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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兴:区域国别、国际关系和世界历史三学科关系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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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国别、国际关系和世界历史三学科关系刍议
李兴
摘要：2022年9月，教育部发布新版学科专业目录，区域国别学被列入“交叉学科”目录下的一级学科，结束了长期以来区域国别学没有明确的学科归属的历史，成为当前学术界讨论的一个热点话题。要解决区域国别学的学科属性和学科体系问题，最务实的一个基础性工作，就是要厘清区域国别学与其他相近、相关学科的相互关系。区域国别学、国际关系学、世界历史学三者之间关系密切。从学科比较视角看，世界历史学具有基础性的作用，是国际关系和区域国别学最基本的研究方法和最基础的学科支撑。交叉学科视域下世界历史与国际关系融合历史、现实与未来。以学科功能观，区域国别学激活了世界历史和国际关系的学科潜能，突破了其发展瓶颈，扩大了其学科边界，增强了学科之间的交叉与互构能力，为国际关系和世界历史学开辟了新的发展路径。以学科发展论，中国的区域国别学建设正当其时，大有可为，任重道远。
关键词：区域国别学；国际关系学；世界历史学；学科构建；学科体系
作者简介：李兴，男，湖北武汉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二级教授、博导，国际关系教研室主任，教育部首批区域国别研究基地——北京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亚欧区域与俄罗斯问题研究、大国关系与中国外交研究、国际关系与世界近现代史研究、区域国别与中西比较研究等。
2022年9月，教育部发布新版学科专业目录，区域国别学被列入“交叉学科”目录下的一级学科，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并被列入2022年十大学术热点问题之一。关于区域国别学的学科理论与体系建构，遂成为一个热门话题。该话题比较宏观，也相对抽象，务虚探讨相对较多。笔者认为，要解决区域国别学的学科体系，特别是学科属性问题，更基础性、同时也更务实的一个工作，就是要厘清区域国别学与其他相近、相关学科的相互关系。比如，区域国别学（研究）与国际关系学、世界历史学是什么关系？这个问题学术意义重大，但存在学术难度，学术界研究较少。本人试图做一番探讨，以求达到抛砖引玉之效果。一、学科比较视角:世界历史学是国际关系和区域国别学最基础的学科支撑著名学者克罗齐有一句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其实，一切历史也是思想史。因为历史的核心是人，是人的活动，归根到底是人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读史使人明智，学史使人深刻。历史是最好的老师，能够为所有人特别是政治家提供思想指导。革命导师列宁说过，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毛主席酷爱历史，对历史典故烂熟于心，信手拈来。习近平总书记说：“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自关怀和推动下，几年前我国成立了国家级的中国历史研究院。世界历史学与国际关系学属于两个不同的学科：一个是历史学，一个是政治学；一个是世界历史，一个是国际政治；一个属于人文科学，一个属于社会科学。历史学源远流长，历经千年之变；国际关系学属于年轻学科，刚过百岁生日。目前在我国学科谱系中，国际关系学科至少包括国际关系史、国际关系理论、国际关系问题；而历史学门类包括中国历史、世界历史、考古学三个一级学科。两者相差甚远。历史学中的“国际关系”研究与国际关系学的“国际关系”研究不尽相同。其一，历史学中的“国际关系”研究由来已久，历史学家对国家、国际关系的关注是由历史学这门学科性质本身所决定的；其二，历史学中的“国际关系”研究没有拘泥于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简单的互动关系，而是把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国家与国家之外的国际关系行为体，包括所谓“前现代”的部落、族群、邦国等国际关系行为体都囊括进来了；第三，在从“帝国”向“民族国家”过渡的研究中，历史学发现了国家形态的多样性，帝国与大小国家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揭示了西方帝国强加给世界的文明标准和当今世界秩序的思想根源，从而为超越欧洲—西方历史经验、承认国家的多样性等理论创新提供了知识基础；第四，从“大历史”的视角来看。