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元竹：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

文 | 丁元竹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督学组督学、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 | 《行政管理改革》2020年第10期

行政管理改革 图片来源于网络 转载请注明出处

2020年8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要求社会科学工作者“从国情出发，从中国实践中来、到中国实践中去，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使理论和政策创新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学。”习近平总书记站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和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的历史高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发展提出了新要求，对广大社会学工作者提出了殷切期望。

图片来源：新华社（李学仁 摄）

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审视中国社会学发展历程，其产生孕育于百年前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寻求前途命运的苦苦求索，其发展助力于百年后中国越来越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发展需要。据孙本文考证：“最先采用‘社会学’一词者，当为谭嗣同的《仁学》。谭氏于前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著《仁学》一书，其第一篇‘仁学界说’中，有‘社会学’之名。”之后学界运用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国社会，产生了一系列成果，探索中国的前途和命运成为百年前中国人的共同追求，社会学则成为实现民族解放和复兴的重要手段。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已有41年，忆往昔，峥嵘岁月。在过去的41年里，中国社会学立足中国发展实际，开展田野调查、拓展理论思考、创新研究方法、参与决策咨询、推动学科建设、培育专业人才，产生了一批有影响的学术成果和学者，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历史证明，社会学在中国具有广阔发展空间，社会学只有服务于中国社会发展，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才会有光明的前途。新时代新阶段，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为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必须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

（一）面向中国实际的人民社会学的学科建设目标

1979年中国社会发生大转变，思想解放推动社会变革。这一年，各地开始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把以往在旧体制中受到压抑的生产积极性和生产潜力释放出来。工业改革试点工作几乎与农村改革同步进行。这一年三月，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提出社会学需要赶快补课，以适应解决改革中面临许多重大问题的需要，他指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他反复强调，要逐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努力探索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下的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这就确定了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的目标任务。

在中央领导的支持下，时年已经69岁的社会人类学家费孝通领衔恢复重建工作，他与老一代社会学家田汝康、陈道、杜任之、李正文、林耀华、雷洁琼、于光远、陈翰笙、吴文藻、吴泽霖、李景汉等人共同推动这项事业。恢复社会学初期，按照党中央的要求，费孝通明确提出：“我们建设社会学的方针，正如乔木（胡乔木-笔者注）同志所讲的，有三条：一是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这是我们的理论基础和方向；二是结合中国实际，这就是说要有我们自己的内容；三是为现代化建设服务，这是我们建设社会学的宗旨。”作为领衔人，费孝通在其工作开展初期就把中国社会学建设的指导思想、发展方向和任务宗旨明确下来。“有我们自己的内容”就是不要简单照搬别国的社会学理论与方法，而要结合中国实际来确定社会学的研究对象。

任何一门学科必须有自己的研究对象。社会学研究对象问题曾是20世纪80年代初学界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在一次恢复社会学的座谈会上，费孝通认为，社会学是解决社会问题所必需的一门学科。他说：“我们需要对当前现实的社会问题，为社会主义建设减少一些前进中的障碍……这是我们在这时候急切需要开展社会学研究的主要原因。”这里所谓的障碍，主要是指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面对讨论和争议，费孝通认为，在规定社会学研究对象上，不必急于作严格限定，那将是一项长期的工作，这是社会学的历史使然。纵观世界社会学百年历史，社会学就是一门在其内部不断成熟各类学科又不断分化出新的学科的历史，他称其为“母鸡”。作为从20世纪30年代踏入社会学人类学门槛，并有重大建树的学者，费孝通深知恢复重建社会学的复杂性。面对当时国外社会学学科和各种理论学说的引进，他强调，学科建设，除了逐步厘清社会学研究的对象和整体特征外，更要注意到社会学研究问题的“剩余性”，即研究那些没有被纳入学科体系，但在实践中已经发生，需要经过研究提出答案的问题，要把这些问题纳入到中国社会学的视野，这些问题正是中国改革开放事业中凸显出来的、需要解决的问题，反映了他作为恢复重建领衔人的问题意识。在20世纪80年那股“现代化热”的大讨论兴起之前，他就试图说明中国现代化为什么需要社会学，坚持现代化决不是“西化”和“洋化”，社会学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必须结合中国社会的特点，“研究这些问题就是社会学的任务。”这实际上进一步明确了恢复重建的中国社会学研究对象。1981年，他在南京的一次演讲中将社会学的目标进一步确定为，“建立面向中国实际的人民社会学”，他解释道：“我们要发展社会学，也要走自己的路，搞中国式的人民的社会学。我们的社会学要面向中国人民的社会生活，研究如何使我们的国家一步一步地达到高度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目标。”

