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儒商精神如此重要？

3800多年前，有一个以王亥为酋长的共同体驾着发明的牛车行走在山东、河南之间，交易货物，互通有无，他们建立的国家叫“商”，他们其中的一个都城叫商丘，他们的后代被称作商人。

2500多年前，孔门十哲之一的子贡被孔子赞许为“瑚琏之器”，“亿则屡中”，生意兴隆，富可敌国，既为孔子解决了周游列国的“高铁票”和“盒饭”，也为弘扬孔门思想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作为一代儒商典范，端木子贡名垂青史。

2100多年前，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指出，渔陶耕猎，异术而同心，磨刀“薄技”、卖水“浅术”者亦可以成“素封成王”之德。

550年前诞生的王阳明说，士农工商，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明清十大商帮登上了历史舞台。

100多年前，状元企业家张謇以“天地之大德曰生”的理想创办了“大生”纱厂等一系列企业，以“棉铁主义”（棉花和钢铁）来实现一代儒商实业救国的理想。

同时代的涩泽荣一则以《论语与算盘》这本书生动地描述了儒商的精神根源，“士魂商才”成为儒商的基本“标配”。

60多年前，哈佛才子罗伯特·贝拉教授作了一个猜想，这个猜想就是他那篇著名的博士论文《德川宗教·现代日本的文化渊源》。

40多年前，出生在拉哈尔的哈佛教授马若德教授作了一个预言，他在《经济学人》杂志上撰文，以诗意的语言为我们展望了今日之中国。他说，如果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取得成功，那么亚洲四小龙的经济成就将像太阳边上的日晕一样暗淡无光。

“正德、利用、厚生”是《尚书》之圣教，“氓之蚩蚩，抱布贸丝”是《诗经》之描摹。从《书经》到《诗经》，儒商精神有本有源；从贝拉猜想到马若德预言，儒商研究其来有自。

儒商不是在新道教、新禅宗影响之下的一种转型产物——当然，儒释道彼此互学互鉴的过程有目共睹。

儒商也不是西方工业革命以后才出现的商人群体，儒商更不是在韦伯问题意识下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相比附而出现的新概念。

笔者浅见，在各大轴心文明中，（只有）儒家在依靠自身的力量追求现世的（This-worldly）圣贤人格，而不是来世（That-worldly）的外在超越，而以商业行为成功实践这一思想的人叫做儒商。

什么是儒商精神？

鉴于篇幅所限，笔者在这里谈五点：明分工、通有无、反垄断、行公益、重生态。

首先是其隐匿性。儒家有极高明而道中庸的一面，反而导致在人伦日用之中而不知，其结果是很多人没有自觉意识或者没有能力认同自己是儒商。

其次是其特殊性。在文明对话的视域下，儒商的特殊性至少表现有以下三点：

回顾历史，儒家重农不轻商，法家才是抑商之源，“封建”皇权是抑商之流，汉及汉以后之儒是抑商之推波助澜，富贵不辨、重贵轻富是抑商的汹涌暗流，成为全民之心灵积习，却不明显。

举首全球，儒家明分工、通有无、反垄断、倡自由、求平等、辨公私、圆福德的“哲学”思想和“宗教”实践（哲学即宗教）正在为全球商业社会提供丰富的精神资源，融会财富之于文化人的“柔软的外衣”和财富之于“经济人”的“坚硬如铁的罩子”，合二为一，重铸儒商的“华丽新衣”。

“经济人”的理性、文化人的认同、生态人的信仰，是儒商需要同时完成的“并联任务”。

儒商以弘毅精神和忧患意识，参天地之化育，通四海之财源。儒商精神作为一个地方价值，应该也能够为人类新商业文明贡献其全球意义。

对儒商和儒商精神的研究，目的在于揭示出孔门之教为：以民为立国之本，以农商工虞为富民之路，以求天下之王道，而贬一国之霸道，以义和利，明公通私，为富亦为仁，最终皈依于仁。

荀子曰：儒者在朝则美其政，在野则美其俗。申而言之，儒者在商则美其富，在工则美其技。无论自己之贫富贵贱，无论所处角色之士农工商，“以道自任”的儒家从来没有放弃过自己的道统和学统，一直在孜孜努力构建一个由小康到大同世界的政统。

“我们有理由相信，人民的福祉和苦难是压在儒家良知上的重担。”而“所有的重担最后都落在君子的自我培养和自我改造上。”

一言以蔽之，儒商精神能够为更有效率、更有伦理的人类新商业文明提供一滴源头活水。天地之间，生生不息！与诸君共勉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