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漫游”栏目的第二篇，五一假期刚刚结束，我们邀请了背包客杨潇来分享他的旅程。

2018年，记者、作家杨潇就在重走西南联大的西迁之路。但要求他把一路所见总结在一篇文章里，似乎不太公平，毕竟他已经用一本书交代清楚了。杨潇的《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将在五月出版。他说，“原生兴趣”是我们随时都在寻找的出发理由，也是支持此后苦行的不竭动力。

在重走路上，他对人在流亡路上的感受有了更细微的体验，而精神上，他与历史西南联大时期的年轻人相遇，把他们的故事保留在了书写里。这一篇，他将分享自己为什么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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❶

“场景”是我在哈佛选修的“叙事类非虚构写作”的第一堂正课，老师提前一周发下讲义和阅读作业，讲义上写：“场景是有事发生的段落：人们在做什么，追求什么，决定什么——他们在采取行动。通过场景，叙事者可以揭示角色的欲望、习性、困难、世界观等等。”

阅读作业一篇比一篇悲惨：一次失败了的致命手术、一场无人生还的空难、一个因为莫须有“杀妻”罪名在监狱里蹲了25年的无辜的人，上课时我们交流鼻酸经验，两个同学是在咖啡馆读的，泪流满面引旁人纷纷侧目。

“没错吧？！我这辈子的目标就是找到点儿让人开心的叙事作品，好平衡那些挖心之痛（gutting）的文章。”老师说，“还是有一点儿这样的文章的。注意，我说的是一点儿。叙事是个不开心的运动。但它真实。真的，是这样。”

我们上课的地方，是尼曼基金会（Nieman Foundation）所在地“李普曼楼（Lippmann House）”的地下室图书馆，一人一个沙发椅，可以舒服地翘二郎腿，身后两面墙的书架上摆满了各种非虚构作品，我一眼就看到了盖·特立斯写纽约时报的《王国与权力》——大概是被翻阅得太多，散页了。这本书如是开头：“大多数记者都不安分，都是喜欢偷看下流场面的人……对他们有诱惑力的不是日常生活的健全场面，而是诸如骚乱和抢劫、国家分裂和轮船遭难、银行家流窜到里约和烧死尼姑之类的事情——荣耀是他们的追求，壮观是他们的激情，而正规却是他们的敌人。”

从地下图书馆出来，绕过一台《纽约每日新闻》编辑赠送的“奥利弗”老式打字机，沿楼梯上去，是尼曼的会客室，那里也有一整面墙的书架，摆满了这个全球最有名的新闻奖学金自1938年创立以来历届尼曼学者的著作。那也是一种场景，近乎刻奇的场景——“影响的焦虑”化作可触摸的书墙，前辈的灵魂随时就要拾阶而下，新闻业对荣誉的追求永无止歇。

在刚刚过去的半年，我们每个人都在疲于奔命，我所知道最勤奋的尼曼学者，一学期选修了12门课（哈佛学生一般每学期修四门课左右）。这里是世界的十字路口，许多事情刚刚发生，它的当事人就已经受邀来到讲座和课堂上——这不算什么——许多事情还没有发生，它的当事人就已经来到这里！要不，怎么说坎布里奇时间比世界快半年呢？我和所有人一样奔忙，贪婪地抓取（也可能是填塞，毕竟calendar上的各种推送每天都在响起），试图抢占时间的上游。

现在回想起来，我好像从来没有在自家小阳台搬把椅子，读一读闲书。其实那个阳台风景相当不赖，面朝花园街（Garden Str）与行人街（Walker Str）——这两个名字就是叫你停下来欣赏风景的呀——淡蓝、淡灰和淡黄的小楼掩映于行道树和灌木丛中，2013年8月我初到之时，一片郁郁葱葱，鸟语阵阵，不久新英格兰秋天降临，外面转眼斑斓起来，某天早晨，我醒来发现卧室笼罩在黄色的光线里，原来是外头的大树一夜变色。冬天有过几场暴风雪，阳台一角积得很厚，被风吹出各种形状，到了来年五月，外面又像爆炸似的一片夺目新绿。

