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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后的话| 拿了2020年台湾社会学学会的硕士论文佳作奖

文/高行云


我的硕士论文,刚拿了2020年台湾社会学学会的“硕士论文佳作奖”。

——这可能是台湾社会学学会历年硕士论文里,第一次由理论研究作品拿了奖

 

(以下二维码不相关~~)


论文题目:

Structure, Actor, and Eventful Temporality:

Towards A Neo-Sewellian Theory of Logic of History 

(注:英文撰写)

 

【页底:该论文的目录和摘要】

 

获奖评语:

本论文的研究创见与学术价值明确,对于相关的理论文本进行了细致的考察与诠释,且具有完整的论文结构与章节安排,分别建构出三种理念类型,再依时间顺序进行说明。其中学术贡献,主要在于以其他古典理论与当代理论资源,来修正W. Sewell的理论,并且提出Neo-Sewellian的理论。” 

 

虽然这个奖项看上去是年度奖(2020年),也确实一年一颁,但可参评的论文,可以是近两年答辩通过的论文。 

虽然这个奖项看上去是个“佳作奖”,但官方也没明确说明到底这个奖项和“硕士论文奖”的区别,其实类似于欧美社会学会会颁的那种 honorable mention,也可以翻译成“二等奖”。不过,像美国社会学学会的奖项,不是每年都是有honorable mention,有时也有并列的意味了(可能像奥斯卡奖一样,会有“大年”和“小年”之分),但台湾社会学学会的“硕士论文奖”和“硕士论文佳作奖”,有点成了惯例,每年都会颁“佳作奖”。


 

下面:

1 台湾社会学学会怎么评奖?

2 台湾社会学学会,只有面向学生的奖

3 从获奖论文来看,很少量化、不太美国化

4 我的论是怎么写出来的? 

 

 1 台湾社会学学会怎么评奖?

 

第一,这个奖项参评都是自己提交申请,不用“单位推荐”更不用“导师上报”。只是需要的两份推荐信里,需一封来自导师。

 

第二,每届会组织评审委员会,三审选拔(初审、外审、决审)。外审是匿名评选,会由委员推荐外审专家。比如,今年评审委员会召集人:叶欣怡(台北大学社会学系),评审委员包括:吴宗升(辅仁大学社会学系)、古明君(清华大学社会学研究所)、王梅香(中山大学社会学系)、蔡博方(台北医学大学医学人文研究所)、陈易甫(台北大学社会学系)。 


第三,申请资格会限制非社会学专业吗?申报资格是“台湾社会学及相关系所学生,或撰写符合前述学科旨趣之论文者。”所有有时会有些非社会学专业获奖。像我也一样,我的学籍是在台湾中山大学哲学所,但联合指导老师万毓泽是社会学所。同样的,也往往会有社会工作、社会福利系的学生参评获奖。

 

第四,非台湾本地学生也能申奖获奖?并没有说要限制什么呀!我是赴台的“陆生”,我也听说评审方面是有坚持,只以学术为准,不以“国籍”、语言之类的外在因素为参考。不过我也不确定之前有没有非台湾籍学生获奖过。东海大学社会学博士毕业的吴心越学姐也刚获得台湾社会研究学会的“批判与实践博士论文奖”

 

第五,所以,今年是首次有英文撰写论文,而且是两份。之前均是以中文撰写获奖的硕士论文。 

 

 2 台湾社会学学会,只有面向学生的奖

 

台湾社会学学会是每年开一次年会(一般为11/12月),但只有一种学会奖:面向学生的奖。不过,具体又可分为面向博士和面向硕士:

 

博士论文奖分为:博士论文奖和博士论文佳作奖

* 不过,博士论文奖经常是空缺不颁,只颁博士论文佳作奖。

* 即使是只颁出的博士论文佳作奖,也都非常优秀,比如安勤之老师对灵芝的科学/市场/疗效/政治的交叉性研究。

* 奖金是2万新台币(约4500人民币/篇),来自台湾社会学会的资金

 

