栖身于哲学学科中的“儒学”还是儒学吗？

文 | 干春松

中国哲学学科的成立是西方教育制度和学科体系传入中国的后果，按照这个学科重要的奠基者冯友兰先生的说法，中国哲学是以西方哲学为基本范式来整理中国思想的资料。

因此，很快就出现了是“中国哲学”还是“哲学在中国”，或者如冯友兰先生自己所要区分的“中国底哲学”还是“中国的哲学”的争议。

这样提问的关键并不在于否定中国是否应该存在“中国哲学”这样一门学科，而在于要质疑“中国哲学”的学科特性，能否展现中国智慧的特点或中国古代思想家所关注的核心问题。

这个质疑里有一个引而不发的议题是，当人文学科“肢解”了经学体系时，儒家的价值何以赓续？

对于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讨论，引发了许多质疑，许多专业人士肯定了中国存在哲学以及哲学学科的引入对于理解中国古代思想的重要性，认为有关合法性的争论是无中生有的炒作。

这些理解没有关注到“合法性”争论背后的价值焦虑，即处于游魂状态的传统其价值在知识传授体系内何以存在的问题。

作为21世纪初这场争论的深度介入者，我认为这个问题要从两个角度去理解。  

首先，对近代以来以“哲学”范式来整理中国思想的正当性的质疑，背后有一个预设，即学科化的方式割裂了中国传统学术的整体性，从而难以使中国文化的独特性得到展现，进而难以“解释”中国古代的思想，更难以让这样的思想成为民族自信的重要支撑。所以，提出“国学”或者“经学”学科是试图解决这样的困境。

从古代哲人的核心关切来看，以西方哲学的观念和范畴来整理中国思想，只会让中国哲学成为西方哲学的丑陋的背景，其典型可见黑格尔在其《哲学史讲演录》中的尖锐表述。在黑格尔看来，孔子等人的思想看起来只像是道德的教诲而已。

其次，合法性争论的另一个角度也值得重视。刘笑敢先生则认为现代学术要求人们确立自己在学术领域的身份意识，也就是当你将自己定位为学术研究者，或民族文化精神的继承者，或大众文化的推广者等不同的身份时，所采用的学术标准和行为规范是有差别的。由此，刘笑敢先生认为中国大陆的研究者往往在不同的身份之间游离，因而造成学术评价体系的混乱。

很显然，刘笑敢先生的区分并非专门针对中国哲学学科，却对“中国哲学合法性”的争论构成了一种回应。

无可置疑，这种“合法性”争论背后的民族情感和文化认同的预设导出的问题是，在中西交流如此充分的背景下，在学科分化已经被普遍采用的情形下，这种“情感”因素，是否会成为学术研究的客观化目标的障碍。因为一旦失去客观化的标准，那么现代学术评价便成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些问题，延续了近代以来王国维和蔡元培等人对纯粹、客观学术的肯定。

其次，我们应如何面对“中国哲学”这个新学科的不完善。当下的“中国哲学”研究模式固然有“格义”的弊端，对这种弊端的克服是否一定需要否定这个学科本身，还是可以通过提升研究深度、贴近问题意识等方式加以克服？

在这些问题上，近年来有了很多深入的思考。

比如陈少明在《做中国哲学》一书中所提出的：在思想资源方面，应贴近经典文本，从古典生活经验中获取题材与灵感，挖掘事物的深层意义。同时，还可以探讨那些古人津津乐道，但现代教科书置之不理的意识经验，如感、耻、报、不忍等等，丰富我们对古典道德人格及其培养方法的理解。

目前，国学的学科化遇到了障碍，舒大刚、朱汉民等先生提出的儒学学科化的倡议也难以落实。

这个结果可以理解，究其实，很难用学科化的方式来解决学科化的困境。

如果是通过将国学或儒学学科化的方式来解决儒家价值传承的现实困境，必然会产生新的“合法性”危机？对处于文化逆差下的中国思想界而言，这些问题将长期存在：我们该在西方的学术体制下，保存和发展本土性的文化传统；抑或我们已经不再需要那个参照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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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的近代转型》

干春松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3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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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走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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