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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子凡丨文

雒文佳丨编

提到数据库，你会想到什么？

在校大学生可能会回答：“中国知网。”这是他们主要的论文搜索平台。“学术大牛”可能会第一时间想到爱思唯尔，它是学术出版巨头，近期也饱受热议。

什么是数据库？

简而言之，数据库可被比喻为电子化的文件柜，是存储电子文件的载体，用户可以对其中的内容进行浏览、查询、增减、更新等。从技术层面上，数据库主要分为关系数据库和非关系型数据库，这解释起来涉及到许多专业的科学用语。不过，这不是本文关注的重点。本文以数据库的内容为依据对其进行分类，重点关注其中与中国文化、中国出版相关的数据库。

国际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数据库可大致分为以期刊、图书、报告、学位论文、会议论文、专业资料等为主要内容的文献数据库，定位于某个学科或细分领域的解决方案数据库，以及具有特定主题、时代和内容的特色专题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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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路径：提供数据库“走出去”助力

两大战略：为数据库“走出去”保驾护航

成功因素：内容优势与国际需求完美契合

热议问题：是否需要翻译和收费

未来发展：把握内容与技术的“双抓手”

三种路径：提供数据库“走出去”助力

随着全球数字化、网络化的深度发展与信息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出版业也逐步进入全球知识大融合的时代。继纸质书“走出去”后，中国数据库产品也成为了“走出去”的重要内容，并越发显示出其在规模、主题、使用等方面的优势。

数据库“走出去”，不仅是将产品提供给来自不同地区的学者使用，更要能跨越地域、跨越语言地为国际学术界所认可。目前，许多中国数据库已经成功将服务拓展到了国外市场，包括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等综合性数据库，以及抗日战争与近代中日关系文献数据平台、宋子文档案数据库等提供第一手资料的文献数据库。数据库将中国内容推广至国外的高校图书馆和相关文化机构。

中国知网界面

在实际运作中，中国数据库“走出去”的方式目前主要有三种。

👉一是与国外相关机构达成资源合作

由对方提供收藏资料，中国的数据库建设机构负责对资料进行扫描和编目，并在建成后将数据平台赠与他们。外方对此也十分乐见其成，因为这在帮助他们保护资料的同时，为学界、为社会开放使用提供便利，也为他们对于类似资料的整理编目提供参考案例。抗日战争与近代中日关系文献数据平台和宋子文档案数据库采取的便是这种方式。

抗日战争与近代中日关系文献数据平台界面

👉二是参加国际会议推广数据库产品

美国亚洲研究协会年会、欧洲汉学图书馆员协会年会等都是对外推广中国数据库产品的优质平台。中国教育图书进出口有限公司便在某届美国亚洲研究协会年会上，成功向德国柏林国家图书馆东亚馆售出一款古籍数据库的部分子库。

2018年9月5日至7日，第38届欧洲汉学图书馆员协会年会在德国维尔茨堡大学举行

👉三是合作共建

中外双方发挥各自优势，资源共享，共同论证、策划、销售数据库。如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与博瑞出版社合作开发的“犹太难民与中国”数据库，外方在国际犹太人研究出版领域颇有建树，也开发了许多关于犹太人研究的数据库，但是对犹太人在中国的相关研究存在空白。上海交大社出版拥有《犹太难民与上海》（5册）的图书资源和联合上海社科院犹太研究中心启动的“犹太难民与中国出版工程”。双方合作开发数据库，可谓强强联合。

两大战略：为数据库“走出去”保驾护航

中国数据库“走出去”不仅是文化“走出去”战略的组成部分，也是对加快建设“数字中国”重大战略的响应。

一方面，数据库“走出去”在本质上与传统出版物“走出去”一样，都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图书这一传统出版物不同的是，数据库顺应当前数字阅读的新趋势，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能够让更多研究者随时随地了解中国的文化，推动全球汉学研究的发展。

数据库“走出去”相比于传统出版物“走出去”，在多个方面独具优势：

👉一是数据库承载的内容没有上限，能够提供大量信息供用户选择；

👉二是时效性强，数据库产品是基于网络访问提供服务，能够及时更新最新信息，极大地提升用户获得信息和知识的速度；

👉三是具有衍生价值。高质量的数据库产品并非只是出版物的简单数字化，而是将知识内容科学地重组，并辅以快捷实用的功能，产生出不同于出版物的衍生价值。同时，通过分析用户行为，数据库也可以实现内容的精准需求建设和使用功能的进一步优化；