（二）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恢复重建社会学

在确定恢复重建中国社会学目标后，费孝通认为，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推动社会学研究，通过社会学研究把具体情况了解清楚，解决社会问题，逐步归纳理论。因此，社会学在中国的任务，一是加强对具体社会问题的研究。二是在具体问题研究基础上把社会学发展成为一门综合学科。

从什么样的问题入手开展社会学研究？改革开放初期，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农民开始离开土地进入乡镇企业。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国有企业改革加速，大量下岗职工进入市场，如何确保他们的基本生活、确保医疗养老等问题，这就是当时社会学必须面对和回答的重大现实问题。费孝通本人身体力行，强调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社会服务功能，深入实地调查研究。《小城镇 大问题》是他把自己长期理论思考与中国农村发展有机结合的典范。1983年，在多年实地研究的基础上，他写出了这篇文章，文章的发表为刚刚恢复的中国社会学赢得了广泛的社会认知，大大拓宽了这门学科的发展空间。1984年上半年，小城镇问题一度成为中国农村改革领域中的热门话题，其中人们谈论最多的便是《小城镇 大问题》。时任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在谈到这篇文章时说，费孝通是一位有专长的学者，《小城镇 大问题》持之有据，言之有理，能给人以一定的启迪。

回顾历史，20世纪80年代初期，社会学界也曾有学者建议和试图用最抽象的范畴来演绎出中国社会学的学科体系，其出发点就是当时流行的哲学和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建构策略，包括国际上流行的社会学理论。费孝通则认为，从共相来建构社会学理论体系至少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丰富的实地经验材料，它的前提必须使外来的理论与方法能够成为可以被理解的东西。二是必须具有丰富理论和历史资料，包括中外社会学的各种遗产。无论如何，刚刚恢复重建的中国社会学在当时都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因此，他主张，踏踏实实地积累实地经验材料，广泛地收集和整理中国的社会学遗产，同时借鉴国际上有用的社会学研究成果。

社会学恢复重建期间，在关于实地研究方法的提法上，费孝通多用“社会调查”，他认为，社会调查有三种基本方式，即“普查”“抽样调查”和“典型调查”，认为重建新中国的社会学应当从社会调查入手。通过社会调查可以获得社会研究的基本材料，亦即从实地中获得知识，“要取得对社会的科学的知识，必须要针对一定的问题，在一定的范围内，进行系统的观察，经过分析整理，提高到理论的认识。因之，立足于中国社会实际的社会学必须从科学地调查中国社会入手”。

面对大量国际上的社会学理论与思潮，费孝通反复强调，每一种“社会科学所反映的实际是有界限的”。以他自己的社会人类学背景看，近代以来的社会科学，是围绕西方社会发展及其特点建构起来的，也以西方为中心。当时国内也有个别学者认为研究西方社会得出的结论，可以普遍运用到其他国家，过分强调文化环境的一致性方面和搞西方化标准。对于像费孝通这样一位历经诸如“全盘西化”和“反全盘西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潮和争鸣的学者来说，如何处理好这样的问题，他心里是有数的：“当前世界上还存在着不同性质的社会和不同文化的民族，各国的社会学都不可避免地具有它们各自的特点。我国的社会学必须是反映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和中华民族特点的中国社会的社会学。”

在近现代历史进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深入农村调查研究，深刻揭示了中国革命的具体规律，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谭嗣同、严复、梁漱溟、李景汉、杨开道、吴文藻、潘光旦、陈达、吴景超等老一代学者通过介绍翻译、研究探索，不仅为后人提供了关于中国社会的各方面的知识和理论，也提供了他们在各自领域中长期探索所形成的研究方法。费孝通认为，对于这些历史性工作的研究和整理将为创建新中国社会学的基础“打下一个个结实的桩子”。

