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别与区域研究】赵可金：当代俄罗斯研究的核心问题、范式演变与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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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俄罗斯研究范式  区域国别学  俄罗斯学  中国俄罗斯研究

【作者简介】赵可金，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教授。

【引用信息】《俄罗斯研究》2022年第2期，第20-39页。

————以下正文————

在中国国别区域研究中，俄罗斯与欧亚地区处于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俄罗斯横跨欧亚大陆，是欧亚地区战略大棋局上的重要棋手。与世界上很多文明古国面临的历史问题类似，中国自古以来就承受着来自北方蛮族的严峻挑战，从古代犬戎到秦汉时期的匈奴人和突厥人，从三国之后的五胡乱华到辽金夏，从蒙古大军逐鹿中原再到清王朝一统华夏，来自欧亚大陆的战略冲击一直是左右中华文明走向的重要力量。历史上，中国对于欧亚地区的了解也长期是中国域外知识体系建构的优先方向。从张骞出使西域到苏武北海牧羊，中国对西北强悍对手的研究长久居于相当紧要的学术地位，甚至来自匈奴、突厥、鲜卑、辽、金、夏、蒙古等众多族群部落的贤达来到中原，成为历朝历代中国域外知识建构的重要力量，中国对于西北周边地区的了解一直是最深入的。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对外战略上采取了“一边倒”的方针，全面倒向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国内，则全面学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一大批学生赴苏联留学，众多苏联援华专家在中国工作，一度导致中国对苏联的关注在中国国别区域研究中是最为强大的。直到20世纪70年代以后，中国才开始将重点转向欧美日等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以及冷战结束后，中国对欧美发达国家的研究开始超越对苏联东欧的关注，成为中国国别区域研究中最强大的板块。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不断上升，中国与美国的战略关系日益复杂，中国的国际战略从以美国为中心向运筹大国关系和经略、塑造周边并重转变，俄罗斯和欧亚地区的重要性再次凸显。尤其是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俄罗斯和欧亚地区、东南亚-南亚-中东地区，成为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南北必经之路，俄罗斯与欧亚地区研究的战略重要性进一步提升，迎来全面发展的新机遇。当前，俄乌军事冲突引发全世界的高度关注，深刻冲击着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必将推动俄罗斯研究步入新的阶段。本文在宏观考察欧亚地区特征和俄罗斯研究核心问题的基础上，系统阐述俄罗斯研究的范式变化及其对中国俄罗斯研究的意义，为欧亚地区研究提供一个导论性的基础。

作为一个地理概念，俄罗斯已经存在了1000多年。俄罗斯起源于东欧草原上的东斯拉夫人，混血的罗斯人是俄罗斯人、白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的共同祖先。历史上，兴起于第聂伯河两岸的基辅罗斯是东斯拉夫人建立的第一个国家。自公元988年开始，东正教（基督教的东部分支）从拜占庭帝国传入基辅罗斯，由此开始了拜占庭和斯拉夫文化的融合，并最终形成了占据未来700年时间的俄罗斯文化。

然而，俄罗斯最初只是一个族群，并非一个成熟的国家。俄罗斯成长为一个国家是从988年接受东正教洗礼开始的。自此之后，俄罗斯一直处于一种自我认同的危机之中：究竟是西方文明的一部分，还是一个独特的斯拉夫文明的主体？究竟是声名远播的世界大国，还是偏安一隅的地区大国？这一系列的认同斗争和思想矛盾，成为俄罗斯国家成长的内在动力。长期以来，对俄罗斯的研究一直是欧亚研究的重点，不仅世界各国都在研究俄罗斯及其走向，俄罗斯自己也一直处于内生的犹豫和彷徨之中。俄罗斯地处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1]，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历来是欧亚地区“大博弈”（theGreat Game）的重要棋手。[2]同时，俄罗斯位于欧洲经济圈、东亚经济圈和穆斯林经济圈的结合部，是连接东西方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俄罗斯还是多元族群、多元宗教、多元文化杂糅混居的文明交汇处。所有这些特征决定了俄罗斯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国家，俄罗斯民族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民族，同俄罗斯打交道的国家也处于一种不确定性的风险之中。因此，不管世界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人们都不能忽视俄罗斯，它始终是影响当今世界的一支重要力量。如何管理地缘战略旗手之间的纵横捭阖，如何推动丝绸之路的互联互通，以及如何调处不同族群和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动，是欧亚地区研究的一条主线索。几千年来，欧亚地区的主题尽管有主次之别，但基本上没有脱离地缘战略、丝绸之路和文明交流的轨道。在这一主线索下，如何在幅员辽阔的国土和杂糅混居的多民族区情基础上实现俄罗斯的国家构建、民族构建和推进独具特色的大国外交，是贯穿俄罗斯国家发展始终的核心问题，具体来说，包括以下三个主要方面。

