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来想象一下这幅景象：

电视里面的那个人参加一场灵修的聚会，正在虔诚祈祷着。他用手撑着头，眼睛注视着某一个地方。忽然间他的手机从口袋里掉进了海里，引起了一阵骚动。然后镜头就转到了一个高瘦男子的身上，门牙少了两颗，穿着烹饪围裙。

比较奇怪的是我们的电视主角似乎并不知道自己经历了什么不幸的事，反而走向厨师，问说：“为什么你这道菜加了苹果醋却不用白酒醋？”

一想到这个画面，我就会忍不住笑个不停呢！我其实是用一种消遣和难以置信的眼光在审视着自己。这可不是什么电视实境秀喔，而是土耳其NTV的周末黄金时段的电视节目，而我就是电视里面的那个人。

我在做的事情，就是吃遍各个餐厅，品尝佳肴美食，判断好不好吃，说说自己的批评，并听听主厨们怎么向我解释。若餐厅里有很多种酒，我就会让他们每种倒一杯给我试喝，看看够不够水平。有两位摄影师和一位制作人和我一起逛餐厅。大多数的时候我们是在土耳其，不过偶尔也会到罗马、加泰龙尼雅、乔治亚、叙利亚、黎巴嫩等地。

每次拜访完一间餐厅，我会做出两到三分钟的评论，然后给星星评等，从一星到五星级。只要是被我评为四星或五星的餐厅，即使那个餐厅之前门可罗雀，最后都会吸引一票顾客上门然后大赚一笔。

你们一定认为我是个大厨师。别闹了，我连打蛋都不会呢！

但我却是个不折不扣的明星，因为走在路上总是会有路人来要跟我索取签名照。大家也在网络上热烈讨论我这个人，我的个性、动机，且很好奇我的私人生活到底是什么样子。也很多大学生一直寄信来问我要怎么样才可以变成和我一样有名。更有许多中学生的家长要我出书，让他们知道怎么样才可以把小孩教成和我一样。在他们眼中，我是“偶像”，他们的小孩日后都想成为另一个“Vedat Milor”！

好，那到底我是谁？这整件事情到底怎么发生的？

30年前，这个人从Bosphorus University经济系毕业，然后到美国的Berkeley社会系念博士。大学的时候着迷于斯拉法、新凯因斯学派、阿图赛、以及法国结构马克思主义；但到了Berkeley，他开始喜欢上民族志，从事深度个案研究去了解社会变迁。我的指导教授Michael Burawoy告诉我，比较方法才可以发展出一个解释资本主义国家自主性的理论架构，例如土耳其。所以最后我比较了土耳其和战后法国的经济，企图说明核心和边陲国家的结构差异与国家自主性。在这里我想要为我的“无辜”解释一下：

喜欢法国红酒是我选择法国作为论文个案的“非预期后果”。

可是，实际上并非如此。自从在1982年我花了10元在Berkeley的Kermit Lynch Wine Merchant买了1982年的Henri Jayer Bourgogne之后，我就爱上了勃艮地红酒了。

我那时连一台收音机都买不起，但是却喝很好的红酒。好的红酒有着多层次的香气，多变的特质可以挑动与刺激我的味蕾。她的质地很柔很精致，吞咽入口后却又有另一番令人惊讶的强韧与辛辣。如此地复杂与迷人，完全体现了布尔乔亚民主和西方文明化所令我着迷之处，截然不同于单调乏味的美国Reagan政府和土耳其的Kenan Evren的军事体制。

“但是为什么你要比较土耳其和法国？”一位Fulbright奖学金的审查人这样问我。我到现在仍然清楚记得她在听过我的答案之后的那张惊讶的脸。

我回答：“因为美酒和美食。”

当我拿到奖学金之后，我猜想她必定是同意我的吧。我说的可都是真的。Malcolm Gladwell在他非常有名的著作Outliers:The Story of Success一书的“1万小时理论”中说：有些人是天才，但是绝大部分的成功人士都是工作狂，至少花上了1万小时才得以精通了某项才能。所以，我也可以有一个“1万瓶红酒理论”，可不是吗？

