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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打过19份工的人说,逃跑并不可耻

张志浩 GQ报道 2023-07-03

回顾自己十几年的打工经历,胡安焉不再抱有消极态度,发现它们有了新的意义,“假如一个人没有某些经历,他就很可能不会去思考相应的问题;假如不是置身其中,他就不会有一个独立的视角。”




今年3月,《我在北京送快递》出版后,登上了豆瓣图书非虚构类热门榜第一名,有八千多人标记看过。
这本书的作者是胡安焉,同时具有两个身份,打工人,写作者,总计打过19份工,他把这些经历都记录了下来。书的简介这样写道:“进入社会工作至今的二十年间,胡安焉走南闯北,辗转于广东、广西、云南、上海、北京等地,做过快递员、夜班拣货工人、便利店店员、保安、自行车店销售、服装店销售、加油站加油工……”
前段时间,网络上关于“孔乙己脱下长衫”的讨论十分热烈,对于胡安焉来说,体力劳动则是逃跑的结果。他无法和人维持长久的关系,长时间活在无法融入主流的恐惧中,银行卡余额低于两万他就出去打工,等干不下去了再躲回屋子里写作,循环往复。逃跑既是指更换工作和城市,也是逃到文学的世界里。
胡安焉在一份又一份体力劳动中度过了动荡的前半生,他今年44岁,和妻子定居在成都,2020年之后就不再打工。
《我在北京送快递》的市场反馈超出了他的预期。回顾自己十几年的打工经历,胡安焉不再抱有消极态度,发现它们有了新的意义,他意识到,人需要在社会活动中、在处理人际和事务的过程中,受到触发而进行省察和思考,尝试理解发生的事情,继而发展自己的认知,“假如一个人没有某些经历,他就很可能不会去思考相应的问题;假如不是置身其中,他就不会有一个独立的视角。”‍
如今,他不再为自己边缘的生活而不安,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人生。
以下是胡安焉的讲述。



别说思考文学了,

很多时候崩溃得想打人


20年里我换了19份工作,大部分是体力活,我做过快递员、夜班拣货员、酒店和快餐店的服务员,在早餐摊炸过油条,送过雪糕,摆过地摊,开过女装店……在广州、北京、上海、广西、云南很多地方待过。为了方便随时搬家,我的东西很少,大概两三个箱子可以放下,随身的行李一个袋子就装完了。呆得不舒服了我就离职,等到银行卡余额剩不到两万了,再开始找工作,一般是同学给我介绍,或者通过报纸、杂志、58同城上的招聘启事找。
挑选工作我只有两个标准,一个是不用和人有很多交流,另一个是应聘工作的时候不用面试。
其实这也是我做体力活的原因,这些工作没什么竞争,不需要面试,介绍自己的优点,给公司承诺——需要面试的工作我会担心自己不能胜任,但是体力活我知道肯定能,会更有自信。比如我去顺丰、德邦,这种工作你只要去了它就安排我试工,试完工就上岗,我也知道自己做得来。老板来者不拒,当天就开始干活。
体力工作唯一的自由就是你可以随时走,但是在干活的时候是没有自由的,而且人会变得没有思考能力。
2017年我在广东一个物流园做夜班拣货员的那段时间,每天晚上7点上班,第二天早晨7点下班,中间晚上9点到9点半有半小时吃饭时间,剩下的时间都在工作,不能带手机进厂,不能吃东西,工友之间很少聊天,因为任务很多而且噪声很大。
我做的是小件快递分拣的工作,就是把快递按照目的地分类,再重新打包放到对应的车上。拆包裹、按目的地分类、贴标签、再打包,一遍一遍地重复这些动作。工作是在一个一米高的水泥台上进行,面积有十个足球场那么大。四周是来回卸货取货的叉车,十几个小时都是“轰隆轰隆”的噪声。头顶上是一个铁皮顶棚,罩住整个工厂。货物分拣的工作是一环扣一环的,你走了,其他人的工作就没法做,几乎不能摸鱼。顶多去厕所呆两三分钟,厕所也在水泥台上。
干活的时候,我脑子里什么都不想,只看得到还有多少快件没拣完,下班后也完全没写东西了,连书也看不进去。别说思考文学和工作的意义了,12个小时的夜班,白天靠酒精和褪黑素我只能睡着两三个小时,很多时候崩溃到想要打人。但我没有真的打人,因为打架会被辞退。 
胡安焉做夜班拣货员时的住处