（一）俄罗斯的国家建设、民族建设以及两者关系的问题

俄罗斯地跨欧亚两大洲，国土面积超过1700万平方公里，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国家，也是一个由194个民族构成的统一多民族国家，主体民族为俄罗斯人，约占全国总人口的78%。[3]国家建设、民族建设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即，如何在这一庞大国土和众多民族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现代国家，并进行有效治理，这是相当艰巨的任务。

国家建设(State Building)及其扩展，是俄罗斯的国家逻辑。俄罗斯人的祖先为东斯拉夫人罗斯部族。公元15世纪末，大公伊凡三世建立莫斯科大公国。1547年伊凡四世自称沙皇，1721年彼得一世被元老院授予“全俄罗斯皇帝”的头衔，并建立俄罗斯帝国。到20世纪初，俄国已经是一个横跨欧亚两大洲、濒临三大洋的帝国，并一度建立了由15个权利平等的加盟共和国按照自愿联合的原则组成，并奉行社会主义制度及计划经济体制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在世界范围内支持共产主义运动。然而，从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的彼得大帝开始，俄罗斯人就有一个观念的鸿沟：俄罗斯是西方文明的一部分，还是构成独特的斯拉夫文明的主体？彼得大帝和叶卡捷琳娜二世认同欧洲化，但斯拉夫主义也一直在场，主张俄罗斯的斯拉夫传统在人种、历史和精神上都有别于西方。“西方化论”和“斯拉夫优越论”之间的紧张，贯穿着俄罗斯的千年历史，也构成了俄罗斯国家构建的主题。这一对立可能源自俄罗斯处于两种文明（欧洲与斯拉夫）边界的某种程度的模棱两可，但始终都是俄罗斯国家构建的一条核心逻辑。

民族建设（Nation Building）也是俄罗斯国家构建中的一项重要任务。俄罗斯是一个脱胎于游牧民族的流动性社会，从早期的斯基泰人到来自波兰境内的维斯瓦河河谷的斯拉夫人、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维京人、来自西亚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来自亚洲的鞑靼人等混居在一起，境内有大大小小190多个民族，是世界上族群最为复杂的国家。长期以来，历代沙皇政府强力推行民族同化政策，对俄罗斯族以外的其他族群实行分而治之的政策，提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皇帝、一个宗教、一种语言”的口号，赋予俄罗斯族以特权，鼓吹俄罗斯族高人一等，被征服的非俄罗斯民族理应受它支配。而对其他的民族则进行残酷的剥削和掠夺，禁止少数民族使用本民族语言，强迫他们改信东正教，将少数民族地区变成俄罗斯的原料产地和销售市场。[4]沙皇政府将“俄罗斯民族”描绘成一个极具包容性的“超级民族”，以此来凝聚乌克兰、白俄罗斯等斯拉夫群体，但对其他民族则十分残酷，通过设置行省分割各少数民族，淡化各民族与俄罗斯人在族源、语言、宗教等方面的差异，努力拉拢和培养边疆民族精英分子，争取他们对帝国的政治忠诚和文化认同，使俄国成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5]因此，列宁批判沙皇俄国是“各民族大监狱”。十月革命后，列宁纠正了沙皇政府推行的民族同化政策，尊重少数民族的权利和选择，不仅承认波罗的海三国和波兰、芬兰的独立，而且尊重当时许多少数民族已经建成独立国家的现实，建立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然而，斯大林及其后的苏联当政者削弱了民族自治，竭力在政治上支持俄罗斯联邦与物质上支持各民族共和国之间保持平衡。这一设计本身，在经济上不利于俄罗斯，在政治上则分割了各少数民族，结果导致俄罗斯成为反哺少数民族的“大奶牛”，少数民族地区也缺乏对俄罗斯和苏联的认同，最终成为苏联解体的一个诱因。冷战结束后，俄罗斯继续推进构建多民族国家的进程，奉行公民自由和民族平等的原则，民族自治更多表现为民族文化自治，朝着培养公民社会、塑造“俄罗斯国族”的方向发展。毫无疑问，俄罗斯的民族建设任务仍然没有完成。

（二）俄罗斯与世界的关系及其大国外交范式问题

相比周围成熟的文明型国家来说，俄罗斯是一个后来者，其国家建设和民族建设过程充满着对其他国家的借鉴和参考。伴随着俄罗斯国家的成长，如何处理与其他大国的关系以及如何以一个大国的角色出现在世界舞台上，成为俄罗斯对外关系的一个核心问题。历代的俄罗斯领导人都具有一个探海梦想，从欧洲、中东、东亚三个方向寻找出海口，这是诸多沙皇政府的强烈愿望。为此，俄罗斯在历史上走上了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吞并了欧亚多个国家和地区，于18世纪中后期叶卡捷琳娜二世统治时达到鼎盛。亚历山大一世执政时的俄罗斯参与欧洲抵抗拿破仑的反法同盟，并成为战后神圣同盟的领导者，此后长期充当“欧洲宪兵”的角色。

