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到“地摊经济”，他和她为什么笑了？

“地摊经济”是经济学家对摆地摊者的恭维。摆地摊的人，从没想过“经济”这么宏大的词汇。说句敞开心扉子的话，如果有个生意，哪怕有份收入还可以的工作，有多少人会去摆地摊？

本来是勉为其难，养家糊口，冷不丁和“经济”挂钩，想到追赶美国的重任，又担心拖巨大经济总量的后腿，一种神圣的使命感油然而生。

我过去从未多想，只觉得对摆地摊者，允许其在一定范围内经营，就已经算不错。从没敢去想什么鼓励和扶助。因为说到摆地摊，最先进入脑海的是“整顿市容”四个有关法治的大字，伴之以战斗力满满的城管队伍，唯一担心的，是皮卡上的空间不够用，有些被没收的东西太占地方。

现在，“地摊经济”忽然很受重视，讲“地摊经济”好处的理论也出来了，因为来得快，阐述得够深入，让人确有一时消化不了的赶脚。

最近，中央文明办发文明确要求，不将占道经营、马路市场、流动商贩列为文明城市测评考核内容。专家解释说，这一考核方式的改变，意在保障民生需求，恢复经济社会秩序，满足群众生活需求，因此受到各界广泛好评。

文明城市，听着就让人心动，经济繁荣不说，关键是还让人联想到整洁的城市，绿色生态家园，小区街道整整齐齐，不仅没有地摊经济，而且在最极端的地方，连街边店铺都最好是一色的招牌，甭管经营什么，看上去都像是一个老板管辖的——当然，这是过去。

说到标准，自然不是一拍脑袋想出来的，当时也必有其扎实的理论依据。否则，就不会有将占道经营、马路市场、流动商贩列为测评考核内容。

俱往矣，现在不是了。

北青报在一篇题为《激活“地摊经济” 释放“蝴蝶效应”》的短评中讲得更温馨：“对不少城市而言，需要改变对流动商贩传统的‘驱赶’管理方式，给流动商贩一个安心经营场所，以打通城市经济发展的毛细血管，达到让商贩安心经营、活跃‘地摊经济’、提振消费信心的目的。”

说到“驱赶”，那就是一幅幅画面，很多时候，还得加上“粗暴”二字。和刚刚单膝压死黑人弗洛伊德的明尼苏达州警官肖万比，很多城管唯一不同的是不会讲英语，腰间缺把手枪，但是不少视频告诉我们，他们的粗暴执法是相同的，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不要告诉我你没在朋友圈中看过类似视频，否则我会担心你有眼疾，像司马南老师和他的许多战友那样，因为某种维生素的缺失，每天都用黑夜给自己的黑眼睛，只去寻找充满正能量的亮晃晃的东西。

我们当然需要正能量，这毫无疑问，因为正能量越多，一个社会就越美好。但是，这绝不等于我们可以选择性失明，对某些不好的东西视而不见。

自古以来，摆地摊就是底层平民的一种谋生方式，因为各历史阶段的政府都没有伟大到那种程度，可以给每个人一份体面的工作，一份在居住地有竞争力的收入。所以，群众自食其力，自我发展，在夹缝之间寻找一种温饱生活，无可厚非，并且应当得到政府和社会其他阶层的同情和扶持。

即便在欧美日那些发达国家，地摊经济也到处可见。因此，发展中国家就更没有理由拒绝摆地摊这种低收入百姓的谋生方式。只是要做好适当的管理，让它的积极作用发挥出来，而让它带来的某些问题，减少和减小到最低。

不被驱赶，能够安心经营，是很多摆地摊者梦寐以求的。至于充当城市经济的毛细血管，振奋消费信心，这样的赞美，他们中的很多人要么承受不起，要么根本没往那方面想。如果非要这么说，他们也不会反对。谁不想在别人眼中显得还有些分量呢？

