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托邦破灭：中国超大城市周边地区该从日本筑波吸取什么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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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方升研究
来源：园区大会（ID：CIPC_2015）
01
从“国家大计”到“科学乌托邦”
20世纪50年代，日本工业化浪潮使城市发展进入前所未有的“加速膨胀”阶段；另一方面，针对国内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以及通货膨胀压力，日本战后从西方引进先进科学技术的国家战略也愈发陷入发展瓶颈之中。
1958年，在“贸易立国”向“技术立国”转变的大背景中，日本政府首次提出建设东京卫星城的想法，试图寻找一个既能缓解东京都市圈生态压力，同时还能够承载国家“技术立国”大计发展的地区，以实现自身抗衡美国的目标。（值得一提的是，1958年中国实施大跃进战略，与日本筑波初衷相同，希望在工业领域赶英超美）
日本筑波总产值占比低下
然而，发展至20世纪90年代，筑波却事与愿违，园区投入与产出完全不成比例。截止到1998年（日本经济出现负增长），日本政府前后投入约2.4 万亿日元。可1999年，筑波科学城的总产值仅有7000亿日元，而且园区收入竟然主要是靠大城市周边的农业产出。原定的人口疏解计划也未取得理想效果，更遑论真正承载国家产业升级转型的重任。
筑波是世界科学城建设史中典型的失败案例，而且又刚好被赋予缓解东京都市圈生态发展压力和国家未来大计的战略地位。无论建设背景或最终目的，中国雄安新区、环一线大城市产业小镇同日本筑波科学城有着不少相似之处。
02
科技园区定位
同斯坦福大学与美国硅谷的关系相似，筑波科学城是在校园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在实际城市的发展中，筑波大学以自身为中心，较好地发挥了科学研究机构联系纽带的作用，为各研究机构输送大量优秀后备人才。使筑波地区成为一个综合的研究都市。
筑波定位问题
表面上看，筑波与硅谷定位是同一类型。然而，园区定位失之毫厘、差之千里。从主体功能的角度划分，硅谷与筑波科学城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类型，硅谷属高技术产业园区，而筑波科学城属于研究园区。类型差异决定了两者在许多方面的差异化表现。
筑波大学
在硅谷，活跃的主体是企业，大学、研究机构、风险投资机构、乃至政府等机构都直接或间接地服务于高科技企业。正因为企业是活跃的创新主体，硅谷才会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产业特性。
筑波科学城定位于研究园区，创新的主体是国有及企业所属的研究机构，缺少对创业型企业的吸引力，使得筑波科学城缺乏明显的创业导向，除研究开发体制外的其他创业体制也不够健全。在筑波科学城是以科研成果的产生数量为其活跃程度的判断标准。
定位思路转变
1998年4月，按照筑波科学城建设法，对“研究学园地区建设计划”及“周边开发地区整备计划”进行了全面修订，将21世纪筑波科学城功能定位为科学技术中枢城市：不断创造具有独创性、尖端性的研究成果，同时灵活运用科学技术、知识的聚集优势，成为繁衍新产业、增进对科学技术的理解和实现产业连接的基地，进而向科学型、国际性的都市发展。
03
政府开发模式
健全立法保障
筑波科学城建设由日本内阁首相办公室下设的指挥部全权领导。与市场化形成的美国硅谷相比，由于是政府主导模式，园区法规在设立初期就相当健全，可以说是世界上新城建设立法较多的城市。通过立法等手段，筑波采取多种优惠政策和措施，对房地产租赁、设备折旧、税收、信贷、外资引进等多方优惠，有力保障和促进了科学城区的发展。
