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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副省长的艰难求学路,读完顿觉涤荡心灵




作者:王明义 河南省原常务副省长来源:灼见(ID:penetratingview)
高考虽不能决定命运,但确能改变命运。尤其对于寒门子弟而言,高考是他们人生中为数不多的、相对公平的走出农村、大山的机会,故而弥足珍贵。本文讲述了河南省原常务副省长王明义艰辛求学之路,他与高考之间的故事更加验证了贫穷与苦难是不能阻挡成功的,内心的坚定与强大才是走向成功的不竭动力。全文4795字,阅读约13分钟
作者介绍:王明义,男,汉族,本科学历,河南鹿邑人,1945年7月生,工程师职称,副总警监警衔,1965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8年7月毕业于焦作矿业学院。
在曹窑煤矿井下劳动锻炼和张村煤矿工作;扶沟县等三个县工作;1986年9月起历任周口地委组织部长、地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地委书记、地委书记兼行署专员;河南省公安厅厅长、副省长兼公安厅厅长、党委书记,武警河南总队第一政委、党委第一书记;河南省省委常委,省政府副省长、党组副书记;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全国人大农委委员。2013年退休。
我的艰辛求学路
王明义

“连雨不知春去,一晴方觉夏深。”

转眼间,我大学毕业离开母校已五十一个春秋。今年,欣逢母校110周年华诞,师生相邀,共襄盛典,激起我对五年大学生活的深情回忆:学路艰辛,来之不易;穷且益坚,发奋苦读;母校培育,受用终生!老师恩重如山,同学情深似海。往事历历,情愫萦萦!令我永难忘怀!

报志愿时的选择

艰难途中的曙光


报考焦作矿业学院采矿专业地下采煤专门组,是我对人生道路做出的无悔选择。

1963年夏高考结束时,虽自我感觉考试结果还可以,但种种不利条件把我考大学的路堵窄了。

比如,我的体检结果:身高1.42米,体重37公斤,营养不良,严重贫血。因身高体重不够和体检的有关问题我被限报军事、公安政法、武装警察、工程建筑、航海航天、交通桥梁、师范体育等多类院校和相关专业。

说心里话,我的人生理想是当医生、教师、工程师或从事科研工作。我反复研读招生简章,思前想后,斟酌再三,最终把志愿目标落到了焦作矿业学院采矿专业地下采煤专门组上。

之所以这样选择,一是焦作矿业学院的各个专业没有身高体重等限制,我能报。

二是我极度贫寒的家境,决定着我必须把考上大学、找份工作、改变家庭命运放在第一位。不少人认为地下采煤专业又苦又累、又脏又险,报的人会少,录取相对把握大。

三是我在漫长的艰难岁月中练就了不怕苦、不怕难、不畏艰险的倔劲,身材瘦小,钻巷道、爬采煤工作面干活反倒更灵巧,这样有可能劣势变优势。

四是下井采煤工资高。邻村一位煤矿工人常讲,在煤矿工作福利待遇高,除工资外,下井和夜班另有补贴。这对我这个家庭特殊困难的学生很有吸引力。

为更有把握,找班主任朱慎吾老师求教,朱老师看问题入木三分,坦诚敢讲真话。他听了我的想法半天没吭声,边翻资料,边自言自语:“有利于录取,有利于录取,应该这样!”最后给我说:“按你的家庭和个人情况,我支持报这个专业,就这样定吧!”

自己选择,老师支持,毅然决定:上矿院!学采煤!下井去!挖煤去!

求学之路一波三折

几次濒临失学


报志愿为什么会这样费尽周折?不禁勾起心酸往事。

我中学求学之路一波三折,几次濒临失学,一幕幕历历在目。

第一次失学的考验发生在1960年春天,父亲突然去世,家庭失去主劳力、顶梁柱。

我读初中时,国家正处于三年困难时期,河南是重灾区,农民生活十分困苦,我家更是雪上加霜。家里住的茅草房不到30平方米,又跑风漏雨,一家四口人挤在一张床上,一个灶台、一条旧麻绳上搭几件破烂衣服,其它一无所有,常常一天一顿饭。

父亲是老实农民,为多挣工分,专拣重活干。1959年的一天晚上,他在稻田里淌着泥水干活,脚被刺破,自己撕下一块衣襟缠住伤口,之后发炎化脓,没钱治疗,伤口长期不愈合,又加上食不果腹,51岁就拄上了拐棍。

1960年5月的一天夜里,得知父亲突然去世的噩耗,那时我不满15岁,连夜从8里外的玄武二中赶回家。看到父亲衣衫褴褛躺在地上,下葬不但不但没有棺材,连张完整的草席也找不着,无奈把床上铺的高粱杆织的簿席揭下来,裹住父亲的遗体,解下搭衣服的那根旧麻绳捆住,上遮不住头,下盖不住脚,此情此景,我这个做儿子的肝肠寸断。

