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一般纲领

为着动员与统一中国人民一切抗日力量，彻底消灭日本侵略者，并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与富强的新中国，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及一切抗日民主党派迫切地需要一个互相同意的共同纲领。

这种共同纲领，可分为一般性的与具体性的两部分，我们先来说一般性的纲领，然后再说到具体性的纲领。

在彻底消灭日本侵略者与建设新中国的大前提之下，在中国现阶段上，我们共产党人在这样一个基本点上是和中国人口中最广大的成分相一致的，就是说：第一，中国既不应该是一个由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封建的、法西斯的、反人民的国家制度，因为这种反人民的制度，已由国民党主要统治集团在其十八年的统治中表现出完全破产了。

第二，中国也不可能、因此就不应该企图建立一个纯粹自由资产阶级旧式民主主义专政的国家。因为在中国，一方面，自由资产阶级在经济上与政治上至今还表现得很软弱；另一方面，中国早已产生了一个觉悟了的，在中国政治舞台上表现了强大能力的，领导了广大的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及其他民主分子的中国无产阶级及其领袖——中国共产党这样的新条件。

第三，在中国的现阶段上，在中国人民的任务还是反对民族压迫与封建压迫，在中国社会经济的必要条件还不具备时，中国人民也不可能、因此就不应该企图实现社会主义的国家制度。

那么，我们的主张是什么呢？我们主张在彻底消灭日本侵略者之后，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对大多数人民为基础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我们把这样的国家制度称之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

这是一个真正适合中国人口中最广大成分的要求的国家制度。因为第一，它取得了与可能取得数百万产业工人，数千万手工工人与雇佣农民的同意；其次，也取得了与可能取得占中国人口百分之八十，即在四万万五千万人口中占了三万万六千万的农民阶级的同意；又其次，也取得了与可能取得广大的小资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及其他爱国分子的同意。

自然，这些阶级之间也有其不同的要求，在这一点上，它们之间仍然是存在着矛盾的，例如劳资之间的矛盾。抹杀这种不同要求，抹杀这种矛盾，是虚伪的与错误的。但是，这种不同要求，这种矛盾，在整个新民主主义制度的阶段上，不会也不应该使之发展到超过共同要求之上。这种不同要求与这种矛盾，可以获得调节。在这种调节下，可以共同完成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各项建设。

我们主张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就是推翻外来的民族压迫，废止国内的封建主义的与法西斯主义的压迫，并且主张不在推翻与废止这些之后又建立一个旧民主主义的政治制度，而是建立一个联合一切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的政治制度，我们的这种主张，是和孙中山先生的主张完全一致的。

孙先生在其所著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宣言里说：「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盖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

这是孙先生的伟大政治指示，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及其他一切民主分子，必须服从这个指示而坚决实行之，并和一切违背与敌对这一指示的任何人们与任何集团作坚决的斗争，借以保护与发扬这个完全正确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原则。

新民主主义的政权构成，应该采取民主集中制，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大政方针，选举政府。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就是说，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

只有这个制度，既能表现广泛的民主，使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有最高的权力，又能集中处理国事，使各级政府能集中地处理被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所委托的一切事务，并保障人民的一切必要的民主活动。

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问题与政权问题上，包含着联邦的问题。中国境内各民族，应根据自愿与民主的原则，组织中华民主共和国联邦，并在这个联邦基础上组织联邦的中央政府。

军队及其他武装力量，是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权力机关的重要部分，没有它们，就不能保卫国家。新民主主义的一切武装力量，如同其他权力机关一样，是属于人民与保护人民的，它们和一切属于少数人与压迫人民的旧式军队、旧式警察等等完全不同。

我们主张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也是符合于孙先生的原则的。在土地问题上，孙先生主张「耕者有其田」。在工商业问题上，孙先生在上述宣言里这样说：「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路、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即节制资本之要旨也。」在现阶段上，对于经济问题，我们完全同意孙先生的这些主张。