👉四是传播范围广。数据库能跨越空间距离和中介环节，与海外用户产生直接联系。

另一方面，数据库“走出去”也是对“数字中国”建设的积极响应。2017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审时度势、精心谋划、超前布局、力争主动，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加快建设数字中国。其中，数据库作为支撑信息技术、大数据处理的基础软件，是信息产业发展不可或缺的支柱之一。数据库信息量的大小和使用频度是衡量国家信息化程度高低的重要标志。数据库“走出去”必然是在数据库建设完备的基础上实现的。这意味着我国不仅在数字中国建设中实现进步，更是将成果向全世界展示。

2019年5月6日至8日，第二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在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总而言之，在国家战略的推动下，数据库“走出去”工作是必然的结果，更是很好的选择。

成功因素：内容优势与国际需求完美契合

越来越多的中国数据库成功输出海外，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我们的产品本身独具优势，另一方面是因为国际对中国数据库有着强烈的需求，两者间形成了绝妙的契合。

无论是纸质书还是数据库，其内容质量始终是发展核心。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虽然国内多数机构对数据库产品的研发起步较晚，但数据库产品多围绕这些主题，具备独特的价值。具体而言，中国历史悠久、幅员辽阔，拥有许多独有的第一手历史资料，这对其他地区的研究者而言，有使用的必须性。同时，中国经济发展不断创造新的纪录，其中的具体措施和经验总结都是值得参考和研究的内容。

此外，近年来，中国科研投入大幅增长，在航天技术、生物技术等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中国作者发表的科学论文数量已跃居世界第一，近三分之一学科的高被引论文数量也达到了世界第一。以世界权威引文文摘数据库WOS数据库（Web of Science）为例，其中中国发表的论文占比逾20%，仅次于美国。今年6月20日，WOS数据库发布了全球最新SCI期刊引证报告。根据最新发布的数据，中国5种期刊的影响因子超过10分，其中《国家科学评论》（NSR）更是稳居全球综合类科技期刊第三名，仅次于《自然》《科学》，全球研究者很难忽视中国内容的重要性。加之中国数据库建设的相关技术也比较完备，可以独立支持数据库运作。在内容和技术的双重保障下，中国数据库产品优势明显。

SCI收录中国科技论文占世界论文总数比例的变化趋势

在国际需求方面，随着中国的发展和“汉语热”“国学热”在全球范围内的兴起，国外公众越来越渴望深度了解中国，对国内具有先进性、代表性或特色性的资源有一定需求。其中中国当代科技和哲社领域最新学术成果，尤其是中国特色的、发展水平处于世界前沿的领域，和中国经济、文化、中国学研究、“一带一路”倡议等，都是他们想要了解的重点。

杰夫·布罗德里克

美国世界图书出版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杰夫·布罗德里克（Geoff Broderick）也表示：“中国在教育方面取得的进步无疑是世界各国想要学习和努力效仿的内容。”但是由于地域限制，国外公众能够研究的一手文献资料少之又少，他们只能研究一些已经得到出版的大部头图书，但检索和使用却十分不便。数据库“走出去”能够极大解决这一问题。此外，目前北美和欧洲各大学的东亚图书馆中，中文资料占比超过一半，超过日文和韩文资料，且国外各知名大学的东亚图书馆馆长大都是华人，这为数据库“走出去”提供了便利。

热议问题：是否需要翻译和收费

随着数据库“走出去”的发展，许多问题逐渐浮出水面，国内外专家对此也有着不同的看法。

首先，对数据库内容的翻译问题，专家们主要持有三种观点：一是翻译在数据库“走出去”中十分重要，但目前发展并不到位；二是翻译固然好，但是如果不进行翻译，国外用户也可以正常使用；三是不必对其中中文内容进行翻译。

肖宏

中国知网国际出版与发行公司总经理肖宏赞同第一种观点，认为语言障碍限制了中国优秀学术成果在世界上的传播。针对中文内容进行多语种翻译是“走出去”必不可少的工作。

布罗德里克也认为，虽然中国许多数据库正在引起全球关注，但是及时、准确翻译的不足仍然是进一步发展数据库“走出去”的障碍。

针对第二种观点，部分专家认为翻译是为数据库“走出去”锦上添花。中华文化博大精深，要想准确研究中华文化、中国经济发展，其研究者必须要懂汉语。

刘敏

据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数字产业部主任刘敏介绍，目前中华文化的主要研究者分为两种，一是海外华人，二是具有较高中文水平的汉学研究者。对数据库的部分内容，如内容摘要进行翻译，能够进一步提高数据库的可发现性，固然有利于数据库“走出去”。

持这种观点的专家同时强调，翻译的前提是译者具有高水平的语言素养与广博的学科知识储备，真正把握译稿的专业学术质量、语言质量和翻译效率，确保数据库翻译的精准。但是部分专家持有截然不同的观点，认为不必对数据库的内容进行翻译，可以直接用中文呈现。