硕士论文奖分为:硕士论文奖、硕士论文佳作奖、硕士论文田野工作奖。

* 硕士论文奖,最多为3个,但有时会颁不满额。

* 硕士论文佳作奖,一般为3篇,最多为4篇。

* 硕士论文田野工作奖,有些特别

(1)以田野工作的精神和方法(即长时间在研究情境中的访谈、参与观察、参与实作等)进行研究;

(2)需要另外提交Personal Statement(研究什么问题、如何用田野方法的、对自己田野工作有什么反省);

(3)奖金也比其它硕士论文奖多,有1万新台币(约2300元人民币),而硕士论文奖是5000新台币、佳作奖无奖金;

(4)资金来源不是学会,而是《以身为度如是我做:田野工作的教与学》的版税。

(5)台湾社会学会鼓励有公共社会学意识、扎实田野的作品,改成为“社会书”,也就是非虚构、相对通俗一些的专著出版。

 

 

这类似于美国社会学的当前流行的作法了。如果你看《扫地出门》(既拿了普利策奖,也是社会学博士论文改写)就知道了,而且像《在逃》、《特权》等优秀的民族志作品专著,都已经弱化了学术(尤其是理论阅读)门槛。

 

之前台湾社会学的优秀民族志硕士论文已经改写为《血汗超商:连锁加盟与链锁枷盟》(劳动社会学硕论,作者毕业后现就职为财经杂志记者)、《不甘愿的历史:曾经台湾有个好莱坞》(毕业后到电影部门工作,改写后,今年拿了“台湾文学金典奖”)。 

 

确实,优秀的非虚构文学比垃圾民族志厉害得多,优秀的民族志也一样比垃圾的非虚构文学厉害得多。垃圾在哪门哪科都是垃圾的,但优秀则可以跨越边界与门槛

 

 3 从学生获奖论文来看,很少量化、不太美国化

 

回顾来看,确实台湾社会学学会的硕士论文奖项也好、博士论文奖项也好,很少是量化研究

 

2015年以来,只有4篇硕士论文是量化研究获奖的(包括佳作奖),而且以社会资本/社会网络研究为主。

 

从这个角度看,台湾社会学的培养与建制,确实非常不量化。这有利也有弊。我非常佩服的一位香港前辈曾来台湾社会学年会开会时(也是第一次),惊讶于这么多质性研究、这么少定量研究,但他也说:质性研究参差不齐、量化研究质量倒不错。

 

确实,对比中国大陆的学科建制,台湾社会学人员主要在社会学、社会福利相关学系。就“社会学系”内部,没有专门的人口学,更不用提美国式的犯罪学。例如,和社会学界交流颇多的量化学者谢雨生教授,是在台湾大学的生物产业传播与发展学系。

 

进一步,在中部南部,可能会有中正大学的社会福利系,但没有社会学系。那么人类学呢?台湾人类学确实很强,所以边界也就很大了。像台大一位人类学系参加社会学年会时就说:“你们社会学一谈台湾族群就是四大族群(客家、原住民、外省人、闽南人),但我们人类学一谈到原住民就是排湾族、泰雅族、……)。”

 

再者,一些和社会学密切的院系,可能并非学科化建制,而是更专题化,比如交通大学有客家文化学院(有潘美玲、许维德等社会学老师)、高雄医学大学有性别研究所(有在台湾较早推动性别社会学研究与运动的成令方老师)。

 

所以,量化研究的制度化空间确实不太多,当然这并不否认“中研院”社会学所有江彦生等优秀的量化学者,以及台大、政大、台北大学都有。 


但是在议题上,这么大规模的硕士论文(博士论文)研究定性,也确实是“社会学对哪些议题是重要的”密切相关。

 

一位做大题目的台湾老师和我提到,感觉现在学生都对各种小题目、软题目感兴趣,各种关于认同、文化的议题。早在台湾社会起飞(“四小龙”时代),像东海大学的高承恕老师团队、王振寰老师等老师在搞的政治经济学取向的发展社会学,像今年我们的中国大陆研究氛围一样,想要解释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的社会变迁,产生了一批的研究成果,比如“长女论”(长女为了家庭考虑,较早放弃教育生涯,进入工厂,创造了台湾当时的资本主义)、“纯劳动”(作坊式、家庭化代工,有做有钱、不做没钱)。

 

但是时过境迁,现在台湾社会已经过了“四小龙”时代,虽然还有一批学者致力于再推动类似研究(比如“中研院”的李宗荣等老师前两年出版文集《未竟的奇迹》,近800页),但是,年轻人呢?从页底的2015—2020年的台湾社会学会硕士论文(佳作)奖清单,可见一斑。


 

 4 我的论文是怎么写出来的?

