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怀疑探索者

我在一篇旧作中写道：“哲学的核心是什么？就是想象力。但是哲学的想象力并不高明。说白了，就是乱猜。在科学没有做出解释之前，没有实证的乱猜缺乏意义。当科学已经做出了解释之后，乱猜更是不值一文。”这句话引起了一些争议。我为什么要这样批评哲学呢？是因为我通过调查发现，有很多反对科学的人，他们对哲学都往往都达到了痴迷、痴信的地位。说什么“哲学超越科学”，喜欢用一些哲学上的概念来攻击科学。可以这样说，凡是反科学人士，几乎没有一个人不吹嘘、神话哲学的。而他们又最喜欢说“哲学可以指导科学”“科学的尽头是哲学，哲学的尽头是神学。”

但据我本人的了解，包括杨振宁在内，中外的顶尖科学家基本上不太看重哲学。即使不算鄙夷，也没有把哲学认同为和科学相等的价值和地位，更不要说相信什么“哲学可以指导科学”“科学的尽头是哲学”一类的话。

纯粹的哲学概念

我本人首先就对“哲学可以指导科学”这话不赞同。实事求是，我还没有见过哲学成功指导科学的具体例子，一个都没有。我曾经指出，哲学仅有思辨，没有研究事物的具体手段。比如说，想知道一杯水里面具体含有什么样的物质，可以用电解方法，结果发现是氧元素和氢元素，还有一些微量元素的杂质。而哲学只能天天琢磨什么“天一生水”。至于“天”和“一”是什么玩意，两者又是如何结合之后成出了水，哲学家左顾而言它，乱扯一气，非要硬造出几个玄之又玄的玩意才肯善罢甘休。你让哲学家们做现场实验，用“天一”造一个水出来，他们就只能干瞪眼了。而科学家做实验很简单，比如制造水，什么材料配什么材料，成分清清楚楚，步骤明明白白，童叟无欺。如果科学家说，“我可以造出一杯水”，他就必然可以造出来。假设科学家解释说，这水是什么物质构成的，都能说的头头是道，还能做实验证明给你看。哲学家和科学家谁更能看透世界本质？还需要说吗？哲学根本看不懂世界的本质，仅是在假想中自我暗示“看懂了”，实质上就是瞎猜。瞎猜的东西，可以“指导科学”吗？

有人问我，“科学和哲学能不能相通”？我的答案是：不能。因为二者的底层设计不一样。

科学家们不相信权威、不相信眼见为实，而相信证据和推论，相信理性，常识建构起的所谓真理都是有模糊地带的，有些甚至是经不住推敲的，这一信念才是科学的核心和底层设计。而哲学并不具备这些元素和概念，它的底层设计是自由的思辨，并不需要通过实验来证明自己的正确性。而真正的科学思想并不是随心所欲的自由，强调的是“合理性”，即“合理假设，小心求证”。

赵南元同意杨振宁的观点

大约在2015年年初的时候，清华大学资深教授，人工智能专家赵南元就向我表示：“杨振宁等中外顶级科学家都看不上哲学。”

赵教授继而对他的这句话向我做了解释：“并不是说哲学不好，哲学在历史上确实发挥了一些积极作用。主要是打破神学对人精神的束缚，因为哲学追求自由的思想。但要说哲学是科学的源泉，或者说哲学还能够指导科学研究工作，则是不符合实际的。我打一个比方，哲学就相当于人在吸烟，据说吸烟可以给人提供灵感。科学家在科研上获得灵感，不代表科研离不开吸烟。哲学和自然科学各有各的使命，从底层设计上是不一样的。”

赵南元

赵教授继续说道：“我对哲学和科学的关系是这样看的：哲学介乎于神学与科学之间，所以继承了不少神学的形而上学性。一种广为人知的哲学理论认为，在'是'和'应是'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科学只能解决'是什么'的问题，不能解决'应该怎样'的问题。科学求'真'而人文求'善'；科学决定'事实'而哲学、伦理学决定'价值'。所以科学只是“器物之用”，大事还得靠哲学、伦理学、‘人文精神’拿主意。问题在于，上述理论是错误的。首先，科学并不求真，而是求善，科学追求好的理论，即更深刻、更统一、更有预测能力的理论。其次，科学与人文都在求善，都在力图解决'应该如何'的问题，那么谁更可靠一些呢？显然是科学更加可靠。原因是，在科学界存在着统一的价值观，对于科学已经研究清楚的问题，科学界可以拿出统一的、公认的结论；对于科学尚未得出结论的问题，在科学界中也存在着判断谁对谁错的公认准则。反之，人文学科虽然自称是研究‘价值‘’的，却不存在人文学界公认的价值准则。”

他表示：“曾经与杨振宁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杨振宁和我价值判断是一样的。”赵教授用非常肯定的语气对我表示，“我和我的同事们都很确信，哲学思想并不会指导具体的科研活动。我们对哲学是有情怀，但情怀不是科学研究的指导方针。”

当初我之所以和赵南元教授讨论这个话题，是因为内地的网络上经常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即所谓的“科学的尽头是哲学，哲学的尽头是神学。”虽然绝大多数的科研工作者都对这句话嗤之以鼻，但这样的说法无疑在普通网民之中造成了一些混乱，让很多人误以为果真如此。赵南元教授表示，科学根本就没有尽头，所以这句话一开始就是完全不成立的。赵教授对我表示说：“科学是获得可靠知识的最佳手段，哲学可以用来过嘴瘾，宗教可以用来...所谓科学的尽头是宗教，是传教者的骗术；所谓科学的尽头是哲学，是不懂哲学的人的臆语。有的大科学家爱谈哲学，是为了过嘴瘾，不必当真。其实，宗教的尽头是消失，哲学的尽头是科学化，变得靠谱一些，科学没有尽头，永远是青春期。科学家信宗教在世界范围内寥寥无几并呈不断下降趋势，而物理学从来没有形而上学化，量子力学是标准的唯物科学，宇宙学的某些问题看起来很“哲学”，其实更是科学的问题，解答它们必然是科学的手段。科学的功能就是发明理论，人类的创造力是无穷的，科学没有尽头。如果有10000个理论，科学就会创造出第10001个。哲学比宗教层次高，科学比哲学层次高。”

