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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类矛盾问题

毛选全集 2021-09-20

正文共4807字，预计阅读时间17分钟。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稿）
（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

背景根据wg期间群众出版物；原出版物有以下附记：“本集所收毛主席文章系根据各大专院校油印稿翻印，因为校对的荒疏，更没有经主席审阅，只能作为内部参考，不能公开引用。——ps：此章节实体书中无。

同志们：

我讲这个问题：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因为我所碰到的问题，人民内部的问题，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占我们很多的时间，问题很多。

当然嘛，两类问题：敌我之间的矛盾，人民内部相互之间的矛盾，事实是要谈这两个问题。并且不只是谈一个问题。但是因为我们今天重点想讨论第二个问题，重点不放在敌我这个问题上。

谈的时候，两个问题都要谈。这两类问题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过去我们都谈过的，叫做两个口号：分清敌我，分清是非，什么是敌人，什么是人民。

要分清是非，这就是讲人民内部的啦，人民内部的问题是是非问题，不是敌我问题。那么敌我是不是也是是非问题？也是是非问题。但是性质不同的一类是非问题。

我们普遍说，就叫做敌我问题（我们说的习惯说法，两个比较更清楚）。一类就是对抗性的矛盾，敌我矛盾，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就是非对抗性矛盾。人民日报，写了文章，叫做《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人民日报那一篇文章主要是说国际方面的问题。讲这两类矛盾，是说国际方面的事。很少说国内方面的事。并且，关于人民内部的矛盾，究竟如何解决，没有做详细的分析，只有一个原则的说明。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专政的制度、跟民主集中制的制度。这两个制度的区别。

专政干什么？专政管的事情它属于那一种范围呢？专政就是对待敌我之间的。解决敌我之间的这个矛盾，就是压服别人，这里不完全是什么镇压了，比如讲不给选举权，比如讲他们不能自由出版报纸。

敌对阶级，比如我们的地主阶级、帝国主义分子不能在我们这里出版报纸，台湾不能在我们这里出版办报纸，地主阶级不让它出版报纸，剥夺他们这些言论自由，剥夺他选举权，都属于这个范围之内。

要行使专政，也要用民主集中制了。谁去行使专政呢？就是要人民啦，阶级专政，就是阶级对阶级的专政，你要去管制他，要去杀他，你要去捉他，当然要经过人民政府，并且要人民。

现在我们讲民主集中制度，这个制度，只适用于人民内部范围的，只要不是敌人，那么就是人民，在这个范围之内，就不是专政的问题，不是谁向谁专政的问题。

人民自己不向自己专政，因为这些人有言论自由，集会自由、有结社自由，有游行示威自由，这些是宪法上写了的。这是民主的问题。民主是有领导的民主，是集中领导下的民主，不是无政府主义的民主，无政府主义不是人民的要求。

大民主、小民主。

匈牙利事件，波兰事件出来，有些人很高兴，来一下大民主嘛，他们所谓大民主，几十万人到街上去了，似乎高兴这件事。有少数人所谓大民主，刚才说了，专政就是要人民去专政，要用阶级去专政，阶级对阶级的专政。

从古以来的历史上，都是所谓大民主，群众的民主运动，都是对付敌对阶级的。我们有些党外的朋友，当认是少数人，他们也搞不清这个；另外有少数人，他是带着敌对情绪，他希望用大民主把人民政府怎样整一下，那也有的。

哪一天学波兰一样，学匈牙利一样，把共产党整一下，我就开心了。这个共产党实在使我们混不下去，专制的太厉害了。有一个大学生他发表声明，他要杀很多人，要杀几百人，几百人少了，要杀几千，几万、几百万。几千万人。

那当然，这也是有些过甚其词，真要他杀，也不会杀这么多吧！但是表示了他的一种心理状态。另外也有一些人是属于幼稚的，不懂得世界上的具体情况，以为欧洲的那民主自由很好，认为我们这个太少了。他喜欢议会民主，说人民代表大会跟西方议会民主比，要差。

主张两党制，主张外国样的两党制，这一党在上，那一党在下，然后反过来。要有两个通讯社，唱对台戏。有人提出：早一点取消专政，有人说民主是目的。我们跟他们说民主是手段，民主可以说，又是民主，又是手段。