我是回国好几年后才知道，几十米外那栋淡黄色的二层小楼就是赵元任故居，1941年，这位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接受哈佛聘书，举家搬来麻省剑桥，就住在行人街27号。这里也是非官方的中国人活动中心和信息中心，胡适、蒋梦麟、金岳霖、林语堂、周培源都是常客，半年后珍珠港事件爆发，美国对日宣战，跨太平洋民用交通基本中断，留学生与国内隔绝，这里又成了他们慰藉乡愁的地方——逢年过节来赵家聚会的能有几十上百人，一波波地来，杨步伟是主厨，刚上大学的二女儿赵新那是母亲的司机，开车带她去搜罗那些新鲜又便宜的食材，特别是美国人不吃的鸡杂、牛尾、鸭脚等等，“我母亲把这些东西做得很有中国味，留学生吃得香极了……我们家里一年到头源源不断的客人，如果家里只剩我们一家人吃饭，我母亲会说，我懒得做饭了。”

这些细节是我后来翻书知道的，在哈佛时我从未想过自己和他们有何关联，第一学期我选了三门课，一门讲记忆的政治，一门谈社运，一门讲东欧与俄罗斯，旁听过肯尼迪学院、医学院甚至神学院杂七杂八的课程，满脑子是汉娜·阿伦特和雅斯贝尔斯，关注南美与中东超过了东亚，理由也不能说牵强：好容易出了趟国，多看看外面的世界啊。

也许更要紧的是，当时我也没有真正的写作计划——可能有一些念头划过脑海，但从没认真想过写一本书究竟意味着什么。

❷

回家，我这就回家

我所从事的新闻这一行当，像一条湍流，有了重要选题一个猛子扎下去，不停地找人，不停地采访。在北川中学，我陪着那些十三四岁惊魂未定的孩子说话、吃饭、唱K，在一年后的乌鲁木齐，我跟着维吾尔小伙子去维吾尔族人的饭馆吃饭，维吾尔族人的工地聊天，在地震后的玉树，我和喇嘛们在结古寺门口排队等着领斋饭，听他们讲超度亡灵的故事，几百米外的露天礼堂里就有几百具往生者的遗体，第二天，我看着这些死去的人，在排浪一样的诵经声里，从青烟变成几十米高浓浓的黄烟，许多纸片状的物体在浓烟中升腾而起。

你少不了要投入许多感情，离开玉树时，我告诉自己，我一定会回来的，就像我离开北川、乌市时告诉自己的一样。我的感情一点不假，可是我也并没有真的回去。就像你的猛子扎得再深，憋气憋得再久也得浮出水面，我是一个记者，我常感不安又理所当然地保持着某种疏离感，熬上几夜写稿、改稿、发稿，然后跟着新闻的波峰滚滚向前。

最开始几周，我选修的“叙事类非虚构写作”有一种小心翼翼的气氛，部分原因是上一学期的课堂发生过不愉快的事情，“对我来说，课堂上的化学反应太重要了。”老师后来告诉我，“有些班的气氛是可以修补的，但有些班就跟施了符咒一样，怎么都叫不灵，那上起课来太没劲儿了，就是在浪费时间。”

但事情开始有了变化，是在“结构”这堂课。之前布置的作业要写“你生命里最艰难的一天”，要求“非线性叙事，必须包含对话、描写、细节和至少一个比喻。提示：可以一开始采用时间顺序叙事，然后再考虑前后跃动。”记不起第几次了，老师又加了一句：这里没有标准答案，重点是不停地写，不停地写，把文字都落到纸上来。

我当然记得那一天，就像我记得离登机时间还有40分钟时，几个同胞在我背后比划着他们刚从免税店买的大牌，“你看这件短袖，打完折才50几欧！”