从恢复重建到20世纪后期，社会学发展主要是跟踪研究中国的改革开放，除了以费孝通为代表的社会学家们对农村发展、小城镇发展，以及由小城镇问题引发出来的区域发展等问题开展社会学调查与研究外，当时一些政府部门的研究机构也开展了大量社会学实地研究，包括农村社会结构的变化等。

（三）恢复重建社会学重在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

教材建设是社会学学科建设的重要部分，中国的社会学教材在对中国社会的实地调查中逐步完成。费孝通并不认为，在创立社会学的初期，中国就可以有以自己社会为内容的教材，这种教材的产生需要经历历史发掘、文献搜集、资料整理、调查研究等一系列工作的过程。

要实现恢复重建中国社会学的目标，必须培养一批人，有一个能为此奋斗和努力工作的队伍，这是费孝通在一开始就考虑到的。在社会学恢复创建初期，培养新一代社会学者是建设这门学科的首要任务。社会调查是培养新一代社会学者的基本方法。除在南开大学举办培训班和在一些有条件的高校创建社会学系外，20世纪80年代初，在费孝通指导下的江村调查、江苏小城镇研究和天津家庭调查中，培养了一批研究人员和教学人员，这些人后来都成为中国社会学的科研和教学骨干。费孝通说：“在培养从事新中国社会学工作的新的一代的过程中，我们深切体会到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教学联系科研的原则。自然科学离不开实验，社会科学离不开社会调查。”在1985年的广州会议上，费孝通曾表示了“对于一些没有准备好，还缺乏鉴别能力，为了追求学位而出国的青年人还有点担心”，并提请人们及早注意这一问题。

（一）改革开放中的中国特色社会问题

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是在改革开放呼唤下匆匆踏上历史征程的。一是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矛盾和问题凸显出来。20世纪80年代的农村改革释放出巨大的乡村劳动力，国有企业改革在提质增效过程中大量工人下岗；伴随着农村和国有企业改革，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小城镇星罗棋布、人口流动不断加速、“单位人”转化为“社会人”的速度加快，等等。进入21世纪，发展中的社会问题更是凸显，2003年，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对我国公共卫生和医疗体系提出了挑战，暴露出社会发展的短板。二是面对新情况新问题，党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提出了经济与社会等“五个协调”的新发展思路；把流动人口问题、城镇化问题、农村养老和医疗等问题提上议程。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8月24日的讲话中所指出的，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没有发展起来少。这个时期，农民工问题、看病难、看病贵等问题都提上了议程。三是到了2010年前后，又有一些新社会问题出现了，包括住房难、上学难、流动人口管理问题，以及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来中国经商定居、人口老龄化问题，等等。这个阶段的特点是，先是民生问题，后是社会管理问题进入党中央的决策视野。

社会学家李强认为：“民生是颇具中国特色的社会学概念，目前大多翻译为‘the people’s livelihood，’其实这个翻译很难展现其深刻涵义，所以笔者主张直接音译为MinSheng，然后再阐释其涵义。”中国社会学自其恢复重建，面对的就是中国发展中的种种具有自身特点的问题，也只能从中国实际中去研究、概括、提炼和发展自己的理论。“社会建设”这一概念虽然在20世纪初期由孙中山提出，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被中国共产党人赋予新的内涵，此外，还包括社会管理等概念。

