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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社会学会Economic Sociology分会近年最佳图书奖一览

高行云 社会学理论大缸 2022-06-09

The Section on Economic Sociology's Viviana Zelizer Best Book Award

2012-2018


 

2018:Yuen Yuen Ang, How China Escaped the Poverty Trap.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6.

已有译本,今年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发行。澎湃出了书评了,见: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846738


2017:Marc Steinberg, England’s Great Transformation: Law, Labor,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University ofChicago Press. 2016.

Steinberg的这个作品,是通过将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制度主义结合起来,同时翻转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和波兰尼的“社会的自我保护”的双重运动理论,野心颇大。在AJSAHR(《美国历史学评论》)得到了截然相反的评论——前扬后抑。

 

Steinberg看来,研究19世纪英国的工业革命,不能只是factory-based的阶级分析,而是拓展到法律等相关的制度系统,由此反观工作场所中的阶级冲突。由此将看到,马克思假定了无产阶级是“自由得只能出售自己劳动力”的假定,是自由市场经济的剥削后果,而是无产阶级自己追求的“解放”。

 

Steinberg也不认为波兰尼所说的是对的(由于19世纪出现的自由放任经济导致资本家对工人快速普遍的剥削,所以国家/社会承担起安全网的保护责任),而是相反——是国家和资本家的共谋剥削劳工/“家长专制主义式保护”,导致了劳工要求自由主任经济以解放自己。

 

Steinberg以英国的pottery manufacturing in Hanley, fishingin Hull, and farming and needle manufacturing in Redditch三个地方的三个产业为例,说明了雇主如何利用themaster and servant law以实现 governed labor relations

 

fishing in Hull为例,随着渔业的扩大,船主缺乏熟练劳动力,于是补充学徒以压低劳力成本和扩大供应。但是这些学徒会在学到本事和准备了足够的资金后就跑到,找有偿的工作了。这对船主颇为不利。船主为控制他们的逃离,经常以工作场上的表现将学徒告上法庭,要么让他们重新回来工作,要么实行监禁。因此,这些学徒想成为自由的劳动力,便是不可能的事情了。

 

同样的,在Redditch,雇主也以旷工等各样问题将劳动者告上法庭,并在法律的偏见下,让这些工人支付赔偿金或为未来提供担保,由此将他们管控在工作场所里。

 

由此,Steinberg展示了经济生产和法律如何交织在一起以塑造劳动关系。直到19世纪下半叶,劳动者获得了工会结社权,也没有直接向国家要保护,而是要求自由经济,以将自己从法律关系中解放至经济生产中,塑造更加马克思式的劳动关系。

 

因此,并非资本家创造了自由市场经济,而是无产阶级自己。

 

2016: Gabriel Abend, The Moral Background: AnInquiry into the History of Business Ethics. Princeton UniversityPress. 2014.

虽然标题看着像是历史书,但有大量的哲学讨论。

 

Abend区分了两个层级的morality,第一个层次是由实践/行动构成,但第二个层次是由判准和信念(judgement and belief)构成。Second-order moralityfirst-order起到了toascertain goodness的作用,能够askingwhat makes things moral and why

 

在此基础上,Abend考虑了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30年代期间美国的商业伦理/道德史。他认为,在这段时间里,存在一种商业伦理观:有道德的商业实践能够提升商业的底线,对企业是有利的。Abend称之为“standard practice”。例如,在本杰明富兰克林的作品中可以看出实践标准。

 

然而,与这种实践标准并存的、对good business的理解,是一种宗教式——The Christian merchant。在这种道德背景下,与商业的底线无关,而是认为,good business就是做right thing,是as end,而非作为底线/工具,以服务于更有利的商业需求。

 

 

2016:Debbie Becher, Private Property andPublic Power for Eminent Domain in Philadelphia. OxfordUniversity Press. 2014.

 

 

2015:Martin Reuf, Between Slavery and Capitalism: The Legacy of Emancipation in the American South. PrincetonUniversity Press. 2014.

 

总的来说,社会学家在试图追溯现代美国社会结构和社会问题的历史根源时,往往忽略了南方。这样忽视南方的情况,很大程度来自于芝加哥学派压倒了北卡大学的南方区域主义研究。由此,美国社会学变得更多地记录了北方的城市的种族隔离的前因后果,而非南方的情况。甚至,社会学家对芝加哥的关注远远超过前南部邦联的整个农村人口。

 

Reuf专著的贡献正在于此。他想要回答,在美国内战后,南方的奴隶制经济如何转型成为现代资本主义经济?