张双南同意杨振宁的观点

时过境迁几年，我在昨天发布了一篇文章《哲学无能？连“物质无限分割”都叫做“终极问题”》中，由于在文中提到了除了唯物辩证法等少数哲学思想，哲学界绝大多数的东西都是糟粕，所以被一些朋友指出来“哲学可以指导科学”“科学的尽头是哲学”。我则对他们表示，这种关于哲学与科学之间关系的认识，其实一种老黄历。实际上，哲学未曾对科学研究有“指导上的作用”。

为了进一步研究世界上知名科学家对此的观点，我又做了一些资料上的考证。昨天下午，我向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粒子天体物理重点实验室主任张双南进行了私信，请教他对于“哲学可以指导科学”“科学的尽头是哲学”的看法。张双南研究员向我表示说，“我的观点和杨振宁先生是一样的。”他给我转发了一篇发表于中国物理学会期刊网的文章，标题叫做《杨振宁谈科学家与政治以及科学与哲学——2016年5月6日杨振宁访谈》。张双南建议我仔细阅读这篇文章中杨振宁对科学与哲学关系的阐述，他说：“虽然我之前并不知道杨振宁先生的观点，但是当我了解之后，深表赞同。”

张双南

这篇文章是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史研究所厚宇德研究员在2015年12月和2016年5月6日对杨振宁教授进行的两次专访，地点在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

厚宇德研究员提问说：“我今天期待向您请教的第二个问题，是关于物理学与哲学关系的。做实验物理的人似乎很少有人关心这个问题。部分理论物理学家关心它，如玻尔尤其喜欢做哲学讨论，玻恩有时也说哲学是重要的、要求学生对哲学有所了解，但他又警告学生不要彻底归顺于任何哲学流派，而要保持质疑和批判的精神。还有部分理论物理学家如费米、费曼对哲学怀有不友好、甚至不屑一顾的态度。我注意到，您以前对此的观点是，您认为在历史上较早的时候，哲学对于物理学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随着物理学的发展，哲学对物理学的影响越来越弱化了。您现在怎么看待这二者的关系？”

而杨振宁则回答说：“关于哲学和物理学的关系，是的，在不同的时代物理学界的看法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这个关系随着时代的变迁、随着物理学的进化是不断改变的。在19世纪的时候，因为沿袭当初科学叫做自然哲学的传统，仍然认为科学跟哲学有密切的关系。到了19世纪末年的时候，许多科学家还认为物理学几乎是从哲学脱胎而来的，尤其是马赫的影响非常之大。但你看今天，甚至20世纪我在物理学前沿从事研究的时候，实际从事研究工作的物理学家，没有人关注哲学。这就代表19世纪与20世纪之间，物理学家对于哲学家的哲学20)的看法有了很大的改变。这个改变呈现在不同的人身上。当然同一时代的物理学家，有的人喜欢讲哲学，有人不喜欢讲哲学。你讲的很对，比如玻尔就喜欢讲哲学，费米不喜欢讲哲学，有这种不同的分野是不可避免的。这个可能是因为不同人有不同的爱好，问题的关键还是看哲学是不是真的指导了物理学的研究，是不是物理学家不能离开哲学。至少从我们这一代物理学家身上去看，我觉得不是。”

厚宇德：“事实上今天发生了翻转，如您曾说过的那样，现在不是哲学影响或指导物理学研究，而是物理学在影响哲学发展。”

杨振宁：“是的，具体一点说，我想量子力学的发展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量子力学不是从哲学来的，虽然有人认为是这样的，但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很明显量子力学是从研究原子光谱出发建立起来的。量子力学发展起来以后，它反过来对哲学界有很大的影响，这个过程现在仍然在继续。”

厚宇德：“量子力学关注的微观世界与宏观世界存在根本的不同，20世纪前30年这个领域不但对物理学家是陌生的、新开拓的，研究结果对哲学家来讲也完全是新鲜事物，所以他一定要吸收、学习、理解这个新事物，这个过程必然会出现。您个人的看法是一个物理学家完全没有必要先去研读哲学著作，然后借助它形成自己的思维方法，从而影响物理学的研究工作。”

杨振宁：“要尊重科研过程的客观事实，我没有研究过哲学，我所见过的理论物理学家也没有人像必须学习和使用数学一样对待哲学。坂田昌一认为理论物理研究需要哲学指导，我不同意他说自己的研究起源于哲学的观点，他从哲学出发得不出物理学结论，我认为他越少涉及哲学的时候，物理成就才越大。”

厚宇德：“如此说来，您对于物理学与哲学的关系问题的基本看法，和30年前是高度一致的。”

杨振宁与厚宇德

张双南研究员指出，上述杨振宁的论述，与他的观点是高度吻合的。张双南还向我表示，“我在朋友圈今年7月14日发了关于科学与宗教、科学与哲学的关系的评论。我在朋友圈里面明确表达了我的观点，你看了之后既可以了解了。我之前没有公开发表过这样的观点，你可以在文章中予以引用。”张双南在这一天的评述为：

“我经常听到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一些大科学家晚年转向神学？虽然这样的科学家并没有谣言所说的那么普遍（比如“科学的尽头是神学”这个锅爱因斯坦肯定是不背的），但是毕竟还是有的，而且他们的影响力巨大。

我的理解：他们知道有很多重要问题自己无力解决，又不认为还有比自己厉害的人能够解决。不是自己不行，而是敌人太狡猾，让（人格化的）神或者（非人格化的）造物主背锅是一种解脱，反正你也没办法证明我说的不对。

搬出更老更厉害的科学家，甚至搬出祖先，让别人连插话都不敢，大致也是类似的心理，而且效果还更好：你难道还比某某某更厉害？你想欺师灭祖吗？

当年要是学术界听了牛顿的，科学发展就停在那里了。今天也是一样。

哲学有没有尽头我不知道，如果有的话，哲学的尽头是不是神学我也不知道，但是我觉得哲学的尽头更有可能是科学，而科学是没有尽头的。

还是教员说得好：'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人性从未改变，科学从未停止。”