回家可真好，对他们来说。

那是2012年7月，伊斯坦布尔机场。我买了一本Monocle，这期的封面文章是全球宜居城市排行榜，苏黎世、慕尼黑、赫尔辛基、温哥华……但北京在每一页都不请自到地闯进来，依靠这本浮华杂志为自己创造一个临时虚拟世界的企图失败了。然后我开始琢磨着从伊斯坦布尔到北京9个小时的飞行，这中间会发生点什么呢？最好发生点什么。最好不要。还有9个小时，我还可以想想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一天是从手机开机后的疯狂震动开始的。当时我正在洗漱，琢磨着今天是去彩色岛还是玻璃岛，这是我到达威尼斯的第二天，酒店小而精致，窗外就是运河。我拿起手机，先看到十几条中国移动的短信提示，全是我妈在我关机时打过来的电话，接着我看到表妹的一条短信：哥，大舅舅去世了，你快回来吧！

大舅舅？大舅舅是谁啊？我表妹家里的谁会在这时候去世呢？远房亲戚吗？我真的有必要回去吗？然后我意识到，她的大舅舅，就是我爸。

给我妈打电话，她只是哭，“你爸爸没了，你爸爸没了。”一股无名之火往上涌，我告诉她，让姨接电话。姨说，我爸是早晨7点多走的，我说：我这就回家，回家。

收拾好东西到前台退房，我问老板：我付了四天的房钱，但我父亲去世了，我得赶回中国，可以退掉后三天的房钱吗？他说：我感到很抱歉，但我们没法儿退钱。“那我能用一下你们的电脑吗？”“当然，当然。你还可以用完早餐。”我坐在电脑前，给几个朋友发了私信，又给德国的朋友L发消息说，我需要请假回家。当时我正在德国汉堡做一个交流。

离下一班船还有十五分钟，我坐下来吃早餐，咬培根或者鸡蛋时，觉得怎么那么软呢，怎么感觉它们都变灰白了呢。我对这颜色并不陌生，四川地震时，我在全毁的北川县城采访，晚上撤回绵阳，一天没有进食，要了碗牛肉面，怎么也吃不进，感觉全是灰白色的身体，全是尸臭。

L打电话来时我正在驶离威尼斯的渡船上，她已经帮我把汉堡回北京的航班改签到今天傍晚，又帮我查到了汉莎航空有一班飞机下午从威尼斯飞往汉堡。我和她通话时声音嘶哑，精神恍惚，对面几个女孩不时看看我，我有一点希望她们问问我怎么了，又害怕她们真的这么做。于是我低下头来看鞋，球鞋是在柏林买的，40多欧，有捡便宜的感觉，在德国购物经常有捡便宜的感觉，去威尼斯之前一天，在汉堡买了件白色T恤，4.99欧，胸前映着一串英文：I'm coming home soon（我很快就回家）。

威尼斯机场全是返程的度假客，好像全欧洲的人都聚集到了这里，空调也不怎么管用，闷热难当。队伍很长，大家都在抱怨意大利人的效率，大家都想快点回家。在漫长的等待中我参与了几场闲聊，聊什么完全不记得了，但我知道那就是当时我需要的——如同我在四川见到的一些不停说话的震区灾民一样，语言是溺水者想要抓住的最后一根稻草。

回汉堡的飞机上我的背疼得要命，但还是对周围的每个人拼命微笑，欧洲人如此礼貌，一个微笑就能换回一个微笑，他们不知道这些礼节性的微笑对我多么重要。那时已是下午，北京时间入夜了，家人们这一天是怎么过来的呢？他们告诉我，我爸是早晨7点多走的，我不断在脑子里做算术题，那是威尼斯时间几点呢？哦，是午夜。我已经睡了，通常我睡得很晚，但那天我看了场温网的男单半决赛（费德勒击败了德约科维奇），在中国人开的饭馆里吃了顿很一般的墨鱼饭，又在威尼斯的小巷里穿行了一整个下午，不到九点就困了，阿城写，“威尼斯像舞台布景，游客是临时演员”，我躺在床上，计划着接下来三天怎样扮好这临时演员，就睡着了。在小店里买的紫红的大车厘子只吃了一点儿，在小冰柜里安静地呼吸。我爸就是那时候过去的吧，他最后一刻是什么感受，他在想些什么呢？

