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问题研究】张菊萍：转向“灾难外交”：切尔诺贝利事故中戈尔巴乔夫政府的外交行为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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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4月26日凌晨，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严重的爆炸与核泄漏事故。苏联作为彼时冷战格局的一极，如何向国际社会通报事故、开展事故的国际援助与国际合作，成了戈尔巴乔夫（М.С. Горбачев）政府对外战略中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这起事故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冲击了苏联政府的传统外交行为，而且揭示出戈尔巴乔夫在外交领域的革新意图与苏共高层保守意见之间的冲突。就此而言，探讨苏联政府围绕切尔诺贝利事故的外交行为，对研究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苏联对外战略转型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史学界对切尔诺贝利事故进行的学术研究，或侧重于考察事故的救灾响应措施，[1]或将此次事故置于核电发展史的进程中，以追溯事故的个中成因。[2]即使有少数研究涉及苏联领导层围绕应对事故的决策过程，[3]也缺乏对事故外交决策方面的专门讨论，导致学界对事故后苏联政府外交行为与外交政策变化的解释并不充分。此方面的现有研究，多着墨于领导人和观念因素在其中的影响，而对苏联国内政治斗争关注较少。如阿奇·布朗提出，事故发生后，戈尔巴乔夫强烈的“核忧虑”[4]是促成苏联外交变化的重要因素。祖博克认为，这种变化是戈尔巴乔夫为应对与美国的军备竞赛而借势的选择。[5]罗伯特·英格利希（Robert English）指出，事故救灾管理国际合作与开放性方面的经验教训，强化了苏联领导层内新思维支持者的立场。[6]随着原苏联加盟共和国部分文件的解密和披露，[7]以及相关人士的回忆录陆续出版，[8]苏联领导层在切尔诺贝利事故中的外交决策过程得以大致勾勒出来。本文将结合苏联决策层档案、相关人员的回忆录、报刊信息等史料，借用“灾难外交”概念，梳理事故发生初期苏联政府相关的外交活动，并试图考察其决策过程，以分析此一阶段苏联政府外交行为的动因。

虽然目前学界对“灾难外交”（Disaster Diplomacy）尚无明确、统一的界定，不过相关研究已关注到灾难带来的外交机会。[9]康福特（Louise Comfort）等人认为，基于政治行为体对“共担风险”的科学认知，“灾难外交”可作为一国外交的催化剂，具有“切实但并非主导性”的作用，加以适当发展，对外可促进政治行为体之间的长期合作，对内则可加速国内政治改革，化解国内各方的冲突，提供冲突各方接触与合作的机会。[10]另一种意见认为，灾难之下的外交来往，由于援助方政治意图的不确定性、受灾国因此面临外部干预的两难困境，使“反思灾难外交”或“灾难不外交”才更具解释力。[11]本文中，“灾难（不）外交”涉及的苏联政府行为包括：发布及通报切尔诺贝利事故信息，[12]回应外国政府及其他非国家行为体（包括国际组织和外国个人）合作及援助意愿，以及在境外采购所需救灾物资。

本文认为，在事故的紧急应对阶段，苏联政府开展的外交行为实际是苏共领导层中两派意见相争的结果：一派以葛罗米柯（А.А. Громыко）为代表，主张围绕事故开展的政府外交行为应相对保守；另一派则以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为代表，谋求更加开放的政府外交行为。随着救灾进程的推进，苏联政府的外交行为不得不由前者主张的“灾难不外交”转向后者提议的“灾难外交”。这种转向既由救灾客观需求所致，也有戈氏在外交领域的改革意图作为思想前提。本文将“事故的紧急应对阶段”界定为事故发生后，直至系统的救灾政策成型，即至1986年5月5日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关于消除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的进程及加强工作的决议》为止。此一阶段苏联政府围绕事故开展的外交行为发生转向，虽意味着苏联政府起初的救灾方式确有失误，但为戈尔巴乔夫的对外战略新思维提供了进一步发展的契机。

1986年4月26日凌晨1时许，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第四动力机组突发爆炸事故。如果考察以往苏联政府在核事故发生时的“灾难外交”，会发现其从未主动承认过该国涉及核工业领域的事故，[13]因此也无从考察苏联与其他国际主体就事故展开的外交活动。苏联政府不发布核工业事故信息，是因其一贯将核领域的事故与对外战略联系在一起。戈尔巴乔夫之前的苏联对外战略总体上服务于苏联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偏重于同资本主义阵营的对抗而非合作，即使苏联与西方的关系时有缓和，也仍以追求相对于资本主义阵营的军事优势为目标。[14]若承认该国核工业领域发生重大事故，就意味着苏联核军工体系的败絮之处将暴露于睽睽之下，不利于维持苏联苦心经营的军事优势。

