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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倘若你知道一件事是错误的，就永远也不要去做这件事
苏格拉底对同态报复的拒斥是他哲学生活最重要的实践活动。它同样是哲学史中最为重要的事件之一。本文阐述了苏格拉底的正义观，以及苏格拉底对“以牙还牙”的同态报复的坚决反对。
苏格拉底与同态报复
文 | （英）保罗·约翰逊
在《理想国》的第一卷中，苏格拉底与智术师色拉叙马霍斯（Thrasymachus）就“什么是公正？”这个问题给出的回答展开了争辩。
色拉叙马霍斯的回答是：“公正就是强者的利益。”
他说，在每个社会中，界定公正或不公正的规则是由统治的精英，即社会中最强大的那部分人为了自身的利益而确定的。
苏格拉底并不接受这一点，但他没有给出自己的答案，第一卷在没有得出结论的情况下结束。
在第二卷中，苏格拉底不再是他自己，而是变成了柏拉图的苏格拉底。
但我们在这个地方与其他地方了解到的是，苏格拉底认为，每个问题都应当根据它的是非曲直来加以判断，有道德的人不难区分公正与不公正。
他反复用或许是最坚定的语言表明，公正地行动优先于所有其他的考虑要素。
苏格拉底说，最好是忍受任何事情，甚至是忍受死亡，而不是做出不公正的行为。
他在《申辩篇》中说道：“倘若一个人拥有任何价值，除了公正的行为，他无论如何都不会重视其他任何考虑要素—甚至不会重视生命本身。当他行动时，重要的仅仅是，他的行动是公正的还是不公正的，这是好人的行为还是坏人的行为。”
苏格拉底对公正行为的最高权威的强调被人们广泛接受，在苏格拉底两代之后的伊索克拉底在《泛雅典娜节献词》（Panathenaicus）中的如下坚定陈述就表明了这一点：“违背正义而赢得的胜利比在道德上公正的失败更受人鄙视。”
显而易见，苏格拉底关切的并不是抽象的正义。他关切的始终是实践行为。
正如色拉叙马霍斯所暗示的，苏格拉底那个时代的希腊人所持有的一个常见观点是，公正通常是一种私利的形式。
当被问及“公正是什么？”的时候，一个希腊人会回答说：“一个人对他的朋友做好事，对他的敌人做坏事。”
苏格拉底不会持有这样的解答。
“一个公正的人既对他的朋友做好事，但肯定也对那些伤害过他的人做好事，并由此设法将敌人转化为朋友。”这个观点以多种版本出现，这个主题始终是让恶回归善。这就接近于基督那个“转过另一边脸颊”的建议。
苏格拉底在《克力同篇》中清楚地说道：“作恶、以恶报恶，或者当我们遭遇邪恶时通过反过来作恶而保护我们自身，这些永远都不是正确的做法。”
恰恰是这个清晰的观点，标志着苏格拉底在这个地方背弃了任何伪装中与任何处境下的道德相对主义，并且坚定地选择了道德绝对主义。
倘若你知道一件事是错误的，就永远也不要去做这件事。
这种行事准则导致苏格拉底跨越了另一个历史上重要的道德分水岭，并完全否定了由个人和城邦尊奉的最根深蒂固的希腊行为准则之一——同态报复法。
当然，同态报复并非希腊所独有。对于绝大多数（即便不是全部）源自野蛮部落制的社会来说，这都是常见的，而同态报复也谨慎地摸索出了诸多变得文明的模式。
在希伯来的《出埃及记》，紧跟第20章的内容是，上帝对摩西与以色列人给出了十诫—它们似乎在许多社会（即便不是绝大多数社会）中都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随后的那一章则针对打斗中伤害孕妇的情况，以严厉的方式制定了同态报复法（《出埃及记》21：23—25）：“若有别的伤害，就要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以烙还烙，以伤还伤，以打还打。”
我们不知道《出埃及记》这本书是何时编撰的，但有一个理论认为是在公元前700年左右，这就让这本书的编撰者成为希腊诗人赫西俄德的同时代人，而赫西俄德是仅次于荷马的道德导师。
赫西俄德比《出埃及记》走得更远：“倘若一个敌人开始说或做对你有伤害的某件事，你肯定必须要对他双倍奉还。”
这比希伯来的圣贤拥有更强的报复心理，后者仅仅要求以一只眼来还一只眼，而不是以两只眼来还一只眼：这种做法将会是错误的。
苏格拉底坚决反对同态报复的整个理论与实践。
在《克力同篇》中，他规定了他的这个命令的五个原则。
我们永远不应当做不公正的事。因此我们永远不应当以不公正的方式进行回报。我们永远不应当对任何人做坏事。因此我们永远不应当以恶报恶。对一个人作恶，无异于以不公正的方式行动。
