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清和  智本社社长

在全球开放经济体中

中国现有的道路模式及竞争优势都将受限

2018年，中国的发展道路与国际规则产生的严重的冲突。从中美贸易战到谈判桌上磋商，再到《外商投资法（草案）》以惊人的速度（即将）出台，说明中国正在使用国际通行的合作方式——规则与协商，进一步开放市场，参与国际竞争。

过去，中国充分利用了WTO的规则，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市场环境中找到了舒服的玩法：利用货币、财政、汇率、人口、金融、产业、资本管制、国有企业、国有土地、国有银行等政策，制造了人口红利、环境红利、知识产权红利，创造了低成本制造优势以及规模经济增长，积累了高外汇、高储蓄以及高国储“三大压舱石”。这就中国过去的道路模式。

如今，中国逐渐按照国际通行规则的方式加速开放，原有道路模式包括限定条件、政策主权及效果、核心优势以及积累的“家底”，都将发生变化：

• 中国无法充分利用WTO规则，而是要适应通行国际规则，甚至是特朗普正在主导的零关税、零补贴、零壁垒的全新贸易秩序以及正在修订的WTO新规则。

• 中国面对不再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市场，而是一个不断加速开放的全球化市场，包括开放资本、放开管制等，如此在全球化开放经济体中，中国即将面临的是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融合、冲突与竞争。

• 在全球开放经济体中，中国原有的货币、财政、汇率、资本管制、人口、金融等经济政策都将受到国际规则的制约，政策的灵活性和效果受到国际市场的冲击，如此“政策性经济”将面临市场性经济的挑战。

• 过去依靠政策性创造的人口红利、环境红利、知识产权红利以及低成本制造优势，也将在全球开放经济体中逐渐消失。

• 现已积累的高外汇、高储蓄与高国储“三大压舱石”，分别被汇率市场化波动、资本“堰塞湖”泄洪、国内经济周期性烫平的冲击。

《外商投资法（草案）》标志着，一个宏大艰巨、前所未有的命题摆在中国面前：在全球开放经济体中，中国该如何构建生存方式及竞争优势？

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全球开始步入浮动汇率时代。以墨西哥、阿根廷、巴西为代表的拉美国家，以泰国、印尼、菲律宾为代表的亚洲国家，对全球开放经济体的认识与准备不足，以“大无畏之精神”拥抱全球化浪潮，全面而盲目地开启金融、外汇、资本及外贸自由化。

最终拉美国家反复踏入“拉美债务危机”的历史暗流，亚洲国家则在1997年金融风暴中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时至今日，除了日本、韩国、新加坡、以色列、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等少数国家及地区加入发达经济体的朋友圈，绝大多数拉美国家、亚洲国家都没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1980年代开始，日本国内民族情绪的助长下，中曾根康弘首相提出国际化战略，试图让日元升值，帮助日本企业走向国际市场，促进日本产业结构调整，形成国际化经济格局。1985年，日本主动（并非被迫）与美国签署广场协议，作为全球化战略的重要一步。然而，日本政府及货币当局，对全球化市场下的经济政策考虑欠妥，实施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以应对高汇率带来的国际冲击，导致国内外市场的“米德冲突”，最终引发严重经济泡沫危机。

从“龙舌兰危机”到“潘帕斯雄鹰”断翼折戟，从泰铢崩盘到“日本失去十年”，前事之失，后车之戒。从万里长江到浩海太平洋，从“堰塞湖”到国际资本浪潮，规则、政策、竞争烈度、风险尺度以及复杂性完全不同。

但丑妇终须见姑嫜，纵然前路凶险也只能前行。当年德国历史学派的“德国特殊论”导致日耳曼民族付出了惨重的历史代价。

往者不谏，来者可追，与其争论似是而非的“修昔底德陷阱”，与其批判特朗普“重商主义”、“国家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来发泄民族情绪，与其抱残守缺般地回避挑战亦或在悲观主义中患上“英国病”，不如追星赶月般地研究全球开放经济体下的市场逻辑、竞争规则以及政策变化：

关注发展道路与国际规则的冲突，关注国内市场与国外市场的“米德冲突”，关注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的周期性冲突；采用要素全球化思维方式，了解、熟悉、参与、融入全球化新秩序；按照全球化新秩序及国际市场规律，调整现行的货币、财政、汇率、资本管制、产业等政策及法律；构建新的竞争优势、生存方式及增长模式，促进国内经济在全球化市场中转型升级，避免跌入“中等收入陷阱”。