戈尔巴乔夫政府并未在第一时间发布消息，并不意味着苏联高层不知晓事故情况。26日清晨，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Н.И. Рыжков）等人即获悉该电站发生事故。[15]上午11时，政府临时委员会成立，并于当晚8时抵达切尔诺贝利地区。[16]27日凌晨，政府临时委员会与莫斯科取得联系，告知后者情况比先前获悉的更严重，[17]但苏联政府的态度仍是秘而不发。

促使苏联领导层意识到应讨论事故信息发布问题的，是国际社会对欧洲部分地区核辐射水平升高的关注。28日上午，国际原子能机构从瑞典能源部获悉，该国东部的福尔斯马克核电站检测到当地辐射水平升高，瑞典推断此现象的源头在境外。之后，国际原子能机构致电包括苏联在内的多国，询问有无异常，苏联并未马上承认。不过美国与欧洲的间谍卫星已经转向苏联，发现乌克兰核电站废墟中裂开的洞口飘出了烟幕。[18]除国际原子能机构的问询外，在28日苏共中央政治局非常会议开始前，已有十多个国家的驻苏大使联系苏联外交部，表示奉其各自政府的紧急命令，要求苏联就各国大气、土壤和水体中出现放射性元素做出解释，并要求立刻与苏联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Э.А. Шеварднадзе）或其副手见面。[19]

在稍后召开的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分管重工业等领域的苏共中央书记多尔吉赫（В.И. Долгих）就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当前事态做出初步报告。针对事故的信息政策，与会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关于如何开展事故的信息工作，第一种意见认为信息控制工作并不重要，如多尔吉赫提出，控制放射源的工作才是重点。第二种意见由戈尔巴乔夫提出，他认为必须尽快提供事故信息，包括利加乔夫（Е.К. Лигачев）、沃罗特尼科夫（В.И. Воротников）、阿利耶夫（Г.А. Алиев）、切布里科夫（В.М. Чебриков）、雅科夫列夫（А.Н. Яковлев）、多勃雷宁（А.Ф. Добрынин）在内的多数政治局成员也赞同此种意见。[20]

因此，信息内容成了接下来讨论的焦点。戈尔巴乔夫认为，发布的信息中“应当讲发生了爆炸，以及正在采取措施控制其后果”。切布里科夫补充指出，还可以提及政府正在援助受灾者。[21]实际上，此次会议批准的信息文本也仅包含这些内容，甚至未指出事发的时间和具体的受损反应堆。这是因为会议还同意了葛罗米柯的建议，信息应当“写得不至于引起不必要的不安和慌乱”，[22]即应尽少提供信息。葛罗米柯提出的这一建议，是基于其丰富的外交经验和对苏联对外战略目标的一贯理解，即苏联对外政策强调的是“冷战”中与西方的竞争和对抗。

不过，尽管葛罗米柯和戈尔巴乔夫都认为应该提供事故信息，但前者建议只面向“朋友们”，因为他们从苏联处购买核电站设备；后者则认为，应首先告知苏联民众。[23]在此问题上，会议采纳了戈尔巴乔夫的意见，未专门向“朋友们”告知事故情况。[24]根据28日政治局会议的决议，[25]批准的信息经塔斯社，[26]由当晚9点的苏联新闻节目《时间》和莫斯科广播电台予以播报。与此同时，苏联国家原子能利用委员会(ГКАЭ)主席彼得罗相茨（А.М. Петросьянц）也将此信息告知了国际原子能机构。[27]

苏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切尔诺贝利事故的第一次会议，是苏共领导层摸索事故相关政府外交行为的开端。以大多数与会者赞同提供事故信息为前提，会议听取了葛罗米柯的建议，未提供过多信息，同时也依照戈尔巴乔夫的建议，将信息向国内民众和国际社会发布。这种信息政策，在引发国际社会震动的同时，也说明苏共决策层的两种意见分歧已经出现端倪。

事故信息一经公开，国际社会反响极大。波兰向苏联索要更多信息。[28]瑞典、芬兰和丹麦担心放射性污染会直接威胁到自己的国土，强烈批评苏联的行为。这几个国家的代表要求获取事故规模、原因、消除事故后果的工作进度等信息，尤其是瑞典代表还试图提出索赔事项。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和奥地利大使馆也表示担心事故地区侨民的安全。[29]另一方面，西方媒体，如美国合众国际社、《纽约时报》等，[30]开始指责苏联政府对事故的表态落后于斯堪的纳维亚各国。也就在这时，有关此事故的国际舆论开始发酵。4月29日，美国合众国际社发布了一条有关事故死亡人数的消息，被其他媒体如《纽约时报》《普罗维登斯杂志》《西雅图时报》等大量引用。[31]美国媒体还强调，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规模超出1979年美国三里岛核电站事故许多倍，乌克兰大面积的产粮区和第聂伯河流域受到辐射污染。[32]此外，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称，一些在苏的外国外交家和记者正尝试收集事故的详细信息。[33]