有些人们怀疑中国共产党人不赞成发展个性，不赞成发展私人资本主义，不赞成保护私有财产，其实都是过虑。民族压迫与封建压迫残酷地束缚着中国人民的个性发展，束缚着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与破坏着广大人民的财产。

我们主张的新民主主义制度的任务，则正是解除这些束缚与停止这种破坏，保障广大人民能够自由发展其在共同生活中的个性，能够自由发展那些不是「操纵国民生计」，而是有益于国民生计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保障一切正当的私有财产。

按照孙先生的原则与中国革命的经验，在现阶段上，中国的经济，必须是由国家经营，私人经营与合作社经营三者组成的。而这个国家经营的所谓国家，一定不应该是「少数人所得而私」的国家，而一定要是「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

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同样应该是「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即是说，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决不应该是「少数人所得而私」的文化。

上述一切，就是我们共产党人在现阶段上，在整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段上所主张的一般纲领，或基本纲领。对于我们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制度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说来，这是我们的最低纲领。

实行这个纲领，可以把中国从现在的国家性质与社会性质上向前推进一步，即是说，从殖民地半殖民地与半封建的国家性质与社会性质，推进到新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国家性质与社会性质，在彻底消灭日本侵略者以后，可以建立一个具有这种性质的独立、自由、民主、统一与富强的国家。

实行这个纲领，还没有把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这不是一个由于什么人在主观上想做或不想做这种推进的问题，而是一个由于在客观上中国的政治条件与社会条件不许可人们这样做的问题。

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主张，我们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这是确定的与毫无疑义的。我们的党的名称和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明确地指明了这个将来的，无限光明的，无限美妙的与最高理想的方向。

我们每个人入党之时，心目中就悬着为现在的新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而奋斗与为将来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而奋斗这样两个明确的目标，而不顾那些共产主义敌人们的无知的与卑劣的敌视、诬蔑、谩骂或讥笑，对于这些，我们必须给以坚决的排击，对于那些善意的怀疑者，则不是排击而是给以善意的与耐心的解释，所有这些，都是异常清楚、异常确定与毫不含糊的。

但是，一切中国共产党人，一切中国共产主义的同情者，必须为着现时阶段的目标而奋斗，为着反对民族压迫与封建压迫，为着使中国人民脱离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悲惨命运与建立新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新民主主义性质的，亦即孙中山先生革命三民主义性质的独立、自由、民主、统一与富强的中国而奋斗。我们果然是这样做了，我们共产党人，协同广大的中国人民，为此而英勇奋斗了二十四年。

对于任何一个共产党人及其同情者，如果不为这个目标而奋斗，如果看不起这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对它稍许放松，稍许怠工，稍许表现其不忠诚，不热情，不准备付出自己的鲜血与生命，而空谈什么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那就是无意地，或有意地，或多或少地背叛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就不是一个自觉的与忠诚的共产主义者。

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而在中国，为民主主义而奋斗的时间还是长期的，没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联合统一的国家，没有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经济的发展，没有广大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与合作社经济的发展，没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没有几万万人民的个性解放与个性发展，一句话，没有一个新式资产阶级性质的彻底的民主革命，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

有些人不了解共产党人为什么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提倡它的发展。我们的回答是这样简单：拿发展资本主义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与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

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与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说也奇怪，有些中国资产阶级代言人不敢正面提出发展资本主义的主张，而要转湾抹角地来说这个问题。

另外有些人，则甚至一口否认中国应该让资本主义有一个广大的发展，而说什么一下发展到社会主义，什么要将三民主义与社会主义「毕其功于一役」。

很明显地，这类现象，有些是反映着中国自由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有些则是反映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对于民众的欺骗手段。

我们共产党人根据自己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明确地知道，在中国的条件下、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统治下，除了国家自己的经济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及合作社经济之外，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获得广大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国家与人民，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任何的空谈与欺骗，是不会让它迷惑我们的清醒头脑的。

有些人怀疑共产党人「承认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似乎不是忠诚的。这是由于不了解我们所承认的孙中山先生在一九二四年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里所解释的三民主义的基本原则，和我党在现阶段的纲领即最低纲领里的若干基本原则，是互相一致的。