这是中国政治精英、经济学家、企业家以及广大企业主、投资人，必须快速补上的“国际宏观经济学”重要一课。

全球开放经济体下

中国经济将面临“三峡河段”的挑战

2019年，中国正在临近新旧时代演进、内外激流碰撞的巨大历史漩涡。倘若借《外商投资法》等将来一列改革举措，逐步迈入全球开放经济体中，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将是在全球经济周期性、全球化经济结构非均衡性、国际贸易新秩序、金融资本主义以及由政策引发的内外“米德冲突”中复杂纠缠，必将掀起一股百年历史大脉冲。

这一宏大的国运主题，映射到每一个国人身上那将是人民币计价的房产、股票财富重组，以及内外激荡中涌现的无数次机会的捕捉与错失。

本文试图在这股交汇、混沌的洪流中，梳理出一些清晰的脉络，以飨理性而预见者。笔者预设在全球开放经济体下，结合当前中国经济传统道路，探索中国经济所面临的挑战——中国经济政策同时遭遇国际市场规则、国际市场竞争以及国际市场规律“三峡河段”

三峡河段一：“政策性经济”面临国际规则的挑战

在经济学术界，所谓“中国奇迹”的总结浩如烟海且各说各话，但“政策性经济”的结论想必不会引起太多争议。笔者对“政策性经济”的成败与否、一般理论还是特殊经验不做定理，只作为一种客观存在而探讨。

中国过去几十年的经济成就，基本上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市场环境中，依靠各种宏观政策组合“激励”市场之手来实现的：

• 汇率管理制度、资本管制制度以及行政性市场准入制度构建了一个相对封闭的国内市场——守闸门。这一条件与中国即将面临的全球开放经济市场完全不同。

• 财产政策、货币政策在这一相对封闭环境下财政赤字货币化融资，配合土地和银行国有化制度，推动基建、房地产和制造业大规模投资，形成中国尤其是近十年最重要的增长动力——加杠杆、强刺激、调节奏。

• 人口政策、有管制的汇率政策、产业政策、大规模行政性低薪制度、环保政策、知识产权相关政策，形成人口红利、低汇率红利、知识产权红利以及环境红利，共同创造了制造业低成本和出口创汇优势，促进中国成为“世界工厂”，构建了覆盖全产业的初级工业体系，同时积累了全球最大规模的美元外汇。出口贸易一度成为中国第一大经济增长动力——高增长、高外储、高储蓄（资本管制）。天量的美元外汇，又经过强制结售汇制度形成大量的外汇占款，而促进财政赤字货币化融资，支持大规模投资刺激经济增长。

• 国有企业体制以及行政性市场准入制度，形成一个封闭性、限制性竞争的国有市场，包括银行、金融、石油、航空、铁路、电信、电网等等，构建了一个相对完整的重型工业体系，积累了大规模的国有资产——高国储、稳财政、稳市场、稳就业。

但是，从2018年开始，中美贸易问题、新秩序的构建以及国内经济下行开始产生叠加效应，资本管制、汇率管理、货币政策、产业政策等也被掣肘。

若放在全球开放经济体中，这些经济政策的主权将被受到限制，守闸门、加杠杆、强刺激、调节奏等作用大大削弱，高增长、稳财政、稳市场、稳就业的效果组合也可能自然瓦解。

在全球开放经济体中，中国“政策性经济”将遭遇国际市场通行规则冲击。

第一，“中国特色”政策与西方普世价值观、国际通行规则产生碰撞。

人口政策、知识产权相关政策、行政性市场准入制度、环保政策等都面临较大的适应性调整。

《外商投资法（草案）》已经在诸多方面作出了明确，如“依法保护外国投资者和外商投资企业的知识产权”，“不得利用行政手段强制转让技术”，“不得违法设置市场准入和退出条件”，建立“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以外的领域，按照内外资一致的原则实施管理”。

事实上，2018中国已经在金融、汽车等一些领域按计划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外资公司在一些市场可以占有更高的控股比例，行使更大的市场权力。

《外商投资法（草案）》这些条款以及市场准入门槛降低，说明中国在知识产权、市场准入等政策及法律正在调整，也为更加开放的市场竞争做准备。

第二，中国一些限制性、自主性政策（北京共识）将与国际自由化、市场化的规则（华盛顿共识）产生冲突。

有管制的汇率政策、资本管制、补贴型产业政策、国有企业制度（强补贴）与华盛顿共识主张的金融自由化、国际资本自由化、汇率自由化、零补贴以及公平竞争原则不相符。

汇率问题，其实是两国经贸关系的核心。当年美国、日本、英国等五国签署的“广场协议”，则试图从汇率上来扭转国际贸易及投资失衡。2018年，美元连续升值，给人民币带来较大的贬值压力。就当前而言，中美两国的诉求更加聚焦于短期，即汇率稳定，而非长期的“华盛顿共识”或“北京共识”。

