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北京的未来学家：托夫勒与863计划决策

▍说明

本文是《理论与历史社会学复印资料》2020年第5期转载文献的解读资料。

▍荐读

Gewirtz, Julian. 2019. “The Futurists of Beijing: Alvin Toffler, Zhao , and China’s ‘New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1979–1991.”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78(1):115–40.

• 托夫勒的未来学观点，如何传入中国的？

• 八十年代 / 后文革时代，中国对于未来的论述，如何重建的？

• 八十年代的思想家，如何受到未来学影响的？

• 863 计划，为什么有未来学的影子？

  
  

▍一、导言

提起 20 世纪 80 年代的思想界，无人不晓一套丛书：《走向未来》。“未来”一词，这个名头，并不陌生。自 1949 年以来，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阶段论，不管是 “苏联是中国的明天” 还是“社会主义终将消灭资本主义”。

这套丛书，如今常被误解作为思想类丛书。确实，弗洛伊德、韦伯、默顿等人著作，都收录在这套丛书里。但如果仔细看书目，却很多以 “现代化” 为主调的、政策 / 时政式的著作，比如：

《增长的极限（罗马俱乐部关于人类困境的研究报告）》
《现实与选择: 当代中国工业的结构与体制》
《日本为什么 “成功”：西方的技术和日本的民族精神》

这套关于美国、日本、英国等国家如何走向未来、走向 “成功” 的叙述，是不同于中国以前正统说法。这套丛书，还收录了一些如今看来也新鲜的名词，比如：《社会生物学》、《信息革命的技术源流》

在这林林总的背后，对于技术与科学、工业与经济的强调，是 20 世纪 80 年代的一场 “跨国思想运动”：未来学浪潮。1986 年对中国大学的一项调查显示，78.6％受访者说：读过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

托夫勒的思想，不仅影响了当时的中国知识界，更影响了中国的技术革命政策——甚至包括 863 计划。

哈佛大学学者朱利安 · 格維茨 (Julian Gewirtz)已经在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不可能的合作伙伴：中国的改革者、西方的经济学家和全球化中国的形成》（Unlikely Partners: Chinese Reformers, Western Economists, and the Making of Global China）。2019 年，他在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上又发表文章，将当时的中国领导人、中国社科院等科技与经济学者，称为“北京的未来学家”，因为他们深受托夫勒的未来学影响。

这篇文章，表明了“跨国思想运动” 研究的力量，分析了对于 “未来” 的新期望如何成为政治经济领导者的分析和行动的范畴，因此称为“可行的未来主义”（actionable futurism）。

▍二、未来学引入中国

20 世纪 80 年代的后文革时代，政治政治与社会，都需要一套关于未来的论述。这个 “空白”，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兼翻译董乐山的 1981 年美国之行带来了。

他在美国注意到了 “未来学” 的浪潮，包括贝尔、托夫勒。后者的《未来的冲击》销量超过了 500 万册。托夫勒并非思想学者，但却有公共影响力。他提出了一套人类发展阶段论：

第一波：农业革命与农民社会
第二波：工业革命与社会
第三波：技术革命与信息社会，尤其是新能源、电子技术、生物科学等。

1982 年春季，托夫勒受邀请访问北京和上海演讲。作为公共人物，他依赖于高额的演讲费。但是这一次，他宁愿自费旅费。他也甚至写信说，希望和中国的政治、通信等领域有关人员会谈。确实，他见过了政协副主席周培源（也是物理学家）。

托夫勒回忆说，他遇到的一些中国人一直问他：

为了养活我们的人民，我们是否必须经历工业革命？还有其他替代发展的选择？

1983 年，托夫勒的中文版的《第三波》翻译出版了。但是，当时三联出版社是将之作为 “内部发行”，并删除了与当时官方意愿不符的内容（如对马克思主义批评），也只印刷了 3000 册。这种情况立即招来了保守派的攻击（如胡），也试图阻止托夫勒的大型演讲。

▍三、从思潮到政治经济决策

1982 年末，邓小平同志号召中国推进 “四个现代化”，并使 “到 2000 年的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但是，当时还缺乏明确的蓝图与理论基础。同时，当时领导人经常指出，中国已经错过了工业革命。

怎么办？

未来主义者提供了一个出乎意料的、乐观的答案，科学创新推动的技术革命。这时，中央决策的周边人员（尤其是经济类顾问）已经受到未来学影响。例如，一位顾问的报告，就描述了中国要利用新兴趋势并从而实现未来的长期目标，就要从劳动密集型向知识 / 技术密集型发展，响应托夫勒的说法。

1983 年 10 月 9 日，在中央的一次重要会议上，一个重要的 “未来学” 提法诞生了：“新的技术革命”。当时的领导人也直接说过，他一直在思考托夫勒的《第三波》中的思想。由此，成功了两个研究小组，一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国务院高级顾问马洪； 另一个是托夫勒会晤过的的汪道涵，负责解释技术革命与中国道路的研究。

▍四、未来学热潮

仅在《人民日报》上，1984 年 1 月至 10 月间，每月就有十几篇用 “新技术革命” 一词。

其它的未来学著作也被翻译进来，包括 Naisbitt 的《大趋势》指出 战略资源是信息” 而不是资本了。中国知识分子受鼓舞，也出版了《走向未来》，其中包括控制论、系统论等未来派主题。

尽管保守派持续在批评，当局的领导人承受巨大的压力，也不得不加入批评行列，但是到了 “七五” 计划的时候，这些 “北京的未来学者” 仍然参与了方案制定，把鼓励关键的新技术（微电子学和生物工程等）写进去了。

同时，中文版《第三波浪潮》也公开发行，飙升为畅销书，销量达一百万多。

▍四、新技术革命与 863 计划

熟悉改革开放历史都知，1984 年《决定》是历史性意义，因为它把 “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提出来了，但同时，它也以 “新技术革命” 作为重要的领域，并突出了全球（而非以前跃进发展的封闭）。

时至 1986 年 3 月 3 日，由四位中国著名科学家写给邓小平同志的信，重新描述了 “新技术革命”，并强调了对先进技术进行投资的必要性，开启了后来的 863 计划

值得注意的，863 计划，与毛时代的计划有显著不同。

第一，前沿技术计划，而非战略武器计划；第二，是服务于经济建设，而非国家安全。

（Sociological 理论大缸第 394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