29日，政治局依前一日会议的决定，[34]继续开会讨论相关问题。戈尔巴乔夫在会上指出，相比于周边国家，苏联对事故做出的反应太小。关于如何防止国际舆论进一步发酵的问题，与会人员提出了不同看法。

戈尔巴乔夫和雅科夫列夫均鲜明主张相对开放的信息政策。前者指出，在当前态势下，所有人都有理由向苏联索要信息。因而他认为，苏联应当提供更多信息，并准备好原始数据，将信息提供给其他国家，“以免事情变得戏剧化”。例如应公布已采取的措施、参与事故处理的部队、对气象监测的各组织的情况，让人们知道都采取了什么措施，“我们越诚实越好”。[35]雅科夫列夫也提议，应就此次事故面向在莫斯科的500位外国记者举行新闻发布会。[36]

戈尔巴乔夫和雅科夫列夫在此问题上的看法，与他们所秉持的对外战略思想观念一脉相连。在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之前，戈尔巴乔夫便已展现出有别于传统的对外战略思想。[37]1984年12月访英时，他向英国议会表示，“冷战是一种不正常的状态”，它不断带来军事威胁。人们生活在相当脆弱但又相互关联的世界，对战争与和平的传统看法尤因核武器的性质而改变，核时代必将产生“新的政治思维”。[38]戈氏成为苏联最高领导人后，这篇演说中的许多看法，在苏共二十七大通过的《苏联共产党纲领》（新修订本）中得以体现。这一文件中所阐述的对外战略理论，虽然保留了不少旧调重弹的措辞，但突破了斯大林主义两极阵营对立的世界观与安全观，强调人类在核时代存在着共同利益与普遍安全关切。

雅科夫列夫是这一思想的坚定拥护者，甚至比戈尔巴乔夫有过之而无不及。1983年夏，戈尔巴乔夫率团出访加拿大时，与时任苏联驻加拿大大使的雅科夫列夫建立了密切的政治关系。戈尔巴乔夫返苏后不久，雅科夫列夫便被召回国，出任苏联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从而实际上成为戈尔巴乔夫的非正式顾问之一。同时，该研究所研究人员的经济与外交政策建议，可通过他直接上达最高决策层。[39]此外，雅科夫列夫对新思维的直接拥护还体现在苏共二十七大报告上。该报告奠定了戈尔巴乔夫对外战略的思想基础，雅科夫列夫则在其起草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40]他本人回忆道，改革者们不得不“狡猾地”在二十七大的文件中加入一些语句，如“一个矛盾重重、然而相互依存、很大程度上是完整的世界正在艰难地、某种程度上仿佛是在摸索着形成之中”。雅科夫列夫认为，此番说辞即意味着坚决背离“阶级斗争”和“世界革命”的方针，是对两个体系斗争的必然性和必要性的怀疑；亦是旧体制条件下，政治高层发出的关于主要国际进程全球化的第一个信号。[41]

依据相对开放的对外战略思想，戈尔巴乔夫和雅科夫列夫在切尔诺贝利事故信息发布问题上，认识到此次事故的后果需要苏联与世界共同应对。而政治局会议上的另一种看法则相对保守，其支持者试图从不同角度说明，公布更多详细信息对苏联无益。

例如，多勃雷宁表现出对民众反核运动的担心。他自1962年起担任苏联驻美大使，1986年3月刚被召回苏联。多勃雷宁以美国的核电站事故为例，指出事故后美国出现了反对建设核电站的民众运动，致使美国仍未建起一座新的核电站。[42]1985年，核能发电占全苏总发电量的10%，[43]且该比例仍计划增长。苏联第十二个五年计划规定，到1990年，核能发电将占全苏总发电量的20%以上，到20世纪末将占到33%。[44]倘若信息公开导致苏联国内出现任何类似的“反核运动”，无疑是对苏联核电计划的致命打击。此外，多勃雷宁还特别强调美国可能的宣传攻势。在前一日的政治局会议上，他就指出美国定会利用此次事故来展开反苏宣传。此次会议中，他再次强调“里根桌子上已经有（事故的）照片了”[45]。多勃雷宁对事故信息发布问题的看法，一方面是顾虑民众反应会干扰本国核电发展，另一方面则是基于美苏对抗的思想，担心美国方面会从中作梗。