人民币大幅度贬值或升值，都不利于国内经济稳定。如果人民币快速升值，很可能引发国内高资产价格形成的“堰塞湖”崩溃风险。据说，中美双方在此轮磋商中已对汇率稳定达成一些协议，包括“坚持由市场决定货币政策的原则”，“不搞竞争性目的贬值”。

不过，长期来说这是一项非常不确定性的合作项。毕竟，在中国外汇的市场化改革、国际市场风险以及中美利益博弈之间权衡取舍并不容易。

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实际上是国家主权让渡的过程。欧元经济体内，各国放弃了货币主权以及诸多政策主权。在全球开放经济体中，中国经济政策的自主性也将会降低。

汇率政策和资本政策的市场化改革，是中国能否融入全球开放经济体的关键一步，也是风险最大的一环。中国一直依靠汇率管理制度、资本管制制度以及行政性市场准入制度起到守闸门作用，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市场。如这三个制度逐渐开放，那么这一预设条件，则与本文讨论全球开放经济市场相同。

最更深的冲突可能来自中国所有制与国际产权规则的冲突，但是这应该是一个长期博弈的过程。中国亦在搞国有企业改革，而美国的诉求不在于所有制本身，相反所有制只是达成目的的手段。

三峡河段二：“三大压舱石”或被国际竞争削弱

中国经济经过几十年的高增长，依靠各项政策的配合积累了一定的资本，那就是高外储、高储蓄、高国储。这三大压舱石有助于缓冲经济衰退和不确定性，其中高外储可以缓冲外汇波动、国际市场冲击及外贸环境恶化，高储蓄可以缓冲国内消费与投资需求不足以及家庭债务风险，高国储可以缓冲政府债务风险及社会保障等公共用品不足。

但是，在全球开放经济体中，财政、货币、产业、金融、外汇、资本等政策都受到了限制，加上国际市场的冲击以及国内资本“堰塞湖”风险，这三大压舱石存有松动的可能性。

资本管制和汇率管理，帮助中国经济积累了高外储和高储蓄。在封闭金融市场中，高外储、高储蓄直接导致高资本，也为货币宽松的自由量裁创造了条件，但同时也累积国内资本的“堰塞湖”。在外汇稳定和贸易谈判的双重压力下，中国的外汇储备锐减的风险大增，甚至还可能增加外债负担。若汇率波动或“堰塞湖”崩溃，资本外流的风险加剧，高储蓄也自然土崩瓦解。

在全球开放经济体中，金融开放、资本开放、汇率市场化承压显著，各类资产面临价值重估的风险，国际竞争及资产价格波动将大大增加。本质上，中国的大类资产都配置在人民币这一个篮子里，资产配置实则寄托国运。

另外，中国的高储蓄存在诸多不确定性。近些年中国的GDP总量达到美国的60%，这个数字与1980年代日美的比例相当。但中国的人均GDP和可支配收入，却远不及当年的日本。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也不如当年的日本，中国居民储蓄还需要承担养老基金、医疗基金、教育基金以及住房刚需等作用，并不敢随意消费、投资。

最后，高国储是中国最稳定、最扎实的资产。但是，如果在全球开放经济体中，以人民币计价的国储资产也可能面临价值重估。届时的挑战来自多方面，首先如果外汇储备减少，央行外汇占款下降，国储将作为央行发行基础货币的第一选择。其次，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依赖度下降，政府债务扩张能力受限，公共用品和基础建设的资金压力大增，必须依赖国储来填补这一缺口。如2019年政府计划加大国储划拨填补社保基金亏空。最后，如今宏观经济中的高杠杆、高债务以及“堰塞湖”，一定在国际市场的冲击下引发资产泡沫崩溃或债务风险，主权债务和地方债务（投融资平台）都得依靠国储来兜底。

所以，在全球开放经济体中，高储蓄、高外储、高国储三大压舱石可能松动，资本管制、汇率管理、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等都受到掣肘。原有的增长方式以及发展道路，可能遭遇国际通行理念、国际新秩序以及国际市场规律的冲击。

