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2008年3月25日，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一场隆重的纪念会正在召开。

觥筹交错中，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组部部长缓缓走向讲台。台下，还坐着十几位省部级高官。

这是“新世界哈佛高级公务员培训项目”十周年的纪念会。

他深情回忆起培训和学习的经历，并代表中组部对参加过培训的学员表示祝贺。

会场上，郑裕彤、郑家纯、郑志刚三代同堂成为最大的亮点。

1997年，香港回归。时任香港新世界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的郑家纯向江泽民的老上级、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汪道涵提出想为内地出力的念头。

香港新世界集团主席郑家纯

汪道涵思索了一会，建议由集团出资对中国高级行政人员进行培训，并将自己的老朋友、前浙江省省长、时任国家人事部副部长的万学远介绍给郑家纯，协助这一计划。

同年，“新世界哈佛高级公务员培训项目”正式拉开大幕，每年选送数名干部到哈佛大学进行为期4个月的专题研究以及为期1～4周的行政人员进修课程。

其实，在1983年，邓小平便提出“引入国外智力，促进四个现代化的发展”。官员海外培训也随之展开。但这些培训项目较为零散，不具规模，短期组织的考察团无法满足中国行政管理的需要。

直到90年代后期，成规模的官员海外培训项目才铺陈开来。正如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亚洲研究中心的负责人朱利安·常（Julian Chang）所评价的：“早在80年代初期肯尼迪学院就有中国面孔出现，但直到90年代开始才有成规模、系统化的中国项目出现”。

而刘副总理，正是最早一批赴海外学习和培训的官员。

刘副总理

在1992年，时任国家计委长期规划和产业政策司产业结构处处长的他，赴美国西东大学做访问学者。

此时，距他发表《中国产业政策的初步研究》这一惊动中央领导的研究仅仅过去了四年。

在大学期间，这位来自中国的年轻精英便已经声名鹊起。他曾和几个同学为北京市西城区撰写了几份重建西单老商业区的研究报告，不仅调查了北京百货大楼、西单商场的经营方式、财务状况，并据此给出了商场经营规模、盈利能力和经济绩效的分析。在当时，这份报告便让区里的领导大呼开了眼界。——中国新闻周刊2016.06《中财办掌门人：因一篇报告得中央器重》

之后，刘处长进入国家计委工作，开始参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计划的筹备和制定，并得到快速晋升。但他并未满足于眼前，他深深感觉到中国在经济运行和管理经验上与世界的差距。于是，决定出国。

在西东大学的两年，他接触到世界最前沿的经济学和管理学理论。之后，他又转入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进行学习，并在1995年获得了该校的公共管理硕士学位。

在肯尼迪政治学院学习期间，他也参加了梅森学者项目。

这一项目是专门为发展中国家和转轨经济培养高层管理人员而设，迄今已举办了50多年了。据公开资料显示，现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墨西哥前总统卡尔德隆、新加坡前总理李显龙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前特首曾荫权，都曾是梅森学者项目的学员，而授课的老师很多都是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委员，比如罗伯特·劳伦斯、罗杰·波特等。

这段经历，对这位被之后称为“重要人士”的经济学家影响深远。

1998年6月，他升任国家信息中心常务副主任（正局级），并在任上作出了一项影响至今的决定。在西方模式的借鉴下，刘副主任和经济学家樊纲等人一拍即合，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国经济50人论坛”。

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9年年会

这个论坛的定位在于为国家政策献策献力，在成立之后，他便招纳了吴敬琏、林毅夫等等一大批具有海外名校学习背景的知名经济学者，甚至还包括了后来的央行周行长和易行长。他们无一例外都是经济学界的改革派。

在今天，“中国经济50人论坛”已经成为中国最为重要的智库，众多关乎中国经济命脉的政策都出于其中。

在2008年金融危机时，已是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副部长级）的他，和他的同事们将这场危机与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进行了对比，以粗线条勾画了两次危机大背景与表征的异同，并著成《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一文。——中国新闻周刊2016.06《中财办掌门人：因一篇报告得中央器重》

《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

刘副主任也凭借此文获得了2014年的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这是中国经济学界的最高荣誉。

02

2001年,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联合国内有关方面启动了更大规模的官员培训项目——中国公共管理高级培训项目。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入口一侧

这一项目由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清华大学、哈佛大学共同举办，系肯尼迪政治学院首次为一个国家举办如此大规模的培训班，也是该学院规模及影响最大的官员培训项目。