但是归根结底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告诉我们，归根结底，人类这上层建筑（民主是属于那个范围呢？属于上层建筑，属于政治这个范畴），它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那么一说民主是手段，不是目的，那么就觉得不是那么舒服，一定要讲民主是目的就高兴一点。

自由，说外国的自由很好，我们这里自由很少。我们就跟他们讲，外国那个自由也不那么多，他那议会自由，做样子给人家看的，资产阶级的自由，没有抽象的自由，只有阶级的自由，最具体的自由，看什么阶级，看什么集团。

英国保守党有保守党的自由，工党有工党的自由。保守党的自由要打苏伊士运河，工党宣传不要打苏伊土运河。保守党里头分裂了一部分人，比如艾登的那一个助手，外交部付大臣，叫做纳丁，他就宣传，写文章一篇来宣传他的观点。

所以艾登有艾登的自自，纳丁有纳丁的自由，阶级的自由，阶级有那个集团的自由，甚至于少数人、个别人的自由。抽象的一般的自由，世界上就没有那个东西。

思想问题，人民内部的问题，不能够采用粗暴的方法来解决。用粗暴的方法来解决思想问题，来解决精神世界的问题，解决人类内部的问题，这样一些想法是错误的。企图以行政命令的方法，压制的方法来解决思想问题，这样的方法是没有效力的，是有害的。

你比如宗教，不能以行政命令来消灭宗教，不能强制人家不信教，唯心主义不能强制别人不相信。凡属思想方面的问题，应该用讨论的办法，辩论的办法，批评的办法，教育的办法，说服的办法，使人家相信你。

民族资产阶级应该放在那一类，放在第一类，还是放在第二类矛盾？我们中国这个问题，《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也没有谈到。但是大家知道，民族资产阶级是不放在第一类的，不放在敌我矛盾这一类的。

因为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民族资产阶级他愿意接受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愿意走向社会主义。因为这样的理由，民族资产阶级跟帝国主义不同。跟官僚资本主义不同，跟封建主义不同。有这样的不同，民族资产阶级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

工人阶级跟资产阶级就是说跟民族资产阶级嘛，是一个对抗性的两个阶级，是对抗性的，两个阶级是对抗的，对抗性的矛盾如果处理得当，可以转变为不对抗，可以转变为非对抗性的矛盾，由第一类矛盾转变为第二类矛盾。

如果我们处理不当，不是团结教育这样的方针，势必走向对抗。我们要把它放在第一类，那么就变成敌人了。不按这个实际情况办事，在中国这样的国家，中国这样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有反帝国主义思想的民族资产阶级。刚才提出这个问题，就是对人民内部的矛盾如何处理。

人民内部矛盾，如何处理这个问题是一个新问题。历史上马克思，恩格斯对于这个问题谈得很少，列宁谈到，简单地谈到，说是社会主义社会对抗消灭了，矛盾存在着，那是说的所谓对抗消灭了，资产阶级打倒了，但是人民之中还有矛盾，列宁已经说人民之同还有矛盾。

列宁来不及全面分析这个问题。关于对抗，人民内部的矛盾有没有可能由非对抗性的矛盾转变为对抗性的矛盾？应该说是有可能的，但是列宁那个时候还没有可能来详细观察这个问题。只有那么短的时间。

十月革命以后嘛，在斯大林负责这个时期，他是在很长的时间内把这两类矛盾混合起来了。本来是人民内部的问题，比如讲，讲政府的坏话，说政府，不满意政府，不满意共产党，批评政府，批评共产党，这么有两种，有敌人批评我们，有敌人不满意共产党，有人民批评我们，有人民批评共产党，这应该分别，斯大林在很长时期内，他是不加分别的。差不多是不加分别的。

有一些在苏联作过很长时期工作的给我说，那是不加区别的，只能讲好话，不能讲坏话，只能歌功颂德，不能批评，谁如果批评了，那么就怀疑你是敌人，就有坐监狱的危险，就有杀头的危险，这两类矛盾本来容易混合的，容易混起来，他们也混起来。

我们在肃反工作中，也曾经并且常常把好人当作坏人去整，把本来不是反革命，怀疑他是反革命去斗，有没有呢？有的，从前有，现在还有。问题是，我们就是有一条了，分清敌我，怀疑就斗，有些斗错了，就平反，并且机关学校，在延安时期就有规定，机关、学校、部队、团体，人民团体的反革命，真正的反革命也不杀，小反革命不杀，大反革命也不杀，实际上执行这一条，虽然法律上不规定这一条。