苏格拉底完全意识到就其重要的本质而言，他拒斥了希腊传统的道德与公正。因为在他宣布他的五个原则之后，他立即补充说：“几乎没有人相信或将会相信这些原则。在确实相信的人与并不相信的人之间不可能存在任何共同的基础。每一方都觉得自己在鄙视另一方。”
苏格拉底的这个立场是在同态报复问题作为一项公共政策具有鲜明而又直接的重要性时被人们接受的。
公元前431年，欧里庇得斯为他的《美狄亚》（Medea）做好了准备。苏格拉底几乎肯定在观众之中。
这部令人惊骇的戏剧是一个以正义之名实施复仇的故事。
美狄亚的所作所为与她所遭受的痛苦是完全不相称的，欧里庇得斯要证明的一个论点或许恰恰是，倘若同态报复（或复仇）被接受为公正的原则，那么相当难以在实践中确保报复可以与冒犯相对应。
美狄亚说过，她所实施的是“在神的帮助下的公正回报”，但她事后承认，她“敢于去做最不虔诚的事情”。
“不虔诚”这个词是重要的，因为它表达的暗示是，“公正的报复”这整个概念或许是不虔诚的。
我们知道，苏格拉底至少在欧里庇得斯的一部戏剧中对他做出了帮助——“修补了这部戏剧”。或许是苏格拉底说服了这位诗人在《美狄亚》中插入这行文字。
接下来在四年之后，这整个问题以最惊人的方式在战争与政治的现实世界中发生。
雅典人不得不决定如何处置米蒂利尼，它是莱斯博斯岛的主要城市，这个城市背叛了雅典人。它在当时已经为雅典的军队所占据。
惩罚问题被交付雅典的公民大会讨论。这些城市在激烈的战争中往往是毫不留情的。
斯巴达人与雅典人或许会残酷地实施在他们看来是公正的惩罚。
在西斯提亚、米洛斯、斯基奥涅与托罗尼这四个例证中发生的实际情况，或许会被我们称为种族灭绝。但这些大屠杀是由军队的指挥官根据他们自身的权威而执行的。
公元前427年，雅典的民主公民大会经过充分的辩论之后接受了这个决定。
由于蛊惑民心的政客克里昂的华丽言辞，公民大会通过了这样一个决议，它命令指挥官在未经审判的情况下处决米蒂利尼的所有成年男性，并将那里所有的女人和小孩都卖为奴隶。
这种经过民主辩论的斩草除根或种族灭绝的动议，在希腊的历史或就我所知的任何历史中都是独一无二的。它显然让大多数人感到称心满意。但它必定让包括苏格拉底（我假定他当时也在场）在内的少数人感到震惊。
我愿意认为—事实上，我很肯定—他对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产生了影响。
在投票之后，克里昂马上就派遣了一艘船去米蒂利尼，将公民大会的决定带给指挥的将军，并指示他在公民大会可能进行重新考虑之前就执行这个决定。而公民大会确实进行了重新的考虑。
温和派在经过一个晚上焦虑不安的讨论（我假定苏格拉底参与了这次讨论）之后，他们的领袖狄奥多图斯（Diodotus）第二天呼吁公民大会撤销他们的决定。
他的论据绝大多数都是注重实际的。他说，恰恰是米蒂利尼的寡头政府，而不是平民下达了这次叛乱的命令。
绝大多数民众都站在雅典这一边，并迫使这座城市向如今占据该城市的雅典军队投降。在惩罚寡头执政者的同时去惩罚民众，这显然是错误的，因为有罪的是寡头执政者，而平民是无辜的，他们实际上站在雅典这一边。这种不公正会被雅典所有的同盟者与殖民地注意到。
狄奥多图斯说：“我认为，对于帝国来说，宁可让我们自己承受不公正的对待，也不要去消灭那些我们不应当去消灭的人，不管这么做有多么正当。”
最后这句话揭示了一种苏格拉底式的思想，人们从这种权宜之计的一般性论证中就可以看到这种思想，这让我相信，狄奥多图斯容许自己至少部分地接受这位哲学家的指引。
他并没有走得那么远，以至于拒绝将同态报复作为公正的原则：狄奥多图斯还是想要赢得投票的。他做到了这一点。决议被撤销了，他们立即派遣了一艘快速的三层划桨战船去米蒂利尼撤销对将军的指令。
幸运的是，这艘战船及时抵达，雅典与雅典民众的声誉得到了保全。
我们在这里拥有的是这样一段经历，苏格拉底的观点在这时被直接应用于公众的活动之中，而不是缓慢地经过数代人之后才成为全体的共识。
我们拥有坚定的理由来相信，苏格拉底的私人干预为确保这个结果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来自神的声音或许阻止了他成为政治家，但这并没有禁止他设法以真正的正义之名来影响政治决议，而这种真正的正义对立于作为公元前5世纪中叶希腊社会标准规范的虚假正义。
苏格拉底对同态报复的拒斥是他的哲学生活最重要的实践活动。它同样是哲学史中最为重要的事件之一。