（二）在面向中国实际中凸显中国社会学特色

21世纪初期，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党在新的历史时期为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解决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提出的重大战略举措，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总体布局的进一步发展完善，体现了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项巨大的、系统性工程，内容十分丰富，历史寓意深刻，为社会学在中国发展拓展了更大的空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指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加强社会建设和完善社会管理体系，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这就把社会建设、社会管理摆在了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位置，尤其是，这次全会提出了党委领导是健全社会治理格局的核心这一根本性问题。通过这样一个格局来实现“扩大就业、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理顺分配关系、发展社会公共服务事业，妥善处理不同利益群体关系，认真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这里就把社会管理与民生保障有机结合起来，进一步丰富完善了社会建设的内容。党中央要求“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继续推进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深入开展平安创建活动，依法严厉打击各种犯罪活动，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保障人民群众安居乐业。”这又把社会秩序与社会活力问题提上了社会发展的议事议程。从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目标，到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科学发展观”，再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建设美好社会战略的提出，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和全体中国人民对于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在逐步深化。“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社会，始终是人类孜孜以求的一个社会理想，也是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懈追求的一个社会理想。”“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美好社会的提出，在理论上和战略上为中国社会学的研究进一步指明了方向。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形成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和团结和睦的精神纽带。”这实际上要求把经济社会发展与价值观建设有机结合起来，进一步夯实制度建设的价值基础。

总之，这一时期，和谐社会、社会建设、社会管理、改善民生、活力与秩序、价值观等思想理论的提出，表明中国社会发展及其认识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社会学从对社会问题的认定走向寻找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找到了解决社会问题的方向。

（三）建立中国特色社会学基本框架

伴随着国家社会发展，社会学有了长足进步，初步构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的基本体系。

在重大理论研究方面的成果包括这样几个层面：第一，费孝通的“小城镇大问题”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以及“陆学艺的‘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研究’、郑杭生的‘社会运行论’、李培林的‘社会结构转型论’等等。这些研究成果帮助人们更好了解中国社会现状、深入认识中国社会发展规律”。关于“社会结构转型，中国社会学与西方现代化理论、发展理论、经济增长理论展开对话”等都针对现实问题做出了立足中国实际的回答，提出了富有创见性和解释性的学说和观点。第二，在中层理论方面，民生保障、社会资本、城镇化、劳工关系、社会治理等研究取得新进展。第三，遵循社会学恢复重建时确定的目标和方向，结合具体历史条件、社会调查，尤其大量“具有鲜活本土意识的经验研究不断涌现，涵盖单位制、城市社区治理、乡村建设等众多领域……”。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等大型社会调查项目持续开展，为了解社会动态、进行学术研究和制定公共政策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基础数据支撑。

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方面，党中央为解决发展中出现的社会问题采取的一系列举措反映到学术界和学科建设上，得到了积极回应。民生问题和社会管理问题引起了学界的高度重视，学者们对现代化进程中的民生问题、社会治理理念、社会治理发展、社会治理学科建设、机构建设进行了深入探索。清华大学2014年成立民生经济研究院；北京师范大学2011年成立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在决策咨询基础上，创办了《社会治理》杂志，进行了教材编写方面的探索。这都标志着新形势下中国特色社会学学科建设不断发展。

在社会学中国特色方面，通过实地调查、理论建构、历史挖掘、国际比较，把这个学科不断推向深入。中国社会学在这个时期的发展表明，一门学科仅仅停留在理论的层面上是无法为社会服务的，中国特色社会学建设也是无从谈起的。在学科建设中，社会调查既可以被视为基本方法，又可以视为这门学科为社会服务的纽带。这种社会观的选择与价值的取向能够帮助人们贴近现实，在学科建设中发展有自己特色和更具丰富内容的理论与方法。这是过去41年中国特色社会学得以发展的真谛。

在“五脏六腑”发育方面，社会学恢复重建初期，费孝通就把社会学学科建设叫做“五脏六腑”。“所谓‘五脏’指建立社会学学会、建立研究机构、建立社会学系、建立图书资料中心以及专门的刊物和出版机构。由此使得中国社会学的体制机制建设从一开始就比较整齐，‘中国社会学会’把全国高校、科研机构以及各行各业的社会学研究人员都汇集在社会学的大旗之下，形成了一支非常团结的队伍。”41年来，中国社会学的教学机构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已经发展到200多家；研究机构接近40家；在国家层面上成立了中国社会学会、中国社会心理学会等一批学术团体。“中国社会学会现有团体会员31个，个人会员1千余人，下设20余个社会学专业委员会”；《社会》创刊于1981年，是社会学恢复重建后创办的第一本专业期刊，与后来创刊的《社会学研究》一道成为社会学学科中的标杆期刊。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紧紧抓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站在国家全局思考当代中国社会发展面临的问题，高度重视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实现激发社会活力与维护社会秩序的有机统一等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首次提出了“社会治理”这一重要概念。基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社会发展领域的思想创新和理论创新成果以及各地发展民生事业和创新社会治理的实践，在一系列讲话和谈话中，逐步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重要论述，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前，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就是要认真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重要论述，立足中国实际，不忘中国历史，加强国际交流，把中国社会学发展推向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