然而，当俄罗斯走上世界舞台后，从沙俄时期到当代俄罗斯，自身究竟是大西洋主义国家，还是欧亚主义国家，是一直贯穿其对外交往的核心问题。相比之下，这一争论关注的主要是俄罗斯的利益，而非认同。在沙俄时期，尽管历代沙皇在对外扩张方面可谓四面出击，但是重心却在欧洲。十月革命后，苏联的战略重点也是经营欧洲，尤其是冷战期间的苏联成为超级大国，通过大力发展军事力量来同美国争霸，拉锯的焦点还是在欧洲。然而，关于国家的战略选择问题，在苏联内部也不是没有争论，主要分化为两派观点：首先是大西洋主义派。该派认为苏联的利益在西欧和北美，决定了苏联与美国战略角逐的重心在欧洲。大西洋主义在冷战时期就已出现，有的人认为苏联最大的战略机遇在欧洲，另一些人则认为美国才是苏联最重要的目标。[6]冷战结束后，俄罗斯一度认为欧洲和美国是一个整体，这一定位强调的是核武器、市场、财政资源和技术的重要性，它们总体上都是西方世界的一部分。其次是欧亚主义派。该派认为苏联的利益主要在欧亚地区，特别是在东欧和中亚，他们认为欧亚国家是俄罗斯在外交、贸易和对外政策方面更为合适的伙伴。欧亚主义最早出现在20世纪20年代，由流亡海外的俄国思想家特鲁别茨科伊、阿列克谢耶夫、萨维茨基等人提出，经过几番分化逐步形成后来的古典欧亚主义思想。[7]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在亲西方主义失败之后，基于地缘视角，主张民族包容性的欧亚主义重新受到重视，这股思潮被称为“新欧亚主义”（Неоевразийство）。被誉为“普京大脑”的俄罗斯著名保守主义思想家、社会学家和哲学家亚历山大·杜金（Александр Дугин）是现代欧亚主义思想的始作俑者和集大成者。[8]他强调俄罗斯应该坚持欧亚国家的定位，反对西方，反对由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倡导多极化世界，认为欧亚大陆的腹心地带存在一个独立的民族文化圈，俄罗斯应坚决同西方文明划清界限，保存俄罗斯自己的文化，继承本地区的社会生活传统，重新整合独联体区域，建立一个基于地缘文明传统上的新型欧亚国，并在此欧亚国的基础上构建包括印度、伊朗、土耳其在内的大欧亚。杜金构筑的思想体系，堪称一种弱化版本的斯拉夫主义，也是一种努力推动实现苏联王者归来的战略。亚历山大·杜金被土耳其媒体称为俄罗斯的“布热津斯基”，认为他对当前俄罗斯的国际战略思想有着巨大的影响。

冷战结束后，叶利钦领导下的俄罗斯基本上是走西方价值、体制和政策的道路。普京继承了叶利钦的路线，也曾一度积极实行与西方缓和的政策。但是，由于西方一直拒绝完全接受俄罗斯，且不断推进北约东扩，普京转向走欧亚主义和斯拉夫主义道路，推动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一体化进程。总之，困扰俄罗斯千年的问题，今天仍然持续影响着俄罗斯前进的脚步。

（三）当代欧亚地区的合作愿景及路径选择问题

作为一个国家，俄罗斯在历史上几经演变，其国家形态数度变化，先后经历了从基辅罗斯到莫斯科大公国、鞑靼人冲击下的俄罗斯、学习西方的俄罗斯帝国、苏联时代的世界主义梦想和当代俄罗斯的欧亚转向等发展阶段。确切来说，欧亚地区是一个政治概念，是欧亚主义的产物。从地理区位上看，欧亚地区居于欧洲和亚洲的结合部，所涵盖的位于这一空间的国家，如俄罗斯、乌克兰、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历史上，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沙俄帝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曾先后建立起横跨欧亚地区的国家或国家集团，该地区呈现出欧亚文化复杂交织的景观。俄罗斯、东欧、中亚地区的原苏联加盟共和国、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所在的地区统称为欧亚地区，这一地区在冷战期间是被苏联凝聚在一起的国家集团。冷战结束后，原来强加给这些国家的同盟体系解除，基于经济、文化、社会等因素建立的各种类型的地区合作框架不断涌现，包括松散的独立国家联合体、具有同盟性质的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经济组织欧亚经济联盟、新型合作伙伴基础上的上海合作组织等。进入21世纪以来，俄罗斯大力推动欧亚经济联盟框架内的经济合作、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框架下的安全合作，试图重建由自身主导的欧亚战略安排。然而，相比欧洲地区的一体化程度和东亚地区的内部合作深度，欧亚地区的一体化进程缓慢，还需要克服众多障碍和难题。