以上，即是张双南研究员对“哲学可以指导科学”“科学的尽头是哲学”的具体看法。

张双南又出示了一篇文章《霍金和哲学以及一堆乱七八糟的说法》，指出“这也是我写的一篇感想，也只是在朋友圈贴过，没有公开发表过。”该文章中先是提到了霍金、温伯格对哲学的猛烈抨击，然后有这样几段话：

“更多的科学家们说需要哲学，而且张口闭口都是哲学，但是从来不谈哲学家们的哲学，而是只谈自己的哲学。

他们其实和霍金、温伯格没有太多的区别，他们所说的哲学其实就是思维方法，就是认识和理解世界，而这原本是哲学家们做的事情，只是现在被科学家接管了。科学研究能够或者有可能回答的问题，哲学家们研究不能或者暂时不能被回答的问题。

而这些科学家自诩需要哲学，谈论哲学，只是想显示自己比较有文化而已，尽管他们说的、做的和今天的哲学家并没有什么共同的地方。

当然，哲学还谈论人生的意义，正如中国当代几乎最牛的一位哲学家所说，'人生的意义就是寻找人生的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人其实都是哲学家。哲学当然没有死，哲学更是没有消失，遍地都是。这么来看，霍金的话有点问题。

有一类哲学家是永远需要的，就是研究以前的哲学家的思想，所以可以称之为哲学史家。这么看来，今天（国内）很多哲学家其实只是哲学史家，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提出过新的思想，只是研究别人的思想。所以霍金也没有真错。

今天，随便一个医学院的学生所具有的知识都比医学始祖波希克拉底多得多，然后即使再大的哲学家也不敢说他比柏拉图或者亚里士多德更加高明，原因就在这里。所以，哲学史其实就是哲学，哲学就是哲学史。”

亚里士多德

张双南研究员向我还出示了一篇他发表过的文章，标题是《天文学与现代自然科学》。他在文章中这样说道：

“没有定量化，就无法通过归纳建立模型，也无法对模型进行演绎来做预言，并被进一步的观测或者实验检验。数学的研究所建立的各种计算工具，使得科学研究和现在一般意义上的哲学研究开始分道扬镳。而科学研究的定量化又使得科学研究的成果能够得到实际应用，这是科学和哲学彻底分离的最显著标志。关于现代科学和哲学的关系，一代物理学大师费曼（1918年~1988年）有过一句名言：'哲学和科学一般没有关系。当发生关系的时候，一般都是哲学损害科学。'当然这是费曼对科学史的解读。”

张双南研究员在文章中提到了牛顿、爱因斯坦等科学家如何发现自然规律的具体例子，他指出：“数据+归纳+演绎+预言+数据......”这个链条就构成了现代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核心。而哲学只是一种纯粹的思辨，并没有上述的元素。我认为，纯粹的思辨没有价值，提供可以验证或者证伪观点的思辨，才有真正意义上的价值。

张双南还指出来，“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科学研究所发现的规律并不局限于自然科学研究的自然规律，也包括其他各种规律。”

袁岚峰同意杨振宁的观点

无独有偶，当我就同一个问题即“哲学可以指导科学”“科学的尽头是哲学”再次请教我的朋友，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副研究员，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传播系副主任，《科技袁人》节目主讲人袁岚峰时，袁岚峰对这一话题表达了浓厚的兴趣。袁岚峰向我出示了他在“风云之声”上转载过的文章，恰好也是那篇《杨振宁谈科学家与政治以及科学与哲学——2016年5月6日杨振宁访谈》。袁岚峰强烈地推荐这篇文章，认为杨振宁的观点说到他心底里去了。他说：“此文最后杨振宁教授谈了对这些问题的看法，跟我的看法一样。”

袁岚峰对我表示：“在科学的早期，哲学跟科学有很大的重叠，或者说科学就是从哲学中分出来的。当一个问题我们不知道到哪里去寻找答案时，就把它称为哲学问题。当有办法去寻求答案时，它就变成了科学问题，典型例子如宇宙学。科学的发展历程，就是不断地有问题从哲学问题变成科学问题的过程，这是一种进步。历史上哲学对科学很有价值，如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但现在哲学已经很难指导科学了，反而是科学对哲学的指导意义越来越大，哲学家如果不多学科学，就会落伍。”

袁岚峰

随后，袁岚峰发表了一则微头条，他说道：

“有一位朋友来问我：您认可“科学的尽头是哲学”、“哲学可以给科学提供科研上的指导”这些话吗？您的观点是什么？我回答：科学没有尽头。说科学的尽头是神学或者玄学或者哲学或者诸如此类的，都是不懂科学又想表现自己比科学高明的人喜欢说的胡扯。”

他随后贴出了那篇厚宇德教授采访的杨振宁先生的访谈内容，并且做出了强调说：“其中最后一部分就是这个问题。杨振宁先生的观点跟我是一样的。”

袁岚峰的发言得到了读者们极其热烈的回应，一位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的助理研究员“生命科学者”表示赞同杨振宁和袁岚峰关于科学和哲学关系的阐述。他还指出来：“至少现阶段我们看不到科学的尽头。现在的科学研究太深入、细化了一位研究凝聚态物理的科学家一般不会关注或了解植物基因编辑的具体方法。”而医科大学的博士生导师内含子也同样对此深表赞同。

杨振宁

记得袁岚峰曾经在早些时候发表过一篇文章，就“物理的尽头是数学，数学的尽头是哲学，哲学的尽头是神学”这一说法进行了反驳。其中澄清过哲学和科学的关系。他在文章中这样写道：

“最后，来看哲学和科学的关系。可以用一张图来表示知识的结构：两个同心圆，内圈内部表示科学，两圈之间表示哲学，外圈之外表示未知领域，这两个圈有些模糊，而且不断向外扩大。不断有些哲学问题上升为科学问题，而随着知识范围的扩大又不断产生新的科学和哲学问题。