大多数时候我都是一个人,我只和工友去过一次KTV,我没有尝试过和工友聊天,他们大多是农村来的,小学没读完,有养家的压力,或者是想攒钱成家的单身汉,他们不关心意义,只想找到给钱最多的工作。只有一个工友每天下班都等我一起回住处,但我跟他完全没有共同话题,聊的都是毫无营养的废话。

我也不是不想成家,只是觉得什么情况都可以接受。2018年,辞掉夜班的工作去北京其实就是因为当时的女友,也是现在的妻子,她住在北京,也喜欢写小说。我们通过文学论坛认识,为了住在一起,我开始在北京送快递,前后待过两家公司,顺丰和品骏,一直到2019年底结束。

顺丰的上班时间很长,为了客户能快点收到件,我们每天要送五班货,最后一班5点多才交到我们手里,加上很多人白天不在家,都要堆到晚上送,下班高峰期电梯又要等很久,送完就8、9点了。

由于我的站点考核数据全市倒数,下班后要开会,把好评倒数的、收到投诉的、超时快件过多的人都拉上台,当众批评、检讨,通过各种挖苦、体罚来施压。经常开会到半夜11点多,挺夸张的,而且这种对人的不尊重我很不适,后来我就偷偷地不去参加了。

在北京送快递

送快递的时候有一些顾客挺热情,感谢我送得这么及时,我很高兴,觉得自己帮到了别人。在小区里看到小猫我会逗一下,还有一次捡到一只刺猬,但是更多时候,这份工作的价值就是挣钱。我养成了用钱衡量时间的习惯,比如平均每分钟我能挣0.5元,那么哪怕公厕是免费的,但我花费了两分钟时间,小便的成本就是1元。

那段时间,我从来没写过东西,书也没读。每个月休四天,实际基本上休不到,老员工会想尽办法多休息,我就要顶班,有时候一两个月、两三个月不会休息都是正常的,更没有可以享受生活的时间。每天回家吃饭、洗澡、洗衣服,都大半夜了,精力只够和女友聊天,或者看一部不用思考的电影。 



怕别人不喜欢我,

更怕别人喜欢我


1999年,我从广州一所中专毕业,学的是家电维修专业,我们学校早几年的中专毕业生都是学校安排工作,到了我这,中专分配工作的制度取消了,学校只安排我们去酒店做服务生。那是我的第一份工作。

酒店服务生的工作主要是宴席结束后搬椅子,每次我都会多搬几把椅子,表现自己的真诚,没想到反而被其他同事排挤,他们觉得我在刻意表现,我就不再卖力干活了。我完全不想讨好领导,故意对领导很冷淡,因为我很反感把讨好上司当成进入社会的必修课。

这份工作我干了半年就离开了,我觉得这份工作很无聊,工资也少,以为可以找到更好的工作。后来证明我想错了,以我的专业教给我的知识,完全找不到相关的工作。当时家电技术发展很快,但我学的东西早就落后了,用的实验设备都是被市场淘汰的。据我所知,我们班最后只有一个人做了家电相关的工作,剩下的要不是家里介绍工作,要不就是像我一样去打工。 

当时广州做生意的特别多,很多年轻人就去这些地方打零工。我在一家香港人开在广州的服装店卖衣服,工资一个月2000。在商店里,我发现我和其他人很不一样,店里来客人的时候,他们都很积极,主动招揽生意,而我只会等着客人来问我。我试过逼自己学着他们的样子做,但是学不会,也害怕别人说我好胜,结果就是生意全让给其他人了。

最开始我没有深究,只是隐约觉得不舒服,于是很自然地就在半年后离职了。我偶然从报纸上看到广州一个加油站在招人,虽然工资只有1800,比服装店少了200,但我想着加油的工作应该不像卖衣服有很多和人打交道的内容,就去了。毕竟有个中专文凭,找体力工作还是很容易的。

意外的是,加油站这份工作也只做了半年就离开了。虽然不用和客人打交道,但我又发现自己不敢和领导说话。领导要求大家下班后住员工宿舍,但我晚上要上夜校,其实现在想起来,如果我向领导说明情况是能被理解的。但我完全不敢提自己的诉求,觉得会被领导讨厌,在组织里显得特殊,就自己默默辞职了。