对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来说，俄罗斯是无法忽视的。然而，不仅在其他国家缺乏俄罗斯学，甚至在俄罗斯本土也没有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俄罗斯学。对俄罗斯的研究（русистика）主要是指俄语语言和文学研究，中国大多数的俄语院系在学科专业上，也基本上使用“俄语语言文学”的名称。冷战期间，美国曾经在区域研究中发展出了苏联学甚至克里姆林宫学，苏联解体后转变为俄罗斯研究或后苏联学。冷战后，俄罗斯本国才开始重视俄罗斯学，并在一些高校陆续建立起了俄罗斯学的相关学科方向和课程，比如莫斯科国立大学建立了俄罗斯语言文化学院、圣彼得堡大学设有俄罗斯文学院，俄罗斯语言与文化研究、俄罗斯区域学等学术培养项目在俄罗斯高校广泛开设，俄罗斯学有了很快发展。在中国，俄罗斯研究仍然按照不同领域和专业分散在外国语言文学、世界历史、应用经济学、政治学等学科之中，没有形成关于俄罗斯国家的整体视野和立体研究。其实，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就有一些学者提出建立中国俄罗斯学的构想，认为俄罗斯学应该是针对俄罗斯进行的跨学科、多领域、综合性研究的一门交叉学科，并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理论体系和研究路径等问题上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俄罗斯学正处于快速成长之中。

（一）斯拉夫学范式：东方学及其遗产

对俄罗斯的研究首先来自俄语的教学，其历史可以追溯到 16 世纪末，一些早期英国探险家、商旅、外交人员开始前往俄罗斯，拉开了英国俄罗斯研究的序幕。在发展的过程中，英国的经验主义哲学和盎格鲁-撒克逊的文化传统对俄罗斯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早期的代表作是出生于新西兰的哈罗德·威廉姆斯(Harold Williams)的著名作品《俄罗斯人的俄罗斯》(Russiaof the Russians)。[9]作为一个标志，牛津大学在1869年首次开设了与俄罗斯研究相关的课程。随后，剑桥大学（1889年）也开设了类似的课程。1907年，利物浦大学建立了英国第一家专门从事俄罗斯研究的俄罗斯研究院(School of Russian Studies)。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为满足战争、外交和商业的需要，很多欧美大学陆续设立了俄语专业，并且大多集中于语言和文学，采取了古典学的学科形式。从1914年开始，英国大学普遍开设俄罗斯研究课程并开展俄语教学。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伦敦大学和曼彻斯特大学先后设立了俄罗斯研究高级讲师(Readership)职位，伯明翰大学、曼彻斯特大学、利兹大学、伦敦大学学院和诺丁汉大学设置了俄语和俄罗斯文学的教授职位(Professorship)，各大学开展俄罗斯研究的热情越来越高。真正代表着俄罗斯研究学科化发展的标志，是在伦敦大学国王学院院长罗纳德·巴罗斯(Ronald Burrows)的支持下，伦敦大学学院在1916年仿照利物浦大学的模式建立的斯拉夫暨东欧学院(School of Slavonic and EastEuropean Studies)，在俄语语言教学和研究的基础上，也拓展到了其他斯拉夫和东欧国家的语言，并将历史和文化研究纳入其中，在服务英国战略需要的同时，也推动了俄罗斯研究的发展。和英国类似，其他欧洲国家以及美国的俄罗斯研究也基本上采取类似的模式。美国哈佛大学戴维斯俄罗斯与欧亚研究中心原主任、知名俄苏问题专家蒂莫西·科尔顿(Timothy J. Colton)教授认为，美国对斯拉夫文化进行学术性研究是从19世纪80年代末和20世纪初开始的，从1807年美俄建交到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俄罗斯研究总体上以斯拉夫学为主（侧重语言、文化和历史等领域），不少移居美国的俄罗斯裔学者对发展美国的俄罗斯研究，作出了较大的贡献。[10]

总体来看，这一阶段俄罗斯研究的特征是斯拉夫研究的一部分，并且带有很强的东方学色彩，即主要从西方视角观察和理解斯拉夫地区，重点研究俄罗斯与其他斯拉夫民族的语言、文学、历史、传说、物质与精神文化等人文学科的内容，往往受到东西方二元对立观念的影响，进而被纳入广泛的跨国界比较研究中。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受美国主导的区域研究和冷战战略需要的影响，尽管早期偏重语言、文学、历史和文化的斯拉夫研究依然存在，比如“英国大学斯拉夫学者联合会”(BUAS)仍然关注对斯拉夫地区的语言、文学或人文科学的研究，但重心开始向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等其他社会科学领域转移。“英国全国苏联东欧研究会”（NASEES)则更多地聚集起了社会科学各学科的专家。后来，在以上两个组织的基础上，最终建立起了“英国斯拉夫和东欧研究会”（British Association for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Studies, BASEES），成为西方国家引领俄罗斯和斯拉夫世界研究的重要学术社团。迄今为止，关于俄罗斯和斯拉夫世界的人文学科研究，仍然是由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主导。

