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怎么用？25年经验应用研究的分类总结
提到宏大理论，第一印象是：好看不好用。
确实，套用理论，恐怕也发不出来论文。但是，并不妨碍很多经验研究，是受到宏大理论的应用，部分地应用、或者发展地应用，或者结合地应用宏大理论。
比如，美国社会学会文化社会学分会的历年获奖作品，深受布迪厄的文化资本概念的影响.
美国社会学学会Culture社会学分会年度获奖专著荐读（2012-2018）
以致于一位书评人，对2016年获奖作品Lauren A. Rivera, Pedigree: How Elite Students Get Elite Job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5.
——的结论的概括，十分直白和讽刺：
“布迪厄是对的！”
那么，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呢？
之前也推送介绍过一些和吉登斯商榷的理论文章，比如：
反驳吉登斯，回到列维-斯特劳斯：结构理论的方法论主义（Lizardo2010）
这一次，看到一份研究，评估总结了至2000年，应用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的各类作品，总共有53份论文/图书章节，分布在犯罪、教育、商业、城市、性别、发展等各个领域。
Phipps, Alan G. 2001. ‘Empirical Applications of Structuration Theory’. Geografiska Annaler: Series B, Human Geography 83 (4): 189–204.
这些经验研究作品，都具有明确地，将能动性和结构联接起来的取向，而非写观察所见的一个home/factory等等，或者只是宏大的政策或背景分析。
比如，在对加纳、巴西的home中的父权文化的解读，会把家庭中的资源分配、房间分配，和传统的继承文化、城市发展变迁联系起来。
(Antwi-Nsiah and Huff, 1994)(Robben, 1989)
在方法论上，作者也指出了有两个主流的吉登斯式的方法论策略，分别是
Cohen’s (1989) systems analysis, and Stones’ (1991)strategic context analysis.
前者是注意在拉长了的时空背景下，制度的固定作用如何被行动者挑战的。后者更重视从行动者的决策选择角度出发。
当然，在大部分研究中，是民族志或叙事取向，并且主要是individual层次，对于marco层次分析，以及量化分析，都是少数。
（sociological理论大缸第36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