有的朋友可能会问：哲学问题可以上升为科学问题，科学问题能不能上升为哲学问题呢？

哲学和现代科学早就分离

回答是：不能。一个问题成为了科学问题，就意味着已经变得比较清楚了，它的答案一般都认为是客观的了，那它就再不会成为比较模糊、答案难以客观评判的哲学问题了。不过由这个问题可能会引发出新的哲学问题。许多人说的'上升到哲学的高度'，一般是把科学已经解释得很清楚的问题，再用所谓哲学的语言复述（很可能还是歪曲）一遍。这是无聊的伪哲学。很不幸，历史上这种伪哲学出现得太多了，以致让人们以为哲学家就是用谁也听不懂的话说着谁都明白的事的耍嘴皮子的。”

李淼的观点

我又想起我曾经就类似的问题请教过著名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天文与空间科学研究院院长李淼教授。李淼教授当时为我专门写了一篇短文，后来在此基础上又补充扩展为一篇系统的科普文章，发表在《知识分子》等刊物上。李淼在文章对所谓的“科学的尽头是xx”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指出这是有些人的“妄说”。李淼在文章之中说：“科学和宗教爬的不是一座山，佛学大师一生等在那里，只会等来更多的信众，而不是科学家。”其实也可以这样说，科学和哲学也爬的不是一座山。既然不是一座山，就谈不上所谓的“哲学指导科学”。

姜韬的观点

我还就“哲学可以指导科学”“科学的尽头是哲学”的说法，专门请教了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中国生物工程学会科普委员姜韬。姜韬对我表示，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话题，他很早就讨论过这类，认为所谓“科学的尽头是哲学/神学”完全是瞎吹的，哲学也不可能指导科学。姜韬说：“我说过，科学所到之处，宗教和哲学都要无条件让路。”“我举过例子，方济各表示《圣经》并不与宇宙大爆炸理论矛盾。这证明了科学可以影响宗教。”“从历史现实来看，比如从古希腊文明的发展来看，科学的重要元素逻辑和证明都早于上帝的诞生。泰勒斯的一切源于水，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思想，都在基督教之前。”

姜韬

爱因斯坦战胜哲学

我又记得我写过爱因斯坦与哲学家柏格森的“世纪之战”。那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以爱因斯坦的全面胜利而告终。当爱因斯坦刚刚提出相对论的时候，由于对时空本质的描述远远超过了哲学的理解范畴，所以在当时遭遇了哲学家们的集体嘲讽。其中有一位大哲学家柏格森，此人在那个年代被称之为“世界第一哲学家”，名望非常高，他对爱因斯坦的理论嗤之以鼻，还公开场合讽刺爱因斯坦的“乡巴佬”“提出了不知所云的东西”，说相对论就是一堆“垃圾”。作为一个信奉直觉主义哲学的人，他和其他所有的哲学家一样，对相对论这样的抽象学说完全就无法理解。爱因斯坦终于被哲学家的挑衅所激怒，和柏格森进行了一场辩论交锋。1921年4月6日，爱因斯坦与柏格森在巴黎的一场由法国哲学学会组织的学术活动中相遇，两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爱因斯坦

结局我们已经知道了，由于天文学家爱丁顿爵士组织的观测实验，最终取得了相对论的胜利。连大名鼎鼎的“世界第一哲学家”都败下阵来，造成了巨大的舆论轰动。这个事件之后，当时所有的知识界人士都承认了一个事实，就是哲学已经再也跟不上日新月异进步的科学知识了。而爱因斯坦本人，则在后来说：科学是新哲学观点的源泉。这实际上是肯定了科学在指导哲学发展，而非相反。1940年12月，爱因斯坦又在一封给意大利数学家友人的信中提到：“诸多事实证明，科学总是走在哲学前面。”既然哲学已经落在后面，又如何给科学予以指引？

牛顿认为哲学家很无知

而在人类整个科学史上排名第一，比爱因斯坦还稍胜一筹的牛顿，又是如何看待科学与哲学关系的呢？

牛顿在他的《原理》第一版序言中，提到过：“....我希望力学原理能推导出其他的自然现象.....这些力促使物体的粒子彼此靠近，聚合成规则的形状，或互相排斥、离散。哲学家们完全不知道这些力的存在，所以他们对自然的研究始终徒劳无功，然而我期待本书确立的原理能有助于形成确实有效的哲学研究方法。......”

牛顿的这一段话，已经非常清晰地阐述了牛顿当时的观点，即哲学研究已经不能指导自然科学的发展了，所以出现了“哲学家们完全不知道这些力的存在，所以他们对自然的研究始终徒劳无功”的尴尬局面。恰恰相反，哲学的发展需要自然科学的指导。

法拉第：我从来不考虑哲学

而“电学之父”法拉第又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呢？迈克尔·法拉第不仅仅是电磁学家，他还是卓越的化学家，从事分析化学及合金钢、光学玻璃等应用技术的研究发现了重碳化氢（即苯）等。我曾经在《法拉第是不是历史上最成功的民科？真理在这里》一文中介绍过法拉第为科学研究废寝忘食的事迹。他是一个极为看重实验的物理学家，仅仅是研究电磁力现象，可以考证到法拉第至少做了超过15000次以上的实验。而且他善于从实验中归纳出规律。他是如何看待哲学的呢？他说，哲学思维或者有点用处，但是我从来不去考虑它们。也就是说，法拉第做科学研究，并不会专门在所谓的“哲学指引”下开展，而是观察现象，总结现象。

温伯格：我反对哲学

前面我说过了杨振宁教授对科学与哲学关系的观点“现在不是哲学影响或指导物理学研究，而是物理学在影响哲学发展”，那么曾经与杨振宁在学术地位上并驾齐驱，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温伯格，他又是怎么理解的呢？温伯格是美国科学院院士、文学和科学院院士，英国皇家学会外籍会员，国家天文学会会员，美国哲学和科学史学会会员，德州大学教授。他因提出基于对称性自发破缺机制的电弱理论，获得了1979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科学界认为，杨振宁目前是地球上学术最强的物理学大师，可谓“一骑绝尘”。但是在温伯格教授在世的时候，他是地球上被公认唯一可以和杨振宁抗衡的物理学家和思想大家。温伯格早些年曾经写过一部很有影响力的科普著作，叫做《终极理论之梦》。波士顿环球报认为，《终极理论之梦》这部书是“在近来由诺贝尔桂冠物理学家写的许多书中，它是最好的一本”。在这部书中，温伯格教授将第七章命名为《反对哲学》，用了几十页详细阐述了哲学不但不能指导科学，反而在妨碍科学发展。