项目规定，自2002年起，哈佛大学每年培训约60名中国官员，他们由中组部从中央机关、各省市机关、金融机构和国有大中型企业选派，以中青年干部为主，级别要求地厅级或司局级以上，在本岗位至少有2年工作经验，45岁以下，大学本科以上学历，英语达到大学英语四级水平。——引述自当年相关文件

肯尼迪政府学院

据一份回忆录显示：

在项目课程上，前两个月为国内培训，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学习，除去日常授课外，吴敬琏、胡鞍钢等著名学者也会与学员共同分析和讨论中国的国情与经济形势。

后一个月则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度过。每天从上午9点到下午5点半，学员要各上一个半小时的4节大课，重点学习公共管理最新理论和工作方法，包括税制改革、公共产品的提供方式与运行机制、政府组织如何从垂直化向扁平化改进等等。

为了更加具有应用性，所有课程都被穿插在几十个具体案例中展开。从欠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到发达国家，从玻利维亚国企改革、斯里兰卡公共汽车改革到美国福利制度改革，讨论的议题具体而多样。

在项目启动之初，哈佛大学的老师们心里还在打鼓甚至抵触：听说中国官员内向、不爱提问和发表意见，这会不会不好交流？

但心里打鼓的教授们很快发现自己错了。当在课堂上提出一个观点之后，学员们提出的不同意见竟然达五六种之多。由于丰富的行政管理经验，学员们提出的问题和解决方案对教授们都很有启发。

在一期项目结束之后，很多教授都主动请求继续在政府学院执教。整个过程中，来自哈佛七大学院及麻省理工学院等周边学校的27名教授参与了授课，这也创造了肯尼迪政府学院培训班历史上的一项纪录。

另一方面，对于一名官员来说，能够到哈佛受训意味着更多的擢升机会。

2002年，时任南京市委书记作为被中组部和国家外专局在国内选派的两人之一，前往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举办的“发展中的领导者”培训班学习。

时任南京市委书记，后来的江苏省委书记

在培训过程中，李书记清晰的思路和流利的英文给美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哈佛大学的常规课程结束之后，美方专门为他安排了一周的项目实践。

在2002年9约14日，南京市发生一起特大中毒事件，南京东郊汤山镇市民陈正平因为眼红生意，在同镇的早点铺中投毒，致使300余人中毒，42人死亡。

此时，距离他结束培训仅仅过去两周。

在这一事件爆发之后，南京市委迅速作出反应，对事故处理提出六点要求：

“第一，集中一切力量、一切专家、一切药品抢救每个生命；第二，高度警惕，尽最大可能阻断毒源，防止其他事件发生；第三，全力以赴查明情况，侦破案件；第四，全力安抚好家属，做好善后工作，防止诱发其他事件；第五，做好信息发布的扎口工作，稳定群众情绪；第六，成立以罗志军市长为首的现场指挥中心，统一指挥事故处理工作。”——人民文摘2014.02《官员海外培训：学了什么？》

2002年汤山投毒案中抢救中毒群众

事故迅速解决和平息。

在七年之后，已是中组部部长的他，在肯尼迪政府学院作了题为《应对危机—中国与世界的良性互动》，并对当年的投毒案作出回应：

“2002年，当我在中国古都南京担任市委书记的时候，参加了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培训。我还记得，第一堂课的内容是关于如何处理危机。

尽管直到今天我仍然不清楚，校方为什么要把危机处理作为第一堂课，但这节课的内容确实很有用处。因为培训结束后不到两周，我在南京遇到了一起严重的食品投毒事件，数十人中毒丧生。

在处置这一突发事件过程中，哈佛培训第一堂课所介绍的知识让我受益匪浅。200多人的生命得到及时抢救，犯罪嫌疑人在36小时内被捕获，我们为此受到当地群众和中央政府的表扬。所以，当今天再一次来到这里的时候，我想说：‘谢谢哈佛’！”

他在对应投毒案件中的反应和举措，也成为地方政府在处理危机时的模板。

03

肯尼迪在中国，有得也有失。譬如下面这个例子。

2005年，时任江苏省宿迁市市委书记走进了肯尼迪学院的课堂。

时任沭阳县委书记

此时的他，风光无限却也站在风口浪尖。而他的“出名”和“出位”，早在1996年担任沭阳县委书记时就声名赫赫。

县委书记上任当晚，他便夜巡城区，结果在路边四次踩到大便。第二天，全县5000余名机关干部被喊去当“清洁工”。

面对治安问题，在全县政法系统的大会上，他公然声称“治安的问题是警匪一家”，这遭到县公安局局长的顶撞：“这是对我们公安局的侮辱，你要收回这句话，挽回影响。”两人当众吵了起来。