 

我最开始不是想写这个论文。我想延续我在2017年入读台湾中山大学之前的想法,写个历史社会学作品,尤其是关于明清过渡方面,我之前也发表过几篇这方面的文章在《社会学评论》和《清华社会学评论》上,想再延续试试。

 

但是环境确实很影响人呀。不仅台湾中山大学都没有历史学系(据说理由是邻近的成功大学已有了,就不再设了),而且身边年轻人和老师,对什么明朝清朝,当然都不知道什么了。所以,我在第1学期还努力翻了顾诚和王钟翰的书,但已经开始考虑转向了。

 

我是工作了近四年,才有机会回到校园读书。说白了,一回来就想学习就往傻里学了。因为平时工作,只是晚上很少时间看书和写字,更没有机会系统学习什么,往往是抓到什么学什么,更是缺乏一相对封闭化/自主化/同辈化的学习环境。因此,我直到快毕业时反思我的第1学期,是学傻了,但傻得很开心。

 

学太傻的结果,就是想修很多课。中山修课限制较少,我在哲学所修业,但也一样在社会学所修课,后来陆续在政治学所、管理学院修课,每学期都是5门课左右,每周读四五百页左右的中英文文献,从现象学到政治经济学、从组织理论到历史社会学……虽然到后来也不乏修了些后悔的水课,但还是觉得“精课学习如何扎实、水课至少学了点如何开拓视野吧”。

 

因此,课业压力 + 缺乏历史学环境下,我没有多少时间想硕士论文做什么。但至于,第1学期跟着万毓泽老师精读《资本论》(第1卷),改变我挺大的。台湾中山大学社会学系是吸收了以前理论教学的经验,也参考了台湾社会学理论教育的两种模式——新竹清华大学的精读一两本(老师专长书目)vs.台湾大学的理论线索脉络(可见台大公开课上的孙中兴老师的视频)。在后一种情况见,可能老师也很累,学生也只学到皮毛,所以中山也在几年后之后就改为前一种模式:每学期由1-2位老师带着,只读1-2本书,只在老师的专长领域,也将课名改为《社会学经典》。

 

另一个赶上际遇在于:万老师虽然作为马克思研究专家,但之前长期很少发表这方面作品,而是主要在社会科学哲学方面发挥。但我来的2017年,正赶上万老师开始把多年积累的马克思研究转化为研究成果,所以课程也主要关于这方面,也之后出版了《<资本论>完全使用手册》。

 


这样的精读训练,也让我开始沉移默化(但我当时并没有很强的意识到)思考:如何写类似的精读作品。因此,我转向想研究我最喜欢的一位历史社会学家,William Sewell Jr.。前不久,和博导Stephen KempChristoforos Bouzanis谈到彼此最喜欢的作品,我还是认为Sewell1992)的AJS作品——精读GiddensBourdie,回到常识和思想实验,又做出理论综合,是我最喜欢的作品。


 

但我不知道怎么研究他:我也没想过我回到这位的历史学背景——首先是位法国史、大革命史(文化史、社会史)研究专家,而是更关注他的社会理论,尤其是《历史的逻辑》一书。 

我起初想做个诊断研究:他有些缺陷,我来弥补。当时挑了他这本书里三个尚未完成的线索。但是,万老师也提醒这样缺乏完整性。

 

