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冷战时代的美国外交，缺乏真正的战略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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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时刻|后冷战时代的美国外交，缺乏真正的战略方向

作者：迪米特里·K·西梅斯 （Dimitri K. Simes）

译者：王婧滢

法意导言

美国智库“国家利益中心”（the Center for the National Interest）主席迪米特里·K·西梅斯 （Dimitri K. Simes）于4月24日在《国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上发表了《一场完美的风暴》（The Perfect Storm）一文。他在文中指出，当前的世界面临一场由病毒、经济萧条、全球治理和过激反应的缺失共同构成的风暴。作者认为，由于大国政府忙于追逐其单方面利益，未能及时有效地确认全球优先事项，加之国际体系未能发挥缓冲、协调的作用，所以世界并未对大流行病做好准备。同时，美国还受到国内政治问题的牵制，忽视了曾经提出过的对于大流行病的预警。西梅斯指出，想要应对当前局势，需要美国国内拥有有效的沟通渠道，并且国际社会做出审慎的反应，共同协作应对，而非陷入贸易战及利益斗争之中。作者在最后表示，虽然当前面临危机，但危机中仍存在有希望的机遇。

如果说现代世界有什么时候面临过“一场完美的风暴”，那就是现在了。致命的、高传染性的病毒，正在出现的全球经济萧条，全球治理的崩溃，以及协调和有效的国际反应的缺失——这些因素共同造成了一场历史性的、不易克服的悲剧。虽然检疫和隔离有助于缓解危机，但很少有人相信单靠这些措施就能解决危机，更不用说为未来提供方向了。

除了知道这个世界最终将度过难关的事实之外，这场风暴将如何结束仍然是个未知数。最终，通过疫苗、改进的治疗方法、保持社会距离和新的国际贸易机制的结合，将出现令人满意的补救办法。很难确切预测这一解决方案将会在何时以及如何达成，如果它不是不可能预测的话。但很明显，消耗美国精力、转移美国对危险威胁的注意力的内部政治纷争必须停止。代价是十分巨大的。

与此同时，世界各国政府狭义地界定其优先事项，这种普遍的做法导致了一种病毒出现、必要防护措施被忽视的环境和背景。结束这一流行病需要美国、中国、欧盟、俄罗斯、英国和沙特阿拉伯等主要政治和经济大国采取有效的独立和集体应对措施。要想找到任何广泛的解决办法来对抗冠状病毒，并使世界为未来的类似挑战做好准备，我们必须首先探讨这一前所未有的医疗、政治和经济威胁产生的原因和方式。

我们应该吸取的一个教训是主权国家的首要地位。认为主权过时的观念本身才是过时的。显然，这一流行病促使各国政府首先关注本国利益。只有在这个基础上，他们才能寻求参与国际合作。然而，大国政府应当承认，它们没有能够确定全球优先事项，而是轻率地采取步骤，转移了人们对全球重大关切问题的注意力，转而采取不必要的、完全漫不经心的行动，这是它们的集体责任。更不合理的是，旨在建立和实施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贸易机制的国际体系几乎遭到了重创，各国为促进其单方面利益、主观价值观或国内政治野心而将全球贸易武器化。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这样的机构并不是治疗全球疾病的灵丹妙药。但它们可以提供有用的（或许是有限的）危机前的信号，并为国际分歧起到缓冲作用。正如亨利·基辛格在《华尔街日报》上雄辩地表达的那样：“包括美国在内，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只靠单独国家的力量战胜病毒。解决当前的必要问题必须与全球合作愿景和计划相结合。如果我们不能同时做这两件事，我们将面对这两者最糟糕的情况。”

我们并非不可能预见这种情况的发生。仅在过去的20年里，全球就爆发了三次致命病毒的大爆发：2002-2004年的SARS、2009-2010年的H1N1和2013-2016年的埃博拉。这些爆发都没有造成我们目前所面临的这种全球性的破坏，因为这些病毒没有致命性、易传播性、延迟的症状表现以及疫苗和广泛的测试基础设施的缺乏这些因素的混合——正是这些使冠状病毒得以猛烈爆发。但每一种流行病都清楚地表明了全球性灾难的前景。