我不妨稍微花点笔墨，详细阐述和分析一下温伯格教授在《反对哲学》一章中的观点。

温伯格首先指出，我们确实需要预先有一种思想来指导，否则一事无成，但是——哲学往往不能预先给我们正确的概念。在终极理论的追寻中，物理学家更喜欢猎犬而不是鹰。为什么他说物理学家都喜欢猎犬呢？因为猎犬身手矫健且脚踏实地，可以很好的追踪自然规律的美的踪迹，也就是说往往可以达到目的，而鹰高高在上，象征着高傲且空洞的哲学，更多的是具有象征意义：俯瞰一切，也忽略和远离了真理。

温伯格

温伯格承认，确实有一些科学家在工作中喜欢谈论哲学，但这种哲学并非是所谓可以“指导科学”的哲学，而是一种“实用的现实主义”。什么叫做“实用的现实主义”呢？就是说，这些科学家都相信，科学理论的要素具有客观实在性，而非形而上学。显然，科学具有唯物主义精神。但温伯格又解释说，即使是这种“实用的现实主义”，也并非是源于哲学的指导，实际上科学家基本上不从那里汲取什么东西，而是从科学研究的经验里面学来的。也就是说，科学家口中的“哲学”，其实就是实践。科研工作者只有脚踏实地的做各种实践工作，在工作中积累了必要的经验，才会最终达到目标，这背后没有什么哲学的“底层设计”。就好比莱特兄弟发明飞机之前，他们肯定是观察了风筝或者热气球，从实验中得到丰富的经验，再从经验中寻找灵感。并不存在某种哲学给他们什么具体的指导。

温伯格说，我并不是要否认哲学的价值，尽管哲学与科学基本上没有什么关系，但是作为一个有理性的人，我们不应该指望哲学来指导今天的科学家应该如何去工作，或者告诉他们将要发现什么。实际上，历史上无论什么样的哲学思想，从来就不具备这种指导或者预言的功能。连哲学界的名流也承认这个观点。温伯格举例了知名哲学家盖尔的说法，说盖尔在考察了科学哲学30年的论文后得出了一个结论，他说：“这些近乎经验哲学的神秘主义论证，只能引起极少数科学家的兴趣。”绝大多数科学家都不关心科学哲学——而科学哲学是哲学中与科学联系最大的一门学科——既然如此，科学哲学也就不可能对科学家们的工作有所影响。连科学哲学都是这样，更何况其他哲学思想呢？

我要稍作解释一下，科学哲学的命题其实就是哲学家对科学这种现象的看法，并不代表它具有指导科学的功能。其最主要是两个，一是反思科学，一是归纳科学规律。这些都不是为了指导科学怎么工作的。连维特根斯坦也承认这点。维特根斯坦说：“在我看来，要读我的书的科学家或者数学家认真照着我说的去做，那几乎是不可能的。”既然搞科研的人都不会照着去做，说明科学哲学对他们毫无影响力，自然就谈不上什么“指导”了。就好比我平时不爱看《非诚勿扰》，孟非即使说的再厉害，我都不关心他说了什么，孟非自然不能对我的婚恋观产生什么影响。但我平时为了在旁人面前体现我婚恋观比较正，偶尔也会装模作样的说几句“老孟的婚姻观很正”。其实这是我道听途说来的，我并没有看过几次他的主持节目。

温伯格正是因为扒开了哲学的“画皮”，所以他丝毫不留情面的一针见血的指出：“我经常从正在进行的工作中去学习各种我需要知道的东西，如现代数学的微分拓扑，如微软的DOS磁盘操作系统。对于物理学家来说，没用的就是哲学了——永远的例外是一些哲学家的工作可以帮助我们避免另外一些哲学家的错误。”他说的多讽刺啊！

是温伯格不懂哲学，所以才这样“贬低”哲学吗？当然不是，他对哲学各种流派思想都是精通的。温伯格还在文章中回忆说，当年他刚刚读大学的时候，也是一个狂热的哲学爱好者，“为哲学痴迷了好几年”，但是他“后来醒了”。这是他看清了哲学的底色不过如此。

温伯格的遭遇让我想起了一位头条的网友@蓝色的星SE，他有一段留言：“我大学的时候选修了一门哲学课，叫形式逻辑纲要，讲课的是哲学系的教授。一开始教授就讲这门课是几千年来哲学家们的智慧结晶，不下苦功夫就学不好。巧的是，当时我自己的专业刚好学到了离散数学这门课，从第二章开始就是数理逻辑，两相一对比，形式逻辑就像1+1=2一样简单。用数理逻辑来解决形式逻辑书中的问题，就像用一次方程来求解鸡兔同笼问题一样，根本不用动脑筋，往公式里面套就可以了。我那时候就明白了，哲学家们压箱底的东西在数学家看来真是小菜一碟。”他的话可以参考我在《哲学无能？连“物质无限分割”都叫做“终极问题”》中用金岳霖举的例子。

据一些记叙民国大师轶事的传记的记载，抗战时期，大哲学家金岳霖在西南联大做教授，当时日本人的轰炸机经常窜来昆明空袭，所以金大教授也经常和学生们跑警报，就是防空警报一响，他就和人群往学校附近的一座山丘上面跑。这个金大教授跑了两三年，跑着跑着，就开始“理论联系实际”，拿“哲学”解决问题。他就想啊，我是大哲学家，得派哲学出场了，看哲学可以给我挣什么样的实际利益。于是，他就尝试动用了哲学的“逻辑法”：有人带金子——必有人会丢金子——然后就有人会捡到金子——我是人——所以我会捡到金子。他想到了这个逻辑，立即兴奋得不得了，每次一遇见跑警报，就故意在地上寻宝贝。后来，果真给他找到了两枚金戒指。于是，金岳霖就得意了，到处逢人就宣传：这是“哲学的胜利”。