和威尼斯机场相比，汉堡机场真是一个清凉的地界。我找了个洗手间换了件T恤，它已经发臭了。然后我去办登机，土耳其航空经停伊斯坦布尔飞往北京，工作人员为我办理登机牌时问：“没有行李托运吗？”

“没有。”

“哦，那可真轻松！”她露出微笑。

我也笑了一下。这并不轻松。回家，我这就回家。

❸

把愤怒转化为鲜红的郁金香 

在哈佛的“叙事类非虚构写作”课堂上，老师要求我们每个人当着大家的面朗读自己的文章，然后轮番点评。念完自己写的作业时我嗓子哑了，和另外两位同学念完一样，大家再一次陷入了沉默。她们一位写的也是父亲去世的那一天，她的父亲是一位同志，在柜中多年，死于艾滋病。另一位写的是自己经历完一场可怕的手术后和丈夫摊牌分手的那天。写作课又到了老师警告过的“gutting”的部分，没错，它是真实的，但叙事真不是一个开心的运动啊。

等所有人挨个读完，老师舒了一口气，说：“你们这些家伙，快弄死我了。”

“我知道在这些题材上讨论写作技术是很愚蠢的，”她说，“但这就是写作课。”我们花了些时间讨论控制力和节奏感如何形成结构，以及结构如何决定了故事是故事，而不是一连串不相干的事件。但没多久我们就开始继续分享我们的故事，老师也没有阻拦。许多事情我们都是第一次听说，有人讲的某个自卑情结，甚至她现在的男朋友都不知道。

老师提醒我们：“今天我们说的，就让它留在这个屋子里面。”但我们知道写作课的气氛已经发生了某些微妙而深刻的变化。在这之前，我们多多少少还在用着自己记者生涯的见闻，它们可能很有戏剧性和冲击力，但那毕竟更像一种“展示”，现在大家愿意袒露自己的疤痕、脆弱的一面，写作变得更像是一种疗愈。

我后来很多次想起这一天的情形，不仅仅是因为那种人人皆可放心卸下自我防卫的气场——毕竟，交换秘密乃至悲惨经历早已成了新的沟通方式，更因为它蕴藏着的巨大能量与可能性，这种能量与可能性来自结构，来自叙事，来自写作本身。

美国作家娜塔莉·戈德堡在她那本《再活一次：用写作来调心》中说，“上写作课时，痛苦往往会浮上心头……写作给了我们大好良机，让我们得以拾起内心所感受到的情感，然后赋予它们光芒、色彩和一个故事。我们可以将愤怒转化为冒着热气的鲜红郁金香，将悲伤化为十一月阴暗的天光下，松鼠四窜的一条老旧巷弄。”

重走湘黔滇旅行团西迁之路的念头正是从类似“老旧巷弄”和“鲜红郁金香”（可能得换成1938年贵州漫山遍野的罂粟花）之类的画面（或者说，对画面的想象）开始的，比如，沅水秀色，盘江天险，胜境关隔开的云贵不同天——那是某种可以称作“原生兴趣”的东西，是“远方”被当年学生日记具象化的结果，而所有热爱旅行的人都会对斯坦贝克的这段形容感同身受，“轮船的四声鸣笛总让我汗毛直竖，踮起脚后跟。飞机掠过，发动机轰鸣，甚至马蹄敲击路面的声音，都会令我浑身战栗，口干眼燥，手心发烫，令肠胃在肋骨编织的牢笼里涌动翻腾”——“原生兴趣”是我们随时都在寻找的出发理由，也是支持此后苦行的不竭动力。

