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答四则：哈佛表情包事件、女性专用车厢、进化论、哲学与三观
最近受邀在「悟空问答」上答题。因为时间精力有限，只能浮光掠影点到为止地回复，许多细节有待展开详细论述。不过毕竟敝帚自珍，觉得可以先把一得之愚记录在此。今天收有对以下四道题的回答：
1. 十名哈佛新生因发表情包被开除，哈佛侵犯他们的言论自由了吗？
2. 地铁设置女性专用车厢，你怎么看？
3. 进化论明明是一种假说，为什么感觉教科书上把进化论说得跟真理一样？
4. 哲学和三观有什么关系？
之前的问答见：
《问答四则：崔永元开卖、同志家长相亲、女德讲座、大学禁止情侣搂抱》
《问答四则：同婚还是废婚、适合在一起吗、伍继红事件、共青团管脱单》
十名哈佛新生因发表情包被开除，哈佛侵犯他们的言论自由了吗？
著名的哈佛学生校报Harvard Crimson爆料称，十名原本已经录取、今年即将入学的新生，因为在社交网站Facebook上分享表情包、发布不当言论而被哈佛大学开除。报道称，这十名即将毕业的高中生发布的内容「明显带有性意味、有些针对少数族裔」，嘲讽性暴力受害者、犹太人大屠杀、遇难儿童。去年，哈佛大学的新生群组就已经爆出过种族歧视等不当内容。当时，校方发布了声明予以谴责。而今年，哈佛直接开除了十名学生。哈佛有权因为一个表情包开除新生吗？这是不是在侵犯言论自由？
类似「某某行为是否侵犯某某权利」这样的问题，概而言之，至少可以作「法条」和「法理」两种不同层面的理解。所谓法条层面理解，指的是问「在美国既有的宪法解释和法律框架下，哈佛这种做法是否会被法院判为侵犯言论自由」；所谓法理层面理解，指的是问「我们是否应当对哈佛这种做法感到担忧或愤慨、并尽量使得宪法解释和法律框架能够阻止这种做法的泛滥」。
从法条层面说，哈佛大学收回待入学新生的录取通知书（注意，是「收回录取通知书」而非「开除」，具体区别见后），并没有侵犯后者的言论自由。
在美国的宪法框架下，保障言论自由权的主旨在于防范国家公权力对公民权益的侵犯；第一修正案对言论自由的保障，最初甚至只是针对国会，后来经过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才逐渐拓展到各政府部门与公立机构。八九十年代美国一些公立大学曾经试图惩治校内的仇恨言论，但在法庭上先后败诉，因为法院认为公立大学作为政府下设机构，属于国家公权力的延伸，因此受到宪法第一修正案的约束（参见Doe v. Michigan (1989), UWM Post v. Board of Regents of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1991), Dambrot v. Central Michigan University (1995), Corry v. Stanford (1995)等案）。
然而哈佛是私立大学，不受相关宪法判例的约束，从理论上说可以随意管制校内言论，而不受法律惩罚（不过实际情况比这复杂，因为美国除联邦宪法外还有州宪法，而某些州的州宪法和州法院对本州的私立大学施加了额外的限制，比如新泽西州高院的判例State of New Jersey v. Schmid (1980)等）。
当然，即便是私立大学，也要受到合同法等其它法律的约束。比如假设某个大学在它的招生简章或学生手册中宣称，本校支持无条件的言论自由，学生在校期间绝不会受到任何言论方面的约束，那么，一旦学生正式注册、交完学费（从而使得招生简章或学生手册作为合同生效）以后，倘若学校因为学生的言论而将其开除，便相当于违约，可以被追究法律责任。
但是这里要注意两点：一，如果私立学校的招生简章中已经声明本校并不宽容特定类型的言论，那么其后以此开除学生，便不构成违约；二，学校与学生之间的合同只在正式注册后才生效，在此之前因言论原因而收回录取通知书，同样不构成违约。这次哈佛收回待入学新生的录取通知书（而不是将已在校的学生退学），便属于后一种情况，所以从法条层面说，并没有侵犯待入学新生的合法权益。
