农村。20世纪90年代，家庭化迁移（尤其是核心家庭的家庭化迁移）逐渐成为我国流动人口迁移的重要趋势，而流动人口的非家庭化迁移往往会带来许多不良的社会效应，如留守夫妻婚姻关系恶化、留守儿童家庭教育缺失、留守老人养老困难等，因而以家庭为主要分析单元的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逐渐成为学界的重要关注点。

家庭生命周期理论用以描述家庭内发生的一系列生命事件，如婚姻、生育、子女离家、死亡等，家庭生命周期对家庭化迁移具有较大的影响，国外在这方面的研究较为深入。国内基于该理论的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研究较少，大多集中在验证家庭生命周期对家庭化迁移的影响上，对处于不同家庭生命周期阶段流动人口家庭的异质性考虑不足。处于不同阶段的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特征和影响因素存在怎样的不同，如何促进不同家庭生命周期阶段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以提升流动人口的生活幸福感等等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珠三角充分利用地理位置优势与国家政策，吸引了大量的外资和外来人口，经济上率先实现了腾飞，成为高度城镇化的地区，也是城镇化不彻底、城镇化存在隐患的地区。因此，对珠三角地区处于不同家庭生命周期阶段的流动人口的家庭化迁移进行研究，在中国具有典型的代表性，研究结果不仅能弥补国内学界相关研究的不足，也能为我国“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提供实证参考。

二、研究方法

2017年5—10月，课题组在珠三角6个核心城市（广州、佛山、深圳、东莞、珠海、中山）进行了流动人口配额问卷调查。结合随机抽样、分层抽样和滚雪球抽样方法，获得有效问卷2416份。借鉴相关文献，抽取核心家庭样本，划分为未育夫妻、夫妻和未婚子女（未婚子女为18岁以下仍在读书但不在上大学的子女）、未婚者（未婚者已有工作，且逐渐成为家庭主体）与父母三类家庭（分别简称为Ⅰ类、Ⅱ类和Ⅲ类家庭），分别代表流动人口核心家庭的形成期、扩张期和逐渐萎缩期，共得到2067个样本。

文章首先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方法了解处于不同家庭生命周期的三类核心家庭的基本属性和家庭化迁移特征是否存在显著差异。其次以流动人口迁移的家庭化程度为因变量，基于国内外研究梳理，以个人特征、家庭特征、经济职业属性、社会保障与生活为自变量，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处于不同家庭生命周期阶段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的影响因素。

三、研究结果

（1）不同家庭生命周期流动人口基本属性的同质性与差异性并存

同质性主要体现在：三类家庭都以农业户口、老家有住房和耕地为主，其中拥有住房的比例明显高于拥有耕地比例。三类家庭的每周工作时长相当。

相较于同质性，三类家庭基本属性的差异性更为突出。个人特征方面，Ⅱ类家庭受访者的平均年龄更大，受教育年限最短，平均迁入时间最长。家庭特征方面，三类家庭的家庭规模分别为2、3—6和2—3人，其中Ⅱ类家庭受计划生育政策、现代生育观念等影响，以3、4人小家庭为主。经济职业方面，三类家庭都以打工并领工资为主，大多从事服务性工作。但随着年龄的增长，自雇的比例逐渐升高，从事辛劳程度较低的服务业的比例逐渐降低。其中，Ⅱ类家庭自雇比例最高，具有最强的自我经营意愿和能力，同时从事劳累程度更高的生产性工作的比例也最高，可见不同年龄段、不同家庭生命周期的流动人口的就业意愿、能力和行为差异。Ⅱ类家庭的工作时间稍长，与其在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工作的比例最小有关，同时因其自雇比例最高，在抚养未婚子女的压力下，往往选择延长工作时间以获得更高收入。社会保障与生活方面，Ⅱ类家庭的交往程度最低，子女对流动人口的社会交往存在一定抑制作用。三类家庭都以完全没有缴纳和完全缴纳“五险一金”为主，存在明显两极分化现象。Ⅱ类家庭缴纳程度最低，社会保障程度最差，可能原因有：一是他们自雇的比例最高，相对于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其他打工企业工作，缴纳社会保障金的强制性最弱；二是他们需要抚养子女，家庭负担更大，更有到社会保障较差但收入稍高的企业工作的意愿。

表1 不同家庭生命周期流动人口的基本属性

（2）不同家庭生命周期流动人口的家庭化迁移特征差异显著

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经历了从夫妻分居严重的未育夫妻家庭非家庭化迁移，到子女促进家庭完整性且呈明显代际迁移态势（先是夫妻共同迁移，后携子女迁移）的夫妻与未婚子女家庭的家庭化迁移，再到未婚者离家的未婚者与父母家庭非家庭化迁移三个阶段。

表2 不同家庭生命周期流动人口的家庭化迁移特征

表3 不同家庭生命周期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影响因素分析

      注：***、**、*分别表示p＜0.01、p＜0.05、p＜0.1。

图1 不同家庭生命周期流动人口的家庭化迁移影响因素

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建议

经济理性、子女教育分别是Ⅰ类和Ⅱ类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的重要影响因素，Ⅲ类家庭中，中老年父母对子女生活、工作选择等保持独立性尊重，非家庭化迁移态势显著，因而留守中老年人的身心关怀成为该类家庭的考虑重点。基于以上结论，提出建议：

（1）加强流动人口的工作与生活保障。加快推进城市土地制度、住房体制改革和社会保障制度优化等，为流动人口的工作、生活等各方面提供更好、更平等的条件。积极通过组织流动人口教育、工作培训等方式，提高流动人口就业技能，促其家庭共同迁入工作与生活。 

（2）关注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问题。重视户籍制度和教育制度改革，为流动人口子女创造更好、更稳定、更易获得的教育资源，减小与本地人教育水平的差距，同时促进流动人口子女与本地学生的交流，提高社会融入感和幸福感。

（3）重视留守中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通过保障法定假期、给予回乡补贴等，鼓励流动人口定期回乡探望父母。推动城乡一体化，留守有中老年人的农村社区应完善医疗、养老等基础设施和服务。此外，村委会可通过组织活动、定期看望等，加强对中老年人的社会关怀。

五、后续展望

（1）进一步细化家庭生命周期阶段，如生育第一个孩子、生育最后一个孩子、第一个孩子离开、最后一个孩子离开、配偶一方死亡等，以深入理论研究。

（2）本文得到性别、受教育年限和户口等因素对家庭化迁移影响不显著的结果，可能是受到多个中介因子相互抵消的影响，未来可引入中介变量，利用结构方程模型等方法深入探析。

（3）基于不同家庭生命周期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特征与影响因素的差异，进行差异化、针对性的流动人口保障政策研究。

原文引用：

周春山,赖舒琳,袁宇君.珠三角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家庭生命周期视角[J].人文地理,2020,35(3):29 -36,75. DOI: 10.13959/j.issn.1003-2398.2020.03.004. [Zhou Chunshan, Lai Shulin,Yuan Yujun. Study on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family migration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in pearl river delt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amily life cycle[J]. Human Geography, 2020,35(3):29-36,75. DOI: 10.13959/j.issn. 1003-2398.2020.03.004.]

在线投稿：http://rwdl.xisu.edu.cn

Email：rwdl@xisu.edu.cn

联系电话：029-85319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