（一）回应“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提出的社会发展新问题

当前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一是中国在鸦片战争之后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社会境地，激起了中国人民探索中国前途和命运的热忱，一百年多来，探索中国的前途和命运是全体中国人的共同要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学以致用”等就是这种热忱的具体体现。如前所述，中国传统社会学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从国际社会引入，先是谭嗣同的《仁学》、严复的《群学肄言》，之后，来自日本、欧洲、美国的社会学思潮通过留学生回国和外国学者来华交流讲学，与中国那些苦苦追求民族前途命运的学子们的价值追求有机结合，产生了中国自己的社会学，包括以吴文藻为代表的“社会学中国学派”。近代以来，中国经历着一个巨大的历史转型，这个历史转型自鸦片战争开始至今，中间经历了不同的历史阶段，学术界也一直在“全盘西化”与“反全盘西化”“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间摇摆、徘徊、探索、讨论、争论，出现这样的一些争论和磕磕碰碰是不可避免的。二是2020年发生的新冠肺炎疫情及其在全球的传播，以及由此带来的孤立主义在全球盛行，使人们不得不从更深层次思考人类命运共同体问题。晚年费孝通看到了社会学的更深层次的意义，他1999年在上海大学接受该校名誉教授的仪式上说：“依我看，发展社会学不仅仅是中国人的事情，因为当今的人类，在全世界的范围内都碰到了一个大问题——怎样把人类文化持续发展下去。这是一个需要社会学、人类学以及其他学科通力合作，共同研究解决的大问题。因此我们社会学、人类学自身的学科素质必须不断加强。”新冠疫情流行和新冠疫情之后的世界，人类如何和平共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必须研究，不能回避的重大课题。

（二）直面“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这一时代课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事实证明，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一是我国社会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互联网深刻改变人类交往方式，社会观念、社会心理、社会行为发生深刻变化。”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交往方式，社会观念、社会心理、社会行为”等问题，都是经典社会学研究的重要领域和核心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在新时代新阶段，尤其是在互联网广泛应用，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和出现新特点这一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必须做出准确回应。“人类交往方式”由于互联网在个体之间的链接，已经由传统的面对面交流交往拓展到通过视频、微信、微博等新技术环境下和场景中的交流。互联网已经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模式。由此也引发了社会心理、社会行为和社会观念的深刻变革，挑战了传统意义上的社会学理论和社会学研究方法，推动社会学理论和研究方法走向创新。人类由面对面的“小群”逐步融合成了一个个活跃在网络上的大群，又从大群逐渐形成多元一体的全球性网络，这确实是前所未有的社会变革。二是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随着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主要矛盾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人民群众对生活品质的要求越来越高，进而影响了社会结构和社会阶层关系，形成了一系列的新问题。

（三）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

1.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一核心问题。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党执政行为的具体体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这是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的根本前提和基本出发点。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必须加强党的领导，发挥党组织统领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必须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摆在党委工作的重要议事议程。党的十八大以来，各地积极搭建城市基层党的建设联动机制，形成党组织“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体系，发展和完善了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也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研究提出了新任务。

2.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通过对现实重大问题的研究，揭示人类社会，包括中国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的根本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把握规律，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透过现象看本质，从短期波动中探究长期趋势，使理论和政策创新充分体现先进性和科学性。”从中国社会学发展的历史看，社会学除了用来解决社会问题外，它还有更深一层的意义，那就是社会学可以用来揭示社会发展的规律。费孝通认为：“人类的社会生活曾经长期在必然王国翻腾，演出了多少悲欢离合的动人故事，而没有觉察到社会的变化和自然界一样也有它的客观规律。人类终于逐步认识到了这一点，要按照客观规律处理社会生活的各种矛盾。”用科学态度来对待社会问题实质上就是揭示社会发展中的规律性，不断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理论体系。