在一个全球联系日益紧密的世界，各国经济日益相互依存，世界各地人员和货物的高速流动史无前例，预见未来流行病的风险并不需要太多的想象力。事实上，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机构、比尔&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等非营利组织以及疾病控制中心等国内政府机构都对防备不足敲响了警钟。美国总统特朗普自己的国家情报局局长发布的《2019年全球情报界威胁评估报告》警告说：“美国和世界仍将容易受到下一次流感大流行或大规模传染病爆发的影响，这种疾病可能导致巨大的死亡和残疾率，严重影响世界经济，致使国际资源紧张，并且增多要求获得美国支持的呼声。”然而，这些警告在美国或其他地方都没有形成任何真正的政治势头。相反，它们只是被简单地登记和讨论通过。

与大多数国家一样，美国倾向于应对在国内有更多受众的紧迫挑战。国会投入了大量精力讨论对任何不符合美国利益和价值观的国家实施经济制裁的问题，无论这个国家是否真正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利益，甚至这些“价值观”是否得到国内政治共识的支持。随着特朗普的白宫延续冷战后的模式，将贸易作为一种用于实现国际和国内目标的政治武器，重大贸易对抗很快接踵而至。欧洲联盟更进了一步，决定其命令的范围远远超出了促使其成立的税收和经济政策问题。并且，欧盟试图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境外，包括在巴尔干地区依靠武力，在哪里欧洲人有强烈政治观点，但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有限。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开始考虑的不是他们的基本国家优先事项，而是如何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直接竞争优势。

国内问题也挤占了在这个事项上采取行动的任何空间。与乔治·H·W·布什所说的“美国成为一个更友善、更温和的国家”相反，我们需要的是让它变得更强硬、更专注。想想非法移民，移民问题上的自由社会工程，确保了城市和各州在教育和医疗费用方面投入宝贵资源以整合非法移民，其中最突出的是奥巴马政府的管理。如果美国没有在那些非法入境的人身上花费巨额资金，它将有足够的资源来关注像流行病这样迫在眉睫的威胁。这一流行病表明，美国不能沉溺于看似可取的事情，而是必须对最严重的威胁和挑战保持警惕。在政治日益两极分化的美国，对病毒性威胁的忽视是少数几个跨越党派界限的问题之一。

虽然国会民主党人高度关注气候变化带来的威胁，但没有出现类似的去解决全球流行病的明显威胁的呼吁。此外，自从特朗普当选总统以来，民主党对政府采取了“不收监（take no prisoners）”的战争，最终导致2月份试图罢免总统的努力失败，许多共和党人认为这几乎是未遂政变。特朗普很容易在弹劾案中幸免于难，在病毒成为流行病之前都过得不错。但随着特朗普政府的注意力不断转向派系斗争，白宫内部很少有人推动联邦政府将精力集中在不太明显但仍然存在的威胁上。特朗普政府的一些高级官员对流感大流行的危险发出了警告，但却没有得到理睬。不断恶化的派系偏见使得任何长期计划的尝试都完全不现实。

尽管来自中国和其他地方的迹象带来了希望，显示保持社交距离和精心设计的隔离措施可能奏效，但这些措施结束危机所需的时间、经济牺牲和人为牺牲是无法预测的。总统似乎相信他能在几周内控制住这场危机，在一个目前既缺乏希望又缺乏乐观的国家，确实有一定有必要给予希望和乐观。然而，不可接受的是基于这些乐观的假设轻率行事。正如安东尼·福奇博士所建议的那样，当涉及到健康危机应急计划时，应对当前危机的唯一正确方法就是准确地假设最坏的情况，以避免其发生。对于一个像美国这样富有的国家来说，没有理由不去使用必要的资金来购买设备、物资和人力，以应对这种最坏的情况。如果这笔钱被证明花得并不必要，那么与最坏情况发生时所产生的费用相比，它是微不足道的。

最后，美国需要一个有效的沟通策略。我们不能合理地期望国会、政府和民主党可能的总统候选人拜登会以一个声音说话，尤其是在大选年。然而，指望特朗普政府向美国人民传达一个明确、统一的信息并不是不合理的。每天，美国人都会收到政府关于危机的性质、政府应对措施以及人们对政府的期望相关的各种相互矛盾的声明。这种经常被媒体强调的混乱是不可接受的，总统有责任结束这种混乱。

