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着曲折道路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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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联合政府
在第二节《国际形势与国内形势》，有很多段落是大力称许英国和美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作用，几乎全部删去。
在第四节《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有一小段主张建立中华民主共和国联邦，还有「在这个联邦基础上组织中央政府」的话，亦全部删去。在同一节，删去一小段，这段强调新民主主义并不是要实行社会主义﹔不仅如此，整节在很多地方都在事后补加上「无产阶级领导」的话。
窜改的目的是为了使原文中那种强调发展资本主义，强调社会主义是另一个历史时期的立场，变成为处处强调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使人觉得毛泽东会迅速从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此外删去的还有很多的，例如有一大段保证共产党即使在国民大会中得到多数，也不会组织一党政府；在发展工业的那部分，把欢迎外资的话删去了。
三 抗日战争中的两条路线
走着曲折道路的历史
为了使大家明了何以这个两条路线问题是一切中国问题的关键所在，必须回溯一下我们抗日战争的历史。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在曲折的道路上发展起来的。这个战争，还是在一九三一年就开始了。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侵略者占领沈阳，几个月内，就把东三省占领了，国民党政府采取了不抵抗政策。
但是东三省的人民，东三省的一部分爱国军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或协助之下，违反国民党政府的意志，组织了东三省的抗日义勇军，从事英勇的游击战争。
这个英勇的游击战争，曾经发展到很大的规模，中经许多困难挫折，但是始终没有被敌人消灭。
一九三二年，日本侵略者进攻上海，国民党内的一派爱国分子，又一次违反国民党政府的意志，率领十九路军，抵抗了日本侵略者的进攻。
一九三三年，日本侵略者进攻热河、察哈尔，国民党内的又一派爱国分子，第三次违反国民党政府的意志，组织了抗日同盟军，从事抵抗。
但是一切这些抗日战争，除了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其他民主派别及海外华侨予以援助之外，国民党政府根据其不抵抗政策，是不给任何援助的。
相反地，上海，察哈尔两次抗日行动，均被国民党政府一手破坏了。一九三三年，十九路军在福建成立了人民政府，也被国民党政府破坏了。
那时的国民党政府为什么采取不抵抗政策呢？主要的原因，在于国民党政府在一九二七年破坏了国共两党的合作与中国人民的团结。
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先生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建议，召集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第一次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订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建立了黄埔军校，实现了国共两党及各界人民的民族统一战线，因而在一九二五年，扫荡了广东的反动势力，在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七年，举行了胜利的北伐战争，占领了长江流域及黄河流域，打败了北洋军阀政府，发动了广大的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人民解放斗争。
但是到了一九二七年春夏之交，正当北伐战争向前发展的紧要关头，这个代表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国共两党及各界人民的民族统一战线及其一切革命政策，就被国民党当局的叛卖性的反人民的「清党」政策与屠杀政策所破坏了。
昨天的同盟者——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被看成了仇敌，昨天的敌人——帝国主义者与封建主义者，被看成了同盟者。就是这样，背信弃义地向着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来一个突然的袭击，生气蓬勃的中国大革命就被葬送了。从此以后，内战代替了团结，独裁代替了民主，黑暗的中国代替了光明的中国。
但是，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他们高举起革命的大旗，举行了武装的抵抗，在中国广大的区域内，组织了人民的政府，实行了土地的改革，创造了人民的军队——中国红军，保存了与发展了中国人民的革命力量。被国民党反动分子所抛弃的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由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及其他民主分子继承下来了。
到了日本侵略者打入东三省以后，中国共产党就在一九三三年，向一切进攻苏区与红军的国民党军队提议：在一、停止进攻；二、给予人民以自由权利；三、武装人民这样三个条件之下，订立停战协定，以便一致抗日。但是国民党当局拒绝了这个提议。
从此以后，一方面，是国民党政府的内战政策越发猖狂。另一方面，是中国人民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声越发高涨，各种人民爱国组织，在上海及其它许多地方建立起来。
一九三五至一九三六年，长江南北各地的红军主力，在我党中央领导之下，经历了千辛万苦，移到了西北，并和西北红军汇合在一起。就在这两年，中国共产党适应新的情况，决定并执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的完整的政治路线，以团结抗日与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为奋斗目标。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北平学生群众，在我党领导之下，发动了英勇的爱国运动，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并使此种爱国运动推广到了全国各大城市。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国民党内部主张抗日的两派爱国分子——东北军与十七路军，联合起来，勇敢地反对国民党当局的对日妥协与对内屠杀的反动政策，举行了有名的西安事变。同时，国民党内的其他爱国分子，也不满意国民党当局的当时政策。在此种形势下，国民党当局被迫放弃了内战政策，承认了人民的要求。
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形成了在新形势下的国内团结，发动了全国的抗日战争。在芦沟桥事变的前夜，即一九三七年五月，我党召集了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全国代表会议。在这个会议上，批准了我党自一九三五年以来的新的政治路线。
从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到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这一时期内，国民党政府的对日作战是比较努力的。在这个时期内，由于日本侵略者的大举进攻与全国人民民族义愤的高涨，使得国民党政府将其政策的重点放在反对日本侵略者身上，形成了全国军民抗日战争的高潮，一时出现了生气蓬勃的新气象。
当时全国人民，我们共产党人，其他民主党派，都对国民党政府寄与极大的希望，就是说，希望它乘此民族艰危、人心振奋的时机，厉行民主改革，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付诸实施。可是这个希望是失败了。
就在这两年，一方面，有比较积极的抗战；另一方面，政府当局仍旧反对发动广大民众参加的人民战争，仍旧限制人民自动团结起来进行抗日与民主的活动。
一方面，政府对待中国共产党及其他抗日党派的态度比较过去有了一个改变；另一方面，仍旧不给各党派以平等地位，并多方限制他们的活动，许多爱国政治犯并没有释放。主要的是国民党政府仍旧保持其自一九二七年发动内战以来的寡头专制形态，未能建立举国一致的民主的联合政府。
这一时期内，我们共产党人就指出中国抗日战争的两条路线：或者是人民的全面的战争，这样就会胜利；或者是压迫人民的片面的战争，这样就会失败、我们又指出：战争将是长期的，必然要遇到许多艰难困苦；但是由于中国人民的努力，最后胜利必归于中国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