至于法理层面，问题便更加复杂，这里仅举两方面争论为例。
一方面，一直以来都有人认为，言论自由作为人的基本权利，其防范对象应当不限于公权、而应同样包括私权；如果公权力对特定言论加以审核属于侵犯言论自由，难道私立机构对同样的言论加以审核就不属于侵犯言论自由了？按照这类观点，似乎哈佛的做法又应当被视为侵犯言论自由了（若顺着上述合同法的逻辑来说，便意味着倘若私立机构若在合同里声明将任意限制成员的言论自由，则该合同应被判为无效）。
当然不同意这类观点的也大有人在，相关争论背后涉及到公立与私立机构在性质上的异同，以及私立机构的结社自由权等等，恕不一一展开。
另一方面，则涉及言论自由权应该涵盖的言论内容的范围。欧洲一些国家对言论自由的保护，是不包括所谓「仇恨言论（hate speech）」的，即基于他人宗教、种族、性别、性取向、残障等特征的言语攻击；但美国高院一向将仇恨言论纳入保护范围（参见R.A.V. v. City of St. Paul (1992), Snyder v. Phelps (2011)等案），只要这些言论不挑起迫在眉睫的暴力行为即可，至于其对被攻击对象造成的心理伤害等等，则不予考虑（美国的这种做法有其历史渊源，参见《美国言论自由的兴起》）。
在本次事件中，被收回录取通知书的几名新生，发送的不少表情包确实可被视为仇恨言论，因此倘若此事不是发生在美国，而是在其它一些欧洲国家，便本来就不属于言论自由所保护的范围，哈佛收回录取通知书的做法自然更无争议。当然，仇恨言论是否应当被排除在言论自由权的保护范围之外，一直是法理学界激辩的话题，若要深入剖析，又是说来话长了。
地铁设置女性专用车厢，你怎么看？
地铁设置女性专用车厢是一个非常糟糕的做法。许多人倡议地铁设置女性专用车厢，初衷是为了防范性骚扰；然而事实上，这种做法不但无助于防范性骚扰，并且效果还将适得其反。
在性骚扰事件中，我们本来就已经听到够多的「谴责受害者」的言论了：「别人怎么可能平白无故骚扰你，肯定是你自己举止轻佻让男人起了小心思」；「谁让你自己穿得这么暴露，别人不骚扰你骚扰谁」；诸如此类（参见《性骚扰与着装》）。
一旦地铁开设女性专用车厢，我们必将迎来新一种「谴责受害者」的论调：「谁让你自己不去女性专用车厢，非要在这里跟男人挤，被骚扰了活该」，甚至「你自己不去女性专用车厢，非要在这里跟男人挤，这不摆明了是来挑逗勾引男人的吗，怎么还有脸反过来诬赖别人骚扰你」。
换句话说，一旦设置女性专用车厢，任何留在「公共车厢」的女性便面临着额外的污名化困扰；而按照这种「防范性骚扰」的思路，为了尽可能「保护女性」起见，就只好增设越来越多节的女性专用车厢、将「公共车厢」的比例逐步减小到零，最终导致公共交通中完全彻底的男女隔离。
倘若出现最后这种公共交通中彻底男女隔离的情况，自然是极其可怕的场景。但如上所说，即便没有走到这么远，只是象征性地设置一两节女性专用车厢、部分地实行男女隔离，也已经相当于为谴责受害者的论调推波助澜，默认和纵容了公共场合性骚扰的常态化。
进化论明明是一种假说，为什么感觉教科书上把进化论说得跟真理一样？
如果说达尔文时代的进化论还勉强可以称为「假说」的话，进入二十世纪后，随着达尔文自然选择理论与孟德尔遗传学结合形成「现代进化综论」，以及DNA分子结构的发现，进化论早已不再停留在「假说」的层次，而是作为奠基性的理论框架获得了科学界普遍的接受；其后诸如「分子中性进化理论」、「基因漂移」等微观机制的相继提出及相关争论，都在确认着这一理论框架的可靠性与有效性。
经常遇到有人说：「讲这么多干嘛，我就问你一句话：你凭什么认为进化论百分之百正确、绝对不可能是错的？如果你不敢拍胸脯打包票，那凭什么不承认进化论是假说？凭什么把进化论当真理？」
但是这种「只有『绝对不可能错』才不算『假说』」的逻辑，会迅速让一切事实命题变得无意义。比如举个极端的例子：你怎么知道你现在真的是在读我的这篇回答，而不是在做梦、或者被魔鬼施了法术、或者被「黑客帝国」式的巨型计算机操纵，因此产生了「自己正在读这篇回答」的幻觉呢？你能打包票说后面这些情况绝对不可能吗？——从逻辑上说，后面这些情况当然都有可能，但这类可能性对我们在日常层面的信念与行动而言毫无意义。