金岳霖

一个威名播于四海，哲学水准在地球上也算顶尖一撮的大教授，居然要苦思冥想的依靠“哲学”才能捡到两枚金戒指，就志得意满，沾沾自喜的认为其生平绝技派了大用途了。但一个从来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乃至于不知“哲学”为何物的普通人，也完全可以轻而易举地达到了金岳霖的“哲学功力”。很简单：既然是跑警报，肯定太笨重的东西不能带，所以肯定带最值钱的家当。什么东西轻巧又值钱？当然是硬通货——金器。日本人的轰炸机来捣乱不是一天两天，所以长年累月，所以需要人们隔三差五往山上跑。既然跑警报的次数比较频繁，就有很大的概率遗落金器。如果你故意去寻找，不仅会捡到金戒指，还可能捡到其他高价值的物件。

瞧，一个普通人，他从来没有上过一节哲学课，也许都没有听过“哲学”这个词汇，但仅凭着与生俱来的这简单的思考能力，就比得上教授哲学几十年的金岳霖。但是人家骄傲了吗？没有骄傲。本就是最简单的逻辑推导，小学生都会，有必要洋洋得意吗？但是哲学家就可以把这一点芝麻大的事情吹上个三天三夜。

全球顶级水平的大哲学家金岳霖，动用了哲学“绝技”的“逻辑法”，偶然捡到了旁人遗落的两枚金戒指就洋洋得意，到处逢人就宣传“哲学的胜利”。但是一个从来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乃至于不知“哲学”为何物的普通人，也完全可以轻而易举地达到了金岳霖的“哲学功力”。

网友的留言

温伯格很肯定地说，就他所知的科学家们，“在战后积极参与物理学进步的人中，没有谁的研究得到过哲学家的工作的巨大帮助。”科学家们“单干”就够，就能够捡到“两枚金戒指”，甚至捡到金元宝，无需哲学大教授们的“神功绝学”。

温伯格不但否认了哲学可以指导科学的谬论，他还更进一步指出来，哲学不但不能指导科学研究，恰恰相反，在很多时候还得到了负面的作用。温伯格挖苦说：“即使哲学思想过去帮助过科学，但它们已经徘徊得太久，在今天的危害大于曾经起到过的作用。”这句话让我想起了罂粟花的果实，刚刚开始可以作为镇痛药使用，也算有点益处。但是自打人们把它变为鸦片膏，它对人的危害已经远远超过来了那么一丁点儿的益处。也就是说，哲学往往会妨碍科学进步。温伯格是诺贝尔奖得主中的佼佼者，他对科学史是非常有研究的，所以他列举了一系列的他所知道的例子，都是哲学思想如何妨害科学研究的实例。

温伯格举了17世纪30年代笛卡尔的“机械论”，这种哲学观念曾经在反对神学迷信方面起过作用，但是后来却阻碍人们去接受牛顿的力学理论，“因为机械论过去的辉煌，笛卡尔的追随者们在接受牛顿的太阳系理论时还会感到非常困惑。一个忠实的笛卡尔信徒，相信一切自然现象都能归结为物理或者流体的互相影响，如何叫他们去相信牛顿那个太阳隔着1.5亿千米的虚空向地球施力的理论呢？到了18世纪以后，欧洲大陆的哲学家们才勉强接受了超距作用的思想。”但即使牛顿理论胜利之后，机械论思想依然在发挥作用，比如，被后来淘汰的“以太”理论，当年就被很多人深信不疑，甚至法拉第和麦克斯韦也迷信这个东西，而“以太”是机械论的必然结论。直到爱因斯坦横空出世，1905年他拿出狭义相对论来解释虚空的空间就可以做传递电磁力的介质，“以太”学说才逐渐没有了市场，但依然在很多老一辈顽固的物理学家中间流传了很多年，直到他们咽气。这是哲学思想禁锢了某些科学家的头脑，让他们得不到真相。

温伯格还阐述了形而上学对物理学的误导，以及“逻辑实证主义”思想对物理学进展的阻碍。这种哲学思想不但要求科学家们最终得用观察来检验理论——温伯格认为这当然是没有问题的——而且要求理论的每一个点每一个方面都必须有对应的可观测量。但是这种精神首先要与量子力学理论有冲突。海森堡回忆说，波尔在1913年用量子理论计算诸如氢原子能量等可观测量时，遭到了严厉的批判。因为在它的基本元素里面包含着一些明显的原则上不可观测的量之间的关系。比如，电子的位置和演化速度。现在我们都知道量子力学理论有一个最基本的概念，那就是“测不准原理”。这个被严格证实成立的原理是说，无论采用什么样的技术手段，不论测量工具达到什么样的精确度，都不可能同时知道一个粒子的位置和它的速度。这表明微观世界的粒子行为与宏观物质很不一样。这是因为测量（比如发出光子）会产生干扰。但是按照哲学的“逻辑实证主义”思想，当时人们压根儿就拒绝承认“测不准原理”，连最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都表示不能接受。这让量子力学的发展步履蹒跚。除此之外，这种“逻辑实证主义”的拥护者们还激烈的反对原子论。因为按照这种哲学思想的要求，必须看亲眼看见原子，才算承认原子是存在的，而不是一种想象力。可是在当时不管动用什么样的技术手段，哪怕显微镜倍数再高，都不可能亲眼看见这些原子。所以直到1901年，坚持这种哲学思想的物理学家马赫还在与普朗克打论战，他给普朗克写信说：“如果相信原子的实在性有那么重要，我就跟物理学的思想路线决裂。我不再是一个专业的物理学家，我把我的科学名声还给你们。”

而由于“逻辑实证主义”反对原子论，又“特别不幸地阻碍人们去接受统计力学”。温伯格说，统计力学中有“一个根据系统的部分分布来解释热的还原理论”，“这个理论从麦克斯韦、波尔兹曼、吉布斯等人的工作发展起来，是19世纪科学的一场伟大的胜利；但是实证者们拒绝它，对科学家来说是最大的错误：胜利来了，可是他还没有看见。”