葛罗米柯也认为应限制事故信息发布的范围，他主张告知“兄弟国家”“更多”信息，告知华盛顿和伦敦“一定”信息。[46]此次会议完全接受了这一建议，决定将事故相关信息“分别转达给苏联国民、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党的领导人，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美国和加拿大的政府和国家领导人”。[47]根据此次会议决议中接收事故信息国家的名单推测，这一建议体现了苏联的现实利益考虑。

首先，这一名单排除了苏联决策层唯意识形态是重的可能性。苏联政府仅向八个社会主义国家（保加利亚、匈牙利、民主德国、波兰、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古巴和南斯拉夫）发送了拟定好的事故信息，此八国均为经互会国家。[48]当时经互会是苏联对外贸易中最重要的伙伴。[49]切尔诺贝利事故之前，经互会框架内与苏联签订核电站项目合作的国家正为此八国。[50]苏联在出口核电站相关技术的同时，也借机营造其核电工业在国际上的良好声誉。例如1983年2月，在南斯拉夫举行的一次核技术讨论会上，苏联原子能出口公司称，苏联为经互会国家建造的核电站运行顺利，电站设备与系统基本未发生过严重事故。[51]这些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性也在28日的政治局会议上被提及，葛罗米柯当时即建议专门向购买相关设备的“朋友们”通报事故信息。[52]因此，29日政治局会议的相关决定，实则是向经互会与苏联存在核电站项目合作的国家通报事故信息，具有维护本国核电工业声誉、宽解核电站项目合作国情绪之意。

同样地，苏联政府将稍有不同[53]的事故信息仅发送给了二十二个资本主义国家，[54]这一行为很可能针对的仅是签署《赫尔辛基最后文件》（以下简称《最后文件》）且与苏联政府建立了外交关系的国家。1973-1975年，欧洲国家及北约非欧洲成员国在赫尔辛基举行国际会议，讨论欧洲安全与合作问题。会议拟定并通过了《最后文件》。该文件分为四部分，其中一部分便是《关于经济、科学技术和环境方面的合作》，其内容规定，与会国应在控制空气、水污染和保护海洋环境等方面开展合作。一方面，苏联政府决定向其通报事故信息的这些资本主义国家均签署了《最后文件》；另一方面，签署该文件的资本主义国家仅有五个[55]未被包括在苏联发送事故信息的名单内，其中四个[56]未与苏联建交。《最后文件》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苏联与西方缓和的氛围中。1984年年底，戈氏访问英国时多次提及该文件，并指出其“仍是欧洲、甚至欧洲之外相互理解与合作趋势的活力之源”。[57]因此，葛罗米柯将事故信息发往“资本主义国家”的建议是基于履行国际准则的义务，具有希望减轻国际舆论对其指责之意。

由此次会议的结果来看，保守意见占据了上风：会议决定搁置召开新闻发布会的提议，批准发布的信息文本[58]也仅包含对救灾情况的简单陈述，另备有额外信息[59]发往苏联驻上述三十国大使处。此种对事故信息的限制，与戈尔巴乔夫在会议中“我们越诚实越好”的表态显然背道而驰。戈尔巴乔夫作为“苏联最重要的外交决策者”，未能实践其原有主张的原因有二。

其一，戈氏提出的对外战略新思维，在苏共领导层中本就引起保守派的颇多质疑，对其实践构成阻力。1984年年底戈尔巴乔夫在英国议会的讲话，尽管并未言及苏联对外政策的实质性转变，但“包含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语言和语气”，[60]引发了葛罗米柯的不满并指责前者“出尽了风头”。[61]戈尔巴乔夫执政伊始，又与葛罗米柯在苏联外交政策至关重要的问题上，特别是与美国有关的问题上，表现出不同的主张。多勃雷宁指出，戈尔巴乔夫在制定他自己的外交路线并得到政治局批准之前，不得不继续执行由葛罗米柯反复推敲的外交路线。[62]1985年11月美苏日内瓦首脑会谈结束后，苏联加大力度制定优先考虑的政策的工作，[63]并于次年年初提出了一份走向无核世界的纲领。戈尔巴乔夫回忆称，此时的苏联领导层中还有人心存疑虑，认为这只是“冷战”中的蛊惑手段。[64]与这份纲领同时筹备的，还有苏共二十七大的报告等文件。当时苏共国际部部长、中央书记波诺马廖夫（Б.Н. Пономарев）参与撰写二十七大报告中外交政策部分的内容，修改委员会认为该部分未能反映“新思维”。波诺马廖夫气愤地驳斥道：“什么‘新思维’？我们的思维是正确的！让美国人去改变他们的思维吧！”[65]