因为法律上有例外的，少数例外还是难说的。但是我们实际上不杀的。一个不杀。有了这么一条，就保证了万一错了的时候，有挽回的余地。容易混合还表现在两派，左派，右派。有右倾思想的人，他们不分敌我，认敌为我。不分敌我，这样的人还有，我们现在这还有。

在我们看来，在广大群众看来是敌人，在有些人看来那是朋友？比如我这里有份材料，有位同志写信给我，现在发给大家了，是反对释放康泽，在他看来，康泽是敌人，这个人去年十二月出席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代表大会代表，是襄阳地区的，康泽过去在襄阳工作过。

他就反对，但是跟康泽过去是朋友的人就不同了，他那感情思想就不同，所以这跟人民有很大的差别。敌我不分。

美国月亮跟中国月亮没有分别，美国月亮比中国月亮还好，我赞成美国月亮跟中国月亮是一个月亮，但是说美国月亮比中国还好我就不相信，为什么你那个月亮比我那个月亮还好一点？

左派，左倾机会主义者。所谓“左派”是打括号的“左”，不是真正的左，这些人过份强调敌我矛盾。比如斯大林就是这样的人，我们也有这样的人，强调过分，有把第二类矛盾，本来是人民内部的矛盾误认为第一类，误认为敌我，在肃反中屡次出现。

我已经说过，这是“左”的。在延安时期，一九四二年我们提出过这样的口号，叫做团结，批评，团结，这样的一条方针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我们找出这么一个公式。讲详细一点，就叫做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

后来那个时候，我们为了解决党内的矛盾，共产党内部的矛盾，就是教条主义与广大党员群众之间的矛盾，教条主义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矛盾。鉴于以前所采纳的方针，这个方针是从西天取经取来的。

那个“西天”就是斯大林，就叫做“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鉴于那个不妥，后来我们批评教条主义的时候，就不采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办法。改用另外一种办法，另外一个方针，就是团结他们，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

这个方针好象是一九四二年整风提出的。经过几年，到一九四五年，共产党开七次代表大会的时候，达到了团结的目的，中间经过批评。为什么要有第一个团结，要有团结的愿望呢？

如果没有第一个团结，没有团结的愿望，一斗，势必把事情斗垮斗乱了，一斗就不可收场。那还不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吗？因为你主观上没有想，就没有准备去团结他们，所以要有第一个团结，经过批评，斗争，最后达到团结的结果，这么一个过程，表明从这个过程里我们找到了一个公式：团结——批评——团结。

后来才推广到党外，逐步推广到北京。我们劝过民主党派也采用批评的方法。资本家即剥削者可以采取这个方法。我看要台湾采用就比较困难啦。因为这也是剥削者，这是两类剥削者，蒋介石采用就不行了。

蒋介石和胡适就是另一类的。二个人的斗法，比如我们要批评杜勒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团结，不可能的，（笑）但是民族资产阶级是可能的，这是完全证实了。

犯错误的人，有各种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人，资产阶级思想的人，有唯心论的人，有形而上学思想的人，宗教界都可以用这个方法，来推广这个方法，发展到整个人民内部。学校、工厂、合作社、商店，都可以用这个方法。

六亿人口里头可以发展到解除武装的敌人。敌人已经解除武装的，比如过去我们对于俘虏，就是这样。已经解除武装我们对待俘虏，跟没有解除武装之前，是两种态度。没有解除武装之前，就是兵对兵，将对将，你死我活；一经解除武装，我们就用另一种态度对待他们了。对这些劳改犯的人，我们也用这个方法对待，从团结的愿望出发。

俘虏，解除武装的敌人，特务解除了武装，就是认清他是特务，决定不杀了，怎么办？改造他。改造就是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你还叫他活嘛不要消灭他嘛。

去年，一九五六年五月二日，我在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所讲的十条，在那个会议上讨论了一个十条，十条里有两条（今天在座的不少人都参加了那次会），一条是敌我，一条是是非。

一条是敌我关系，一条是是非关系，所谓是非关系，就是人民内部的相互关系，人民内部的矛盾。

以上我讲的是第一，是开场。两类矛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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