（二）苏联学范式：冷战及其遗产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对俄国和斯拉夫世界的研究重心开始从英国向美国转移。美国偏爱社会科学学科，上述领域被纳入区域研究的轨道，先后形成了苏联学和后苏联学的研究框架，侧重对苏联进行历史、政治、经济、外交、安全、社会、文化、语言、文明等方面的跨学科、综合性研究。二战后西方国家的苏联学研究，始自乔治·凯南1947年在美国《外交季刊》上以“X”为笔名发表的“苏联行为之根源”一文。可以说，此文开启了冷战框架下的苏联学研究。[11]为了服务冷战战略的推行，美国迫切需要关于苏联的情报和相关信息。在美国政府、军队和基金会的支持下，关于苏联和斯拉夫世界的教学和研究得到了快速发展，形成了极权主义理论和修正主义理论两种主导性的研究框架。

1. 极权主义理论（totalitarianism）。基于对二战的反思和冷战的需要，一些学者提出了极权主义的分析模式。这一模式将苏联与纳粹德国、意大利法西斯政权视作同一类型，是一种垄断一切权力并对社会进行全面改造的政治极权，是一种意识形态化的政治标签。极权主义理论的代表人物是德裔美国学者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哈佛大学教授卡尔·弗里德里希(Carl Friedrich)以及他的博士生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等。在1951年出版的《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阿伦特集中分析了极权主义统治的两种形式——纳粹时期的德国和斯大林时期的苏联，认为极权主义是20世纪的独有现象，其基本特征是意识形态与恐怖，其根源是反犹主义、民族主义以及帝国主义。[12]卡尔·弗里德里希则从国家体制及政策运作方面，提出了极权主义的六个特征：（1）官方和单一的意识形态；（2）有大众支持的一党专制；（3）使用恐怖手段的警察力量；（4）对媒体的垄断性控制；（5）对武器的垄断性控制；（6）对经济的全面控制。[13]布热津斯基在其博士论文《永远的清洗》(the Permanent Purge)中，将苏联制度定义为非理性冲动行为基础上的清洗，以此来达到其政治经济目标。[14]不难看出，极权主义分析模式带有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以简单的极权主义模型概括复杂的苏联制度特征，存在片面化、简单化和偏执化的问题，尽管一度具有较大影响，但也受到了很多学者的质疑，尤其是一些注重经验和反理论的区域研究学者对极权主义的简单化倾向进行了猛烈批评。一些学者注意到，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判，表明苏联内部并非铁板一块。集权主义理论忽视了苏联复杂的经济和社会因素，因此很快就被形形色色的修正主义理论模式所取代。

2. 修正主义理论模式。20世纪60年代以后，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的方法论革命也极大地冲击了美国的苏联学研究，加上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判，催生了各种对极权主义理论的修正主义模型。越来越多的学者受到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等社会学结构——功能主义和现代化理论的影响，从原来集中关注上层的“政权研究”(regime studies)向中下层的“社会研究”(social studies)转移。他们基于理性主义主导的政治发展、政治文化、现代化等理论框架，认为现代化将把苏联拉向城市化、全球化的潮流，进而在政治上转型为西方式的民主政治。于是，形形色色的“趋同理论”流行于世。这一潮流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阿列克斯·英克莱斯(Alex Inkeles)、亚历山大·恰亚诺夫（А.Чаянов）和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等一大批学者。其中，巴林顿·摩尔在1954 年出版的《苏联：恐怖与进步》一书中认为，苏联政治与经济是传统文化、工业化和技术变革以及极权主义三种因素交织的产物，不是铁板一块。[15]阿列克斯·英克莱斯则认为，苏联政治可以用极权政治、工业化以及发展主义的模式来概括。[16]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强调苏联研究必须多元化，不能仅考虑上层政治和意识形态因素。[17]弗里德里克·巴格霍尔(Frederick Barghoorn)在1966年出版的《苏联政治》一书，把阿尔蒙德的功能理论应用于苏联政治研究，几乎全面引进了阿尔蒙德比较政治学中的一系列理论框架，完全融入政治学的主流，开启了对苏联进行结构-功能主义、政治文化理论、发展理论、多元模式、官僚政治理论等路径的研究。[18]与极权主义理论偏重从西方意识形态视角和普遍主义出发相比，形形色色的修正主义理论研究开始关注以苏联为中心的研究，强调苏联经济、社会和文化的特殊性，在方法论上也更加精细了。[19]当然，所有这些研究仍然无法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视角，且带有战略推进需要的现实考虑，这是冷战环境所决定的，冷战后惯性仍存，可谓根深蒂固。