在全球化开放经济体中，没有了资本管制和汇率管理的屏障保护，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效果将大打折扣，金融市场愈加受国际市场的扰动。国有企业、国有银行体系以及广大中小企业，也定然受到国际市场竞争以及国际规则的冲击。

最大的挑战应该来自汇率市场，即在金融资本主义中，强势美元的周期性冲击，容易加剧人民币的波动性。

三峡河段三：宏观经济政策或遭内外部“米德冲突”

在全球开放经济体中，中国依然享有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宏观经济政策的自主权，但是这些政策的实施效果，将受到国际市场规律的考验。

当前中国经济的宏观经济政策基本以国内市场或相对封闭的市场为条件的，但是在全球开放经济体中，宏观经济政策面对的是全球化自由市场，政策实施的效果将在全球化市场竞争波及。

例如，在全球开放经济体中，假如中国实施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则国内利率随市场下调，国内资本则会转移到国外高利率市场中，直至国内外利率水平相近。如此，中国实施的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效果则大打折扣。

但是，中国过去的增长道路，极为依赖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在全球开放经济体中，这两项政策的灵活性和效果都大受影响，甚至还容易遭遇国际市场规律的干扰而缺乏足够自主性，政府的财政扩张能力大受限制。如此，中国“政策性经济”的动力则遭到严重的削弱。

但是，在规律面前，我们的一厢情愿似乎显得无力而愚蠢，唯有了解、理解规律并运用规律才可能适应全球开放经济。

美国经济学家蒙代尔（一说克鲁格曼）提出了著名的“三元悖论”，即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固定汇率、资本的自由流通不能同时实现，最多只能同时满足两个目标，而放弃另外一个目标来实现调控的目的。

在全球开放经济体中，主要国家如美国、英国、德国、日本都采用独立的货币政策和资本市场自由流通，放弃固定汇率，即采用浮动的汇率政策；中国香港才实施联系汇率制度，即采用固定汇率和资本市场自由流通，而放弃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当前，中国维持着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在固定汇率和资本的自由流通两个方面采取“中庸策略”，即有管制的汇率政策和资本市场管制。这实际上容易陷入“三元悖论”，显然有违市场规律。

2018年，在中美贸易关系、美元升值以及国内经济下行的多重围困下，人民币汇率出现波动并小幅度贬值，中国面临保房价还是保汇率的两难选择的压力大增。这已经说明了，在逐渐开放的经济体中，中国来自国际市场的冲击愈加明显，且逐渐显现“米德冲突”。

所谓米德冲突，即在全球开放经济体中，维持国内外市场均衡成为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很重要目标。若在固定汇率和开放经济体中，如果出现经常项目顺差与国内通货膨胀并存，或经常项目逆差与国内失业并存的情况下，货币政策往往陷入两难，无法同时兼顾国内外两个市场的均衡。

简单理解，就是我们上面讲得保汇率还是保房价的两难选择。1980年代末的日本，贸易顺差巨大和国内房价高企并存，为了扭转国际收支失衡，汇率必须升值，货币政策应该紧缩，但是紧缩的货币政策又会刺破楼市泡沫，打击实体经济，无法兼顾内外部市场均衡。

2018的香港也是如此，贸易顺差和楼市泡沫并存，港币跟随美元升值，有利于国际收支平衡，但是利率提升不利于楼市发展。香港1998年房价暴跌和2018年房价下滑，都是货币政策无法同时实现内外部两个市场的均衡的结果，与当年日本、泰国、俄罗斯一样陷入两难境地，即米德冲突。

2018年，中国再次面临“米德冲突”，巨额贸易顺差与房地产泡沫、通胀预期增加并存。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保房价、保汇率二选一都不行。“米德冲突”实际上说明，宏观经济政策的精妙与配合极为重要，依靠某一种政策难以同时实现国内外市场的均衡。2018年中国央行与财政部掐架，实际上也是“米德冲突”在决策层面的一种表现。

随着中国市场越来越开放，尤其是到全球开放经济体中，“米德冲突”容易发生。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所面临的挑战大大超出我们现有的基础，对国际市场规律的研究则愈加重要。

所以，在全球开放经济体中，中国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宏观经济政策必须基于全球化竞争市场为前提，全面而深入地分析全球化市场的运行逻辑，避免遭受国际市场的规律性惩罚。

在全球开放经济体下

中国该如何构建全新的国际生存及竞争逻辑

如何在全球化开放经济体中构建全新的国际生存及竞争逻辑，是中国经济未来最大的挑战。在全球化开放经济体中自由搏击，这是一条我们从未走过的艰难之路、阵痛之路，需要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智慧与勇气。

