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昨天深圳物推荐了，富士康科技集团总裁郭台铭接受深圳特区记者的采访，在他的眼中，深圳已经具备硅谷的雏形。他说，深圳只要进一步优化人才吸引政策，更好地吸引国际型、领先实力的高科技企业进驻，成为中国的硅谷、世界的硅谷指日可待，“深圳完全具备这个基础和能力”。

接着，我们欣喜地看到深大教授陶一桃发表的文章：“国际化程度决定深圳发展高度”，直陈深圳进一步优化人才的建议，很值得深圳政府和深圳人深思。

标题：国际化程度决定深圳发展高度

■ 陶一桃

深圳是一座因改革而闻名的城市。开放使它走向世界，并融入国际经济之中。但就目前而言，深圳国际化的脚步并未追赶上开放的翅膀，而建立完善的国际人才引进制度法规，则是这座一直视创新为生命力的年轻城市未来发展的关键所在。

深圳作为中国率先改革开放的城市，它的开放性和国际化恐怕无人会质疑。按照联合国城市国际化指标测算，深圳市目前处于国际高级标准的80.21%水平，正在从国际化中级水平向高级水平迈进，而且深圳市在人均GDP、人均电力消耗量、万人拥有乘车辆等指标上均具有相对优势。

但同时我们还应该关注另一指标体系，那就是美国全球智库科尔尼管理咨询公司的调查统计报告，这个报告从五个维度（商业活动、人力资源、信息交换、文化经验、政治参与）来评价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国际化水平，其结果是：2016年，香港国际化程度连续9年稳居全球第5位，并且是中国高居榜首的地区；北京第9位；上海第20位；深圳第83位。当然，诠释这组数据变动的角度很多，不同的角度会给出不同的解释；带来数据变动的因素也很多，不同的因素会给出不同的理由和结论。但我以为，这组变化的数据应该引发以改革开放起家的深圳认真思考。

国际化的城市一定是一个开放性的城市，但一个开放性的城市，未必一定就是一个真正国际化的城市。目前深圳开放领先，而国际化不够，关键在于尚未真正完成由经济先行走向全面发展的积累进程

人们通常用对外开放度来说明一个国家和地区，或一座城市的开放性，具体表现为市场的开放程度。对外开放度又分为名义开放度与实际开放度，它们是衡量一国或地区经济对外开放规模和水平的重要指标。名义开放度是指一国或地区经济的市场开放度，一般选择外贸依存度，即以进出口总额与GNP 或GDP 之比来衡量。实际开放度是指制度开放而言的。

深圳一直是一座名义开放度相当高的城市，无论外贸总额还是其占GDP 比重均处于国内领先地位，即便呈现结构性下滑的2016年上半年，也仅次于上海，位居全国第二。2009年，国家海关总署推出全国外贸依存度城市排名，深圳一直位居第一，且在2007年、2008年远高于上海。但是，若用联合国城市国际化指标来测算，深圳在很多关键性指标上还相差很远，如在人均可支配收入方面，深圳处于中级稍高一点的位置，相当于国际高级水平的48%，这意味着城市富裕而百姓并未同步富裕。再如，在入境旅游人数占本地人口比例方面，深圳只有19%，还没有达到国际化初级水平40％的标准。同时，深圳的外汇交易量和FDI占本地投资比例也均处于相对劣势，前者处于国际化城市初中级之间，相当于国际化高级水平的33％；后者亦处于国际化城市的初中级之间，相当于国际化高级水平的41％。这些都说明深圳在一定程度上仍处于政策性开放所形成的外向型经济发展阶段，并没有真正从体制机制上走向由制度开放所形成的开放型经济形态。

另外，如果说开放性主要是一个经济概念，那么国际化则是一个既包括经济，又包含政治、文化、制度、人文的综合概念。开放度会展示一个国家或城市物与价值的国际间流动，但是，当物的背后缺失文化的交流与价值的包容时，那就会处于开放但并不国际化的看似悖论的尴尬之中。

一座国际化城市一定是移民城市，但一座移民城市，未必一定就是国际化城市。目前的深圳“移民而欠国际化”，尤其知识型人才国际化水平不高，其原因在于“移民”的“同质化”和劳动力市场国际化机制不健全