第二天一大早,乡邻帮忙冒雨把父亲抬到坟地,母亲走不成路,我和弟弟淌着泥水,哭着跟到坟地,趁着下雨,才把父亲的遗体用稀泥掩埋,不然的话,连浅浅的坟茔也挖不动。兄弟俩跪在泥里痛哭一场,算是为父亲办了丧事。

为帮母亲撑起这个即将坍塌的家,我提出不再上学,守家干活挣工分,母亲断然拒绝。母亲虽不识字,但她坚信,只有让儿子读好书走出去,才能改变命运。在母亲的坚持下,我继续上学。

每周回家拿不到吃的,是最痛苦和焦灼的事。春天青黄不接时,杨柳榆槐等树叶长出来,捋下来或刮些树皮拿到学校,放在伙房笼屉上蒸熟,蘸着盐水充饥。

1960年10月的一个周末,我回家拿吃的,家里一点办法也没有,母亲发现墙根有几棵已干枯但籽没落的扫帚苗棵子,就连根拔起,洗净剪断碾碎,加盐蒸成团子,作为我一周的口粮。因味太苦没法吃,只好放到学校食堂的炉灶里烧焦掰碎,用盐水冲着吞咽。

周二中午,我突然晕倒在学校门口,校长罗敬亚和几个老师跑来,把我抬到医务室抢救,校医韩子瑜一边给我打针,一边流泪。罗校长到宿舍找到我的馍袋子,亲口尝尝团子,说:“不能吃呀,再吃要食物中毒!”他当即给伙食会计写个条子,从教师食堂给我解决7张馍票,欠的账他负责。就这样又度过了一周。

之后,为了给我弄吃的,母亲带着弟弟到周边村子讨饭,讨来稀汤、面条之类自己喝,窝头、红薯块都留着,让弟弟隔三差五给我送到学校。

每当看到赤脚光脊送饭的弟弟,痛苦难以言表,情不自禁两眼流泪,我暗暗告诫自己:“不管多大难,也要一步一步往前走,把高中读完。”

事不遂人愿,偏在这时,又遇新的难关。第二次失学的考验来了!

1962年7月,县里调整中学布局,我就读的玄武二中高中部撤销,并入鹿邑县城一高,学校离我家远达60多里。县一高要求学生一两周回家带一次口粮。我原每周回家两三次寻求吃的、趁周六周日回生产队干活挣工分都不可能了。

一家人深更半夜合计数次,无可奈何,只有忍痛失学。

一天下午,我正光着脊梁,穿个裤头,赤着脚推水车,一位姓刘的驻队干部检查抗旱,打量我一番,询问我为啥不上学?

男女社员七嘴八舌介绍了我家的困境,他得知我因拿不出一两周的口粮无法进城上学时,非常同情,当即掏出烟盒,在烟盒纸背面给大队支书、队长、会计写个条子,交给我:“你去仓库找会计,借10斤红芋干,先去上学,坚持两星期再说。”

母亲把红芋干磨成面,一半蒸成窝头,一半炒成炒面。这样,在失学一个月后,我又得以重返校园。

高三第一学期,靠亲邻和社员大伙你一把我一把帮、一周一周凑合、一天一天数着过,熬到期末,期末考试除体育外,各科成绩还好。

求学路总是坎坷不平,重要节点再降灾难,姐姐突然去世。第三次失学的考验出现了!

1963年5月,毕业考试前几天,一个周六中午雨后,我沿涡河大堤踏着泥泞回家准备口粮。

太阳快落时进村,邻居大娘拄个棍在村头,见我就说:“恁家出事了,恁姐昨天死了。”原来姐姐因疾病饥饿交加,又为我家的艰难境况揪心,煎熬之下寻了短见。

第二天一早,我两手空空去吊唁,到坟前磕了三个头,痛哭一场,算是为姐姐送行了,姐姐也是一张草席卷着下葬。

三年失去两位亲人!一贯坚强的母亲也痛苦得难以支撑,我不忍心再离开家!

到了考试前一天上午,学校教导处陈老师骑自行车来到我家,好半天才说:“明天毕业考试,若不参加,就没资格参加高考,上大学就没有可能了,陈主任和尚校长让我动员你,今天就坐我的自行车返校考试。”

母亲说:“孩子,要听校长老师的,家里你不用管,跟陈老师走!”

