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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口“负增长”!为什么不想生孩子?人口社会学家预测2050年中国人口问题

孙宇凡 社会学理论大缸 2023-01-27

文/孙宇凡
首发时间:23年1月18日

1月17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中国人口总量有所减少,城镇化率持续提高。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60‰。

中国进入人口负增长时代。人口负增长意味着?为什么会负增长?

一提到“负增长”,我们就会直觉地想到:因为人们不想生孩子了!可是,为什么不会想生孩子呢?又想联系几个社会常识:

第一,年轻人接受教育多了,就不那么想生了。

第二,性别平等意识强了,女性越自主越不想生。

第三,生活压力太大了,生也生不起。

教育程度、性别意识和生活压力,这三者成为我们理解“人口负增长”的常识基础。真的是这样吗?

由于这是中国大陆首次出现人口负增长,很多人开始紧张和焦虑。但是,我们不妨多参考中国台湾情况来看了解下。毕竟,同样受儒家文化影响,同样是后发崛起的地方,同样有父权制度影响,有很多值得参考之处。而且,台湾最近连续三年“人口负增长”,总和生育率早在2020年就跌到0.99人,意味着平均每位女性一生中生育的子女数不到一人。

我参考了台湾“中央研究院”郑雁馨的研究,以台湾的“人口负增长”经验和趋势,对比中国大陆的数据,会对我们带来四点启发:

第一,结婚越来越晚,35岁以上逐渐成为生育主力军

第二,晚婚导致不婚越来越多,但仍然有相当女性想结婚。

第三,对女性不够公平的职场文化、家庭婚育、性别分工文化,对生育当然会有影响。

第四,对比西方和东亚,也许“非婚生育”成为西方挽救生育率的法宝,但我们却不容易接受。

1 – 未必不想生,而是结婚变晚了!

如果20岁结婚,你有好多年可以考虑生不生孩子,还有可能多生几个。但要是30岁结婚呢?可想而知,晚婚现象会直接影响生育率。

中国的晚婚现象已经非常严重,甚至不婚现象会越来越明显!

安徽省民政厅发布过一组数据,该省2021年的结婚登记平均年龄约为33岁。如果做一下历时对比,就更能看到变化了。我们拿江苏省来看:该省2000年的女性平均初婚年龄约为23岁,但2020年已经达到了约30岁。

全国的趋势呢?根据《中国人口普查年鉴2020》数据显示,大概十年前的2010年,中国人平均初婚年龄为24.89岁,但现在2020年已经逼近29岁。因此,短短十年时间,中国人平均初婚年龄推迟了近4岁。

晚婚会不会晚育呢?当然会呀!这将改变我们的认识。以前,我们以为20多岁女性才是“宝妈”,现在可能主力军已经延后了。

我们不妨看下台湾的趋势,也许能给我们一些启发。

(台湾数据)

以台湾的2017年统计来看,在总生育率里,30岁以上的女性(粉色和绿色折线的总和)贡献了大约64%!单看35%以上的年龄组,也贡献了25%。甚至,2017年左右,25-29岁年龄组和35岁以上年龄组的生育率贡献已经基本接近。参考台湾经验,我们在传统上可能认为25-29岁才是生育主力,但趋势正在改变。

不过,结婚越晚,也可能意味着你能找到合适对象的时间就越少了,最后会不会就不结婚算了呢?

2 – 中国2050年大龄未婚趋势预测!

晚婚到太晚,可能就找不到对象了,最后变成了“大龄未婚”,或者日常所说的“剩男”“剩女”。

关于晚婚和不婚,我们能不能对中国未来做一下预测呢?台湾的“中央研究院”社会学所的郑雁馨在对东亚各国家和地区的45-49岁未婚人口做比较与预测(2010—2050)。

(45-49岁从未结婚者的推测比例,2010-2050;百分比)

根据这个预测,对45-49岁这个群体,中国在2010年的时候有不到5%的男性是“光棍”,没有结婚,但到了2050年的时候,可能有近10%的“光棍”。当然,中国的数据对比韩国和日本,还是比较不错了。如此一来,生育就受影响了。

那女性呢?我们不妨看看台湾的调查。2013年,台湾做过一项调查,面向15-49年龄群体,发现其实45-49岁的未婚女性有22%的群体是想结婚的。如果进一步看40-44岁的未婚女性群体,会有40%有结婚意愿。

那么,为什么到了40多岁,选择不婚呢?上面的调查已经显然了,不是“不婚主义”,而是结婚越来越晚。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台湾的调查显示,最大影响因素是“尚未遇到适婚对象”。其中,45-49岁未婚女性年龄组,有47%是受此原因影响。

3 –婚育、职场和性别分工对女性公平吗?

现在中国,结婚和生育是绑在一起的。不婚主义是少的,自愿不生育的也是较少的,更不用提“非婚生育主义”了。

但是,如果结婚又一定要生育,那会产生什么影响呢?能拖就拖吧!

