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尼德罗☞新手爸爸，资深媒体人，公众号“尼德罗”创始人

春节假期，我携妻儿回到老家——一个位于沿海省份的普通县城。按照流行的说法，家乡大概算五线城市。过年期间，除了走亲访友、祭拜祖先，也免不了与从前的同学聚会。

我参加的是一个小型聚会，人数不多，但通过交谈，我了解到这帮在县城生活得颇为滋润的中学同学，他们不是已经有了两个孩子，就是正准备要第二个孩子。

我定居广州，亦有大量朋友生活在北京、上海、深圳。无论是从身边经验还是权威数据来看，一线城市讨论的重点首先是“为什么要生孩子”，其次是“养育得花多少钱”，二胎是一种非常奢侈的存在。

在大城市，越来越多的人从“不敢生二胎”到“不敢生孩子”，再到“不想生孩子”。对比之下，县城里的同学，敢想又敢生。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其实谈不上敢不敢，因为他们觉得二胎是天经地义的。

由于聚会上人的样本偏少，只有8位同学，所以我又特地问了5位住在县城同学，发现有3位已经有了二胎，另有1位表示正在考虑，剩下1位也没有排除可能性。这使我进一步确信，家乡县城里的二胎风气是真的浓厚。

我又咨询了几位其他回乡的朋友，他们跟我的发现基本一致，那就是只要是三线以下城市，二胎的氛围还是很浓的。

不过，在讨论县城的二胎热之前，我先把讨论人口问题的格局往上提一提，简单梳理一下生育率对宏观经济乃至国家命运的重要影响。

据国家统计局1月21日数据显示，2018年全年出生人口1523万人，人口出生率仅为10.94‰。

2015年，“全面二孩”政策正式实施，当时曾有专家预测，全面放开二孩后会造成“婴儿潮”现象，并建议做好抑制人口增长过快的准备。但时隔三年，曾经预测的新生儿呈井喷式上涨的景象毫无踪迹。相反，包括梁建章等人口问题专家纷纷指出，中国将提前进入人口负增长阶段，提前的时间则是10年。

人口出生率锐减，人口总规模负增长，所带来的后果将非常严重。也许有人会说，一线城市的人口出生率也很低，怎么就发展的很好呢？这句话只说对了一半，一线城市的人口出生率确实很低，以2017年为例，上海是0.8，北京好一点，是0.9，深圳和广州差不多都是1。这个数据跟全国平均水平1.24相比，低了不少。

但是，北上广深的人口增长并不仅仅依靠新生儿，更重要的是吸引移民。像深圳这样的城市，即使是官方也承认实际管理人口超过了2000万人。

广州也不例外，据《2018年中国广州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显示，2017年，广州市常住人口加上未能登记在册的人口，数量也超过了2000万。至于北京和上海，虽然处于严控人口的状态，但实际管理人口也必然超过了3000万。

可惜的是，北上广深代表不了整个中国，不是每个地方都可以依靠移民解决人口问题。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国家来说，在整体上，她必须面对人口萎缩带来的劳动力减少、消费力缩减等问题。

这一点，在阿里和腾讯身上有着很直观的反映，他们都面临一个不可逆转的困局：用户数量再也不可能翻番了。

至于具体到个人利益，养老金会是一个大问题，工作的人越来越少，那退休金的人越来越多，人口结构的变化注定会让我们的养老金困局无处遁形。

所以，不管是对国家、对企业还是对个人，人口规模的天花板就是经济增长的天花板，人口的危机就是结构性的经济危机，至少在较长的时间内，这还是一个很难挑战的事实。

回到县城二胎热的话题，面对一线城市的年轻人纷纷拒绝生孩子，或者很少生二胎的情况下，县城里的年轻人为什么愿意生二胎呢？

在仔细对比了一二线城市和三线以下城市的情况之后，我认为，让他们愿意生二胎的原因主要有两个。

第一、县城养育孩子的经济压力要小很多。经济压力小是一个涉及两个因素的概念，首先是家庭收入有多少，其次是孩子支出有多少。

先来谈收入。前面已经介绍，我家乡处在发达的东部沿海，但是城市经济本身最多只能算中游水平。不过即使是这样，同学们的收入也相当不错。

在县城，只要读过大学回到家乡，几乎都会想办法进入体制内。公务员是最好的选项，事业单位、银行、老师、医护人员等等职业也相当普遍。我的同学都已经年过30，他们如果在政府机关，有些已经升到了副科，收入普遍在20万以上；有些虽然没有解决副科待遇，但一年10几万也很正常。

即使是不是体制内的工作，开个花店、蛋糕店，或者做点别的小生意，只要不是普通的工厂操作工，年收入达到十万也非常普遍。这样的收入水平，比一线城市并没有低太多，而相对来说，他们的支出要少很多。

