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启强是怎么炼成的？黑社会的“兴衰三角”（《狂飙》社会学第1期）

要说最近最火的剧是什么？

绝对是《狂飙》。

我也是通宵刷完，找回大学的感觉。

看过《狂飙》的小伙伴肯定还记得，高启强之成为京海市的“黑恶老大”，是因为他抓住了五大机会：

一是假借安欣警官（张译饰演）的关系，在菜市场虎假狐威。

二是碰巧卷入了黑帮案件，结识了后来的妻子陈书婷及其义父泰叔，又认泰叔作义父，进入黑帮高层。

三是与黑帮老前辈泰叔及其助理程程斗法、与莽村“地头蛇”斗法，拿下地皮搞地产，也成功在集团内部上位。

四是牺牲亲弟弟和搞死刑侦队长，结识了市领导赵立冬，有了保护伞，大力扩张业务至赌场等。

五是重组自己的官场网络，例如孟德海（需看唇语）及其女婿，与赵立冬及其新扶持黑金势力蒋天分庭抗礼，甚至高出一头。

虽然高启强抓住了这五大机会，但还是在光荣伟大正确的运动中覆灭。为什么呢？

从这五大机会，透露出我想讲的，黑社会或有组织犯罪的“兴衰三角”：经济利益、政治网络和社会暴力。

黑社会之所以只能是“黑”社会、“恶”势力，是因为它既需要在每一个方面“狂飙”，但又不可能真正做到独占化或极致，更不可能在三个方面都“全面狂飙”。

从经济利益上讲，虽然高启强的黑恶势力是京海的最大集团，但是当他拒绝与外来/流动资本（以香港外来商人蒋天为代表）进入本地，它就开始面临政治风险。

从政治网络上讲，虽然高启强在市领导赵立冬和孟德海等团伙之间左右逢源，但剧中的政治往往是多重力量妥协的产物，所以黑帮无法和所有的政治网络结合，而不同政治网络间的牺牲品往往是黑恶势力。

从社会暴力上讲，高启强的黑恶势力只有近乎垄断暴力才能实现自己的政治力量与经济利益。比如，别人抢他的地产项目，他就做暴力手段让别人做不成。但这也是悖论。他越要垄断暴力，他越会成为政治的威胁——因为国家也是暴力垄断的机器。

– 2 –  高启强的经济利益“狂飙”及其限度

高启强靠什么发财的？

地产、赌博、高利贷等。

很多熟悉社会学的观众，一看到这个剧就会想到地方由于要创收、搞GDP，所以要大搞土地财政，大搞房地产和项目。所以，高启强这样黑恶势力才有用武之地。

只有这样高额利润的产业，对黑恶势力才意义，否则干嘛要混黑社会？！

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好奇，回到上面的“五大机会”

——为什么高启强不许他的弟弟碰毒品？为什么高启强要选择这些产业？为什么这些产业有消费需求？

关于为什么会有有组织犯罪，一直都有经济利益的解释市场。经济学家常常把高启强们看作理性的、以利润为导向的企业家，所以需要他们的事业是违法的，但也受到供求规律的驱动。

比如，美国历史上最失败的改革之一，是“禁酒令”，但是禁酒令并没有真正禁止酒精，而是产生了地下市场，让黑帮继续发展。为什么？因为有需求。同样的，政府可能把毒品、卖淫等定义为刑事犯罪，但是这些人群依然有需求，所以纵然有重税、进出口限制，但由于高额利润和稳定需求，黑社会得以发展。

所以，如果我们看高启强发展的事业就很明显：有看上去合法的事业——“地产”，也有明显不合法的“赌博卖淫”等。

（图：高启强的弟弟高强盛）

高启强在经济格局中做对了一件事，但也做错了一件事。

对的是，是没有碰毒品。他的弟弟高启盛没忍住，觉得毒品利润更高。但是，高启盛读书读多了像经济学家说的“经济人”一样，只看经济一角、没有看到其它两个角。

毒品对政治网络联结和社会暴力垄断有致力损害。这一点，高启强更明白。就剧中背景来说，与拉美个别地方不同，政治网络不会喜欢毒品，因为政治网络与高启强等黑恶势力的共识是“发展”，而毒品无法达到这一点，但地产甚至一些带颜色的产业也可能（可参考东莞当年的产业）。

再从社会暴力垄断来说，其实毒品对暴力垄断要求非常高，也非常有威胁——不管是对政府还是对当地黑社会，因为毒品往往是跨境贸易。以世界的毒品贸易来看，多是拉美生产、欧美销售，这里的风险很大，而且以“地头蛇”自居的高启强是没有想法要驾驭跨国的犯罪网络的，国家也不好打击。