其二，尽管为减少这种阻力，戈尔巴乔夫成为总书记后不久，通过任命身边官方及非官方的助手和顾问、改变政治局人员构成等方式，使苏共领导层内部对外交政策等的影响力与权力的倾斜得到了调整，[66]但他个人的行事风格与性格特点，也促使他改变了处理事故信息发布问题的原有立场。在29日的会议上，戈尔巴乔夫和雅科夫列夫听取了保守派的意见后，反应不尽相同。戈尔巴乔夫表示妥协，赞成发布一条关于消除事故后果的工作进程的信息。而雅科夫列夫则反驳称，如此一来，外国记者将会寻找一些流言。对此，葛罗米柯强调，不应在通告中过多“戏剧化”现状。[67]最终雅科夫列夫寡不敌众，此次会议确定的信息发布政策还是由保守意见主导。究其原因，是会议过程中戈尔巴乔夫的妥协。作为昔日同僚，雅科夫列夫指出，戈尔巴乔夫的性格中“没有一丝一毫的冒险主义”，他随时力图做到更加小心谨慎，更加希望拖延采取行动和做出决定，以免“再次惹恼他认为对于保持秩序起决定作用的那些人”，[68]他还会避免公开维护自己的支持者，“这是出于只有他自己才知道的考虑”。[69]

切尔诺贝利事故的信息政策是苏联政府“灾难外交”活动的基础，保守的事故信息政策必然限制相关的外交活动，这使得此一阶段苏联政府对事故的反应呈现出“灾难不外交”的形式。苏联政府证实，事故后，美国、英国、联邦德国、日本政府纷纷来函，提出援助苏联政府消除事故后果。[70]对此，苏联外交部建议婉拒外国政府的援助，只通过外交渠道表示感谢，并可表明在当前阶段尚无其他国家协助的需要。[71]苏联决策层落实了此项建议。4月30日，苏联政府向驻部分国家的大使发出指示：“苏联拥有足够的资源和科技能力进行消除事故后果的工作。目前不需要其他国家的协助。若驻在国愿提供这类帮助，要表示感谢。”[72]

事故发生之初，国际原子能机构也表达了积极的关切。[73]总干事汉斯·布利克斯（Hans Blix）早先向苏联提出，国际原子能机构并不打算对此次核电站事故开展调查，只是想向苏联政府寻求相关解释。[74]虽然4月29日的政治局会议决定向国际原子能机构也发送一份解释信息，[75]但在一次政治局切尔诺贝利事故工作组会议上[76]，外交部副部长科瓦廖夫（А.Г. Ковалев）提出布利克斯想访问莫斯科和切尔诺贝利地区，工作组并未予以明确答复。[77]

此外，国外个人援助意愿也被苏联决策层置诸高阁。4月29日，美国知名“红色资本家”、西方石油公司董事长阿曼德·哈默（A. Hammer），通过苏联驻华盛顿使馆临时代办奥列格·索科洛夫（ОлегСоколов）及多勃雷宁向戈尔巴乔夫转交一封信，请求苏联准许美国医学博士盖尔（Gale）赴苏协助治疗切尔诺贝利事故中的病人。[78]据科瓦廖夫回忆，政治局工作组在讨论盖尔医生赴苏问题时，没有表达清晰的态度，还有人不无尖酸地认为苏联的外科医生做得不会比盖尔差。政府临时委员会中许多人都担心，病人们居住环境糟糕、衣不蔽体、穿着胶鞋，会在外国医生面前呈现出一个“体面国家”不体面的一面。[79]故而苏联政府没有在第一时间回应盖尔医生的协助意愿。

苏联政府的“灾难不外交”不仅限制了外界对事故的了解，还将围绕事故可能展开的国际合作与救援拒之门外。其结果是国际舆论情况进一步恶化，救灾工作也遭遇瓶颈。

苏联外交部报告，切尔诺贝利事故在国际社会引发了一些“令人不安”的后果。首先，波兰出现了反苏情绪。5月1日，华沙街头发生反苏骚乱，现场的传单指责苏联没有及时通知事故信息，也没有防护好核反应堆。同时，苏联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关系也开始被事故波及。丹麦当局禁止从苏联和东欧部分国家进口食物，新西兰的右翼分子提出禁止苏联商品入境。5月1日起，联邦德国的边境检查站针对全苏汽车运输总局的车辆进行重点检查。印度、古巴也开始出现谨慎与苏联在核领域合作的声音。还有一些西方媒体指责苏联正在倡议的核裁军路线不过一纸空文。[80]