契机终于学习马克思的过程中打开了。“马克思学”很重要的是版本与手稿问题。万老师熟愁九国语言(从英法德到拉丁希腊波兰),也是以MEGA2为基本做研究,所以在教学与指导中一直强调这一点。我也终于发现,原来William Sewell Jr.这本书,虽然名为书,但实际是个论文集,之前发表于不同时间。我进一步找出各个原始版本,又对比分析后来收录成书时变化,最后再参考这本书、这论文出来时的评论、这本书出版之后他本身的变化,终于发现原来这些版本变化和时期变化都蕴含着一些理论发展的潜力。

 

但是,要用英文写,当然还是挑战。

 

我是还没入学,就和万老师说:我想用英文写硕士论文。他当然鼓励我,他自己在台湾大学社会学博士的论文也是英文写的,以Mario Bunge的系统理论为主题,而且当时读博时就以博论各章投稿发表了两三篇SSCI、以及还没毕业就拿了国外出版社的出版合同。

 


但我从来没有拿英文写过论文,又怎么能和外文系出身、台大入学当年英文考试第一名的万老师相比呢?

 

我在2017年入学时,他就让我写些东西,给我改语法,了解我的水平。之后,他建议去找专门的语法与写作培训班。于是,我开始在文藻外语培训部,上了三个学期的语法与写作班。我也自己决心,也在大多课程上每周作业(每周文本的memo)都拿英文写——确实显得太奇怪,都是中文教学,虽然阅读文本以英文或有英文对照的译本为主。一开始错太多,万老师也经常帮我改英文语法。接着,他又建议我去中山管理学院修读《论文写作》的英文课程(最帅帅帅的韦岱思老师开的)。

 

也许坚持还是有些收获,至少我在2018年年底要开题的时候,开题论文是先用中文写后,再拿英文写,但已经发现这样不行:转化上难度太大,表达很有落差。所以之后硕士论文还是直接写英文为宜。

 

当我最后很赶地写完硕士论文的2020年6月份,想着里面有两章已经润色过了,其它就偷懒直接提交算了。他还是要求我一定要找个native speaker润色(虽然万老师在我入学时就已经告知这是必备步骤)。确实,我之前在申请国外博士时找润色,就觉得这虽然是个很花钱,但确实很能学到功夫的过程——有人给人全篇改错呀!

 


但是这篇论文最后出产时并不顺利。我在2020年上半年才开始写这篇硕论60%内容。但当时已经是疫情时分了。每天既镇定地写论文,又放不下要关注疫情——尤其是中国大陆学生已经无法入境台湾了。所以,我一直特别感谢女友在一起的陪伴和鼓励,以及虽然我身不在台湾,但不管是同学还是老师的关心,尤其是我们哲学系所的助理老师曾玮婷(我们都喊她“学姐”)多次帮忙处理答辩、印刷到毕业手续各种问题。况且,我从入学时,哲学所上下都知道我是碰巧那年中山社会所没有陆生名额,所以我转投哲学所、但仍要做社会学论文。所以哲学所对我一直很包容,从抵免学分到选题宽松。越是包容,我越觉得学到颇多——尤其是何乏笔老师在第1学期的苏格拉底式教学,让我从工作浮躁的节奏感转入了校园求学的安稳感,以及宋灏老师让我打开思考美学、存在、语言之类的现象学议题。因此,我才在硕士论文致谢里只写一句:

——“獻給中山大學哲學所慷慨包容的老師、曾瑋婷學姐和同學!”

 

但不顺中也有意外收获。

 

由于我申请上了爱丁堡大学社会学系博士项目,导师主要关注认识论与社会科学哲学议题,所以当我读到他的近著时,我才突然发现:我对William Sewell那篇论文的欣赏,是出于怎样的关于知识增长与合理性的来源。于是,我的硕士论文最后一章,在我处理了Sewell的缺点、打了补丁、发展一些理论综合之后,从存在论转向认识论,回顾与反思“做—理论”、“好—理论”的问题,也运用了博导最近的一些研究成果。因此,当申请评奖的时候,我也请博导(毕竟是5月份,我还没入学呢,虽然已经沟通颇多)帮我写了一封推荐信。这个最后一章,也逐渐引导我思考自己的博士论文。

 

 

想想也是崎岖而奇妙。

 