（三）转型学范式：当代俄罗斯研究

冷战结束以后，整个世界的俄罗斯研究都呈现出式微之态，原有的苏联学主要是服务于冷战的政治研究。[20]苏联解体使得传统的苏联学失去了明确的研究对象，原来从事苏联和东欧研究的机构开始集中研究俄罗斯、东欧、中亚等国家和地区，关注政治经济转型研究，呈现出社会文化多样化发展的特征。[21]冷战结束以来，社会科学各个领域对俄罗斯的研究在“转型学”的旗帜之下，探索俄罗斯制度转型的路径、方向、方式和方法等问题。在转型研究中，最为引人关注的还是原苏联东欧国家政治经济转型和多种制度模式的出现，这引起了发展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的关注，形成了蔚为壮观的转型学研究。与早期转型研究多侧重某个单一学科不同，冷战后的转型学研究具有多学科综合研究的实证特征，尤其是对原苏联正式和非正式制度体系中的组织、精英利益集团、大众价值观和期望之间关系的研究，推动了转型学（transitology）的发展。尽管这些研究不乏全盘西化的意识形态激情，但实践很快就证明，转型国家并非如此简单，转型学研究仍然处于争议之中，围绕转型发生的条件、目标、内容、方式、动因、影响的研究，仍然没有形成共识。

1. 发展经济学。发展研究是基于西方国家援助和世界银行等机构的国际发展框架展开的研究领域。从20世纪80年代起，一些发展经济学者开始把发展型体制的经验，移植到苏联东欧中亚地区国家体制转型的实践中去，呈现为“正统主义发展模式与结构主义发展模式”两种政策路径的争论，并推动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和新结构主义经济学家对采取有效的稳定化政策的共识。然而，发展研究对转型国家的探讨仍然围绕究竟采取政府主导、还是市场主导展开争论，体现为“华盛顿共识”与社会民主主义、大爆炸与渐进主义或人性化发展的对立。同时，除了关注波兰等东欧国家经济转型的案例研究外，[22]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转型也被用来镜鉴东欧地区的转型发展研究，比如阿根廷[23]和拉美地区[24]，以及发展中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的发展经验。赫特纳批评转型研究“从极权到民主”“从计划到市场”的简单化倾向，强调要采取现代化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世界体系理论和波兰尼社会转型理论的多学科视角，将苏东地区转型纳入周边世界和全球化潮流中去认识。更多的发展经济学家关注历史-比较视角，将苏东转型与历史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民主化的古典转型、二战后的新古典转型、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市场化改革、亚洲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进行比较研究，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验、中国经济转型的过程获得启发，以解决面临的挑战，如彼得·埃文斯（Peter Evans）提出的“嵌入式自治”的理念，就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25]进入21世纪以来，转型学逐渐被作为贬义词，苏东地区改革战略的设计被纳入发展经济学的主流框架。转型学不再具有独立的学术地位。

2. 演化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长期以来，苏东地区的制度转型成为新自由学派的经济学家和其他思想流派的经济学家，特别是新结构学派、新制度学派和演化经济学派的话题。尤其是演化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理论，直接以制度转型为研究对象，批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制度定论，这些研究在熊彼特、纳尔逊和温特以及哈耶克的基础上，不再迷恋均衡框架下静态效率的提高，而是集中关注经济代理人、个体和组织的行为，对制度变化环境的适应能力。在演化经济学看来，苏东地区的转型是组织和制度“隐性知识”的演化，需要重视改革进程中的试验和失误。当然，演化经济学对苏东地区转型的研究也遭到了主流经济理论的激烈批评：质疑其忽略了国家和制度的决定性影响，低估了制度改革的优先意义。此外，制度经济学对苏东地区转型也有大量研究，强调制度能力对转型的意义。

3. 经验主义政治学。对于苏东地区转型的研究，往往围绕经济转型及其效果来展开，而政治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政策和国际问题方面，造成对于经济转型中的政治问题的研究相对不够深入。因此，不少学者倾向于将政治哲学分析、经验主义模式和规范理论，应用到对苏联东欧国家政治混乱局面的研究之中。普泽沃斯基推动了关于经济增长/福利与政治制度关系的研究，集中分析了民主化与市场化的关系问题。威廉姆森和哈格德则集中关注经济转型所必需的先决政治条件，强调“华盛顿共识”的政治可行性。他们发现，改革之所以取得成功，离不开牢固的政治基础、卓越的领导人和团结的经济学家团队。[26]还有一些研究从总统制和议会制的比较中，加强对转型的制度类型的研究，并且将公民社会、价值观念等因素纳入其中考虑。此外，大量关于苏东地区形势、政策变化和热点问题的追踪，尽管看上去热闹非凡，却没有什么理论贡献。

