园林、江南式景观、旅游文化

文 | 孙竞昊

（一）江南水乡般的城市景色

迄至明初，济宁只是作为一个被称为任城的古城而知名。济宁的崛起通常被认为是大运河大规模复兴的结果。《（康熙）济宁州志》收录的一篇文章将济宁的重要性和繁荣归因于其地理位置和物质环境：

济宁壤接邹、阜，封域脉络，联续泰、峄、汶、泗诸山川，含英蕴华，隐郁停伏，至济乃发而南驶，与黄河会流，成汪洋巨津。下吕、梁，入清、淮，注之海。是以我国家肇造洪基垂二百年，济之英贤杰士后先接迹，视东省诸郡邑为独盛！

继而描述环绕济宁的河渠湖泊之水网，并留下了“济固多才之地也”的感慨。这段文字通过对区位优势、水资源、人才等因素的观察，描述了从明初开始当地人如何将济宁的生态条件与城市文化和社会重要性联系在一起：历史遗产、河湖水系、名士贤人等，构筑了城市的特有形象。

《（乾隆）济宁直隶州志》将济宁人的生活空间与花园联系在一起：“州素号繁华，人物风雅，园亭池馆之胜甲于诸州。”

许多优美的花园、府邸和名胜沿着与大运河相连的水道建成。清中期的一首流行诗歌，用“小苏州”来描绘济宁的水滨景象：

《济宁州竹枝词》

（清）林之鹓

济州人号小苏州，城面青山州枕流。

宣阜门前争眺望，云帆无数傍人舟。

城中阛阓杂嚣尘，城外人家接水滨。

红日一竿晨起候，通衢多是卖鱼人。

在明清济宁的城市景致图案上，城墙也是富有特色的形象的一部分。像其他城市一样，济宁城墙的建造也是出于安全防御和政治权威等方面的功用考虑。

明代的卫所分布在城外的近郊，卫所与其他守备军士部署在运河与驿路要津，构成济宁城市防御的缓冲地带。

然而，城墙也构成了文化与旅游的资源。济宁的城墙上有四处门楼，其中南门塔楼尤为巍峨壮观，还有大大小小的建筑如角楼、亭阁矗立其上，既为防卫，又为美观之用。实际上，太白楼、浣笔泉、南池，以及其他的名胜如运河祠，都坐落在南城墙内外或城外运河岸边。

以南门城楼为中心，聚集着这个城市最著名的文化、旅游、宗教景观。

（二）城市园林

城市花园文化的出现，是济宁城市空间结构发生变化的新标志。

随着商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私人花园的建设在宋代变得流行起来，并在明代的许多城市和城镇中更加盛行。苏州、杭州、扬州等长江下游城市以其秀美的园林而闻名。

这种习尚向北延伸至济宁，使其城市景观与江南城市相似，并具有类似的功能，吸引了外部游客的进入。

所有现存的清代和民国初期济宁地方志都强调了城市园林的意义，其中《（康熙）济宁州志》与《（乾隆）济宁直隶州志》包括带有说明性诗歌的图像，在城市环境中展示当地的“名胜”。

郑与侨在其回忆晚明济宁园林的《名园记》序言中感叹道：“不出园，而济可知；不出济，而天下可知。”作为明朝遗民，郑与侨对亭园的追忆可能有所夸张，但其言显现了晚明济宁盛行而卓著的园林文化。

济宁的园林是由士大夫、地方士绅，以及富商在宅邸内建造的。地方志中许多园林所有权变更的记载表明，这些园林可以买卖。

《（康熙）济宁州志》列出了三十三个著名的园林（分类为“园亭”），如拙园、避尘园、大隐园等，其中大部分是在明代修建的，但至清初大都只存其名了。

从清初的文献记载中可以看出，著名的济宁园林都属于本地士人，如明代中后期的郑真、靳学颜（1514—1571）、靳学曾（1516—1564）、孙景耀、杨洵（1592年中进士）、徐标等，其中靳学颜拥有三处。

通过将这些已不复存在的园林与名人联系起来，地方志编纂者提升了他们家乡昔日的声望。对著名文人雅士的强调，也意味着还有其他富裕的非士绅家庭所拥有的园林，并没有被放入官方记录。建造园林和相关游憩建筑的风尚自然也会诱使富人在城市投入巨资。

大多数园林宅邸在明清之际的战乱中被毁坏殆尽。在新政权确立了稳定的统治秩序后，一些旧的园林得以重建，也有新的园林出现。

按李继璋的说法，虽然毁弃不断，但花园的建设并未中断，直到太平军及之后的捻军肆掠这一地区。

时至1920年代，该地仍保留有几处著名的花园式府邸。一位老人回忆他在1940年代曾光顾十几处私家花园，彼时风采依旧，有些构筑年代可以追溯到清初。其中有一处远近闻名的花园式建筑群，保留至今。

与江南都市形象塑造的广泛趋势一致，济宁精英同样创造和展示了流行一时的城市园林文化。

济宁花园建筑采用拱门、塔楼、凉亭、桥梁和假山等方式来突出景观，投射出江南风格。

与通常被描述为雄伟、封闭、对称的北方建筑模式相异，济宁花园的设计是精妙、开放、不拘一格的。这些华丽的特征受益于该地区丰沛便利的水资源，丰富的水资源、大运河景观及稠密的自然和人工水道网构成了济宁的江南风格。