3.立足中国实际。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必须深入调查研究，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献计献策。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深入调研，察实情、出实招，充分反映实际情况，使理论和政策创新有根有据、合情合理”。社会学是有用的知识，这是毫无疑问的。问题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社会学要与时俱进，积极参与到社会发展进程的重大问题研究中，提出新发展思路，同时避免空谈，要把崇高的理念变成积极的社会行动方案，解决好中国发展中的问题。

4.树立国际视野。社会学必须面对当前全球化难题，共同探索人类社会发展的未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国际视野，从中国和世界的联系互动中探讨人类面临的共同课题，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就国外的各种社会学理论和方法而言，虽然都产生于它们本国，带有本土特色，但对其他文化仍有启发意义。一是这实际上将我们带入了关于社会事实的分类和对被分类的社会事实认识的分析以及人类文化的多元性与同质性关系这样一个层面上，这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必须面对的问题。如何解决好国际上的各种理论和方法的相互吸收与借鉴，又将人们引入到一个关于科学发展逻辑的领域。如何“批判与吸收”引发出来的各种方法论问题有待于人们进一步去研究。二是对于国外社会学，必须保持客观、理性、冷静的态度，既不能全盘否定，也不能全盘受之。吸收国际社会学的比较现实的办法是在国际上的著名社会学家中选择一些有代表性的人物，对其思想和思想产生的历史条件分别深入研究，既要看其思想，也要看其思想产生的制度环境。对于这种研究，不要简单地使用二手资料，要对原文认真读通。只有这样，才能说是负责任的研究和介绍，社会学者才有权利发表看法。三是吸收国外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并使之为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服务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吸收与批判”包含了丰富的内容。吸收什么，哪些应当吸收，吸收将采取什么形式，这都是需要进一步展开讨论的。

5.与时俱进促进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中国即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迈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由于互联网出现带来的社会结构的新变化，必须拓展中国社会学的研究视野和研究方法，从历史、国际、科技等纵向和横向角度开展对中国社会的全面研究，建设新学科、培育新人才、发展新理论、探索新方法，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推向新阶段，为推进五位一体布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作出新的贡献。一是研究互联网带来的人类交往行为的变化。社会成员之间使用移动终端产生的信息及构成信息网络已成为社会互动的基本方式。网络环境下，社会成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拥有对解决社会问题的参与热情。政府网络、各种客户端、企业和单位微信、群体之间的“朋友圈”已经或正在取代传统的信息传递方式，改变人们习惯的信息传播渠道和人们的行为方式。二是研究互联网对社会结构的影响。“在线”已成为现代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的基本特征。移动互联塑造了在线行动，形成新的社会形态。三是研究互联网对社会需求的影响。互联网和移动手机广泛应用,使居民对社会服务需求的个性化特征表现越来越突出,传统的社会供给模式、供给体系难以为继,人类需要借助数字技术来满足日益增长的个性化的居民需求。四是研究互联网对社会组织形式的影响。互联网技术进步和智能社会发展，社会组织形态将发生深刻变化，新的社会规范、行为要求都将出现。五是研究互联网对社会学研究方法带来的进步。大数据就是把现有的数据平台互联起来，形成一个在线的巨型数据系统和运算体系。数据平台联系起来的同时，包括各个个体在内的终端也成为巨型数据系统和运算体系的一部分、一分子，通过在线数据研究人们的社会行为、社会心态和社会心理已经不是梦想，必将成为现实，关键是要培养一批拥有社会学人类学素养，又懂互联网技术及其数据计算的新一代社会学者。

百年岁月，百年梦想，百年求索。中国社会学在中华民族遭遇磨难中孕育，在改革开放中长成。新时代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呼唤社会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任重道远。

可点击底部“阅读全文”或上中国知网下载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