我无言以对,收拾灶台上的残食,用一块破布包上,说:“陈老师您把这些帮我带走,我安置安置,就赶回学校。”我把家里水缸担满,忍痛安慰母亲一番。

一周吃的东西咋办?天无绝人之路,小麦虽还不成熟,但麦籽基本饱满,在青黄不接时,为接济口粮,当天生产队割些麦穗,分给社员吃青麦仁。我家也分几斤。邻里有的送来麦穗,有的送一碗青麦仁,我把这些整好压烂,加盐炒熟,一半留下,一半带走作为口粮。

我忍着痛苦,步行60多里路,凌晨赶到学校,一身泥土上床。第二天上午开始考试,俄语考了100分,年级并列第一,其它学科的成绩也不错,就这样过了毕业考试关。


真是祸不单行!家中突遭火灾。第四次失学的考验,突如其来。

高考前学校放两天假,让学生回家准备吃的用的。我天不亮就步行回家,本打算当晚返校。

回到村头时,还是那位大娘,老远就抹着眼泪喊我说:“恁家又出事啦,失火了!”

这对我如晴天霹雳,急忙进家看,一片狼藉,房顶烧没了,烧毁的檩条、椽子和草、灰遍地,母亲躺在露着天的床上,头发烧去大半,弟弟光背赤脚和村里几个人收拾残局,惨状目不忍睹。

毕业考试前失去亲人,升学考试前家遭火灾,痛苦之下,我下决心:不再参加高考,好好守着这个家。

中间隔一天,那位陈老师骑自行车又来到我家,进门见境况后流着泪说:“尚校长、陈主任见你两天没返校,让我赶来看看,无论如何也要动员你返校参加高考。”

我说:“家里屡遭灾难,我无法再上学了!”

卧病在床两天的母亲立即坐起,厉声说:“孩子,别胡说,过去多少难关都过完了,这一次再难也得过,你不去考试,娘给你下跪!”

在场的乡亲们也纷纷劝我返校考试,并各自回家拿些吃的送来。众情难却,母命难违,我只好随陈老师回学校参加高考。

高考结束,我分别找到尚仙舫校长、陈传道主任、朱慎吾老师和两次家访的陈老师,深表感恩后,急忙回家。这时我如释重负,录不录取不再多虑,录了就上学,不录就守家尽孝、干活挣工分。

世间自有真情在,一分一角凑学费。

莘莘学子盼望大学录取通知书,多是翘首以待,但我当时不是。高考结束第二天上午到家,下午下地干活,自此每天三晌不缺工。

8月盛夏一天上午,我正背着药筒在棉花地打药,转眼看到从村东走来一位穿白衬衣、蓝裤子、儒雅和蔼的中年男子,他问村里人:“您村有个王明义吗?我是来给他送大学录取通知书的。”

听了这话,村里一下欢腾起来,“新王楼出状元啦!”母亲和弟弟更高兴。

送通知书的老师叫胡秉良,为表示对他的感谢,母亲从邻居家借来白面和几个鸡蛋,为老师做了一顿手擀汤面条。胡老师送来大学录取通知书,把我引向了求学深造之路。

送走老师,我和弟弟坐在母亲身边,捧着录取通知书,悲喜交加,酸甜苦辣涌上心头,因29.5元的学费又添新愁。

为凑学费,我和弟弟把烧坏的檩条和椽子用架子车拉到邱集舅家,托他到集市上卖了,两天后舅舅把卖的近5元钱和他自己凑的1元多钱送来了。还差得很远!邻里乡亲、小学老师等也纷纷相助,又拼凑了2元多钱。学费仍差得多,怎么办?

娘仨思来想去,解难还得靠政府。我一大早去柏木岗找到公社陈保先书记,他听了我的苦诉,放下饭碗写个条子,让我到供销社的驻村代销店找营业员关振军借10元钱。我找到老关,他把柜台内连整带零的钱数给我10元。陈保先还帮助写证明,让我到玄武大公社申请救济,领到了10元救济款。

世间自有真情在,政府关怀,多方相助,七拼八凑,终于一分一角一元凑够了这笔“巨款”,一块石头落了地。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那些日子,我的心一直难以平静,在为考上大学高兴的同时,想得更多的是“感恩”:

母亲和弟弟含辛茹苦、血泪付出,支撑我求学;两所中学的校长、老师孜孜不倦,育我成长;家乡父老亲人每每接济,助我前行。

从玄武二中、鹿邑一高的书记、校长、主任、老师、校医,到驻队干部、公社书记、社长和民政干部,在我求学途中的关键时刻屡屡帮我排忧解难,助我顺利完成中学学业。

对一个贫困农家子弟如此关心备至,这既是他们的高尚品德和深情厚意,更重要的,他们是在代表党和政府把爱心及时送给最困难的群众,我是直接受益者。

历历在目的一幕幕,令我这个贫寒农家孩子心底深深埋下对亲人、对社会、对党和国家感激感恩之情,此恩此情重如山深似海,定要终生相报。

1963年8月26日,上大学出发前,母亲紧紧攥着我的手,反复叮咛:“别忘政府!别忘亲人!好好念书!把书念好!”短短几句话,凝聚了母亲的厚望。

我揣着大学通知书,怀着美好梦想,带着一身破旧衣服、一条粗布棉被、一小捆旧书,进入母校校园,圆了大学梦,人生路上迎来了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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