科学理论同样如此，类似「你敢打包票说这个理论绝对不可能错吗」这样的诘问是毫无意义的。我们决定是否接受一个科学理论、是否依据它的解释和预测来实施下一步的行动，最终要落实到我们对它的「可靠性」（而非「绝对不可错性」）的判断上。
怎么判断一个科学理论的可靠性？大致而言，我们需要考察理论推断与数据的吻合度（比如进化论与化石证据以及实验观测的吻合）、理论模型对数据背后所反映的因果机制的解释力（比如进化论对不同物种眼睛形态差异的解释）、理论框架对尚不能获得解释的数据偏差的合理容纳程度（比如围绕分子中性进化、表观遗传等新假说的争论不但没有动摇进化论的基本框架、反而从细节上丰富和支持了自然选择理论），等等。
只要深入了解了进化论的内容，便可以知道，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进化论的可靠性都毋庸置疑；作为现代生物学研究的基础框架，其由教科书讲授也是当之无愧的。
哲学和三观有什么关系？
「三观」（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本来就是哲学研究所涵盖的内容。
按照目前中文语境中的通行说法，「世界观」即对外部世界的性质以及人与外部世界之间关系的看法，「人生观」即对人生的目的与意义的看法，「价值观」即对不同价值之间的主次关系及权衡取舍的看法。这样的说法在哲学上略显粗糙，不过总体而言，我们不妨把「三观」理解为对较为重大的规范性问题（normative questions）的看法。
所谓规范性问题，是与描述性问题相对的范畴。概而言之，描述性问题关乎「是什么」，比如我今天早饭是不是喝的皮蛋瘦肉粥、地球是不是绕着太阳转、量子力学是不是对微观世界的确切描述、减税是不是一定会促进经济增长、马瑞霞倒在斑马线上无人救助是不是因为这个社会人心冷漠，等等。与此相反，规范性问题关乎「该当如何」，比如该不该相信进化论（参见上面关于进化论的回答）、该不该相信全球气候变化论、该不该为爱情牺牲事业、该不该拒绝转基因食品（参见《如何看待崔永元开卖非转基因食品》）、该不该主张人人平等、该不该支持同性婚姻合法化（参见《同性婚姻、性少数权益与「道德滑坡」论》），等等。
需要注意的是，很多时候描述性问题与规范性问题之间并没有截然的界限，规范性维度与描述性维度往往在同一个问题中相互渗透。比如「A是不是B发生的原因」这个问题，看似是一个纯粹的描述性问题，但「原因」这个概念本身已经带有了规范性：B发生永远是多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我们只会把其中的一个或几个因素称为「原因」，而把其余因素称为「条件」、或者干脆视为理所当然；也就是说，当我们把A称为B的「原因」时，实际上是预设了A在规范维度上相对于其它因素具有某种独特性，值得我们单独重视。又比如「上帝是不是真的存在」这个问题，看似是一个纯粹的描述性问题，但一旦我们细究「上帝」这个概念背后的道德涵义，就会发现「该不该相信上帝存在」实际上是一个严肃的道德问题（参见《上帝与罪恶问题》）。其余比如「知识」、「科学」等等概念均是如此。反过来，当我们思考规范性问题时，也必须在充分考察既有描述性素材（包括一般人的前哲学直觉与日常经验，以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各种研究结论等等）的基础上进行，否则便是闭门造车。
如果说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首先是关于描述性问题（特别是自然规律与社会规律）的研究，那么哲学就是关于规范性问题的研究：在前哲学直觉、日常经验、自然科学研究、社会科学研究等各种描述性素材的基础上，通过概念澄清与逻辑分析，力图对规范性问题达成合理的反思平衡。「三观」所涉及的，正是这些规范性问题其中的一部分（或者说三个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