首先是房子支出。不管是买房还是租房，价格都只有一线城市的1/5到1/3。而且许多体制内的人公积金就可以覆盖每月按揭，房子带来的经济压力可以说是非常之小。

再来看教育支出。跟一线城市比，县城的教育支出也便宜了不少。尽管各种统计数据不一样，但一线城市的中产家庭养育一个孩子，从出生到大学毕业，不可能低于200万。而小城市则要省很多，也许50万，也许80万，总之大部分都不可能超过100万。

▲中国家庭养育一个孩子的成本排名前十城市

所以，房子和教育这两个支出大头都大大低于一线城市，而他们的收入又不至于低太多，所以养育孩子的压力也就没有那么可怕了。

第二、带娃主要依靠父母。县城年轻人生完孩子，很少有自己辞职带的，也几乎不存在雇佣保姆的现象，90%以上都是丢给某一方的父母。这些父母之所以愿意带孙辈，除了最典型的一个原因，即中国父母热衷于奉献之外，还包括两点。

首先是县城的父母通过给子女买房买车，包括相亲、找工作，这一条龙的服务，换来的是子女更加“听话”。所谓“听话”，就是子女会更认同父母的意见，更愿意听从父母的计划行事。

对于父母来说，生两个或更多的孩子，这是他们很自然的一种期许。年轻人自己也不排斥，因为父母在自己生完二胎之后，会继续奉行“一条龙”政策。所以，既然是父母希望生，那就生吧，反正也是父母帮忙带。

其次，县城是一个介于农村和大城市之间的过渡地带。很多父母即便从农村到县城，也会相对适应。至少对比那些从农村到北京，或者从县城到上海的父母，从农村到县城的跨度要小很多，父母的适应能力也会好很多。

这对父母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一线城市这样彻底陌生的社会，带孩子需要很多特殊的技能，对父母的要求也会高很多。相反在县城，育儿的要求没有那么多，育儿的便利程度也会高很多。

所以，综合来看，县城保持了更传统的鼓励生育的观念，同时对于年轻夫妻来说，养育孩子的经济成本相对较低，也不怎么需要自己带，因此二胎现象就变得非常普遍了。

一方面是中国人口出生率的不断降低，另一方面则是笔者所在县城的二胎热。对照之下，能够维持人口增长，或者说是能够延缓人口老化的重要力量就靠县城这样的三线以下城市了。

为了统一起见，我把3到8线城市统称为“小镇”，小镇上的年轻人则有一个著名的称呼：小镇青年。

比较而言，生育热情最高的群体是广大农村居民，小镇居民次之，大城市年轻人热度最低。从趋势上来看，农村真正萎缩，小城镇的增速有目共睹。从人口规模来看，按照2016年底的数据，我国每10个人中有6人住在小城镇的镇域范围内，小城镇人口增速超过了大部分城市。

中国有300多个地级市、1300多个县城、1.88万个建制镇，这些城镇大小不一，但却构成了中国社会的基本面。

过去，我们认为经济增长的引擎特别重要，北上广深被赋予了过多的关注。但在近年来，人们发现小镇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除了一二三产业的具体产值这样的数据，连在文化市场上，小镇都成为兵家必争之地。

这两年，《战狼2》、《前任3》、《羞羞的铁拳》以及正在热播的《流浪地球》的大卖，都与电影院在小镇的普及密切相关。

小镇居民的消费力充满了爆发性，“春江水暖鸭先知”，互联网企业率先意识到，要实现业务增长，重点是小镇和农村。今日头条、拼多多、趣头条、抖音等新兴互联网力量的崛起，都依托了小镇的力量。

然而，小镇真正的力量源泉还得回到生育层面。小镇青年的二胎热情浓厚且持久，他们不像一线城市的年轻人那样不敢生，也不像较为贫困的农村夫妻那样，不得不把孩子留在老家，自己外出打工，让孩子成为留守儿童。小镇青年有生二胎的热情，又有介入教育的时间和能力，这一点特别关键。

斯坦福大学的经济学教授罗斯高在中国进行了二十多年的调研后指出，中国农村儿童的健康状况严重堪忧：超过1/4 的孩子患有贫血，1/3的孩子有寄生虫病，更可怕的是，由于养育方式糟糕，近一半的孩子存在认知能力低下，智力发育缓慢的问题。这些年，寒门学子难上清华北大，与罗斯高所指出的农村儿童发展状况不无关系。

而小镇区域里的儿童，他们的营养状况要好很多，亲子教育也不会遭遇动辄父母和孩子分离数年的情况。此外，在教育资源的分配上，地级市、县城和许多建制镇上的条件也都比农村好很多。

从这一状况出发，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小镇青年不但敢生孩子，多生孩子，还能够提供相对不错的养育和教育条件。

因此，在人口结构迅速老龄化的未来，中国的希望很难寄托在生育率极低的大城市上，也很难寄托在条件较糟的农村里，只有处于中间地带的小镇，能够担负起这一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