不过，高启强还是做错了一点，导致他的覆灭：拒绝了外来或流动资本的进入。我们可以把高启强类比成“煤老板式”的黑社会，这是“坐地起价”、“资源垄断”的地方豪强。

今天你觉得中国很赚钱的产业是互联网、电影等，那可能忘记其实当年煤老板都进军过这些领域。比如，有个导演就说：当年跟煤老板谈合作就好得多，他们不懂电影，只管出钱。同样的，当年“团购网站大战”（美团兴起的十年前），煤老板也进入了互联网产业，但很快都败退——因为煤老板之所以是煤老板，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怎么处理外来资本、金融化等流动资本与产业合作问题。还以为自己有钱有垄断，就能解决所有问题。殊不知，美团等平台兴起，是不一样的“烧钱”逻辑。

所以，我们可以把赵立冬扶持的香港商人蒋天和高启强之争，看作是煤老板式本地资本与流动式外来资本之争。

赵立冬在最后被抓住的时候，还在办公室里说：京海市已经发展饱和了，要往西岸发展。他也一直把蒋天派作“招商引资”的代表。同样的，当他们在招商引资的时候，发现商人很担心的是当地的治安问题。

当解读者过多地从政府视角解读这个剧——如何解决地方财政问题，搞地产，就会忽视了政府不是只在“央地关系”之中，也在“政企关系”之间。所以，政府必须在本地资本与外地资本徘徊、甚至市场环境中学会游泳。

我在政府工作的时候，正赶上当地招商引资热潮，当地官员就非常小心地既要“画大饼”招商，又要“小心游泳”避免被热钱资本卷入，还要保护既有的产业利益。比如，当时top10级的企业想要入驻当地，按理说应该欢迎，但还是拒绝了。果然不出几年，那类行业很快失去政府的行业扶持后，死得很快。

我们可以想象，赵立冬要把京海市做大，要招商引资就得引入金融资本、地产资本甚至全球投资人，但这些不是高启强愿意看到的。

由于这个剧在后半段被删改了，很多小伙伴也通过读唇语的方式解读。比如，有小伙伴发现，其实孟德海也不是什么好人，其实表面上是黑帮商人蒋天与高启之争，背后是孟德海与赵立冬两大官员之争。

坦白地讲，这种情况，我在政府和智库工作时也见多了，甚至还有最后相互拉下马的结局，最后上了电视节目的普法频道。

高启强的黑势力所在时代与环境，让他的政治网络经营与其它国家地区的情况很不一样。

熟悉宝岛的政治环境也许会熟悉。当地一直有“黑金政治”的问题。很多人可能不了解，当年政坛两大boss人物的“马王之争”，早有祸源，因为很帅的领导人马X九早在当部长的时候，就是以扫黑著称，甚至扫到自己被迫辞职。而王X平，则是一直被人说和当地“角头”或“庄脚”有勾结。

有兴趣可以搜下一个宝岛人物，叫“郑太吉”，还当过议长的黑帮头子。

在需要选票、监管不足的地方，越是黑社会越容易垄断票仓，当然就会成为政治家的“庄脚”。我在菲律宾南部工作的时候，一到选举就没人来工厂工作了，因为当时政客会联合村长（另一层意义是地头蛇）等地方头面人搞选票。比如一般是1500-2500比索（相当于人民币200-400元）一张票。

但高启强则不同：他们和政治的关系更加自上而下的。如果赵立冬是需要被选出来的，那高启强的黑社会力量就是选票，反而也有一定的向上制约力量，甚至可以自己取而代之。

因此，他不能取而代之，也不能向上制约，只能建立个人网络。在这种情况下，他的政治狂飙必是有限定的，因为自己必须选边站。

比如，你可以看到，他只能让自己的政治网络纵向延深，从地方头目延伸到赵立冬这样大领导。再比如，他也只能让赵立科动员“上线”（像最后被抓的省官员）。但是，这样的“垂直”或“纵深”，意味着他没办法建立“横向”的拓展。因此在赵立科所属的政治环境里，精英集团是以妥协性分配为特点，你分一块，我分一块，你不要动我的，我也不会动你的。

我再以我在菲律宾工作时当地的黑金政治为例。菲律宾这种不健康的民主政治，和地方黑恶势力在结合，会产生一个“轮流分赃”而不是“妥协分赃”的机制。一批政客上台之后，会像剧中的京海市一样，捞中央政府的大项目，在家族或自己庄脚势力里分赃。但是，每届政府几年时间，这样项目会来越少，能分得也越来越少，所以这时候会冒出来另一批政客，允诺他们可以给这些庄脚势力更多的项目。

