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是一个卑微的人群，却是中国经济腾飞的垫脚石。

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奇迹般的变化引来了全世界的围观。世界上没有奇迹，所谓的奇迹只是当时、当世无法理解的现象。今天冷静地总结和回顾，“中国奇迹”的答案也许很简单：

没有任何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能够释放出这么多农村人口。

没有任何政府在城市化启动时，还拥有那么多公地。

前者为高速成长的工业体系提供了廉价有质的劳动力，而工业化加速了城市化形成的土地资产可以在公地出售中集中变现，形成新一轮投资。

农民工加土地财政，即便不是“奇迹”的全部秘密，也是大部分解释。而两者之中，农民工是根本——没有他们就没有席卷全球的“中国制造”，也没有后来的“基建狂魔”，更没有拔地而起的新城、园区。

一切都始于八十年代农村土地联产承包制后释放的农村劳动力。但时至今日，农民工的背影正在离我们远去。

1990年，中国人口总数量是11.4亿人，其中农村人口数量为8.4亿。2018年，人口总数将近14亿，而农村人口数量为5.6亿。中国城市化率已经接近60%，农村户籍人口减少了2.8亿。

按照“农民工”的基本定义——户籍在农村的外出务工人员，农村人口的急剧下降，意味着总盘子变小。值得注意的是，全国人户分离人口为2.86亿，其中大部分是进入城市的农村人口，真实的总盘子还要缩水不少。

总盘子变小，结构也在变化。

尤其是年龄结构，80后已经占据了农民工群体的“半壁江山”。世代交替的同时，农民工群体也在老龄化。2017年平均年龄已经接近40岁，50岁以上占比重为32.7%。这意味着十年内，当下三分之一的农民工将退出劳动力市场。

那么，90后农民工、00后农民工会继承父辈的事业吗？仅就户籍统计而言，当然会有部分补充。考虑到人口政策的影响，这一补充的数量是不足的。而更为重要的是观念，教育程度的提高、网络的普及以及智能手机的广泛使用，年轻一代的城乡差异已经缩小。

更何况，90世代之后，除了“留守儿童”之外，“农家子弟”实际上是在城市环境成长起来的。“00后”更是如此——2018年全国共有农村留守儿童697万余人，与2016年全国摸排数据902万余人相比，下降22.7%。随着户籍制度改革，这个数字还会迅速减少。

“00世代“之后，真正意义的“农民工”将不复存在——他们不是城市的外来人口，也不再和乡村、农业有什么实质联系，“农民”的标签将变得名不副实。

从经济角度讲，这一变化是剧烈而深刻的。2018年农民工月均收入3721元，而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每月3300元。农民工的收入已经接近城镇的中等水平。这与农民工就业分布变化是同步的——一半农民工在从事服务业。

仅就收入水平而言，“城里人”已经失去了轻视农民工的优势。甚至在资产方面的领先也不那么绝对——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在三线以下城市购房，是近年来房产市场“农村包围城市”的动力之一。

有了个人家庭资产，也就有了参与金融的资格，何况网络金融工具本来门槛就不高。“农民工”的经济身份将比他们的户籍身份更早市民化。

这一庞大人群的消费能力提升，无疑是经济的助力。当然，除了这种近期利好之外，也伴随着不少长期的隐忧，其中就业意愿就是个问题。随着经济观念市民化，劳动密集型和重体力劳动行业很难吸引新一代“农村”劳动力加入。

即使这两类传统“用工大户”企业能够承受更高的薪资成本，也很难吸引他们——城市青年失业后有几个会到工地搬砖？对新一代“农民工”而言，也是一样。就业选择不仅是经济驱动，还有观念影响。

因此，主动失业的情况在“农民工”群体中将会更为常见，而“大不了回家务农”更不会是他们的选择——因为他们的农民身份只是纸面上的户籍记录罢了。这样庞大的人口出现就业问题，所谓“拉美化”就会成为身边的事实。

由此又会产生另一个问题，那就是对公共福利的依赖。老一辈农民工可以容忍城乡二元体制的福利壁垒，这种坚忍的品质恐怕很难遗传到下一代身上。

写到这儿，我想到了欧洲福利国家的“二代现象”：初代移民满足于生活质量的大幅改善，而愿意接受福利分配的不公待遇。移民的第二代就不是这么思考的——而我们的“农民工”群体已经开始进入第三代，由此产生的社保福利问题恐怕要比就业形势更为复杂。

另一方面，农民变市民的转变对农村的影响更为直接，农村空心化、老龄化已经引起了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如果说农村留守老人现象是阶段性的问题，那么农村空心化则会随着时间推移而愈加明显。

年轻一代“农民”对传统农业的陌生程度与城市子弟没有什么区别。他们与乡村只有户籍记录的联系，高估他们的乡土情怀、返乡意愿是自欺欺人——没有任何发达国家实现过人口向乡村回流的“逆城市化”。

我们必须认识到，农民工退出历史舞台、以新市民的身份加入到城市化进程中，是经济发展、城市化的必然结果。

而这一过程将在十到二十年内完成，这既是中国城市化带来经济发展机遇最后的窗口期，也将是中国经济转型、社会结构转型的重大考验。

从降低城市落户门槛、农村集体所有制土地流转试点等政策措施看，管理层对农民工身份转变、融入城市的引导方向是明确的，对问题认识也很清晰。

这一进程会对我们的经济活动产生什么影响呢？可以做个大致的分析：

第一，劳动力成本倒逼产业结构转型，这已经是社会的普遍共识。但是，这一转型是需要时间的，以产业政策强行提速只会适得其反。“血汗工厂”不会一夜之间变成高科技企业，农民工群体也不会华丽变身为工程师、程序员。

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打压不会让产业升级更顺畅，只会导致就业率下降，人为制造“拉美化”的梦魇。因此，产业的转型升级要交给市场顺势而为。

第二，经济版图会发生阶段性的变化，人口流向对区域经济表现产生较大影响。这代农民工的收入水平提升、市民化趋势，已经开始影响各地的经济表现。

各地的“人才竞争”随着户籍门槛的降低已经在向“人口竞争”转化，对人口导入保持矜持的超大型城市会付出相应的代价——要知道，这些地方人口老龄化恰恰也是最严重的。

但是，户籍进城只是城市化进程的第一阶段，人口向中心城市的聚集效应还会持续发挥作用，人口终将集中到几大都市圈和部分中心城市。不要盲信三线以下城市的经济爆发可以持久，都市圈之外的小城镇前景堪忧。

第三，农村地区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大部分传统乡村将会消亡。除了大城市周边及拥有少数拥有独特自然资源的旅游区外，大量村镇将会失去人口支撑和经济活力。

如果能够及时有效地改革土地管理制度，中国广大的农村地区将会面临一次规模庞大的“腾笼换鸟”。如果保持现有的农村体制不变，那就只会留下大片的残垣断壁和抛荒农田。

三四十年前，中国农民工群体浩浩荡荡地进入城市，用血汗为中国经济的马达提供了动力。十年之后，”农民工“将会成为历史名词，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最高成就。

问题是，面对这种变局，我们准备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