据说，成都就搞了一些积极探索，先后出台“五允许一坚持”措施和“八项机制”，允许在居民居住集中区开辟临时占道摊点摊区，允许流动商贩在一定区域贩卖经营。

其实，凡事都有两方面。之所以应允许摆地摊，是因为有人要靠此挣一点钱，维持生活，可是，既然是在露天地，那就自然可能带来一些问题，例如，占道经营，油烟扰民，卫生脏乱差，等等。因此，关键在态度，作为市政管理者，该怎样去对待处理。

现在的话语非常温馨，即便对上面提到的问题，那些在过去文明城市考核标准看来颇为刺眼的东西，也变换了方式，变成了“宜疏不宜堵，宜帮不宜赶”、“通过创新管理疏导方式予以化解”。

北青报的文章最后说：“这是城市管理方式、治理理念的根本转变，充分展现城市格局和情怀，这样的城市充满温情，充盈真情，充溢柔情，可亲可爱可敬。”

这话听着多暖心！摆地摊者的眼泪都快下来了，说，就盼着这一天呐。

没有无源之水。一般智商就能想明白，“地摊经济”不再被视为文明城市的“克星”，与特殊时期适时调整管理分寸有关，是促进恢复经济社会秩序政策的具体体现。

不过，恐怕还不只是国内经济复苏这么简单。疫情使世界发生了重大变化，重塑了国际环境，特别是中美关系的急速滑坡，中国与其他一些西方国家关系的转变，以及香港问题给内地经济带来的冲击，都使得中国有必要调整自己的经济发展策略。

而这一点是我们不愿多谈的。可以说，“地摊经济”原本并不是我们主动去追寻的一种补充模式，否则又怎么解释先前的文明城市考核标准呢？现在，重提“地摊经济”，强调地方要对此给予鼓励和扶持，也是因形势需要而必须进行的政策上的自我修正。

对于近来一些地方政府出台支持“地摊经济”的政策，中关村发展集团高级专家董晓宇博士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这是在当前疫情防控常态化特殊背景下采取的特殊举措，是“下有民生所呼”和“上有政策松绑”的一次互动，是以人民至上的“善政”的具体体现。

这种解释很对，也好理解，和当初将占道经营、马路市场、流动商贩列为文明城市测评考核内容时，专家进行的相关解释一样有说服力。需要展望一下的是——这也是人们的合理担忧，如果将来经济形势转好，“地摊经济”会不会又成为文明城市的“阻碍”呢？“宜疏”会不会又让位于“宜堵”，“宜帮”会不会再次变成“宜赶”呢？

这个问题，可以结合放开二胎一起思考。

毋庸讳言，很多城管都是因为城市里的小商小贩才有了工作，从某种程度说，是摆地摊者给了他们饭碗。现在，国家调整政策，以鼓励和扶持的方式，让更多摆地摊者走上街头，这或许会让一部分城管丢了工作。如果丢了工作，他们会上街揽活，还是会加入摆地摊者的队伍呢？

角色互换的好处就在这里。摆摊的时候，就有时间思考，如果当初被驱赶、被砸、被没收的是自己的摊子，那会是怎样的心情？

其实，不只是城管，这种角色互换适合于任何人，包括政策制定者和行政管理者自身。以民为本，体谅底层，与人为善，是社会和谐的最好粘合剂。最不济了，还有最后一个好处，那就是，当自己有些疲软，需要自我证明的时候，理由不至于太牵强，或者顾左右而言他。

想想看，一个”退役“的城管，在被自己没收过摊子，甚至使用过锁脖功的摊主旁边，支起一个谋生的摊位，那将是怎样的尴尬？

不过，人心总是难测。有人会接受教训，而有人则会想，现在不过是暂时与你等为伍，谁叫已经到了这步田地呢？如果将来文明城市考核标准又恢复从前了，我还操老本行，再赶你的人，没收你的摊儿；如果你不服，还想说理什么的，到时候别怪我的锁脖功还使得挺娴熟。

碰上这样的头脑，那才真叫麻烦，也是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