同样来看看台湾的经历。郑雁馨研究了台湾的数据,指出台湾时至今日,还受到儒家文化影响,希望至少生一个儿子来延续家庭血统。因此,年轻女性就陷入了生育的延迟反应:对于还在职场打拼的年轻女性来说,结婚将不可避免地让自己过早地进入生育阶段,会对自己的人生与职业自由有所不利,所以倾向于延迟结婚甚至放弃结婚。

因此,生育率下降真的是坏事吗?也许这意味着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得到了巩固。反过来,如果一定要满足结婚和生育需求,但却以牺牲女性的劳动参与为代价,那么也要再考虑考虑了。

当然,我们也可以换个角度来说:如果结婚生孩子,由男性/老公多带孩子,会不会好一些,让女性更想生育呢?台湾为男性提供“陪产假”。如果你问男性,当然大家都会觉得这是促进性别平等的体现,但是实际操作怎么样呢?

台湾有关部门发表了数据显示,2019年,虽然各行业雇主批准员工申请陪产假的比例可以达到平均87%,但是申请的男性员工并不多,仅为10.9%。换句话,男性实际上没办法参与生产与育婴。在原因统计上,台湾有关部门也发现,2020年有38%男性认为经济压力大所以不敢提假期申请,也有32%指出如果申请陪产假会影响职场升迁和考核。

然而,这样的职业环境下,男性缺席会影响女性的生育意愿。同样来看郑雁馨研究员的调查,问了一个问题:如果丈夫只要愿意承担20%的照顾子女责任,那么会不会影响妻子的生育意愿呢?

答案是有肯定的一面,但是她的研究发现没那么简单:如果妻子受过高等教育,那么丈夫只要愿意承担上述的20%照顾子女责任,就可以增加妻子的生育意愿了。但是,对于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妻子来说,丈夫越愿意投入家务劳动时间,反而会降低妻子的生育意愿。

这背后的原因,也许和不同教育水平的家庭下不同经济压力有关。毕竟,对于劳工阶层来说,男性的工作时间投入减少,可能工作更加不稳定,反而影响了女性的考虑。而且,丈夫投入到家庭照顾意愿,也只对妻子的第一胎生育产生显著影响,到了第二胎就没什么显著影响了。

4 –不结婚就生育,是未来的出路?瑞典经验

人口负增长和不生孩子的问题,又岂止是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困扰。西方社会有一个普遍的婚育现象,是在我们东亚不容易看到的:同居下的生育,亦即“非婚生育”。简单地讲,两个人没领证就生育。

瑞典的经验,或许有所启发。

其实,瑞典早在1920年代总和生育率就跌到2.1以下了,后来虽然在二战结束后(即“婴儿潮”)有所上升。不过,到了1960年代又跌回了2.1以下了。然而,此后的总和生育率一直较为波动,但是1990年代以来,总和生育率也能逐步涨回到2.1,这是为什么呢?国际上一般以2.1作为人口世代更替水平,能够保障人口的稳定。

如果我们对比瑞典的非婚生育的流行趋势就会发现:到了1980年代,瑞典有一半的生育是来自非婚生育。当然,这些非婚生育的同居伴侣,可能在共同养育和长期陪伴下,逐渐正式登记结婚。

(上升折线为瑞典的非婚生育占比)

但是,在非婚生育对生育总数占比方面,2010 年韩国为 1.5%,日本为 2%,而台湾非婚生育的比例从 1976 年的 1.39%也只是 缓慢上升到 2015 年的 3.8%。

这也许也是,东亚文化在面对低生育率时代下,与西方有所不同的难题。


文献来源:

https://news.cn/politics/2022-06/24/c_1128771097.htm

https://research.sinica.edu.tw/low-fertility-rate-raise-children/

https://www.cw.com.tw/article/5101431

Yen-hsin Alice Cheng and Martin Kolk, 2021, “An East–West dichotomy? Shifting marriage age patterns in Taiwan and Sweden over two centuries”, The History of the Family, 26(3), 434-465.

Yen-hsin Alice Cheng and Chih-lan Winnie Yang, 2021, “Continuity and Changes in Attitudes toward Marriage in Contemporary Taiwan”, Journal of Population Research, 38(2), 139-167.

Albert Esteve, Ridhi Kashyap, Joan García-Román, Yen-hsin Alice Cheng, Setsuya Fukuda, Wanli Nie, and Hyun Ok Lee, 2020, “Demographic Change and Increasing Late Singlehood in East Asia, 2010–2050”, DEMOGRAPHIC RESEARCH, 43, 1367-1398.

Yen-hsin Alice Cheng and Chen-Hao Hsu, 2020, “No More Babies without Help for Whom? Education, Division of Labor, and Fertility Intention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82(4), 1270-1285.


* 这是社会学理论大缸的第723期推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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