应当指出，孙先生的这种三民主义，和我党在现阶段上的纲领，只是在若干基本原则上是一致的东西，并不是完全一致的东西。我党的新民主主义的纲领，比之孙先生的，当然要完备得多，特别是孙先生死后这二十年中中国革命的发展，使我党新民主主义的理论、纲领及其实践，有了一个极大的发展，今后还将有更大的发展。

但是，孙先生的这种三民主义，按其基本性质说来，是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是一个和在此以前的旧三民主义相区别的新三民主义，当然这是「中国今日之必需」，当然「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

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为本党的最低纲领而奋斗与为孙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即新三民主义而奋斗，在其基本上（不是在一切上）是一件事情，并不是两件事情。因此，不但在过去，在现在，已经证明，而且在将来还要证明：中国共产党人是实现三民主义的最忠诚与最彻底者。

有些人怀疑共产党得势之后，是否会学俄国那样，来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及一党制度？我们的答复是：几个民主阶级联盟的新民主主义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原则上不同的。

中国在整个新民主主义制度期间，不可能因此就不应该是一个阶级专政与一党独占政府机构的制度，只要共产党以外的其它任何政党，任何社会集团或个人，对于共产党是采取合作的而不是采取敌对的态度，我们是没有理由不和他们合作的。

俄国的历史形成了俄国的制度，在那里，废除了人剥削人的社会制度，实现了最新式民主主义即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一切反对社会主义的政党都被人民抛弃了，人民仅仅拥护布尔塞维克，因此形成了俄国的局面，这在他们是完全必要与完全合理的。

但是在俄国的政权机关中，即使是处在除了布尔塞维克以外没有其它政党的条件下，实行的还是工人、农民与知识分子联盟，或党与非党联盟的制度，也不是只有工人阶级或只有布尔塞维克党人才可以在政权机关中工作。

中国的历史将形成中国的制度，在一个长时期中，将产生一个对于我们是完全必要与完全合理同时又区别于俄国制度的特殊形态，即几个民主阶级联盟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形态与政权形态。

在这里，也就同时回答了另一个问题。就是说，你们共产党人现在主张建立联合政府，是因为现在还没有民主选举制度，为着团结抗日，一个联合政府是需要的；但是在将来，在有了民主选举制度之后，为什么不由国民大会中的多数党组织一党政府，还要组织联合政府呢？

我们回答说：中国的历史条件规定了这一点。我在前面已经说过，在中国，因为早就出现了不但代表无产阶级，而且按其纲领和实际斗争，同时也代表了最广大的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及其他民主份子的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新条件，一切情况就改变了。

任何政府，如果把共产党排斥到门外，那是一件好事也做不成的，这就是中国进到了新民主主义的历史阶段的基本特点。

还是孙中山先生在世时，在一九二四年，他就在实际上实现了一个有共产党参加的联合政府，从而他就做成了一件伟大的革命事业。一九二七年以后的国民党政府排斥共产党，并且举行了残酷的反共战争，这个政府所做的就变成了反革命事业了。

八年抗战，虽然国民党政府直到今天，因为有一个日本侵略者站在前面，还没有向共产党公开宣布全面战争，还只用局部战争、特务镇压、封锁、诬蔑、准备内战及不许组织联合政府等方法排斥共产党，但是它已经给自己造成了这样的形势：越排斥共产党，就越走下坡路。

如果今后还要排斥下去，那就是准备将下坡路走到底。在中国的条件下，一个政府里不要共产党，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不要最广大的人民。没有人会怀疑到共产党人是为着争夺官位而要求到政府里去的，共产党人如果加入政府，这就意味着实行新民主主义的改革。

中国将来有了民主选举制度以后，不论共产党是国民大会中的多数党或是少数党，政府都应该是在一个共同承认的新民主主义的纲领之下从事工作的联合政府，才有利于更好地完成新民主主义的建设事业。这一点，现在已经可以看得很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