第一、中国需要更主动、积极的参与全新的国际贸易秩序的建设，并严格遵守国际秩序及规则。

中国在国家战略层面提出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这个湾区可作为参与全球化新秩序构建的排头兵。抓住秩序重构的窗口期，将粤港澳大湾区打造为新国际秩序下的新自由贸易区。深圳前海、珠海横琴与广州南沙三大自贸区，可借香港自由港及国际金融市场之桥梁，积极与国际接触、接轨，参与新规则的制定，打造新秩序下的自由贸易区。

如此有接触、有了解、有参与、有风险隔离，可化被动为主动，进退有度，为国内改革有序推进赢得时间，争得相对宽松的国际环境，避免被新规则排挤在外触发“二次”入世的风险。

第二、中美贸易战、国际新秩序重构以及国内经济下行之际，主动加快国内改革与开放的步伐。

在全球开放经济体中，中国如果维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必然要放开资本管制和汇率管制，促使资本市场和汇率市场的自由化、市场化。如此，中国汇率制度、金融制度、市场准入机制都将面临大刀阔斧的改革。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改革尤为关键。约束财政扩张和货币扩张，限制财政赤字货币化融资，谨防货币政策及金融体系，服务于财政政策及债务扩张。从平衡财政向功能财政和保障财政转型，货币政策从多目标、关联性向单一目标、独立性改革。

实际上，排除融入国际市场的需求和压力，有些政策也是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中需要自我主动求变。比如，中国已经开放二胎政策，人口政策的大规模调整也提上日程；强化环境保护和知识产权保护；降低产业政策补贴，制定一般性的产业政策，等等。

从国家机制转向市场机制，从政策性经济转型市场性经济，从政策依赖型、投资刺激型、债务拉动型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向竞争型、创新型及内需拉动型，是中国改革之路，也是适应全球开放经济体的开放之路。

第三，制定“经济宪法”约束宏观经济政策的随意性，防止宏观调控扩大化，防止政府和市场双失灵。

改革转型的艰难在于，灵魂一直在鸣锣喝道，但肉体一直浸淫酒池肉林之中难以自拔。芸芸众生亦随波逐流，只有“与世人为敌”的改革勇气才能遏制人性中的灰暗。

长期以来，凯恩斯式政策的随意性传统，让人忽视经济政策制定及管理的法律性要求，更多时候寄托于“改革强人”的出现。

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的取决于来自弗莱堡学派及瓦尔特·欧根的经济政策。弗莱堡学派强调使用“经济宪法”来约束政府公权和市场私权的滥用。“经济宪法”遵循自由秩序、价格机制及货币政策优先的原则，即经济政策的目的是促进经济自由竞争，尤其是价格机制的发挥；货币政策服务于货币价格稳定，而不是宏观经济总体目标或其他目标。

1970年代之后，西方国家都看到货币发行权的破坏性，纷纷主张通过央行及银行系统的独立，并诉诸于国会及司法来实现，如此西方国家才更好地管控财政扩张和货币扩张的冲动。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门格尔、米塞斯和哈耶克为代表奥地利学派，都主张通过法律秩序、公共决策、社会选择来约束经济政策，以维持市场的竞争公平和价格稳定。

第四，深入研究国际市场规律，根据国际市场规律逐步调整经济政策。

1960年代，罗伯特·蒙代尔和J.马库斯·弗莱明利用丁伯根法则，提出了开放经济条件下的蒙代尔-弗莱明模型，证明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配合可以在固定汇率制度下解决“米德冲突”。

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告诉我们，在全球开放经济体中，运用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配合可解决“米德冲突”。一般来说，财政政策通常对国内经济的作用较大，而货币政策则对国际收支的作用较大。

但是，蒙代尔自己认为，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并不适用于发展中国家，也不希望他的学生用这个模型来分析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原因是发展中国家实施财政扩张时，通常都伴随着银根放松和外部投机资本对本国货币的冲击。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应用最好的三个国家是世界上最大的三个经济体：美国、日本和德国，因为它们拥有强大的货币和发达的资本市场。它们实施财政扩张时的各种条件，都能够保持货币紧缩。

换言之，由于中国等新兴国家并不具备发达的融资市场与国际货币，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无法有效配合，也就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经常同时扩张、同时紧缩。在全球开放经济体中，中国无法通过货币政策来融资，但是又没有发达的融资市场，如何解决财政融资问题呢？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无法有效配合，又如何化解“米德冲突”？

这注定是一条艰难曲折又反复斗争的不安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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