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易中天早年间的一段采访又火了。
主持人问他：他们认为易老师在讲课中间的那些用词不是很妥，比方说，诸葛亮是一个少年英才，而且是一个帅哥，“帅哥”这个词，他们认为把诸葛亮想象成这样的形象，有点贻笑大方。
易中天笑了，回答道：读过《三国志》没有？《三国志》怎么描述诸葛亮的？身长八尺，容貌甚伟。不叫帅哥叫什么，叫伟哥啊？
主持人又问：你在讲课过程中，是不是非常刻意地去用这样的词汇？易中天肯定地说：我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面对任何对象，都是这么说话。主持人继续说：为什么不有所区别呢？毕竟这是电视，是大众传媒。易中天一番“硬核开怼”，让主持人哑口无言，却让屏幕外的我们忍不住拍案叫绝。提起易中天，我们首先想到的是他在《百家讲坛》上对历史人物风趣、另类的解读，那时的他，为无数人打开了一扇新世界的大门。而生活中的易中天，同样有些“另类”，他不像一般的学者那样清高孤傲，也从不刻意保留自己的神秘，他幽默、犀利、接地气，潇洒又可爱。易中天的《百家讲坛》系列，哪怕是今天听起来，依然妙趣横生，让人忍俊不禁，我们随意感受一下： 曹操身材短小，估计也就和我差不多吧。跟1米84的诸葛亮比起来，只能算是不合格的“残次品”。袁绍整天在家里面大会宾客，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办沙龙，开Party，车水马龙，门庭若市。这个事情当时就引起了当局的注意。所谓的空城计也是刻画出来的……诸葛亮搬个琴，摆个香炉，召两个小孩子，在城楼上唱卡拉OK…… 司马懿看到诸葛亮弹琴，认为是计，说“我上去卡拉，你把我OK了？~！记得第一次听到这些解说的时候我都惊了，历史竟然还能这么讲？最为难得的是，易中天虽然使用的是现代化的语言，但并不是在胡编乱造，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可以找到正史上对应的记载。易中天的幽默是刻进骨子里的，不仅在《百家讲坛》上如此，其他场合里的他也是如此。生活中的他诙谐幽默，他的学生——作家野夫回忆说：“在酒桌上侃段子，那是他的一绝，满座人都会为之前仰后合。”一个人能真正幽默是不容易的，幽默背后，往往是知晓古今的渊博，看透世事的通透，和没有包袱的洒脱。易中天出生于长沙，6岁随父母来到武汉，因时代原因，他没能参加高考，18岁的时候，成了一名支援新疆的知青。1978年恢复高考的时候，易中天正在一所高中当老师，他直接报考研究生，最后成功地考入了武汉大学。毕业后，他留在了武汉大学任教，并且很快成了武大的“四大名嘴”之一，慕名而来听他讲课的学生，一个教室都装不下。有一个作家回忆说，1986年，他插班到武大中文系，听一位高年级的师兄说，易中天的课，不管他讲什么，都一定要听的。他半信半疑地前去听课，被眼前的场景吓了一跳：三百多的座位早被占满，讲台下的空地也已摆满了小凳，窗台上还挤着男生。那节课的主题是“《文心雕龙》美学研究”，多年之后，他仍然记得那堂课，他认为把《文心雕龙》讲得好听，是种大本事。虽然受学生欢迎，但易中天的晋升之路走得并不顺畅，副教授迟迟评不上，工资也很低，一家人挤在30多平米的小房子里，后来实在住不开，他只好把女儿送到父母家里。为谋出路，1992年，易中天跳槽到了厦门大学，日子比之前好过了一点，但依旧清贫。1998年，单位分福利房，100多平米只要3万元，已经工作了20年、年逾五旬的易中天，拿不出这笔钱。这似乎很符合我们对学者的想象：两袖清风、一贫如洗。可学者就该这样吗？易中天心里一直记着一件事：他的一位师兄在讲课时猝死，他去师兄家里吊唁时，发现他家里穷得只有几张小板凳。2005年，易中天终于迎来了人生的转折点，因为《百家讲坛》，他出名了，随之而来的就是名利，他赚到了钱，买了不错的房子。