从苏联东欧传统政治、国有经济，转型到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新自由主义的实践能否在这一地区稳固下来，仍然是一个未定之数。发展型国家的经验是否可以推广到原苏东地区，也是不确定的。一些学者对国家和政治制度因素的重视表明，俄罗斯东欧中亚地区有着传统固有的历史独特性，只有通过移情（empathy）或关注表意性因素，才能形成真正的理解。有些东西是无法学习的，这也是转型学在进入21世纪后受到冷落的一个原因。究竟哪一种经济模式和制度更适合苏东国家社会的现实情况，仍然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重要课题。从长远来看，俄罗斯将依旧是一个同时拥有市场经济和强大中央集权的国家，缺乏诸如公民社会、法治和真正政治多元化等基本民主要素，这就决定了俄罗斯研究不能从单一视角出发，需要确立复合研究的新思路，走出一条俄罗斯研究的新路来。

最初，中国的俄罗斯研究也只是关注俄语语言、文学、文化、历史等人文领域，后来逐步扩展到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综合性范畴，转变为对俄罗斯民族和国家各领域的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学科。当然，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是，中国的俄罗斯研究是站在中国和中国人的角度进行的探索，受中国文化、利益以及价值选择的影响。中国的俄罗斯研究最终会形成基于中国视角的俄罗斯观。

在世界大变局之下，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利益关系、安全关系、价值关系和世界秩序都在进行着复杂的调整，在宏观上对俄罗斯的生存、发展和国家特性，以及对中国与俄罗斯的关系产生重大影响，导致俄罗斯的历史发展、社会制度、政策导向和对外关系都会产生重大变化。因此，新时期的俄罗斯研究需要置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之下，在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和安全大环境中观察俄罗斯的战略走向，研究其内部文化价值观和外部利益关系的变化，对俄罗斯在整体意义上进行全方位、立体化的透视。唯有如此，才能更好地理解俄罗斯人的行为选择和俄罗斯发展变化的规律。总体来看，百年大变局下的中国俄罗斯研究存在着以下若干发展趋势。

（一）俄罗斯研究的共同体化趋势

在中国，关于俄罗斯的研究是在中国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旗帜下开展的。学会主持的年会、期刊、各类研讨会以及吸引的众多会员，推动着中国俄罗斯研究形成比较稳定的学术共同体。长期以来，俄罗斯研究作为一个学术领域对于普遍理论的关注度并不高，主要原因或许是俄罗斯与众不同的国家特性，导致很多理论难以解释俄罗斯发生的大量案例。同时，俄罗斯研究存在着语言、文化、历史方面的门槛。如果不懂俄语、俄国文化和历史，即便获取了大量的社会数据也无法真正洞悉俄罗斯国家的“秘密”，很多从事俄罗斯研究的人包括俄罗斯的学界，不怎么重视普遍理论的构建，也不太重视20世纪中后期在欧美主流社会科学学界备受追捧的科学方法。从事俄罗斯研究的学者更愿意建立一个专业共同体，这一共同体的成员需要掌握俄语，熟悉俄罗斯的历史、文化和制度体系。如果不是国家政策和特别的激励措施，他们普遍不愿意学习和掌握统计学、计量经济学方法、编程语言、理论方法、定量研究方法等。而且中国的俄罗斯研究学术共同体要比美国、欧洲、发展中国家的学术共同体显得关系更加紧密、更加团结，不怎么形成重大的理论争鸣，而更执着于政策研究，这可以从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和俄罗斯研究中心组织编写的《俄罗斯发展报告》中看出端倪。该报告的作者均为长期从事俄罗斯问题研究的专业科研人员，主要集中于总论、俄罗斯政治、俄罗斯经济、俄罗斯外交和中俄关系五部分，努力反映俄罗斯政治、经济、外交领域及中俄关系中的新情况、新变化和新特点，不是特别关注理论研究和方法论。展望未来，俄罗斯研究的这一学术共同体化还会持续进行下去，略有不同的是，俄罗斯学术界的专家也会融入中国的俄罗斯研究学术共同体，中国的俄罗斯研究会更多参考俄罗斯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甚至进行必要的修正。

