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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原子弹的中国办法造不了芯片

报人刘亚东 报人刘亚东 2021-09-22



中兴事件暴发后,吃瓜群众义愤填膺:老子能造原子弹,还造不出小小的芯片!这话说得痛快,听着过瘾。但有些事,咱还得心平气和地好好琢磨一下。



                   

01


应该说,中国的芯片技术近来的确进步不小。2018年发布的寒武纪和魂芯二号等芯片都处于同类芯片的国际领先水平。特别是魂芯2号A属于DSP类芯片,单核运算能力4倍于国外同类产品,可用于雷达、图像处理、通信,电子对抗、工业机器人等。不用多说,你也知道它挠了咱们的哪块痒痒肉!


不过,话又得说回来。芯片种类繁多。在应用最广泛的通用中央处理器芯片、GPU、存储芯片、基带芯片等重要领域,咱们与人家的差距还是挺大的,赶超起来决非一日之功。



你拿到手里的每块芯片,之前都经过设计、制做、封测等环节,其中的“制做”是最复杂、也是最难的。就高端芯片而言,我们现在还只是实现了自主设计。至于制做和封测,28纳米的一部分芯片,我们可以自己干;14纳米以下的所有芯片,现在还都得麻烦境外的台积电等伙计们代劳。


28纳米,14纳米,7纳米……对外行人来说,只是一些简单的数字,而在业内却意味着难以逾越的技术壁垒,高山仰止!


知道了这些事,下次再听到网上传来“自主高端芯片”的好消息,你得心里有数,人家很可能说的是“自主设计”。不能跟着不懂的人瞎起哄哦!




02


言归正传。造出了原子弹的中国人,能不能造出高端芯片?当然能,但要看你怎么造。


我们可不可以用造原子弹的办法,来解决当前包括高端芯片在内的诸多卡脖子的技术瓶颈问题呢?依我看,不行!先来说说咱们的原子弹是怎么造出来的。


1964年10月16日15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要把中国造原子弹的经验做最简单的概括,其实就四个字:举国体制。


和计划经济一样,中国的举国体制也来源于前苏联。所谓举国体制,就是指国家集中配置有限的资源,最大限度地调动国家和社会各方面力量,以实现特定目标的工作体系和运行机制。


举国体制是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政治优势的集中体现。新中国成立后,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一些重大建设成就便是举国体制的杰作。


两弹一星是特殊历史条件和国际背景下的产物。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朝鲜战场上弥漫出来的核讹诈硝烟,就让毛泽东铁了心要搞出自己的核武器。代号为“596”的原子弹工程于上世纪50年代末开始实施。


然而,60年代初的中苏交恶以及严重自然灾害,让这个刚刚起步的工程差一点夭折。


1961年,在北戴河召开的国防工业委员会工作会议上,国防工业和科研的大佬贺龙、聂荣臻、罗瑞卿等几乎全部到场。会议的议题很尖锐,苏联老大哥缩回援助之手之后,中国的核武器项目,仅靠自己还有没有能力再搞下去。


几位与会的老帅态度勿庸置疑。陈毅更是个性鲜明地操着乡音说:“中国人就是把裤子当了,也要把原子弹搞出来。”反对派也针锋相对:“老总啊,你还是把裤子提上吧,光着屁股是搞不了原子弹的。”


 核武器试验场搭建


要原子弹还是要吃饭,两者一个关乎国计,一个关乎民生。缺少核盾牌,战争的威胁就始终悬在头顶。而老百姓没饭吃,社会就无法稳定。最终还是毛泽东拍板:“对尖端武器的研究试制工作,仍应抓紧进行,不能放松或下马。”


许多年里,外界并不知道中国有这样一个特别机构。尘封的档案里记载,1962年11月17日,刘少奇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宣布,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决定由15人组成中央专门委员会,简称“中央专委”。


中央专委起初专门负责领导原子弹的研制,1965年3月以后又加上了导弹。中央专委由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任主任,其余14人中,有包括聂荣臻在内的7名副总理和7名政府部长。为一项工程专门设立规格如此之高的行政机构,这在共和国历史上恐怕绝无仅有。


在一次中央专委的会议上,周恩来提到经费问题时对主管财经的李先念副总理说:“先念同志,你得高抬贵手。”李先念举起手说:“对两弹一星,我的手始终抬得高高的。”


原子弹的研制仅新材料就需要5600多种,非动员全国的科技力量不可。在中央专委领导下,党政军民、各行各业都为原子弹研制大开绿灯。先后有26个部委、20个省区的900多家科研机构、大专院校和工厂参加攻关会战。


到1962年,中国的科研单位已由1956年的381个发展到1296个,科研人员则由9000多人发展到94000多人,这还不包括国防科研系统的机构和人员。


1964年10月,周恩来向全世界宣布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


1964年10月16日15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中国由此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爆炸能力的国家。周恩来在接见《东方红》剧组演职人员时激动地宣布了这个消息,并留下那张充满自豪和自信的经典照片。


凑巧的是,苏共中央总书记赫鲁晓夫在同一天黯然下台。毛泽东又以他独有的方式幽了一默:“应该给赫鲁晓夫发一个一吨重的大勋章!”此前3个多月,东风二号中近程地地导弹于1964年6月29日试射成功。