研发机制落后
园区科研机构绝大多数都是政府下属部门，带有浓厚的政府管制色彩，技术开发要立项、审批，经过层层机构，然后才能进行。在筑波，从具有开发意向到最后出成果一般要10年，20世纪后半叶，社会变化日新月异，10年都横跨一个科学时代了。
政府模式弊端
由于是东京的日本政府全权负责，导致筑波科学城经常越过当地政府，直接与上级政府进行联系，在消耗了大量资源重复建设的同时，并没有促进当地经济与科学城的共同发展，反而加剧了科学城和地方政府的敌对情绪，根本不利于科学城的健康发展。
筑波科学城主要的投资来源就是政府，私人投资和企业投资较少。这种不以市场为主的管理模式是一种简单机械的政府嫁接，没有和当地很好的融合。到20世纪90年代，筑波的经济来源依然以农业为主，这不能不说是对筑波科学城的一个讽刺。
04
园区产业发展
产学研一体化失败
筑波科学城没有一味仿效硅谷发展芯片、计算机产业，而是根据本地优势以及国内外环境条件，选取高能物理、新材料等领域进行多学科多行业优势集成，进行综合研究开发。
但在筑波，政府作为投资主体，根本不了解市场，作为投资代理人的政府官员没有激励机制去了解市场、了解技术。研究全然不讲究与工业界的联系，不追求其成果产业化和商业化，产品的高新技术含量低，市场竞争力严重不足。
此外，该项成果创造的价值与研发人员本身收入无直接联系。大量花费的成本、无法转化的成果，极大的限制科学城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即使筑波的智力资源闻名全球，出过诺贝尔奖、发表过优秀论文，可与硅谷相比，产业发展实在太缓慢了。
优惠政策不到位
在最初的规划中，日本政府曾试图建立一个由筑波主导的技术创新体系。然而，作为有强力资金后盾的园区，日通产省(通商产业省)支持的研究经费在全国科研支出中所占比例已不足1％，本政府实际上已无力扮演技术研发总召集人的角色。
筑波国立实验机构对企业的支持程度远远不能满足企业的需求。据筑波研究报告显示，企业当初进入筑波时，主要是认为“可以利用国家设施和设备”(85%)，但企业在此落脚后的实际效果为51%；民间研究机构选择在筑波创业时的主要原因是“便于得到研究支援服务”(80%)，而实际布局效果仅为41%，对国立试验研究机构的产业支持程度感到非常不满。
产业导入耗时过长
筑波未能在90年代交出精彩的成绩单，一定程度上在于建设周期过长。园区产业搬迁可谓是现代科技史上拖沓冗长的一幕。愚公移山式的搬迁持续了整整30年，直到1993年，内阁才在耗费了超过2万亿日元之后完成搬迁任务。
另外，诞生之初，日本政府满心以为，那里28平方公里土地不但可以满足各级研究机构，还可以容纳日后“必然”大量进驻的企业。然而，筑波科学城原有科技、人才基础不好，后期建设又存在如此之多的问题。再加之日本政府的技术城计划，其实并没有足够的经费支持把大批研究与教育机构迁出东京。因此虽然实行了筑波科学城计划，但最好的大学和主要的公司总部仍集中在东京。
产学研关系改进
筑波科学城首先是一座产业园区，其次才是满足科学求知的殿堂。缺少了产业支撑的筑波最终只能缓慢地滑向失败。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后，日本政府并未坐以待毙，从制度变革起步，旨在削弱国有机构惰性，更顺畅连通技术创新、成果转化、商业化生产之间的纽带。
筑波科学城瞄准日本传统科研体制的一些弊端深入改革。例如，通过科研所合并即法人化改革，研究所的科研人员施行聘任制，研究所特别重视战略和效率，发明专利所得的专利费在100万日元时50％归个人。
在筑波科学城，科学研究、技术创新的成果不是悬挂在象牙塔内的宝物，而是通过不同的形式，向社会各界，尤其是向企业展示，给与企业某种灵感与刺激的准公共产品，将科技成果及时反馈给社会。譬如，1985年，日本政府曾在筑波举办世博会，提高“筑波科学城”的声誉，使全世界目光聚焦到这座新兴城市。可后来十多年间，筑波仍处于沉闷保守的状态。