（二）俄罗斯研究的学科化趋势

俄罗斯研究是一个涵盖了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综合性学科，但各学科发展不太平衡。由于俄语语言、文学、文化和俄罗斯民族历史对于俄罗斯研究的门槛地位，在学科化方面比较稳健的是俄语语言文化和俄国史的研究，不仅研究对象比较稳定，研究力量、研究标准和规范也比较明确，被学界视为一种对俄罗斯的静态研究，主要关注语言、文化、历史等一些本质性、特征性、模式性和规律性的维度并对其进行抽象和概括。俄罗斯研究学科发展的不平衡主要体现在社会科学方面。俄罗斯研究在政治学中最为发达，大部分的学者和杂志集中于政治学理论、比较政治、国际关系等领域，大量关于俄罗斯的学术会议也更多由政治学和俄语学科出身的专家出席，这与政治学中已经形成比较政治、国际关系和外交学等明确的二级学科有关。相比之下，经济学中专门从事俄罗斯经济研究的学者比较少，不仅因为相关学术期刊不被经济学主流学界所看重，而且因为俄罗斯的经济研究普遍被纳入政治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领域，而在这些领域，俄罗斯经济又不被认为是典型的形态。在20世纪90年代转型经济学衰落后，关于俄罗斯经济的研究已经沦为经济政策或经济形势的分析，只有极少数经济学家会认为自己是“俄罗斯研究专家”。与经济学类似，社会学家关注一些碎片化的问题，决定了社会学家很难在地区研究中找到共同语言，在社会学界不仅没有关于俄罗斯研究的学科方向，甚至也很少听到关于俄罗斯社会研究的声音，没有什么期刊在定期发表从社会学角度研究俄罗斯的文章。显然，俄罗斯研究已经完全被外国语言文学和政治学学科所主导，大多数俄罗斯研究者要么栖身于俄语语言文学学科的麾下，要么是政治学尤其是国际问题研究舞台上的常客。

随着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的创立，俄罗斯研究有可能在区域国别学框架下向多学科交叉融合发展的方向前进，包括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众多学科在内，都将会为俄罗斯研究做出贡献。不过，俄罗斯研究学科化的前景，还取决于俄罗斯在国际事务中的角色及其凸显度。与俄罗斯相关的各类重大事件，是推动俄罗斯学科进展的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当前的俄乌冲突，正在推动一次世界范围内俄罗斯与欧亚研究的新高潮。

（三）俄罗斯研究的比较化趋势

俄罗斯是一个脱胎于游牧文明且有着复杂历史经纬的国家。它置身于欧洲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中华文明中间，是各大文明交融交汇、经济发展互联互通和战略博弈纵横捭阖的连接点，在语言、族群、宗教、经济、文化等各个层面与多个文明圈交织在一起，是比较研究的天然实验室。对俄罗斯进行比较研究，存在着纵向与横向两个维度。从纵向比较来看，可以对俄罗斯进行历时性的比较研究，分析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历史景观，尤其是与欧洲文明、鞑靼人、穆斯林世界的复杂关系，比较俄罗斯整体和局部的变化及其根源，从而揭示俄罗斯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文明特点及规律。从横向比较来看，俄罗斯作为跨越欧亚两洲的大国，其自身文化具有东西方融合的特点，通过开展俄罗斯与其他国家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外交、安全等各个领域的比较研究，有助于理解俄罗斯与其他国家的相同点和不同点，更好地认识俄罗斯与世界的关系，把握俄罗斯未来的发展规律以及对整个世界的影响，这也是俄罗斯研究需要加强的重点方向。

俄罗斯地处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领土横跨欧亚两大洲，是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战略力量。特别是作为欧洲经济圈和亚洲经济圈的结合部，俄罗斯与欧亚地区是中国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无法绕开的重要通道，在中国国际战略全局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因此，俄罗斯学是中国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放到学科建设优先发展的重要方向。

受制于大国博弈和内部复杂因素的影响，欧亚地区呈现出战略碎片化和不确定的典型特征。尤其是随着美、俄、中战略大三角的形成，大国竞争愈演愈烈，社会关系错综复杂，地区热点温度不减。一方面，俄罗斯在竭力巩固其欧亚地区大国的战略地位；另一方面，欧盟和北约也在积极推动东扩进程，欧亚地区短时间内还难以确立稳定的秩序。千百年来，俄罗斯和欧亚地区的战略走向动荡不定，充满了不确定性。无论是欧洲早期推动的斯拉夫学，还是冷战期间美国推动的苏联学，以及冷战后如火如荼的转型学，都没有成功构建起理解俄罗斯和欧亚地区的成熟知识体系。因此，在推进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的过程中，中国的俄罗斯和欧亚地区研究应加强学术共同体建设、学科建设、纵向与横向的比较研究，全面推进俄罗斯研究和欧亚地区研究，努力构建起中国特色的俄罗斯与欧亚地区知识体系，为服务民族复兴和促进人类进步提供思想动力和智力支持。在实践中，当前和今后较长一段时期内，受制于百年大变局和欧亚地区战略形势不确定性的影响，中国在欧亚地区开展“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国际合作需要从长计议，稳妥落实各方面的工作，尤其是要高度重视和切实加强国别区域研究与前期调研论证，为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提供强大的知识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