❹

我好像把自己也整合了起来

2018年4月8日，开始前往昆明的漫漫长路之前，我在长沙拜访了赵新那，她已经95岁了，坐在轮椅上，说话慢条斯理，一口北平官话夹着几句英文，回忆时常常闭上眼睛。我最好奇的是当年哈佛是什么样儿的，以及80年前她和姐姐在昆明抬着花篮迎接湘黔滇旅行团的情形。而当我走完这条长路，开始写作《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一书时，因为对抗战初年历史的沉浸式阅读，我累积了某种沉甸甸的情感，那次拜访得以在新的经验上加以审视，我开始对人在流亡路上的感受有了更细微的体验，比如1937年淞沪抗战爆发后，14岁的赵新那跟母亲离开南京坐船逃往武汉，路过九江时，母亲挑了一个白色的观音，“讲价钱讲到了一块钱，还没来得及给钱，响警报了，那个小贩，一个女孩子，挑着她的网篮就上岸就跑了……”

那是四万万中国人的寻路年代。躲避空袭之路，求一饭碗之路，上阵杀敌之路，家人团聚之路，前往西北或者西南大后方之路，去国还乡之路，寻找心安之路——林徽因在长沙写信给沈从文，提起前线的战士正一批批死去，“后方的热情是罪过，不热情的话不更罪过？二哥，你想，我们该怎样的活着才有法子安顿这一副还未死透的良心？”

“场景是有事发生的段落：人们在做什么，追求什么，决定什么……通过场景，叙事者可以揭示角色的欲望、习性、困难、世界观等等。”许多人在逃难。许多人在跋涉。许多人在说话。许多人在同时说话。我于是设置一个场景，把他们都邀请到这条路上，再创造一个结构，请他们轮番发言。

吴宓在说话：“在天安门内外一带散步久久，恣意欣赏晴天白云金瓦红墙绿树白石之丽景。值此秋爽，尤觉酣适……念多年处升平康乐，而辛勤劳作，未曾如意游赏。值兹覆亡危乱之秋……宓虽欲苟安于此，亦不获如己意以直行。人生诚苦哉！”

闻一多在说话：“那天动身的时候，他们都睡着了，我想如果不叫醒他们，说我走了，恐怕第二天他们看见我，心里失望，所以我把他们一个个叫醒，跟他说我走了，叫他再睡。但是叫到小弟，话没有说完喉咙管硬了，说不出来……出了一生的门，现在更不是小孩子，然而一上轿子，我就哭了……我也常想到，四十岁的人，何以这样心软。”

沈从文在说话：“这里黄昏实在令人心地柔弱。对河一带，半山一条白烟，太美丽了也就十分愁人……听到杜鹃叫了，第一次听它，似在隔河。声音悲得很。无怪乎古人说杜鹃悲啼……明天这时节，我一定住在一个小小旅馆里……住的地方是黔湘边境，说不定入夜即可听狼嗥，听豹子吼。”

林徽因在说话：“现在多半的人都最惦挂着我的身体。一个机构多方面受过损伤的身体实在用不着惦挂，我看黔滇间公路上所用的车辆颇感到一点同情，在中国做人同在中国坐车子一样，都要承受那种待遇，磨到焦头烂额，照样有人把你拉过来推过去爬着长长的山坡。你若使懂事多了，挣扎一下，也就不见得不会喘着气爬山过岭，到了你最后的一个时候。”

听着听着，我自己的情感结构也开始有了变化——叙事是转化，也是整合，我把那些散布于传记、日记、回忆录、地方文史资料、档案和口述史的零星东西整合起来的同时，好像也把自己整合了起来，借用陈梦家在昆明写给胡适的信：“这五年的苦读，救疗了我从前的空疏不学……亦因了解古代而了解我们的祖先，使我有信心虽在国家危机万伏之时，不悲观，不动摇，在别人叹气空想之中，切切实实从事于学问。”还有更多的情感无法归纳，甚至无以名状，混杂了愤怒、感动、遗憾、酸楚、震撼、委屈等等，恰如这本书的最后几章，完成于疫情最严重的那两个月，我的心情跌宕起伏，每每联想起抗战时中国“以感情承受灾难”之惨胜，不知吞下多少眼泪。