有人酸溜溜地质疑他玷污了学者的形象，认为他急着赚钱，有辱斯文。在一档节目中，主持人问他：您选择上电视，有没有想到名利？这和老百姓心目中的学者反差比较大。好一记漂亮的绝杀，将那些世俗的偏见，瞬间秒成渣渣。认定学者就该受穷，本来就是一种残忍的谬论，只是没有人敢说破，直到易中天开了这个头。《开讲啦》中，有个大四的男生挑衅地问他：你抛下自己的本职工作，跑到电视上讲一些不是你专业的东西，这是不是为了刷存在感而不务正业？面对这样明显的冒犯，易中天没有恼羞成怒，而是有理有据、层层递进地反驳：首先，我当年上《百家讲坛》的时候，学校没耽误一节课，而现在，我已经退休了。我用退休老头钓鱼的时间来录《开讲啦》，不可以吗？第二，什么叫“不务正业”？你去讲一个不是你专业的东西，只能叫“不务专业”。你用词不当。不务专业不行吗？这个词是罪名吗？谁规定的？一个人大学的时候学了什么，将来就一定得干什么吗？小撒（撒贝宁）是主持专业毕业的吗？那个男学生面红耳赤，讪讪地举起话筒，最终还是一句话都没说出来。事实证明，在真正的文化人面前挑事儿，是很危险的，最后耳光很可能会打到自己脸上。在一档节目里，女主持人问他，他当年和余秋雨的“骂战”，是不是为了保持名人热度而进行的一场名人战争。虽然易中天如此之刚，但并不代表他是个听不进意见的人。当面对学术批评时，他都会虚心接受。2010年，学者李蓬勃发表文章，指出易中天出版的《易中天品读汉代风云人物》中有“十大硬伤”，易中天不仅全部承认、及时更正，还辗转联系到李蓬勃，衷心地感谢他。对于无理的指责和猜疑，他一定会用犀利的语言反击回去，而对那些真诚的建议，他不仅不会发火，还会加倍珍惜。易中天之所以令人敬重，不仅仅是因为他的幽默和犀利，还因为他的真实。去年武汉因为疫情被封的时候，除夕当晚，他不管吉不吉利，别人爱不爱听，他直接在微博上发话：“情系武汉，无心过年，因此敬告亲朋好友和各位网友，本人谢绝一切拜年贺岁，在我同胞和乡亲面对生死存亡的日子里，哪有心情听什么‘新春快乐，恭喜发财’之类！恭请诸位海涵！”后来抗疫开始，出现很多事故，针对媒体对医护人员的过度宣传，他直接炮轰众多媒体：一线的医护人员不能再加码，他们已到极限。人都是血肉之躯，没有谁是变形金刚。不要再宣传什么怀孕的护士、流产的医生坚守岗位之类，那才真是吃人血馒头！针对那些溜须拍马之人，他说：马屁精是土特产。每到国难当头，他们就会不甘寂寞地跳出来舞文弄墨，把丧事办成喜事。最后，他一语中的地指出：一线需要的不是廉价的同情、空洞的口号，更不是无聊的吹捧，而是——理解。这些话，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原因就是，易中天是真的做到了和武汉人民站在了同一战线上，他知道自己的同胞正在经受着什么、需要什么、厌恶什么。“我看最缺底线。这很可怕。一个人，没了底线，就什么都敢干。比方说，腐败变质的食品，也敢卖；还没咽气的病人，也敢埋；明明里面住着人，那房也敢拆。还有一些虚假荣誉，某些人全不管那奖多么野鸡，多么山寨.....”他的话总是不加矫饰的，那么尖锐，那么赤裸，让习惯了听虚伪客套话的我们，隐隐地感到心惊。成人世界有一套既定的潜规则，讲究看破不说破，哪怕很多事情我们厌恶甚至痛恨，最后还是会选择沉默，或者迂回婉转地表达。可易中天像个异类，他挑战一切“不可说”“不能说”，只要是他看不惯的事情，他都会直截了当地说出来。他说真话的目的，不是为了彰显自己，而是试图戳破社会的脓包，逼迫我们去正视一些问题，进而让我们生活的世界变得更好一点。易中天说，他自始至终都是个“教书匠”，教书育人的事，他干了一辈子。他有“另类”的一面，也有传统的一面，但他心里一直恪守着种种规则，哪怕从心所欲，也不会逾越。他对自己的要求近乎苛刻：无一日敢懈怠，无一事敢马虎，心存敬畏之心，不要得意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