1966年10月27日9时整,核导弹轰鸣着从发射阵地直插苍穹。9分14秒后,罗布泊弹着区传来核导弹精确命中目标、在预定高度实现核爆炸的消息。“两弹”结合,终于使中国真正具备了军事意义上的核威慑力量。



1970年4月23日,重达173公斤的中国“东方红一号”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


从“两弹一星”到战略核潜艇,从三峡工程到青藏铁路,从载人航天到超级计算……,60年来,新中国科学技术史上的许多跨越和突破,都在表明这样一个事实:在特殊时期和非常状态下,或当特定领域的跨越式发展成为必须时,中国能够发挥自己的政治优势,在举国体制下集中力量办大事、成大事。




03


集中力量办大事是一种非均衡发展战略。


1945年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46年第一台通用数字电子计算机亮相,1947年半导体晶体管出现,其后集成电路问世……世界新技术革命与刚刚建立的新中国不期而遇。


面对那个满目疮痍、一穷二白的烂摊子和险恶的国际环境,为实现国家战略目标,集成全社会人力、物力、财力,组织实施了一系列重大科技工程,这成为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后的必然选择。有限资源的集中运用,让尖端科技在短时间内实现了超越当时国家总体实力的巨大发展,从而让新中国站稳了脚跟。



但另一方面,基础设施落后、工业水平低下以及技术的不确定性等,也让这些重大科技工程的实施带来巨大风险,同时还要付出巨大的民生代价。这些都严峻地考验着中共领导人的决策力、动员力和组织力。


不可否认,无论主观动机如何,“集中力量”办出的大事客观上难以保证全是对事和好事。而且,正是由于“集中力量”,所以一旦出错,造成的损失和危害也更具灾难性。我们的国家确曾为此付出高昂代价,三门峡水库、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都是例证。


此外,以往举国体制下的集中力量办大事以计划经济为前提,其消极面往往还表现在短期的高效率掩盖了长期的低效率,时间的高效率掩盖了经济的低效率,个案的高效率掩盖了整体的低效率。


举国体制根植于我们的传统文化。不同于西方社会,中国历史上自秦始皇以后再未出现管仲、吕不韦那种在政治上也能叱咤风云的商人。汉武帝在文化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经济上施行“盐铁专营政策”,更催生“大一统”的中国传统文化特质。其后传承2000余年,从而为当代中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伦理和精神提供了发育的沃土。



         

04


“两弹一星”精神不会过时,但举国体制作为当今发展科学和技术的一种制度安排,不具有普遍意义。


先说科学。科学具有自已独特的发展规律。特别是基础科学研究,其目的是揭示宇宙本质,探索自然奥秘,并非以促进生产力为目的。所以,任何一种科学发现或成果,都必须在适宜的学术氛围中经过自由探索取得,而不可能在运动式的突击中完成。


再说技术。从纵向看,技术的发展是一个持续渐进、永无止境的过程,而且需要市场的牵引和创新生态的培育。中国亟待攻克的所有核心技术都不是静止的堡垒,而是日新月异、动态发展的过程。我们关注其从0到1,更关注从1到10,到100,到1000……而原子弹却是个另类,因为它不是商品。作为一种特殊的战略威慑力量,不能在实战中使用的特点,决定了它的象征意义远远大于实际意义。咱们东北方邻居的核武器就是一个例证。



拿高端芯片制造来说,英特尔公司创始人之一戈登·摩尔1965年提出了著名的摩尔定律:当价格不变时,集成电路上可容纳的晶体管数量,每18到24个月便会增加一倍,性能也提升一倍。摩尔定律揭示了信息技术进步的速度,这种趋势已经持续了超过半个世纪。如果在举国体制下发展集成电路,即使技术上可行,持续半个世纪不计成本的大规模投入,无论如何都是令人无法想像的。


从横向看,2018年7月6日,本人在微信公众号“报人刘亚东”上,发表“这35项卡脖子技术只是冰山一角”一文,集纳和梳理了《科技日报》从4月19日到7月2日关于“卡脖子”核心技术的35篇报道。的确,卡住我们脖子的核心技术何止这35项,实在是太多太多。显然,举国体制根本无法解决制约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这些量大面广、普遍存在的核心技术瓶颈问题。 



  

                 

05


“两弹一星”在中国是一个时代的符号,其影响已经远远超乎国防科技工业本身。曾经在重大工程组织过程中取得辉煌成果的举国体制,如何在21世纪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继续发挥作用?这是一个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思考的问题。


较之计划经济条件下的举国体制,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举国体制,无论形式还是内容都应该创新。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举国体制至少应该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政治、经济、社会环境不同,政府的职能和政府推动项目的方法也不同,要实现从领导到引导,从指挥到服务,从定规划到定规则的角色转换。


第二,具有强烈的商业化属性。其中,企业必须发挥主体、主导和主角作用。


第三,是一个开放的平台。以国家政策和资金为引导,广泛吸纳各方面力量参与。


第四,鼓励投融资渠道多元化。


第五,关注知识产权保护。力求在知识产权的获取、归属、分配、转移等方面,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符合国家利益,符合国际规则和惯例。


第六,新的组织形式应该成为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的保障。



对以往举国体制在“否定之否定”中扬弃,使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挥作用,这是中国科技发展中的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举国体制的滥用将成为我们的负累。唯有接受市场洗礼,营造创新环境,培育技术生态才是正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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