你看，如果换到菲律宾的环境下，不变的是高启强，轮流坐庄的是赵立冬/孟德海。

所以，我们不妨反事实思考：为什么专案组一到京海市，赵立冬就一直没出场呢？因为他没给阻力。为什么没给阻力呢？因为刚下来的时候，被吓到心脏病发的是龚开疆——他和孟德海更近一些。龚开疆实际上就是孟德海和高启强的中间人。如果赵立冬一开始就给专案组阻力，也许结果又不一样。赵立冬也许只是想“驱虎吞狼”，但最后自己也被搞倒了。

– 4 – 高启强的社会暴力“狂飙”及其限度

历史与政治社会学家查尔斯·蒂利提出过一个经典的命题：“国家作为有组织的犯罪”。其实想想还真是这么一回事。不妨联系到马克斯韦伯的另一个经典命题：国家就是对领土范围内暴力的垄断。

国家和有组织犯罪确实非常像：收保护费/税收，提供安全/社会福利，不允许其它势力提供替代性保护/暴力垄断。

但是，反过来呢？有组织犯罪作为国家？这个命题又感觉不太合适了。

熟悉非洲政治研究就会明白：在研究非洲国家的时候，由于经常发现非洲的政权破碎、内战不断，甚至有国际势力干预（有兴趣搜下俄军中的瓦格纳雇佣兵在非洲的影响），所以就产生一个问题——正如“死亡政治”（Necropolitics）概念提出者Achille Mbembe所说：在非洲的失败国家，你经常会发现：每个组织都会声称对你的生死有暴力决定权。

这是失败国家的典型：暴力无法垄断，主权所有者太多。但是对于《狂飙》一剧却不同——你可以只用一条线索来看高启强：如何垄断暴力。

高启强势力一直要做一件事：警察不能动我、其它势力不能动我。就高启强的弟弟高启盛的话来说：“京海市掉下个钢镚，那也要姓高。”

高启强真的做到垄断暴力了。

你看后半部剧情，高启强就是亲和大叔的形象：骑着电动车、菜市场买菜、路边喝个粥。

你被这样人性化的黑帮老大打动了。但你肯定也好奇：没人敢动他？没人绑架他？

不用担心，他垄断了暴力。蒋天被打服了、泰叔退位了，警察被收买了。

但是，当他垄断的暴力的时候，也是他走向覆灭的开始，因为蒂利的命题不能翻转——只能“国家作为有组织的犯罪”，不能“有组织的犯罪作为国家”——至少只能作为“从旁的国家角色”（other statemen）。

安欣这个角色，表面上看是一个小警察如何坚执不屈，但其实是想表达一个隐喻：国家不可能允许有组织犯罪彻底代替它的暴力机制。

安欣这个角色，另一个隐喻也在于：它是在纵向关系政府中的枢纽。为什么他要加入上级的专案组？它想说明政府机构不是地方分治的格局，而是自上而下的统治。

我们只要把格局切换到清末民初就知道这个区别了：只有在那个时候，“有组织的犯罪作为国家”才能够实现，因为那时是缺乏中央集权的。

比如，你知道的张作霖，就是从“地方保安队队长”做起的。再比如，清末淮河地区的捻军运动，也是以建立地方村寨堡垒的方式建立自治。所以，高启强在剧中的时代，也是另一种政治变迁的隐喻。

这就是高启强式“黑社会”的难题：在他所处的政治与经济体制中，陷入“兴衰三角”——经济利益、政治网络与社会暴力。

三大触角，每一个都要伸张。

但是，每一个触角伸到长处，都要被来另外两个触角的力量所砍断。

作为黑社会，他必须垄断社会暴力，但要是狂飙到底，就会陷入自我陷阱，被政治盯上。

作为黑社会，他必须发展经济利益，但要是狂飙到底时，就会陷入自我陷阱，因为经济市场化需要让资本流动成为可能，无法满足政治与经济的需求。

作为黑社会，他需要有政治网络，但要是狂飙到底时，还是会陷入自我陷阱，因为这个政治体制只允许妥协与分配。

当他还想把这三个角都做大的时候，灾难就不可避免了。

参考文献：

康灿雄，2017，《裙带资本主义：韩国和菲律宾的腐败与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

韦伯，2019，《经济与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

唐世平，2022，The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尤怡文，2017，《中华帝国治理的“不可能三角”与治乱周期:从“风险论”出发》，《社会》第37卷第3期。

Achille Mbembe. 2019. Necropolitics. Duke University Press.

Kleemans, Edward R. 2013. ‘Organized Crime and the Visible Hand: A Theoretical Critique on the Economic Analysis of Organized Crime’. Criminology & Criminal Justice13(5):615–29.

Mandić, Danilo. 2020. Gangsters and Other Statesme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