对此的最佳讨论是格雷戈里·弗拉斯托的《苏格拉底》的第7章（我强烈建议读者倘若有时间，就去细读这部论著）。苏格拉底所论证的立场特别强硬。它是最严格的道德绝对主义。
他所说的实际上是：倘若你对其他的某个人做了某件坏事，更不用说对许多人做了某件坏事，那么不仅这件事本身如此糟糕，而且对你来说也是如此糟糕，以至于它实现的任何好处都不可能补偿这种恶。这件坏事或许赢得了一场胜利乃至赢得了一场战争；或许为你带来了你所珍视的一切，为你带来了快乐、舒适、安全与长寿；或许激起了你的爱人、你的家人与朋友的赞誉；或许就像你所认为的那样，对于他们的自我保存与你自己的自我保存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但倘若这是错误的，那么你就不可以去做这样的事。即便它会帮助你赢得整个世界，你也不可以去这么做。倘若你只有通过对其他人作恶才可以保持自己的生命，那么你的生活本身就会是不值得过的。
这是一个艰难的学说，毫不奇怪，在过去两千五百年的时间里，这个世界的人们通常会发现难以遵循这个学说，即便在原则上接受这个学说的情况下也是如此。
某些证据表明，柏拉图发现它是艰难的，而大量引文表明，亚里士多德也不太相信它。他觉得复仇是人性中始终存在的冲动，就像导致复仇的愤怒一样根深蒂固。事实上，亚里士多德将愤怒定义为“强加报复性痛苦的愿望”。
对我作恶，无论如何这都没有给予我权利来对那个作恶者施加相同的恶行，但这个绝对基本的道德真理对亚里士多德来说有点难以接受。
事实上，苏格拉底是仅有的一个把握并完全接受以下这个道德准则的希腊人：同态报复、复仇或无论我们选择如何称呼它，这种做法都是错误的，永远都不可以接受它或为它辩护。
苏格拉底是第一个明确表述这个公理，并在对抗整个世界的情况下（contra mundum）坚持这个公理的人。
自从苏格拉底首次制定或发现这个新的道德法则（对立于人的法则的神的法则）以来，不仅政治家、将军与民主国家（更不用说独裁政权与君主专制国了）已经无数次地违反了这个法则，而且无数个别的男人与女人在他们的个人行为中也已经无数次地违反了这个法则。
例如，倘若我们考察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们就会被迫承认，英国和美国这些自以为是的民主国家，在投身于它们合理地认为具有正义性的战争时，针对臭名昭著的敌人，它们有时—某些人或许会说经常—屈从于同态报复的诱惑。
不过它们承认这是一种诱惑，它们愿意接受对它们的这种做法的批评。
即便在当时，关于轰炸德国与日本以及使用原子弹的正确性的争论就接连不休，自此以后的许多场合下肯定也是如此。
这些争辩之所以发生，是由于苏格拉底最初的道德启示以及它随后对普遍良知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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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我们的同时代人》（英）保罗·约翰逊 著；郝苑 译广西师大出版社 2023年9月
他貌不惊人、衣着朴素，常常光脚漫步在雅典的大街上；他教导人们独立思考，他充满智慧，却声称自己一无所知；他生于雅典、深爱雅典，曾为雅典而战，却遭到雅典人的不公正审判，最终以一杯毒酒结束生命。他是“哲学的化身”苏格拉底。
这是一部短小精悍又精彩纷呈的传记，它记叙了苏格拉底充满传奇色彩的生命历程，探讨苏格拉底的主要思想，同时全方位描绘了与苏格拉底交往的人们以及雅典的城市生活图景，展现雅典这座苏格拉底挚爱之城的纷争与衰落。书中叙事简洁清晰，跳出了柏拉图的叙事围城，还原历史上真实的苏格拉底，描绘出我们这一代人的苏格拉底、每个人心中的苏格拉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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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走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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