最后安利下,我的新书,即将上架《历史社会学的逻辑:双学科视角下的理论探索》(四川人民出版社,2020),里面收录了我的一些发表,是硕士论文相关内容。


附:硕士论文的目录与摘要


結構和行動者的關係是社會學理論中的核心問題。休厄爾的《歷史的邏輯:社會理論與社會轉型》一書提出以事件性時間性為核心的解決方案,是當代的重要代表。本文發展的“新休厄爾式的歷史邏輯”,致力于批判與推進休厄爾的理論貢獻,包括以下五章:


第1章總結和重新概念化休厄爾關於結構及其轉型的理論。該理論既繼承吉登斯的結構二重性的思路,又將結構定義為實踐的不均衡銜接網絡。在結構中,由權力模式銜接著文化圖式與物質資源。結構轉型是這個網絡的時間化,包括從斷裂到再銜接過程。


第2章整理和類型化休厄爾的事件性時間性理論(結構版本)。在將事件定義為結構轉型的基礎上,定義該時間性包括合并型和水平型。二者共享歷時的因果異質性和因果依賴性,但后者比前者多考慮分層的因果性。


第3章釐清休厄爾的行動者理論是以結構理論為參考系的“待定的行動者”,是以圖式和資源為媒介的生命過程所形成的相互依賴成員,其能動性是基于諸種結構重疊所導致的局勢變換。


第4章指出休厄爾缺乏獨立的“自我反思行動者”理論及其事件性時間性理論。本文引入喬治·米德的辯證自我理論(主我和客我的內在對話)及其關係性現在主義理論(期望與回憶通過事件化現在聯接起來),并解讀休厄爾的范例。


第5章從事後解釋的角度,基於本碩論寫作過程的自我反思,分析以上的釐清、引介與整合的后設理論建構,由剩餘的闡釋和概念的實用主義這兩項認識論辩护為基礎。為了評估“新休厄爾式的歷史邏輯”,本碩論一方面提供建構過程的認識論說明,另一方面提供“新休厄爾式”替代性方案:由卡斯托里亞蒂斯的社會想像理論結合休厄爾理論的版本,並分析該方案相較米德和休厄爾結合的方案在語義位置和範例解釋上相對薄弱。


因此,以上五章,是存在論與認識論的雙重論證,說明本碩論延續了“歷史的邏輯”中關於結構/行動者關係的存在論議題,也為“新休厄爾式”中的“休厄爾式”和“新”之間關係提出了認識論辩护。


Introduction 1
1. Why Temporalities of Structure/Agency Relations Matters 1
2. From Structure/Agency Relations to Structure/Actor Relations 3
3. Why William Sewell Jr. ’s Eventful Temporality Matters 8
4. Sewell’s Project Unfinished 11
5. For a Metatheoretical Growth: Order of the Argument 15
Chapter One
Structure : Definition and Transformation 18
1. A Definition of Structures: From the Giddensian Duality to the Post-Giddensian Network 18
2. Transformations of Structures: Identifications and Processes 23
3. Conclusion 30
Chapter Two
Eventful Temporality: a Structure-based Version 32
1. The Poverty of Sewell’s Theory? 32
2. The Conflated and the Horizontal 33
3. Conclusion 41
Chapter Three
Actor: Definition and Agency 43
1. The Sewellian Actor: Two Approaches 43
2. Sewellian Agency: Conjunctural Transposition 50
3. Conclusion 55
Chapter Four
Eventful Temporality: An Actor-based Version 57
1. Sewell’s Asymmetry 57
2. Mead’s Self-reflexive Actor and Its Eventful Temporality 61
3. Rereading Sewell’s “Inventing Revolution at the Bastille” 69
4. Conclusion 75
Chapter Five
Concluding Remark: An Epistemic Confession on Neo-Sewellian Theory Building 77
1. The Ontological Argument of The Neo-Sewellian Logic of History 79
2. My Confession: Towards A Rationalization of The Contingent Argument 85
3. An Ad-hoc Epistemic Justification of neo-Sewellian Theory 88
Bibliography 105


附:台湾社会学学会硕士论文奖(佳作奖)一览(2015—2020)

  * 这是Sociological理论大缸的第483期推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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