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政商关系来说，2018年注定是教训之年，也是嬗变之年。

这一年，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民营企业，甚至包括国有企业，都为不合理、不清明、不通畅的政商关系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从发展的角度看，“吃一堑，长一智”，政商关系必将发生嬗变，在新时代的大格局下主动或被动地调适到最佳状态。

谁也没想到，2018年伊始，竟然会发生一连串的企业家网络“上访”事件。

中诚信集团董事长毛振华在黑龙江亚布力雪地控诉当地管委会乱作为，皇明集团董事长黄鸣实名举报山东德州市委书记不作为，山东临沂金凤凰置业公司负责人张方成指责当地经济技术开发区官员是老赖，这三起事件轰动全国，史无前例。

一时间，当下政商关系的敏感和脆弱，成为各大媒体和社交网络共同关注的热门话题。说实话，作为在当地苦心孤诣经营企业的民企老板，如果不是走投无路，谁会跟地方政府“死磕”？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2018年初，内蒙古鸿茅国药公司向当地公安部门报警，声称广州医生谭秦东对“鸿茅药酒”恶意抹黑，导致内蒙古警方对谭实施了跨省追捕。此事引发媒体广泛关注，并挖出鸿茅药酒多次违规被罚的负面新闻。

7月，长春长生生物科技公司因疫苗记录造假，被政府处以重罚，并连带导致多位政府高官被严厉问责。

上述事件暴露了多年积累的政商关系痛点，并且背后有着惊人的类似逻辑，那就是企业通过创造就业和GDP为地方政府提供政绩，地方政府为了本地发展为企业提供权力庇护。

原本这可以形成互利共赢的政企合作模式，但是在巨大利益的诱惑下，在缺乏严格监管的环境下，政企双方很容易滑入突破底限、暗送秋波的政企合谋结局。

加之，赶上经济下行，2018年政企双方的关系，一下子从过去的正和博弈演变为零和博弈了，相应地政企合谋就变成了政企伤害，最终竟然陷入了双输的悲惨境地。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民营企业家们可以从2018年的诸多教训中学到什么呢？

第一，任何企业都不应该过于依赖政商关系，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永远不应该是政治关联。政治庇护可以帮得了企业一时，却帮不了企业一世，更何况政治关联所依托的官员职位本身就充满了不确定性。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企业，应该是一个政治关系中性的企业。

第二，要努力跟政府合作而不是合谋，要多倡导普遍规则，少要特惠政策。因为政企合谋往往是政企伤害的渊薮，毕竟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也没有真正安全的合谋。

第三，面对伤害，要学习用法律手段保护自己。企业家不要光懂管理，也要了解必要的法律知识。越是充满政策不确定性的行业，越需要多准备几个法律顾问。

2018年的特殊之处还在于，全球化时代的政商关系，已经超越了民营企业与当地政府的狭义关系，扩展到了所有中国企业在海外发展过程中与东道国政府的广义关系。

在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无论是中兴事件还是华为事件，本质上都是一种超越国界的政商关系博弈，只不过博弈的主体卷入了主权国家。

能否合规经营，已经成为跨国公司生死存亡的关键因素，因此应该成为企业文化的底线。

对于全球化经营的中国企业来说，除了国内法律顾问，国际法律顾问更是必不可少。不管中国企业是否做好了国际政商关系的准备，从今往后都必须勇敢和智慧地面对。

当然，2018年的政商关系，也不全是教训，喜讯同样不少。

众所周知，这些年来，民营企业家面对的最大风险，不是市场风险，而是政策和法规风险，这直接影响到他们的人生安全和财产安全。可喜的是，2018年形势开始向好的方向变化。

2018年5月31日，最高法院对北京物美控股集团董事长张文中一案再审，撤销了2009年判处的诈骗罪、单位行贿罪和挪用资金罪，改判张文中无罪。

11月1日，最高领导人在民营企业家座谈会上发表讲话，称呼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家是“自己人”。之后，发改委、工信部、国资委、人民银行等多个经济主管部委公开表态，要出台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优惠政策。

与此同时，中央政法委、最高检、最高法、公安部、司法部等政法部门也表态要加强对民营企业家和民营企业的法治保障。市场对政法部门表态的反应尤为热切。

可以预料，更多关于民营企业家的冤假错案有望平反，民营企业家和民营企业的政治环境会相对宽松。由此，站在2019年的新起点上，即便面对经济持续下行的压力，我们仍有理由期盼一种基于法治轨道的政企合作关系将会逐步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