深圳一直以其移民城市的特质而著称。移民不仅是深圳经济特区发展的主体、中坚力量，而且也是“中国奇迹”的重要创造者。移民为这座城市带来的敢闯、敢于冒险的精神，已经作为这座城市的品格，写入深圳成长、发展的辉煌历史之中。但是，深圳是一座国内移民城市，而非国际移民城市。30多年后的今天，不仅当年的“移民”成为了深圳人，而且新一代深圳出生的地道深圳人也成长起来了。“移民”的特质被城市的认同感所取代，冒险的精神和敢闯的勇气也或多或少被富裕后的安逸所消磨。当改革开放初期“不干就死路一条”时，敢闯与冒险精神才会被“生存还是死亡”这样既高深又简单的问题所激发；当普遍富裕之后，冒险的成本有可能大于收益时，放弃冒险似乎又是一种理性的选择。更重要的还在于深圳并不是国际移民城市，尽管他乡变成了故乡，但都是祖国，而同一国度内地域的差别是无法从根本上阻碍相同的大的制度—文化环境对人的“同质化”。移民对一座城市发展的创新持久的推动力，根本上源于不同文化的融合、交错与吸纳。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文化观念的推动源于国际移民，尤其是知识移民。

与北京、上海、广州、香港相比，深圳常住外籍人口无论总量还是其占比都是比较低的，尤其是与毗邻的香港相比差距就更大了。

国际移民指标比较的意义不在于数据本身，而在于它反映了构成一个国家或一座城市重要的生产要素—劳动力的国际市场流动的活跃性和劳动力文化结构的多元化。市场越活跃，越有利于资源间优质配置；一定素养的劳动力要素的文化结构越多元化，则越有助于社会创新文化的形成。2014年中国城市创新能力测评中，深圳落后于北京、上海居于第三。当然，仅仅这一指标与国际移民指标的吻合尚不能得出国际移民占比与城市自身创新能力的必然因果关系，因为其因果菜单不仅长且多样性。但不可否认的是，两者之间在客观上又的确存在着某种内在的关联。数据显示，在邻近旧金山，北起帕拉奥托，南至圣何塞，长约50公里，宽约14公里的狭长地带的美国硅谷，其创业大军中近70%是外国人或获得美国国籍的外国人，而亚裔比例则高达64%。

另外，在国际上，人们常常通过非本地居民专利申请来反映非本地居民对该国或地区创新能力的支持与贡献水平。据世界银行数据显示，截止到2014年，美国非本地居民专利申请量占总专利申请量为50.74%，本地居民专利申请量占总专利申请量为49.26%；中国非本地居民专利申请量占总专利申请量为13.69%，本地居民专利申请量占总专利申请量为86.31%。

从长远来看，“移民不国际”、知识型人才国际化程度不高，将成为深圳继续持久保持创新文化与精神的内在约束。因为，最终撼动地球的不是政府鼓励创新的政策，而是自由徜徉于包容社会之中的，具有创新理念、知识与智慧的人的大脑。“人定胜天”的真正含义或许正在于此。

相对于物质生活的国际化，深圳在人才的国际化方面并非处于领先优势。建立完善的国际人才引进制度法规，则是这座一直视创新为生命力的年轻城市未来发展的关键所在

深圳是一座因改革而起，因改革而兴，因改革而富，因改革而盛的城市。开放使它走向世界，并融入国际经济之中。但就目前而言，深圳国际化的脚步并未追赶上开放的翅膀，而建立完善的国际人才引进制度法规，则是这座一直视创新为生命力的年轻城市未来发展的关键所在。

2010年8月，国务院在其《关于深圳市城市整体规划的批复》中，将深圳定位于中国的经济持区、全国经济中心城市和国际化城市。2015年6月，深圳市第六次党代会围绕落实“四个全面”提出全新的发展思路和定位，重新定义深圳的城市定位，首次提出“建成现代化国际化创新型城市”新概念，打造“国际创客中心”和“创业之都”、打造“创投之都”等崭新的发展目标被激荡人心地唱响。

2014年，经合组织发布的《国际移民展望》报告就指出：当前国际移民制度和政策领域存在着四大焦点问题：1、如何促进国际人才流动，满足各国劳动力市场需求；2、如何鼓励引进国际人才，同时保证本国劳动力市场供求平衡；3、如何采取措施有效筛选拥有高能力高技术的移民；4、如何长期保留已引进的技术移民。同时，该报告指出这四大问题普遍存在于世界各国移民制度政策制定过程中。