在国际舆论质疑的同时，苏联国内的救灾能力也捉襟见肘。在灾后去辐射污染的工作中，苏联缺乏相关的材料和设备。4月29日，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对民防工作表现出极大的不满。会议明确指出，苏联民防的去辐射污染工作组织得十分糟糕，所需设备和材料缺口巨大，人员和设备没有防辐射保护，无法靠近放射污染严重的区域。[81]另外，雷日科夫回忆，当时苏联救治伤者所需的药品也极为紧缺。[82]

基于上述压力，苏联政府的外交行为发生了一些变化，其中最重要的标志，是苏共中央书记雅科夫列夫加入政治局工作组。雅科夫列夫曾受政治局工作组之邀，列席过工作组的会议。他在回忆录中指责工作组成员里没有加入宣传领域的人，事故“由有关的中央各部中的军人来负责报道”。[83]自5月1日起，他的名字出现在了工作组固定成员的位置上。[84]如前所述，雅科夫列夫坚持苏联政府围绕事故的外交行为应相对开放。根据沃罗特尼科夫的说法，为保证新的信息工作，政治局工作组后来吸纳了雅科夫列夫，由其负责修改发布到刊物上的有关事故的官方信息。[85]雅科夫列夫加入政治局工作组，一方面意味着前一阶段苏联政府的“灾难不外交”宣告失败，另一方面，苏联政府围绕着事故的外交行为逐步转向了“灾难外交”。

首先，苏联政府通过外交渠道通报了更多的事故信息。4月30日晚，科瓦廖夫依照指派，安排彼得罗相茨等专家同“尤为关心切尔诺贝利信息的各国驻苏大使”进行了交谈。科瓦廖夫称，此次会谈中专家使用的事实和论据，让大使们的情绪安定了不少。[86]同时，苏联政府还扩大了事故信息的通报范围。5月1日，苏联驻联合国大使杜比宁（Ю.В. Дубинин）正式向联合国秘书长报告了苏联所有的官方消息。[87]同日，政治局工作组会议决定筹办有关事故的新闻发布会。[88]两天后，政治局工作组即确定了新闻发布会举办的时间与地点。[89]

除通过外交渠道向一些国家透露更多信息之外，塔斯社受权发布的事故信息愈加具体和丰富。如5月1日《时间》电视节目播报的政府信息中提到：“18位病人遭到重度辐射”“无外国人伤亡”。3日，莫斯科电台报道了前一日雷日科夫、利加乔夫访问切尔诺贝利事故地区的消息。4日，《时间》节目第一次放出了一张事故现场图片等等。[90]

需要强调的是，即使苏联决策层开始考虑发布更多的信息，仍会对相关内容进行筛选与保留，以防事态发展“戏剧化”。如，尽管5月1日公布了“18位病人遭到重度辐射”的消息，但在两天前的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与会成员们还得知“10位病人为极重度状态”。[91]5月1日工作组决定召开新闻发布会的同时，还决定“为准备报刊和电视素材，见证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周边地区正常的日常生活，派一组苏联记者前往这些地区”。[92]5月3日，外交部致苏共中央的报告中建议，“紧急增加有关切尔诺贝利事故的信息量，要尽可能地具体，特别是公布有关核辐射水平的绝对数字”。[93]不过从苏联政府后续实际行动中可知，官方发布的信息量虽有所增加，但未公布“有关核辐射水平的绝对数字”。

在公布更多事故信息的同时，苏共领导层开始考虑利用外国物资开展救灾活动。5月1日，政治局工作组指示对外贸易部紧急签订合同，从国外采购苏联卫生部所列清单上必要数量的药物。[94]5月3日，工作组要求卫生部在24小时内准备好一份提案，列出需要从国外获取的药剂、仪器、医疗器具，并转交给对外贸易部，由后者尽快与国外公司谈判采购事宜。[95]5日，苏联政府即找到了药品的卖家。[96]除药品外，5月3日，苏联政府决定从法国购买专门的乳胶和相应的技术设施喷涂污染表层，由对外贸易部紧急谈判、采购。[97]5日，苏联对外贸易部便从法国采购了9.6吨去除表层放射性污染所需的乳胶。[98]苏共领导层也开始考虑国外各领域专家赴苏参与救灾的提议，不过并非完全基于国内的实际需求，而是倾向于根据申请者对事故所持的立场，判断是否接受此类援助。