并且，还需要国际社会作出审慎的反应。显然，美国的主要外交政策重点应该放在阻止这一流行病上，旅行禁令和隔离等措施必须继续执行，对基本医疗用品出口的一些限制是适当且必须的。但是，在贸易政策和生活中，却可能过犹不及。美国最不需要的是允许必要的限制以使其与其他大国产生进一步的敌意，特别是贸易战。中国是最明显的关注点。虽然美国对中药和制造业的过度依赖显然必须得到解决，但这些问题必须用手术刀而不是斧头来解决，以避免因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贸易对抗而引发全球经济萧条。

当然，中国仍然是美国强大的地缘政治对手，双方都要为两国长期关系的恶化承担一些责任。中国甚至可能从冠状病毒危机中崛起为一个更强大的国家，华盛顿必须努力确保中国不会取代它在太平洋地区的影响力和力量。还有俄罗斯。美国的行动可能导致了我们与俄罗斯关系的恶化，但这并不意味着应该走向极端、无视莫斯科提出的挑战。这也不意味着，面对俄罗斯真正的进击，美国应该在捍卫北约成员国方面有所犹豫。恰恰相反。

此外，美国政治家必须对其外交政策的可能后果持现实的态度。我们最终必须认识到，冷战结束以来，美国的外交政策缺乏真正的战略方向。事实上，1989年后的美国凯旋主义（American triumphalism）开始回潮。华盛顿常常不是基于军事或经济利益的冲突，而仅仅是因为一些国家赞同一个不愉快的政治制度，就把它们定义为敌人。像俄罗斯这样的国家对美国声称的首要地位感到不满，部分原因是可预见的骄傲感，部分原因是基于真正的国家利益。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傲慢地将这些国家视为对手，这使其难以在国际机构中与它们合作，以建立一个新的、稳定的全球框架。美国开始专注于狭隘的追求，而牺牲了对美国繁荣和安全至关重要的问题的考虑。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出于对短期目标的单方面追求以及彻底的装腔作势，当前面临的流行病等全球性生存威胁得不到解决，而这往往会产生不利于美国国家利益的结果。

例如，俄罗斯认为美国针对“北溪二号”的行动是为了提升美国在石油和天然气生产方面的全球领先地位，这导致莫斯科拒绝继续或扩大目前由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发起的针对石油生产的限制，其对沙特阿拉伯和俄罗斯施以限制，以使美国的能源增长迅速上升。虽然由此导致的油价暴跌在短期内对美国消费者有利，但对美国的海湾盟国，如沙特阿拉伯，则是毁灭性的，并且从长远来看，对美国的页岩气行业的影响是破坏性的，如果油价仍接近目前的低位，该行业将无法生存。油价的大幅下跌在对美国来说最不合适的时机颠覆了国际市场，这一点尤其令人沮丧，因为美国阻止“北溪二号”（迫使俄罗斯继续使用乌克兰管道）的首要利益无法与其对稳定石油市场的兴趣相提并论。

想要改革美国外交政策，就需要承认自由主义世界的秩序、大西洋两岸全球精英的口号，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根植于幻想和双重标准的神话。自亚里士多德时代以来，人们一直在争论民主与专制的相对价值，以及在特定情况下，民主与专制的何种结合将对某一社会最合适。把促进民主作为美国明确的外交政策目标之一，势必会引起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弹。它确保了中国和俄罗斯将联合起来反对美国的利益，并迫使美国和欧洲粉饰他们的盟友的错误行为，因为后者对新的大西洋霸权表示了忠诚。

例如，当克里米亚不仅在历史上是俄罗斯的一部分，而且拥有压倒性的讲俄语的多数人，并且即使在乌克兰控制下的选举中，这些人也一再表明它倾向于与莫斯科结盟时，在什么样的不合常理的逻辑下，西方才能将命令克里米亚返回乌克兰视为一个优先事项呢？美国本应预料到，俄罗斯会认为，出于乌克兰的统一而将克里米亚归还乌克兰是不可接受的，正如支持以俄罗斯统一的名义将乌克兰归还莫斯科控制的主张是不合理的一样。尤其令人费解的是，美国会在深知除非发生大规模军事失败或彻底崩溃，否则俄罗斯不会松懈的这种情况下，依旧积极追求这一目标。