一位朋友告诉我，她在读这部书稿时想起了记录第一次世界大战个人史的《美丽与哀愁》，同时她又说，读的时候她还想起了读过的许多本书。我想这就是我们存在的方式之一：我们读过什么，我们就是什么。同时，也只有叙事，而不是其他任何表达方式，可以容纳这么多文本。

在美国的第一学期，我曾一度为“表达”问题所困，除了口语还不够好，也是因为语境切换，任何情感与正义，只要不够宏大清晰，都被通通抹去，第二学期上了写作课后，我在日记里写道，“也许那种宣誓式的、介绍式的，自以为是雾角的短文字都会陷入某种非黑即白，而只有叙事（narrative）才可避免这种陷阱，还原真实的机理。你需要拿出故事，才可能真正表达出一句话来——表达在这里要加上黑体——表达本身就容纳了复杂性，这也是表达不同于宣布（乃至宣誓）的原因？”

完成新书初稿是在2020年3月，几经修订最终定稿则是在2021年4月，离我出发过去了刚好整整三年。从前在新闻的湍流中也会花几个月时间写一篇特稿，但好像很少会觉得作品与自己的生命有何关联，写书则不同，那是一段真正的长路：以三年为分母，去除剩余的时间，人的一生能完成几件事呢？好像也是第一次借助这个视角，对人的有限性有了非常切实的体验。

前些日子读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李济（也是赵元任在史语所的老同事）之子李光谟1945年2月17日在李庄写给父亲的信，首先报告了当时的一件大事：长远轮在长江倾覆，300多人溺水而亡，家中几位熟人因为各种原因没赶上这班船，“额手庆‘更生’的不少。”这一年李光谟19岁，没考上中央大学人文地理系，按父亲建议上了同济医学预科。他提到过年请了两次客，一次是给梁小弟（梁从诫）接风，一次是给陶伯伯（陶孟和）饯行。最后还提及，知道赵二姐（赵新那）出嫁了，“很高兴，又感到日子真快，不知赵太太的姑爷是怎样一位先生，我们猜想，连赵太太都能相上的姑爷一定是很了不起的……”

这位“姑爷”叫黄培云，曾经是清华大学化学系的学生，也是湘黔滇旅行团的一员，1941年，黄培云赴麻省理工学院攻读硕士学位，就是在行人街27号认识了赵新那——在一次聚餐结束后，赵新那去厨房，看到一个高个子男生在洗碗，“你别把碗砸啦！”赵新那冲他说。1944年，两人在剑桥订婚，两年后回国，风雨同舟近70载。

我读着李光谟的这封信，想起里头提到的所有人，包括写信者和收信者，都已是古人，梁从诫先生2010年去世时，我给当时供职的《南方人物周刊》写了讣闻，犹记得他夫人方晶在电话里缓缓跟我说，他是“爱国的反对派”，“那是说，这些人老有意见，但他们不是野心家，不是敌对分子，他们在根本上是为国家好、为民族好。”

最后一位离去的是“赵二姐”，2020年12月22日走的，享年97岁。我也仍然记得2018年4月8日在长沙拜访她的情形，我推开门，她把轮椅轮子往前一拨，微笑着迎上前来。叙事不是一个让人开心的运动，日子过得也确实很快，我们早晚也都会变成古人的，可是想到这一点，再把它讲述出来，居然感到莫名的心安，我把他们的故事留在了场景中、结构里，在那里，古人们都是如此年轻，整个世界也都还年轻着，路和生活都有无限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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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杨潇

编辑：欧阳诗蕾

视觉：郭璐娜

运营编辑：肖呱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