对于以个人名义提出援助的外国专家，苏联政府态度谨慎。5月1日，政治局工作组指示苏联卫生部考虑放射性疾病领域的国外顶尖医生赴苏的提议。[99]是日，哈默收到苏联方面的回复，称同意盖尔医生访苏。当天，盖尔医生即启程飞往莫斯科。[100]不过此时并非所有外国专家提出的赴苏援助意愿都为苏联所接受。5月4日，政治局工作组接受了同样由哈默引荐的美国医学博士寺崎（Tarasaki）教授，却搁置了法国巴黎血液病和免疫遗传病学院院长马特（Matt）教授的援助意愿。[101]

国际原子能机构成了苏联政府“灾难外交”的突破口。苏共领导层在与该机构接触之初，更在意的是这一国际组织关注此次事故的意图。该机构总干事布利克斯在得知事故发生在苏联后指出，若苏联向该机构提供相关数据，将有助于防范蓄意策划的骚动。他还援引事实说，美国在1979年三里岛核电站事故几个月后，便向国际原子能机构提交了详细信息。[102]当时苏联决策层未对此建议做出回复。在国际舆论愈演愈烈的情况下，5月3日，苏联外交部建议，为对抗反苏运动，考虑到“布利克斯对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的客观态度、其在此方面社会舆论形成中的作用，以及国际原子能机构所表达的意愿”，可邀请布利克斯于五月中旬访问莫斯科。此外，外交部认为以布利克斯的访问为由，还可避免其他国家和组织派自己的专家赴苏。[103]5日，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正式邀请汉斯·布利克斯访苏。[104]当日，布利克斯即抵达莫斯科。6日，科瓦廖夫奉命会见布利克斯及其同事，负责观察来访者的情绪，试探“他们如何评价切尔诺贝利事故的规模及其潜在危险”。科瓦廖夫的结论是，会谈中布利克斯及其同事表现平和，没有任何想要夸大事故的意图。[105]同日，政治局工作组即批准国家水文气象和自然环境监督委员会的提议，同意向国际原子能机构系统地通报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地区的辐射水平。[106]5月10日，在苏联政府举行的第二次新闻发布会上，布利克斯明确表示，人类需要在原子能领域相互协商，国际原子能机构便是平台。他肯定了苏联在此方面的实际行动：苏联专家答应前往维也纳进一步讨论救灾结果，也将及时向该机构通报辐射情况。正如布利克斯所言，“就在我们从莫斯科出发的今天，面向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信息渠道开启了”[107]。

苏联政府的外交行为逐渐转向“灾难外交”，并不意味着其领导层愿意将事故的话语权拱手让人。苏联政府开始利用官方言论和表态，将这一民用原子能事故与其军用原子能政策相关联，用以宣传当时戈尔巴乔夫政府单方面缩减核武器、缓和国际军备竞赛的政策立场。5月5日，戈尔巴乔夫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我们需要以此事向所有人发出一种信号。要使舆论转向我们缩减军备的各项步骤。这种情况[指事故]也正说明，在和平的环境下不能容忍发生核战争。要在新闻发布会上讲这一点。”[108]次日，在苏联政府首次切尔诺贝利事故新闻发布会上，政府临时委员会第一任负责人谢尔比纳（Б.Е. Щербина）的发言即遵循了这一路线。他指出，切尔诺贝利事故使政府、人民和全体人类无权忘记核武器的危险，而这正是停止核试验、削减核武器的出发点。此后谢尔比纳便将立场转移到苏联缩减核军备的倡议上，表示苏联愿意将地球从核武器中解放出来，安全、和平地利用原子能。[109]

苏联政府围绕切尔诺贝利事故的外交行为向“灾难外交”转变的趋势，于5月5日正式确定下来。当日政治局会议决议承认该起事故的规模之大与形势之复杂。苏联政府的救灾工作由紧急应对转向有计划应对，其中对围绕事故开展的外交行为方式也趋于系统、完整。决议还认为，应继续在报刊上公布有关消除事故后果的工作进程信息，并将信息传达给地方民众；应采取措施将相关信息系统性地介绍给社会主义国家驻苏联大使，也定期地介绍给资本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驻苏联大使；可继续就事故问题举办新闻发布会；在说明清理事故后果的过程时，应加强“宣传鼓动机构”的工作；用实际数据积极对抗“资本主义宣传的欺骗之辞”；苏共中央政治局工作组以及苏联科学院等相关部门，应研究关于外国有意协助救灾的提议并通过相应的决议。[110]

此后，苏联政府在逐步扩大信息公开的同时，[111]加强了对外合作，尤其是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苏联政府转向“灾难外交”，一方面促进了切尔诺贝利事故的调查与救灾工作——1986年8月底，国际原子能机构在维也纳举行专家会议，苏联代表向会议提供了有关事故及其后果的信息，双方就事故进行了深入探讨[112]；另一方面，也推动了国际核能安全发展机制的建立——同年9月底，《及早通报核事故公约》和《核事故或辐射紧急情况援助公约》[113]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框架下应运而生。