离开加油站后,同学介绍了一份送雪糕的工作,这次我打算只埋头送雪糕,不和人交流。其他送雪糕的人会和商店老板搞好关系,我完全相反,我不会和他们多说一句话,每次都像第一次见面一样客气。我不是讨厌他们,只是我不愿意和人搞关系,我怕别人不喜欢我,更怕别人喜欢我,因为我知道自己是个很糟的人,总有一天会被识破。

几个月之后,我离职了,这份工作需要推销的能力,如果你和店铺关系差,他们就会找别人送雪糕。 
2007年,在南宁的住处

我产生了很大的惶恐,当时我二十出头,对自己和别人的不同很敏感,我最强烈的感受是,为什么同龄人都能一下子变成大人,而我不行?这样下去,我是不是会被整个社会排挤,变成一个边缘人,那未来我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可能有人在年轻时有和我相似的感受,但我一直没有很强的改变自己的意志力。面对不适,我的解决办法就是放弃和逃避,工作做不来就换一份,甚至换一个城市,因为在熟悉的环境呆久了,会有一个固定的价值观在打量我,也要和别人维系关系,但是去了新地方我就是一个陌生人,那就不会显得很奇怪,也没有认识我的人可以评价我,在新环境里我最轻松。

放弃对我来说是本能一样的东西,我一直相信只要放弃就不会痛苦,所以我是完全被动地被生活推着走,过上了漂泊的、碎片化的生活。



第一次萌发了一种欲望

——我想成为塞林格

从30岁开始,我能接受自己了,我是一个不求上进的人。别人完全可以这样评价我,我不觉得被冒犯。但是那之前看着同龄人都三十而立,即使理性上我知道和别人比较是毫无意义的,还是会不自觉地自卑。我和大多数同学、朋友都断了联系,有一种病态的逃避心理。

我在30岁那一年转变很大,那一年我在南宁开女装店,对人和现实的恐惧达到了顶峰。

那个商场里的店家勾心斗角,大家表面热情,背地里都希望对方倒闭。我常被造谣、抹黑,我感觉到现实社会很复杂,越来越害怕和人交流,别人对我笑我都觉得很恐怖。再后来就恶化成了一种泛化的恐惧,我不敢走在大街上,觉得每个人都在盯着我,回到家我会对着镜子检查很多遍自己的着装和表情。直到除夕那天,我一个人走在大街上,下着雨,店铺都关门了,只有湿漉漉的街道和远处的爆竹声,我第一次觉得,人来到这个世上,不一定是件幸事。
南宁的女装店

女装店附近不到一百米有一家新华书店,它救了我。店里不忙我就往书店跑,买点书带回去读。有一次碰巧看到了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我完全和霍尔顿产生了共鸣,他的早慧不是社会化的早熟,恰恰相反,他看透了成人世界的无意义,处在惆怅、迷茫、厌世的精神状态里,也是我内心的真实写照。

我第一次萌发了一种欲望——我想成为塞林格,写出给人以启发的文学作品。我决定离开南宁去北京,我曾经在漫画社工作过,那是我做过为数不多的一份文职工作,我认识了几个朋友,他们当时住在北京,在北京的那段时间是我的文艺启蒙,我看了很多从来没看过原本一辈子也不会看的书,听了很多摇滚乐,性手枪、涅槃、九寸钉......

之后,我回到广州,把自己锁在一个小房间里,每天读书、写作、上文学论坛,我的银行卡有六万存款,主要用来买书。我在宜家买的两个一米宽、两米高的书柜全部填满了。

这种状态持续了近三年,我终于认清了“文学的真相”,不再寄希望通过写作改变生活了。我的投稿从没收到过回复,有次一个编辑主动向我要稿,一篇八千多字的小说,稿费只有两百多。 

于是我又转头从生活本身想办法,我又开始打工了。

2012年9月,我去了大理下关,做过保安、烘焙店学徒,摆过地摊,有不少空余的时间可以看书和写东西。平时我在喷泉广场跑步,最多的一个月跑了245公里,我还买了把便宜的吉他。房东是一个白族老太太,碰面就喜欢拉着我说话,我没听懂过一句,就对她微笑。
在大理下关摆摊

我的身心得到了治愈,当时我的心境是,假如亚历山大大帝问我需要什么,我也只会说,别挡我的光线就好,如果我被石头绊了一跤,我就爬起来自己再摔一跤,然后拍拍屁股继续走路。

因为阅读,以前困扰我的失败不在了,文学给了我另一套评价标准,在这个标准里,我不再那么自卑,也不那么在意别人的评价,很多人都很愚蠢,即使世俗上他们很成功。就像塞林格所揭示的,世界真正的可能在孩童般的天真里。