我很可以肯定在1985和1990年我还是研究生的时候，我餐加了很多俱乐部和聚会，所喝过的红酒，差不多就是这个数字。毕业之后的时间就过得非常快了。我后来到世界银行当政治经济学家，但是当我的论文得到美国社会学会的最佳论文奖时，我又回到了学术圈，在Brown University和Georgia Tech教书，后来又在Stanford拿到了一个法学学位，并被选为杰出法律学人(Order of the Coif)。我也曾经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访问过一年，有幸可以亲近这个世纪最伟大的大师之一Albert Hirschman；我也在硅谷的一间新公司工作。

但是当在硅谷工作过之后，我从此就对学术就失去了热诚。

Georgia Tech公共政策系的计划，“如何利用Geogia交通部的外部咨询顾问去提升效率”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我发现我一点也不想成为技术官僚，对我同事的问题一点也不感兴趣，我想要做点什么别的事情。

我在世界银行的一个朋友后来当了土耳其非常有名的报纸Milliyet的主编，他当时正在找一个懂酒和食物、且有公信力的人。于是他问我是否可以帮他写个每周专栏。从那之后我的人生就开始像是坐上了云霄飞车一样，充满惊奇。

我出名了的这件事可以有个理论性的解释吗？我想有。

让我出名的原因就和是得以让Justice and Development Party(AKP)在2002年执政一样。之前的执政党是世俗的军事官僚菁英和一群布尔乔亚阶级的联盟，后来失去了对政治经济控制。再加上政治的贪污与经济危机，AKP的伊斯兰民粹主义诉求公平和透明，在执政党的分裂中占到了优势，并从独占的资本家中找到了支持者。AKP也动员了边缘的安那托利亚的布尔乔亚，都市商人、建筑商、保守受过教育的年轻族群、以及摇摆不定的都市穷人。

我其实很惊讶我的节目可以在安托利亚人和都市穷人中受到欢迎。中产阶级当然可以买得起红酒和美食，但那些都市里的穷人和年轻人有怎么说呢？我其实受惠于我是个外来者的身份。我不是食品产业里面的老面孔，也和餐厅与食品工业之间扯不上半点关系。

不过我想还有另外一点很重要的因素得以使得我在年轻人之中也受到广大的欢迎。在AKP执政之后，伊斯兰的禁欲主义和压抑的文化开始抬头，再加上政府对于社会抗争的镇压，使得年轻人只好把精力专注在想象力和娱乐文化上，从中得到解放。政府对媒体的管控和对社会的压制一方面带来了恐惧，但另一方面也激发了想象力。年轻人认为政治是肮脏的，并且要懂得欺骗才得以成功。

所以，他们可以轻松品尝佳肴美酒的文化变成了他们想象上可欲的另一个自我认同。相较于困苦的生命和受限的理想，人生若是可以尽情探索“味道”这件事情，那是再好不过的了。

或许我就是他们眼中的Jayer Bourgogne，让他们得以在非常恶劣的文化与经济环境中强化精神上的能量，解放受到压抑的感官。这种“奇怪的理想主义”是名人文化和名人作为偶像的反面。就像马克思说的：“名人文化的死亡必须先是名人的解放。”

（Sociological理论大缸第131期）

转载自：ISA的newsletter：《Global Dialogue》第4卷第2期

链接：

转载自《Global Dialogue》的各期

第115期苏联时代的公共社会学家Vladimir Yadove

第114期独裁期间与之后的【利比亚社会学】访谈Mustafa Atti

第110期侦探小说与社会学的实在/世界：访谈法国社会学家Luc Boltanski

第105期权力与原则：一个社会学家在菲律宾国会中的浮沉

第104期从秘鲁社会学会会长到教育部长/驻外大使：访谈Nicolás Lynch

第103期社会学家是巴西总统：访谈依附理论派大伽/前总统Cardo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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