 

Reuf认为,尽管林肯的一声令下,南方的奴隶得到了解放,但是一系列经济发展的难题迎面而来,包括:可以容忍雇主多大程度上再体罚工人?给前奴隶多大程度的独立?如何重新建立和评估信用价值?如何促成白人土地所有者使用劳工而非奴隶?

 

面对这些问题,Ruef从“决策的不确定性”角度入手,提出threetypes of uncertainty that southern society faced as it transitioned from aslave economy to a capitalist economy.

第一, 风险:结果未知,关于可能结果的分布是已知的。.

第二,经典的不确定性:可能结果的分布是未知,但却是可以分类的。

第三,范畴的不确定性:依赖于制度,但连制度本身也无法保持关于结果的可能性的期望,以致对于可能结果分布的范畴,也要被质疑。

 

以信贷与贸易领域为例,Ruef提出,在内战后,到南方做生意的商人,依赖于一本叫做R. G. RunReference Book的书籍。在这本书里,对美国的数千个商人按credit排名分类。但反过来,过于依赖这本参考书,也引来对其中分类范畴的争议与批评。

 

同时,Ruef还分析了,南部原有的种植园经济也不是一下子崩溃,而是渐进与多样的过程。由于黑人发现他们获得了劳动自由,尤其是可以获得教育,所以逐渐转变为市场上的劳动力。而白人土地所有者也有部分逐渐转向了专业官僚或专业市场,形成了流动的中产阶级。


2014:Sharone Ofer,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Flawed System, Flawed Self: Job Searching and Unemployment Experiences. Universityof Chicago Press. 2013.

Sharone分析了三波人的失业经验:美国白领、以色列白领、美国蓝领。结果发现:美国白领找不到工作,会怪自己不够努力、能力不行,自尊好受打击,但以色列白领和美国蓝领一样,责怪招聘制度而非责怪自己,自尊如旧。后一种情况表明:以个人主义至上的美国精神,为什么在美国蓝领中不起作用呢?

 

Sharone使用了Michael Burawoysocial games(《制造同意》)这一概念,说明社会行动完成他们的目标和其所在的制度脉络之中,如同play的关系。

 

对于美国白领来说,招聘制度已经形成了严格的过山车游戏——既有普遍的筛选,但也有个性的面试、测评,以及在材料要求方面也要求有个性的表达(如求职信)。其结果就是:如果我找不到工作,那我将有屈辱感,有很强的拒绝感。

 

但是,对于以色列的白领和美国蓝领来说,简历已经定制化要求只要单页文档,也往往不要求职信之样的个人表达。对于雇主来说,已经习惯运用统一标准化的测评系统。虽然也会看重是否勤奋这种的指标,但由于这往往是隐性的,所以一旦不被雇佣,求职者也不会有显性的拒绝体验。就测评系统、简洁要求等方面来说,当蓝领工人被拒绝时,他们通常将其归因于非人格化招聘制度。

 

2013:Lyn Spillman,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Solidarity in Strategy: Making Business Meaningful in American TradeAssociation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2.


2013:Monica Prasad,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The Land of Too Much: American Abundance and the Paradox of Poverty. HarvardUniversity Press. 2012.

已有书评,见《清华社会学评论》2017年下半年刊



2012:Greta R. Krippne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Capitalizing on Crisis: The Political Origins of the Rise of Finance. HarvardUniversity Press. 2012.


Krippner认为,美国2008年金融危机中体现了高度金融化问题,可以回溯到对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三项政策:

第一,联邦利率法规则调整。在当时,中产阶级储蓄的增长,推动了对于利率管制的放松。于是,一旦美联储承诺大幅度加息,银行就不得不争先恐后地寻找能够获得更高利率的投资,从而导致从垃圾债券到可变利率和次级抵押贷款的连续波动。

第二,里根反对通货膨胀的意外后果。美国国内新增的美元货币,导致了里根减税和增长军费开支的赤字,但其来源却是国际市场中的美元流入美国。

第三,哈贝马斯的合法性危机理论还是有道理的。美联储通过高度技术化语言让自己独立化也合法化,也同时将风险责任扔给了个人。


Sociological理论大缸第235期)


链接:

美国社会学协会Marxist社会学分会近年获奖专著速览


美国社会学会Political分会获奖专著介绍(2014-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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