美国的整个联盟体系，特别是北约，在目前的形式下显得越来越过时。许多政治家和专家，尤其是乔治·F·凯南警告说，北约向波罗的海扩张将使苏联解体后急于与西方联手的俄罗斯变成一个危险的对手。美国没有注意到这些警告，反而创造了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在这个预言中，北约的扩张讽刺性地增强了俄罗斯对向北约寻求保障的国家所构成的威胁。这些联盟目前主要是为了使美国卷入欧洲国家的内部争端。正如乔治·华盛顿在告别演说中富有先见之明地问道：“为什么要把我们的命运与欧洲的任何一个地区的命运交织在一起，把我们的和平与繁荣与欧洲的野心、竞争、兴趣、幽默或反复无常交织在一起？”

作为候选人，特朗普正确地指出了美国欧洲联盟的根本缺陷，这些缺陷建立在道德优越的借口之上，缺乏战略眼光。欧洲的精英们开始习惯于这样一种关系：美国毫不怀疑地推进他们的狭隘目标，让他们自由地对美国公司征收新的关税和税收，并在气候变化或移民等问题上公开挑战美国。声名狼藉的“欧洲团结”是波兰和其他东欧国家为抵抗俄罗斯、寻求北约支持而鼓吹的神话。然而，正如大流行性危机特别清楚地表明的那样，欧洲国家不仅不愿意援助美国，甚至彼此之间也不愿意互相帮助，因为随着冠状病毒危机的形成，许多国家迅速采取行动限制医疗用品的出口。只有在对俄罗斯的历史仇恨中，欧洲大多数国家才真正保持团结。而且有迹象表明，如果受到真正对抗的考验，这种团结也可能难以实现。

不要弄错的是：退出北约或破坏其基础并不是明智的做法。美国不能通过走向另一个极端来补救这一极端。相反，我们需要的是对美国联盟的地位、它们的相对成本和收益、它们如何支持美国的国家利益以及如何有效地改革它们的深刻认识。除了单边努力和双边外交之外，美国必须专注于与二十国集团、改革后的世界卫生组织等机构合作，以取代对狭隘的联盟的关注。无论是美国还是世界其他国家，都不能再次被那些情感上吸引人、但毫不重要的事件分心，从而阻碍了对深刻威胁全球稳定的事件的应对。它确实是对文明社会数百万人的生存的威胁。

那么，美国面临的是实际上是一个真相时刻。不幸的是，几乎没有证据表明我们正在吸取战略思维的必要性方面的教训。令人鼓舞的是，在帮助达成与俄罗斯和沙特阿拉伯的一项有用的（或许不确定的）协议以减少外国石油产量方面，特朗普发挥了关键作用。国会和其他地方的尖锐声音则不那么令人鼓舞，他们认为有必要因为冠状病毒而惩罚中国，这将导致贸易战在最不适合的时候重新爆发。旧的习惯正在逐渐消失：人们很少去注意避免北京和莫斯科之间更紧密的结盟。此外，核军备控制制度正在崩溃，更多的信号显示大国之间的敌意在增加。我们不应该认为冲突的危险会在我们的期盼下化为乌有，因为目前的流行病表明了，不可想象的情况是如何迅速发生的。

就美国人民的精神、经济体制的创造力和适应新环境的能力而言，美国过去和现在都是一个卓越的国家。但是，卓越并不意味着允许其为了不顾实际的全球优先事项而不计后果地追求外围目标，也不意味着在没有预料到可预见的后果的情况下，为了短期收益而牺牲美国的长期利益。在中文里，“危机”一词的第二个字的意思是“机遇”。尽管世界目前正处于生存危机的中心，但一个有希望的机遇很可能就在眼前。

翻译文章：

Simes Dimitri K., The Perfect Storm, The National Interest, April 24, 2020.

网络链接：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perfect-storm-147791

译者介绍

王婧滢

清华大学外文系2015级本科生，现为法意读书编译组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