在引进知识型国际化人才方面，深圳有着广阔的制度供给空间。首先，深圳可以充分利用特区立法权，在全国率先建立更加科学、务实、完善的知识型外籍人才引进机制和技术移民制度体系，让国际人才真正成为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创新的要素，而不是摆在纸面上的政绩指标。

我们知道，从上个世纪50年代起，美国就多次修改移民法，规定只要是专业精英，可不考虑国籍、资历和年龄，一律允许优先进入美国。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起，美国政府又实施了有效期为6年的临时工作签证，即H1-B 签证计划，到本世纪初，这个签证计划从每年6.5 万人增至20万人。这一计划不仅有效解决了美国社会高新技术人才短缺问题，而且更支撑美国社会的创新文化与绩效。

其次，随着深圳经济结构的改变，政府应该富有远见地制度化优化劳动力结构，通过不断改变生产要素的结构偏好来支撑、保持产业结构遵循要素禀赋原则进行最佳选择。“孔雀计划”是深圳吸引海内外人才的卓有成效的计划，也是深圳引以为傲的大手笔。但直接引进人才国际化程度偏低，是深圳在人才引进方面的一项不足。这并不是说，只有外籍人才才是优秀的。而是在表达这样的一个思想：一座国际化的城市，应该让全球的人才带来全球的观念。也只有这样，深圳“建成现代化国际化创新型城市”目标才有实现的根基，打造“国际创客中心”和“创业之都”、打造“创投之都”的梦想才能寻找到生生不息的文化-观念的土壤。

其三，深圳对国外人才的引进应该多层次化，同时还要逐步从政策性引进走向政策引导下的市场行为，说到底，对人才需求的主体是企业而不是指标统计数据。一个社会的发展及国际化，不仅需要领军人才，而且更需要一般性的专业技术创新型人才。从专业执业人的国际化程度来看，深圳拥有国际金融、风险控制、律师和注册会计师资质的人员数量，尤其是外籍人员的数量，都明显低于北京和上海。在这方面，香港推行的吸纳不同类别人才的四项计划值得我们借鉴。

最后，政府既要出台有利于国际人才来深创业、就业的优惠政策，更要为国际人才提供符合国际惯例的制度环境和某些方面一视同仁的“国民待遇”。良好的制度文化环境由于会减少国外人才的进入成本，所以将有利于国外人才的引进；歧视性的制度安排，由于会加大国外人才进入的有形成本和无形成本，从而降低选择的福祉感与幸福感，所以将不利于国外人才的引进。同时，制度安排越符合国际惯例，不同文化、价值的认同障碍就会越小。通常人们更愿意在熟悉并有预期的制度框架内进行抉择，因为这对于一个到陌生国家或地区工作、生活的人来说风险会最小。在这方面，新加坡为我们提供了可以借鉴的制度安排。

另外，在某些方面对外籍人才的“国民待遇”，或许能起到如同优惠政策的积极效应。

据中国金融中心指数（CDICFCI） 统计显示，深圳市国际人才引进环境急需改善。在教育环境方面，无论基础教育资源方面，还是普通高等教育实力方面都与北京和上海的差距很大。虽然深圳市已经加大力度引进国际合作办学，在龙岗区建设国际大学城，但国际人才教育的制度文化环境尚未真正形成，这一切还需假以时日。建高楼大厦易，建城市难，建一座现代化的国际化城市更难，因为许多内涵的品质不是一夜就能建起来的，而是日积月累积淀出来的。当然，在公共医疗方面，深圳与北京和上海之间的距离也同样很大。

今天的深圳不能、也不应该陶醉在率先改革的辉煌历史中，满足于最早开放的历史地位上，沉浸于30多年改革开放的成就里，喜悦在今天依旧让深圳人骄傲的增长数字与排名中。在人类进步的历史进程中，总有一个东西能让人们放弃浮躁、短视与狂妄，那就是理性，深圳已经到了能够从容而理性的发展阶段。如果说正确的理念决定深圳发展的未来，那么国际化程度则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深圳发展的高度。

来源：深圳特区报 作者系深圳大学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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