金以林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金以林认为，现在对外汉语教学的发展态势良好，国外学汉语的人越来越多，他们可以直接使用中文数据库。

其次，数据库收费问题也是讨论的焦点。认为需要收费的专家表示，一是出于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即对知识收费；二是出于对数据库运营的保障和维护，即对服务收费。

正如肖宏所说：“在知识经济时代，学术出版和知识服务领域，从来没有‘免费的午餐’，要么是作者付费，要么是读者付费，享受知识总得有人买单。”

韩春磊

此外，上海图书馆信息处理中心副主任韩春磊介绍：“近代文献老化、损毁现象相当严重，急待抢救和保护。这使得我们不得不进行数据库收费，以获得资金继续进行文献抢救性修复和保护。”

同时，对大量文献资源进行的深入数据化加工，为用户提供了知识增值服务，也是数据库收费的一大原因。数据库集成了各类学术成果，既需要承担其内容的版权费用，又需要承担技术研发、知识管理、传播服务的成本，按照国际通用标准予以适宜的收费是正常的服务贸易，而且只有如此才能维持数据库长期的运营服务。“数据库要在市场上站住脚，免费不是发展路径，是否能够满足用户需要才是发展的关键。”

唐亮

而对于具体的定价，中国科技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专业出版数字业务部常务副主任唐亮给出建议，数据库产品的定价模式不同于纸质产品，不同类型数据库的定价模式也不尽相同，如解决方案数据库的收费模式就不同于文献数据库根据资源类型和数量定价的方式。此外，数据库定价还与使用者情况有关，可根据需求强弱和使用量大小采取合理的梯度定价。

但是也有专家持相反观点。金以林表示，纯商业化的数据库追求市场收益，这点可以理解。但是大量利用各级政府资金建立的数据库，在遵守相关开放协议的前提下，应该实现共享与开放。数据库“走出去”也同样，越开放越好。

未来发展：把握内容与技术的“双抓手”

目前，爱思唯尔、施普林格、泰勒-弗朗西斯等国外出版业巨头，仍在海外市场占有较大的市场份额，竞争环境日趋激烈。由于语言障碍、文化差异、内容质量、技术服务水平等问题，中国数据库“走出去”经受着多方面的挑战。虽然我们具有“后发优势”，但是总体上，中国数据库在内容、技术、功能等方面的积累仍然不足。因此，在今后的发展中，中国数据库要牢牢把握住内容与技术的“双抓手”。

内容是中国数据库的优势，也是不可忽视的发展重点，是实现“走出去”的根基所在。不过，数据库“走出去”建设也要注重对内容的挑选。除了提高制作效率外，挑选特定内容也是出于缩小学术与普通公众间距离的目的，让一般的读者可以理解这些专业内容。同时，注重调研国外受众对中国内容的关注点，将本土内容和全球视野结合起来，提炼普适性内容为整个人类社会共享。此外，内容建设要避免重复，对原始文献资料的扫描由一家机构完成即可，机构间可以交换分享。这既能节约资金，也能保护原始资料的完整。对同一主题原始资料的编目整理也要制定统一的标准,形成一个综合数据库，也更利于“走出去”工作的推进。

相对而言，技术是中国数据库的“短板”，不同数据库的设计标准和规范性仍存在相当大的差异，各类标准的运用与国际水平也存在一定距离。如此在与国外数据库的对接上便会出现问题，影响中国数据库走出国门。为此，我们应了解、研究国外国际化程度较高的数据库，参考或学习他们的技术和标准。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应在制定数据库国际标准方面发力，推动中国在数据库国际标准领域从“学习者”到“参与者”再到“重要参与者”甚至“主导者”的角色演进。这将扩大我国科技的影响力，为中国数据库“走出去”提供重要技术支持。此外，各个相关机构不能“各自为政”，如果国家能够投入更精致和包容性更强的数据库平台，并呼吁各个组织共同往这些平台中补充内容，如此既能节约资金，也会提高数据库的综合利用程度与质量。

中国数据库“走出去”是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一种形式，通过提供丰富的素材，让国外用户自主选择阅读内容，从而了解中国文化，推动中华文化更好地“走出去”。这需要更多的理解与合作，需要更注重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有机结合。数据库“走出去”必然有助于提升中国出版业的国际影响力，提升我国科研与学术话语权、学术影响力，实现文化成果在更广范围的传播。立足中国，面向世界，数据库“走出去”仍在不断发展建设当中，任重而道远。IP

贾子凡

《国际出版周报》记者

15011028287@yeah.net

技术小白踏上漫漫数据库调研之路，来跟我一起看看吗？还挺全挺好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