此外，“逻辑实证主义”的思想牢笼还毁了物理学家考夫曼的科学生涯。1897年，剑桥大学卡文迪什教授汤姆逊在实验中发现了电子。多年来，物理学家为“阴极射线”的神秘现象所困惑。当19世纪第一次发现“阴极射线”时，汤姆逊测量了射线在通过真空管时被电磁场偏转的路径，又由这些被电磁场偏转的路径假想射线的组成结构是带着一定电荷和质量的具有相同质量电荷的粒子。汤姆逊测量了它们的质量，发现它们的质量原子要小许多，于是他大胆的提出，这些粒子比原子更小，构成原子的基础材料之一，是所有电流的电荷携带者。他把这种新的物质形式命名为“电子”。从此以后，教科书上就把汤姆逊称之为第一个发现电子的人。但是，在和汤姆逊做实验的同时，甚至要更早一些时候，当时还有一个叫做考夫曼，他也发现这种“阴极射线”的一些性质。他确实也做了一系列的实验，而且我们今天发现他的实验比汤姆逊的实验更加精良，测量的数据更加准确。但是由于“逻辑实证主义”的思想在考夫曼工作的英国特别盛行，所以他也深受影响，迟迟不敢下结论。考夫曼对朋友说，“我不做猜想，对看不见的东西做猜想，不是一个物理学家的工作。”结果，可怜的考夫曼永远错失了发现电子的荣耀。

汤姆逊

而按照“逻辑实证主义”的哲学思想，很多行星都不可能被发现。因为宇宙中很多行星是很难被肉眼看见的。天文学家往往利用一些间接的证据来预测或者证明它们的存在。比如，“海王星”就是首先被科学理论推导出可能存在，然后才会确认的。1781年，德裔英国天文学家威廉·赫歇尔发现了新行星，这颗行星被命名为“天王星”。后面人们就发现，按照牛顿力学的预报，天王星在天上的轨道位置，似乎总与牛顿力学理论推导的不大相符。似乎有什么力量在让它的轨道出现“偏差”，否则就是牛顿力学错误了。后来，英国数学家约翰·亚当斯和法国数学家奥本·勒维耶在1846年夏天几乎同时发表文章，指出天王星运行的“异常”，应该是由其附近另一个还没有被发现的行星对它的引力影响导致。他们分别计算出这颗未知行星的可能位置，提请各天文台在预测范围内观测寻找。天文学家们并没有因为“看不见就是不存在”而放弃寻找，而是按照他们提供的位置在星空中进行搜索工作。结果仅仅用了几个月的时间，“海王星”就被新柏林天文台发现了。如果当初欧洲的天文学家们迷信哲学，他们就会无动于衷，那么发现“海王星”的日期就悬了。

如果“逻辑实证主义”成为主流，则黑洞也不会成为科学家研究的对象，因为黑洞永远不可能被肉眼直接发现，它最初仅是爱因斯坦方程的一个解，是1916年德国天文学家卡尔·史瓦西通过计算爱因斯坦场方程得到的一个真空解，这个解表明，如果一个静态球对称星体实际半径小于一个定值，其周围会产生奇异的现象，即存在一个界面——“视界”，一旦进入这个界面，即使光也无法逃脱。这种光线都无法发出，永远不可被看见的天体，后来被美国物理学家约翰·阿奇博尔德·惠勒命名为“黑洞”。自然，理论物理学家史蒂夫·霍金、罗杰·彭罗斯、爱德华·威滕、布赖·恩格林等人的一系列理论工作也不会受到重视。此外，如果科学家们坚持哲学信仰，就连夸克也不会被承认。而夸克已经成为当今物理学界承认的主流科学理论。

温伯格还在文章中列举了一些哲学家或者哲学迷信者对科学的强烈排斥感。比如，哲学家费耶阿本德、哈丁、罗萨克等人对科学的攻击和污蔑，要求政府对科学研究进行限制。这让我想起，在我国也有一些所谓的“哲学界的头面人物”，他们也在打着哲学的旗号攻击科学。比如，田松反对转基因、疫苗和工业化，说要“警惕科学，警惕科学家，我们要剥夺科学家的话语权”，吴国盛说“科学越发展，人的价值越丧失，而不是解放人类”，见《清华教授吴国盛是如何反科学的？”》一文做的部分揭露。这些大名鼎鼎的哲学家们，对科学反感，口口声声说要“反思科学”，其实就是“反科学”。

以上，是温伯格批评哲学的大致内容，和一些我的补充。

霍金：哲学已死

下面，我还要提一提霍金。霍金是20~21初期全球知名度仅次于爱因斯坦的物理学家。一般的看法是，科学论题越深入、研究对象越复杂，就越不需要哲学的宏观指导。霍金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宇宙学，虽然他的理论看起来很像哲学，但是也是建立在数学模型之上的严肃学问。霍金的“霍金辐射”理论还没有被彻底证实，否则他在世的时候也会大概率获得诺贝尔奖。但“霍金辐射”并非是纯哲学空想或者思辨，而是有内在的数学禀赋和物理学内涵。霍金本人对自己最好的评价是，他终结了所谓的神学或者哲学的“终结问题”。比如，哲学家苦思冥想关于宇宙“第一推动”的问题，但霍金通过严格的科学证明，证实了宇宙根本不需要“第一推动”，宇宙是完全可以自发诞生和演化的。

霍金在演讲和著作中写道，支持宇宙大爆炸理论的物理学定律向传统信仰发起了挑战，“由于存在万有引力等定律，因此宇宙能够，而且将是从无到有自己创造了自己。自然发生说是有物而非无物存在的原因，是宇宙和人类存在的原因。没必要借助上帝引燃蓝色导火线，让宇宙诞生。”霍金在一次演讲中说道：宇宙起源的问题有点像这个古老的问题：是先有鸡呢，还是先有蛋。换句话说，就是何物创生宇宙，又是何物创生该物呢？也许宇宙，或者创生它的东西已经存在了无限久的时间，并不需要被创生。直到不久之前，科学家们还一直试图回避这样的问题，觉得它们与其说是属于科学，不如说是属于形而上学或宗教的问题，然而，人们在过去几年发现，科学定律甚至在宇宙的开端也是成立的。在那种情形下，宇宙可以是自足的，并由科学定律所完全确定。”