在苏联围绕切尔诺贝利事故开展的外交行为中，戈尔巴乔夫个人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一方面，尽管他与雅科夫列夫在政治局会议上支持信息的相对开放，但由于他的性格特点，一度改变立场，站在保守派一边，从而使苏联的事故应对在初期呈“灾难不外交”的状态。另一方面，基于戈尔巴乔夫在外交领域的改革意图，以及由于苏联救灾工作的组织不力而造成的国内外舆论压力，“灾难不外交”转向了“灾难外交”。戈尔巴乔夫在继续推进其外交改革时，成功地利用了这场事故带来的契机。正如珍妮丝·斯坦因（Janice Stein）所言，戈尔巴乔夫是一个能从外交政策的失败中得到激励的人。[114]最后，戈尔巴乔夫在上台前就已酝酿的非传统对外战略思想，后来成为“灾难外交”的理论前提，帮助苏联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在国际舞台上争夺事故的话语权。

当切尔诺贝利事故的应对举措走向系统性、计划性，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革新派力量抓住了外交领域改革的机会，将事故中表现出的“灾难外交”视为苏联对外路线的“试金石”。苏联政府起初依据传统外交方式应对事故而造成的不良后果，使戈尔巴乔夫有理由在同僚面前主张摈弃旧的外交行为观念。戈尔巴乔夫后来回忆道：“雷日科夫、利加乔夫、雅科夫列夫、梅德韦杰夫、谢瓦尔德纳泽全都支持我的意见。切尔诺贝利也成了对公开、民主、坦诚等精神的严峻考验。”[115]他评价苏联外交工作时称，旧作风主要是“显示不屈不挠，为了强硬而强硬。一味死硬，只顾全面子，既不考虑政治的需要，也不考虑实际的需要”。[116]切尔诺贝利事故之后，戈尔巴乔夫在政治局会议上多次提及该起事故反映出来的苏联与世界的关系，“我们遇到了习惯效应和极其不负责任的行为。要极为严肃地对待这一切。我们处在自己人民的监督下，也处在全世界的监督下”，[117]“已经发生的事件关系到所有的人……我们要对全世界公开宣布所发生的事情”，[118]“应该开诚布公地告知社会主义国家、国际原子能机构和国际社会。所有人都应该了解后果和我们的举措……应提供给世界最大限度的信息，尤其是在西方的人们才会了解实际状况”。[119]“我们没有任何必要掩盖真相。我们应做出充分的结论——这是我们对全人类的责任”。[120]1987年，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以俄、英两种文字同时面世。该书详细地阐述了戈尔巴乔夫“新的政治思维”及其提出的背景，指出人类迫切需要把自己的力量联合起来，核战争不可能成为达到任何目的的手段，除了消除核威胁之外，还应该解决包括经济发展和生态问题在内的所有其他全球性问题。[121]

切尔诺贝利事故反映出核能潜在的危险性，打开了戈尔巴乔夫与美国进一步开展禁止核试验问题对话的窗口，为他践行外交“新思维”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事故发生后，他在不同场合向时任美国总统里根呼吁，双方应就停止核试验、核军备竞赛问题举行会面。5月14日，在就事故发表的电视讲话中，戈尔巴乔夫强调了自己向里根总统的提议，美苏首脑应尽快会晤，以就禁止核试验问题达成协议。核时代要求联合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为停止灾难性的军备竞赛、彻底改善国际政治气氛而做出努力。[122]6月1日，他在致里根的信中重申，切尔诺贝利事故的经验教训是全人类的，空间堆的时代更要求世界各国要有新的政治思维，推出新政策。他呼吁美方全面权衡局势，与苏联达成停止核试验的双边共识。[123]最终在戈尔巴乔夫的不断倡议之下，美苏双方决定就军备竞赛等问题举行会晤。当年10月，戈尔巴乔夫与里根走向了打开美苏缓和之门的雷克雅未克。

总之，切尔诺贝利事件在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中，发挥了一种将内政与外交连接、转换的特殊作用。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革新派力量借此次事故，转变了苏联的外交行为。一方面，苏联摒弃了“灾难不外交”的传统做法，改革了重大事故的处置和救助机制，提升了应对灾难的能力。在1988年12月亚美尼亚大地震中，戈尔巴乔夫政府就延续了“灾难外交”的做法，在国内组织救援的同时，接受了来自众多国家的物资援助与技术支持。另一方面，以切尔诺贝利事故为突破口，戈尔巴乔夫为未来进一步推行和完善他的外交“新思维”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