最后，公安局局长被撤职，沭阳一夜之间调动41个派出所长异地轮岗，对嫌犯展开追捕。仅1997年一年，全县就破获各类刑事案件4656起。——华西都市报2015.03.17

不过这还只是在小范围内流传。直到1998年，这位特别的县委书记才真正进入了全国人民的视野。

在1998年，沐阳县给教师和机关人员下达“招商引资”的任务，分派指标，这引起当地教师集体罢课，此事被央视《焦点访谈》披露。在1999年，沐阳县出台规定，将犯有小偷小摸等行为的人，在电视上予以亮相、念检讨书，并取名为“沉重的忏悔”，此事又被《南方周末》曝光。

相关著作

虽然争议不断，但这位仁兄主政的沐阳县经济快速提升，口碑不错。不久，他升任宿迁市市委书记。

在这一期间，他依然走着“个性化”道路。在经济改革中，从一开始的出售国有单位的门面房，到所有国企改制“能卖不股、能股不租，以卖为主”，再到拍卖乡镇卫生院、医院，再到出售学校，他“一卖到底”，国有资产大量流失。

他曾放言：

“宿迁515万人民所居住的855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只要可以变现的资源或资产，都可以进入市场交易。”

2004年，他被《南方周末》大篇幅报道，被称为“最富争议的市委书记”。

《最富争议的市委书记》

原载于2004年2月5日《南方周末》头版 

这位宿迁书记的处事风格，让他时刻处在漩涡之中，而这也正是他进入肯尼迪学院学习的原因之一：如何在制度和个性之间平衡？这是他要去寻找的答案。

在肯尼迪政府学院，他如饥似渴地吸纳着西方行政管理的知识，并多次在课堂之上与教授展开讨论甚至辩论。卖国有资产的，显然是受到了新自由主义的感染。事实上，新自由主义在那时已然走向没落。

在培训结束之后不久，已在宿迁市委书记岗位干了五年的他，升任江苏省人民政府副省长。

在频繁调动的这两年，他的新闻少了许多，直到2007年，他开始担任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

初到昆明，他就在《昆明日报》上公布各县(市区)、各部门、各单位“一把手”联系电话，包括他自己和市长张祖林的电话，要求全市公务员24小时做到“办公电话、家庭电话和手机，三通必须有一通”，“周六保证不休息，周日休息不保证”，昆明官场紧张到喘不过气。

而在2008年，昆明开拆，336个城中村拆迁启动。一时间，整个昆明遍地挖坑、尘土满天、噪音轰鸣。而在快速拆迁的过程中，多次发生暴力和冲突事件。随后，他又决定修建地铁，6条地铁在昆明同时开工，一时间人心惶惶。——东方早报2015.03.16

看起来，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培训并未给他的激进风格带来多少改变。 

时任昆明市委书记在工地

2015年，这位昆明市委书记在升任云南省委副书记没多久后，宣告落马。

04

这些年来，肯尼迪政府学院培训这一项目的争议，其实并未随着学员一个个走入新的人生阶梯，而争议稍减。

譬如南方网在2013年就刊登了一篇发问：

根据统计，每一位参加培训的高级官员的花费不会低于20万人民币，花费重金去哈佛大学培训几周是否值得？海外培训是否正在经历“大跃进”？

要回答这些个问题，得问这个项目是否算是成功。

从结果来看，虽然有前昆明书记这样个别的反面例子，但哈佛肯尼迪终究是让许多体制人才受裨益良多，并使其从同龄人中脱颖而出，走上了重要的管理岗位。如现任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张部长，前最高人民检察院曹院长，前河南省委书记现中国社会科学院谢院长等。

甚至其社会影响不止于此。如近期以针砭香港时弊闻名的、80后时政观察家任意（微博名@兔主席，传为广东前书记的嫡孙），也是出自哈佛肯尼迪学院。

回到2005年，汪道涵病重入院。时任人事部副部长的万学远到医院看望，汪道涵握着万学远的手说：

“把党政干部送到海外去培训，做得很有意义。要重视人才的培养。现在社会上有一种浮躁的心态，值得注意。干部浮躁，急于求成。急功近利，做表面文章，令人担心。”

汪道涵一语十年。

汪道涵

时至今日，肯尼迪政府学院依然璀璨生辉，见证着一批批中国官员走进、走出。浪花千朵， 深流可鉴。

在海归浪潮中，还有一批人“由学入政”，并在近些年愈来愈成为政坛中不可忽视的力量。接下来，小镇将为大家带来《中国海归往事之学而优则仕》，敬请期待！

本文首发于【大树镇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