霍金

对于哲学，霍金更是不留情面，直接提出“哲学已死”的宣言。这是直接开火啊！霍金的说法在科学界得到了很多支持，甚至在哲学界也有肯定者。一位哲学家不但肯定了霍金的说法，还说：“In principle, philosophers who have no interesting scientific questions to ask, nor can be any help in solving any scientific problems, should not be noticed by scientists.”（原则上，问不出有趣的科学问题的哲学家，或无助于解决任何科学疑难的哲学家，都不应该被科学家所留意。）

顺带提一下，美国科普界一位著名人物内尔·德·格拉斯·泰森（Neil de Grasse Tyson），用和霍金类似的风格公开宣称：“我们了解膨胀的宇宙，……我们了解量子物理，……这每一项都远超整个哲学家群体坐在座椅里所能推导的范围，……哲学家们本质上已经过时了。”

还有很多朋友对哲学有正确的认知

我的一些朋友也对杨振宁解读“科学与哲学的关系”非常认同。比如，一位2018年获得剑桥大学物理学博士的华裔朋友，他就对我说：事实已经很明确了，只是迷信的人不接受。哲学只对社会学科有帮助，对科学没有太大意义。实际上从来就没有哲学成功指导科学研究的例子。恰恰相反，很多伪科学却是接受了哲学的指导，比如一些民科的“理论”，还有前苏联的李森科的学说。

还有一位朋友，获得过“银河奖”的作家，毕业于清华大学微电子专业的江波，他曾经为我提供过一篇文章，标题叫做《科学的尽头是哲学吗？清华博士有不同看法》，文中写到“科学与哲学的关系”，我非常的认同他这样的描述：

“科学的尽头是哲学吗？科学和哲学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如果把哲学的范畴定义为囊括一切形而上，那就是把所有的抽象概念都划进去了，科学无疑会有大量抽象概念，也就包含了哲学的成分。科学中的具体事实，比如花儿为什么这么红，阳光为什么是七彩的，这些都不在哲学关心的范畴内。所以科学和哲学，乍一看，似乎是彼此有交集的关系。但如果像某些人说的：“科学的尽头是哲学”，这就太抬高哲学了。

哲学是个框，框里装了很多东西，形形色色的宗教，都是它的压舱货。望文生义，科学的尽头是哲学，未免会让许多宗教人士得意，从而心安理得地自居于科学之上，坐稳绝对真理的交椅。科学是人类对物质世界（自然，客观世界）经验积累的总和，当我们这么定义科学的时候，科学已经具有内在的哲学指导思想——经验实证主义。

经验，是人类所接触观察到的事实总和。人会基于这些事实进行分析判断，形成结论。实证，则是这些结论，必须回到物质世界中去，检验成败。成则结论保留，败则抛弃。无论成败，都进入下一轮观察或者分析判断。

只有能够存在于如上这个循环中的事物，才被承认。这或许是经验实证主义的简单定义。

经验实证主义具有天然的合理性。它非常朴素，朴素到和生物体的生存机制十分类似。一个生物体存于世上，就需要从外部世界获取信息，然后加工信息，最后达成行动。行动结果好，则生物生存，行动结果坏，则生物损伤，甚至毁灭。或许可以说，经验实证主义，是我们对生存本能的一种系统化，理论化。其实无论是否把它上升为理论，它就在那里。离开它，生物不能生存，一个种族也是不能生存的。

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哪怕极端笃信任何宗教，也无法将经验实证从社会生活中完全抹除。完全不需要经验实证的世界，只能是一个魔法世界，在地球上不曾存在过，将来也不会存在。

江波

回到科学和哲学的关系这个问题，我想用一个比喻来说明：设想人类的精神世界是一个班级，各种流派的思想是班级里的学生，科学是一个学生的名字，班里还有佛教，基督教，萨满教等等。哲学是老师吗？不！这个班没有老师，哲学也不是任何一个学生——哲学是花名单，所有学生的名字都印在花名单上。（哲学这个词，外延太广，内涵太少，只能成为花名单了）

科学的尽头还是科学，如果说有任何哲学在指导着科学，那也是科学自身所内含的哲学精神，而不是什么别的神秘哲学。”

人文学界权威人士对哲学的看法

以上是我找到的全球知名科学家或者科研工作者对“哲学可以指导科学”“科学的尽头是哲学”说法的具体观点。但是人文学界是什么样的观点呢？我又专门为此在昨天晚上请教了几位人文学科的专业人士。

比如，我在昨晚专门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位人文学科博士生导师进行了交流，对方作为人文学者领域的专业，向我表示说，就她所认知的情况，确实有很多哲学界的人士认为哲学可以指导一切，这种思想是存在的。但其实哲学发展目前已经处于“困境”，也就是停滞了。哲学是跟不上科学知识的发展的。

再比如，我又询问了任继愈的关门弟子，人文学界的泰斗人物，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儒教研究室主任，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李申，请他谈谈观点。李申教授认为，科学不可能脱离哲学，不宜一概反对哲学。他又对我表示说：“能否指导，看你哲学学得好不好，用得好不好。一把好枪，在傻瓜手里，也可能是废铁。科学没有尽头！”李申教授还说：“倒是有些科学家，他们感觉自己的科学生命到头了，就想玩玩哲学。哲学玩不好，有的就一头栽到了宗教里。”总而言之，李申教授认为“科学是没有尽头的”，所以也不可能存在“科学的尽头是哲学”。

我的个人观点

首先，我不全盘否认哲学。哲学有其历史的价值。有些哲学还具有真理性，比如唯物辩证法。

第二，我主要是反对“阴阳五行”“天人合一”这样的哲学。它们在历史上有文化价值，但毕竟是过去式，对现代社会没有指导意义。

第三，我是反对将哲学无限拔高，拔高到“超越科学”的位置是不合适的。我同意罗素的观点，哲学的位置在宗教和科学之间。摆正自己的位置，这样大家就可以相安无事

第四，对于古代的哲学思想，要承认其价值，但不宜拿过去的哲学来指导今天的生活，更不能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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