济宁城市景观以水景特色为标志，这些人工建筑创造出与江南城市景观相媲美的缤纷景象。

郑与侨记述道：“济城四面高柳环植，遥望严陴，如在翠幄中。”这是通过对江南花园和建筑元素的引用而呈现出来的风景。其视觉形象的轻柔诗意和婉约情趣给济宁增添了一种才子佳人的味道，符合城市社会“举止优雅”的气质。

梅尔清在清代早期的扬州也发现了同样的现象，扬州在实体上是一座长江以北的城市，但其精英试图把江南的文化声望应用于他们的城市：“所谓的南方特质在建筑形式、景物名称等方面得到彰显。通过与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其他城市对比，这座城市的江南属性得到强化。”在全国追逐江南城市风格的风潮中，济宁在时尚方面的表现十分耀眼。

济宁的南方式园林风格不仅体现在精巧的牌坊、塔、亭台、楼阁、桥梁、假山等景观上，在普通民居方面同样别具一格。

许多普通建筑都是用竹子建造的，展现了园林式的优美，特别是在南部郊区，它是这个城市由寄居者主导的商业和工业活动的中心。

最著名的是竹竿巷，那里多用途结构的建筑物不仅是产品制造和贸易业务的场所，也用于生活居住。由兼具住宅、制造、贸易功能的建筑集合而成的竹竿巷具有沿运河江南城市、城镇的典型风格。

济宁南郊许多其他专业化街衢，同样充满了强烈的商业氛围，也展现出南方的建筑风格。

尽管有这些南方特征，济宁的城市景观主要还是北方风格，甚至是京师的风尚，这仍然显示出一个北方行政中心的性质。

混融的建筑特征可以通过城市在区域交流网络中的中间位置来解释，特别是通过大运河的南北路线。在城墙内，济宁的空间布置与其他行政城市，尤其是北方的行政治所并无二致。

济宁的城市规划是方方正正的标准设计，南北、东西大道勾勒出城内的基本格局。商业聚落与官署衙门区块分开。作为一个重要的州治，北方风格的衙门建筑群是城市景观的主要标志。但是，有些建筑还是含有一些南方风格元素，如部分的不对称结构设计、夹杂在建筑群中的竹地和池塘等。这种视觉效果可见于济宁各个地方志中官衙的示意图。这种不呆板的形貌反映出南北文化影响的交合。

（三）城郊景色与大运河

沿着附近的运河和河湖所建的祠堂、庙宇和庄园，济宁的秀美景致延伸到了城外。所谓“任城八景”分布在城内外及这条风景带上。州城西边是著名的商业与文化市镇安居，隔着人称“西湖”的马场湖，与州城相望。徐标的《安居记》描绘了它的田园般风光，与湖东面的太白楼、南池、普照寺的热闹场景形成了明显的对照。被称为“小济宁”的安居镇及周边也有模仿济宁的“八景”。

在济宁地区，景点沿着运河向南延伸到湖区。而且运河本身就是一道风景线和游览胜地。人们泛舟运河，观赏两岸风光，驻足古迹名胜。

正如马戛尔尼使团南下途经济宁之际所描述的：“有许多小船停泊，我们到达一个同名的大湖，其中有许多帆船在行驶。此湖的东侧，运河仅被一个大土堆分开。在西面，整个地区，一望无涯全是一片连续的湿地即沼泽，散布着水池水塘，此时正值莲花盛开……一片繁忙、积极和交通的生动景象。”

二十多年后（1816），由威廉·皮特·阿美士德（William Pitt Amherst）勋爵带领的另一个英国使团在运河航行中，也惊叹于济宁附近湖区的美丽风景，随行的首席医官克拉克·阿裨尔（Clarke Abel）在其《中国旅行记》一书中写道：“如画般的景色，使得库克先生画下了南旺湖颇具特色的写生画。”

（四）旅游文化

自然的与人工的景点使得济宁成为知名的游览胜地。但是，它们的意义远远超过简单的观光游览。

安东篱的扬州研究表明，在园林这种特殊社会空间里，社会礼仪与文人雅士的文艺创作和交游活动得以展开。

同样地，济宁的这种空间也影响着地方文化与社会生活。像太白楼与其他历史遗迹一样，济宁的园林与其他公共景点不仅充当了沟通社会上层的文人、官员们聚会的场所，而且还连接了远来的同道。通过这种观赏活动，他们的名字与济宁一起传播开来。

济宁的园林和景致优美的建筑当然是为了个人的乐趣而建，但这种乐趣反过来表明了社会消费的新趋势。

柯律格（Craig Clunas）认为，这一发展反映了明末典型社会价值观和习俗的重大变化。城市精英可以将大量资金用于“奢侈的物质文化”，从事“奢靡”的娱乐，而不是将资源用于典籍研习、土地占有，甚至商业经营方面；这种态度无疑与晚明的经济模式和社会结构有关。这种“奢侈消费”或“奢侈投资”发生在高度商业化的城市社会。

这种精英消费是在济宁蓬勃发展的园林文化的背景下进行的。中华帝国晚期的私人花园允许园主在柯律格所说的“公共景观”中竞争和展示财富、品位、权力。从更广阔的视野来看，巫仁恕提供了关于晚明士绅“消费文化”如何为社会竞争做出贡献的丰富数据，这些社会竞争包括公开展示、社会地位和阶层识别。因此，这些风景秀丽的人工景点向外界展现了济宁独特的外观，使其成为旅游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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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地方》

广西师大出版社·大学问2023年3月

本书是一部以山东济宁为经验个例、士绅活动为主线展开的城市史个案研究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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