进入21世纪，筑波科学城一改上世纪闭门造车之风，愈发重视与外部世界保持密切频繁的交流关系，在筑波科学城内召开的国际会议逐年增多，吸引的长短期国外研究人员与日俱增。园区不仅有以“筑波研究支援中心”“茨城沙龙”等机构为主体的交流活动，更有超过100家非正式研究交流组织频繁开展研究交流、技术交流活动。
方升（园区大会）认为，在促进产业发展问题方面，过分强调研究机构的筑波就是雄安等区域的前车之鉴。高科技产业园区最初的规划定位必须清晰，尤其是中国的京津冀要地。在承接北京产业转移之前，首先明确自己具体是要哪些能产生效益的科技企业，应该设立相应的“门槛”；而不是眉毛胡子一把抓，只要高大尚的机构就拉进来。另外，必须注意企业搬些什么机构，是将研发总部、生产基地全搬来，北京只留销售部门，还是只挪总部基地。
其次，北京即使用工成本、场地租赁费高昂，但也有其无可替代的优势。雄安等区域光靠土地缓解压力远远不够，更应重视提供全产业链运营，给企业发展提供完善的服务支持，并适当运用博览会、冬奥会等或主动举办各类产业论坛，拓展园区影响力。这些是企业在选址时会重点考虑的，也是筑波产业运营考虑欠妥的地方。
精力集中于研究投资上，忽视了高附加值的产业服务才是园区赖以生存的根本。对接北京高校资源时，必须和雄安等区域的产业布局相匹配，实现产学研的良好结合。一流人才请来不是只为诺贝尔奖而奋斗的，园区需要的是能切实投入生产的科研成果。
05
筑波产城融合
商业住宅配套步伐滞后
在筑波科学城发展的初始阶段，住宅建设相对迟缓，公共交通设施相对较少，各类教育、娱乐、休闲配套设施很不齐备，致使城市的便利性长期处于不足状态，影响了人们在此居住的可能性。人口的不足反过来使商业、文化娱乐等各种服务设施的建设和利用成本提高，影响了此类设施建设的完善，难以吸引众多人群。
90年代，日本进入长时间萧条期，在社会各方面私人投资都大幅减少，筑波也不例外。没有了政府和私人投资的的强有力支持，筑波的配套设施步伐严重滞后于社会的发展。
一小时通勤圈适得其反
筑波科学城离东京市中心大概60公里，离成田机场40公里，离海40多公里，大概是雄安新区离首都和海距离的一半。建设筑波科学城时，有意地把一些设施部局在东京之外，但筑波城离东京太近，而且与东京有高速列车相联系，一个小时就可以到达东京。本来这是优势，但是却成为筑波科学城发展的主要限制因素。
许多人虽在筑波工作，但却不愿意住在筑波。他们的孩子不愿意离开东京上学，因为在东京可以上名牌学校，科学城除了筑波大学再无其余一流大学。不少家长选择在周末坐高速列车回到东京，而在工作的一周内住在筑波的单身宿舍。因为筑波科学城的私有企业很少，很多工人考虑到退休后的工作机会，也不愿意离开东京。
配套设施的滞后，选址规划的失策，导致筑波建设了50多年，人口还只有22.7万人，离规划人口数量35万人还有较大差距。相反，随着东京城市管理水平的提高，城市基础设施的完善，所谓的城市病也大幅度减轻。一两千万人的时候大家都在叫要疏解东京的人口，但后来东京的人口越来越多，密度越来越大，却听不到人嚷嚷要疏解东京人口了。
方升（园区大会）认为，环京津冀园区想要吸引科技企业入驻，完善的产业配套服务是必不可少的。园区规划之时，应考虑到大城市的“虹吸效应”。特别是住房设施格外重要，千万不能像日本筑波先重视研究机构，轻视配套建设。
毕竟一部分人来此地的初衷，往往就是想在你这里买房安家，避免拥挤不堪的一线大城市，让生活更加舒适从容。譬如，在产业方面对接北京高校教育资源的同时，更应考虑满足入驻企业职工子女的就学问题，否则有重蹈日本筑波覆辙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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