怀着怨恨的人生

是不值得过的


生活不是尽善尽美的,如果可以选择我不会来到这个世界,但我更想说,怀着怨恨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
我是1979年在广州出生的,我们家是一个移民家庭,父母不是广州人。小时候在路上我被人问过,为什么相貌不像本地人,我的普通话也比其他同学说得更标准。

在广州,我们家没有亲戚,没有朋友,父母性格孤僻,和我相处他们也很冷淡,准确地说是公正,他们对我的感情更像是老师对学生,冷淡、克制、压抑,不掺杂对子女的私情。他们从小就告诉我,要学会忍让,为公共利益让步,满足私欲是可耻的。

他们极少回应我的情感需要,对我也没有要求和期待,最后我只能放弃和他们建立关系,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后来频繁换工作的时候我会觉得,如果我一直执着于某件事情,最后就是无穷无尽的痛苦,绝对不会成功。长大后,我越不能融入社会,就越埋怨父母,是家庭的边缘造成了我的边缘。

33岁之后我做的事情都没再告诉父母了,他们不知道我结婚,更不知道我写东西。但是近几年,我和父母的关系从对抗变成了照顾。我反思了自己对父母的情感。二十多岁时,对边缘的恐惧、对父母的怨恨,其实归根到底是对生活的厌恶。去年父亲去世,我全程在他身边,他已经不能说话了,在他眼里,我一直是个一事无成的人。接着,母亲癌症复发,不能化疗,只能吃靶向药拖延时间。她唯一的心愿就是趁着还能走路多出去逛逛,我们最近一起去了西安和兰州旅游。

2020年疫情爆发后,我和妻子从北京搬到了成都,有了比较安稳的生活。到现在,我没有再打工。我们租了一间在成都三环的房子,60平米,每个月租金1800元。成都的三环相当于北京的五环,我们本身生活需要的也很少,房子里比较多的是书,快一千本。

我现在的生活状态用成都话说叫“巴适”,早上七八点起床,上午待在家里,喂猫、搞卫生、看书,有时写点东西,十点左右我开始准备午餐,午餐是我们的正餐,一般是我做饭,妻子的作息和我不一样,她起床就中午了。下午我们俩去附近的图书馆写东西,晚上有件大事就是去“钱大妈”(一个连锁蔬菜超市)抢特价菜。 
成都家里的书桌

《我在北京送快递》这本书的市场反馈超出了我的预期。很多人是被底层文学、打工、送快递的噱头吸引来的。豆瓣一个网友的书评我印象很深,大意是说,她以前是用《平凡的世界》教育孩子,现在可以用我这本书来教育孩子了,不认真学习就要去送又苦又累的快递。她在豆瓣上给这本书打了四星。

但我不认为这本书属于底层文学,我没有刻意关照底层的生活,也没有所谓的底层意识。我没有想要代表某个群体或者阶层的意图,只是记录我的个人经历而已。 

我已经写作十多年了,中间还有三年完整的时间全职写作,我只不过是在没钱的时候打工,生活得以维系后又回家写作。如果大家带着对“底层作家”的宽容来看我的作品,是一种我对读者的欺骗。

对我而言更有价值的是,我用今天的眼光看清自己的本质。通过写作,我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打工和自由的对立,在有限的选择和局促的现实中,我越来越感觉到,生活中许多平凡隽永的时刻,要比现实困扰的方方面面对人生更具决定意义。
胡安焉

我最喜欢的文章是伍尔夫读《皮尔金顿夫人回忆录》后写的一篇书评。皮尔金顿夫人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女作家,她的人生是一个下坠的过程,出身高贵,家道中落,死得凄凉。但她一辈子都非常乐观,在绝境中也有对万世万物的爱。哪怕饥寒交迫,仍然会心疼一只昆虫。她有很多矛盾,一方面自尊心很强,老是觉得被人羞辱,另一方面,为了钱也写低俗的文字,她博爱,也很记仇,写作的时候会挖苦得罪过自己的人。

她身上伟大的失意,曾经照亮过失意的我,教会我要接纳生活的安排,尊重真实的自己,哪怕真实的自己是矛盾的。

接下来,我会在成都写一部长篇小说,等到钱花完了,我就再去打工,最好是保安,比送快递轻松多了。   


采访、撰文:张志浩

编辑:李纯

插画:42degree

运营编辑:欣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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