所谓大历史，时间更长、空间更大、内容更宏阔、丰富，可以说，空间无边无际，时间无始无终，是物质、万物存在的方式，人类历史、世界历史只是其中很少、很小的一部分。无论从时间、空间、内容来看，国际关系都只是世界历史中的很小、很少的一部分。国际关系更具体、微观、细小，当然也更生动，反映人类历史、世界历史阶段性的、局部的发展逻辑和发展规律。同时，国际关系学与世界历史学关系很密切。首先，国际关系史是世界历史和国际关系共同、交叉的领域。其次，东西方关系一直是世界历史学（特别是世界近现代史），同时也是国际关系学共同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因为它涉及世界历史学和国际关系学的学术体系、学科体系、话语体系的建构问题。第三，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关系的阐述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从“仰视西方”到“平视西方”，从“中国看世界”到从“世界看中国”，作为最大、最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东方国家，中国命运的逆转给国内外学术界提供了认识中国与世界、认识人类历史发展和世界文明演进最丰富、最生动的第一手材料。第四，历史的内容虽然多样，但政治是历史的脊梁。历史是过去的政治，政治是未来的历史。刘小枫认为：“历史地理知识属于政治知识”。可以说，历史是纵向的政治，政治是横向的历史。德国著名历史学家斯宾格勒说：“当我们把人类的存在川流看作运动时，它们就叫作历史；当我们把它们看作被运动的对象时，它们就叫做家族、等级、人民、民族。政治是这个流动的存在借以维持、成长、并战胜其他生命之流的途径。在本能的每一特征上，在最深的本质中，生活着的一切都是政治”。“真正的政治家是化身的历史，历史的方向性表现为个人的意志，历史的有机的逻辑则表现为个人的性格”。最后，大国兴衰、世界大战、国际体系、国际格局的演变等人类发展过程中带有全局性质的问题，都是历史学和国际关系学共同的研究领域。历史学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吸纳力。世界历史为历史学门类下的一级学科，具有基础性的作用。国际关系为政治学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两者的结合产生历史政治学或国际关系史，是跨学科和交叉学科，并且带来了六个“新”，即新的“论题拓展”、新的“研究范式”、新的“价值重塑”、新的“价值主导”（学术主导，而非政治主导）、新的“交叉融合”、新的“学术增长点”，并有利于构建四大体系，即理论体系（学术体系）、学科体系、教学体系、评价体系（话语体系）。当然，从学科地位来看，世界历史的学科地位高于国际关系，学科内容包容国际关系。两者不同之处体现在：1．研究对象不同。世界历史是国际社会及各国各区域各领域发展的历史；国际关系是国家行为体（各国）之间各方面的关系，主要是政治关系。2．发展动力不同。世界历史的动力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对基本矛盾；国际关系发展的动力则是国家利益。3．研究的时间起点不同。世界历史一般起点于人类出现，甚至宇宙出现、地球诞生；而国际关系起点于国家出现。世界历史早于国际关系。但从时间下限来说，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存在的时间大概率比国家存在的时间要长。因此，世界历史比国际关系研究的时间下限也要久远得多。4．研究方法（路径）、框架、范式不同。历史学涉及到人类出现以来，甚至人类出现以前的宇宙的过程，其客观性要强一些；而国际关系则是国家出现以来的人的活动，主观性要强一些；宇宙和世界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永恒的，而国家不会是永恒的。国家会消失，但世界不会，所以原则上历史研究的对象要比国际关系的研究对象更早出现，更久存在。历史学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但不能说国际关系是一切人文科学的基础，最多只能说国际关系是涉外学科的基础。历史理论与国际关系理论不是一回事。5．从人、时间、空间三维的角度来看也不尽相同。数千年来，作为历史和国际关系活动的主体——作为个体的人和作为集体的人类，以及人的本性——人性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历史传统、民族性格未变，国家逐利的本质不变，因此，大概率作为两门学科——世界历史和国际关系中活动的主体的人类不会有什么本质的变化。以时间视角，历史与现实前后相连，一脉相承，历史、现实与未来三位一体，而国际关系主要是现实与未来两位一体，在时间上比世界历史要短。以空间论，即使以百年、千年为单位，地球陆地、海洋、山川河流大势也很难说有根本的变化，但人类出现已数百万年，从地理环境的变化来看，世界历史比国际关系要大。6．学科功能不同。世界历史学科具有描述、解释、研究功能。国际关系学具有描述、解释、预测功能。其中，描述和解释功能是共同的，预测功能则不是世界历史的长项，而可能是国际关系学所独有的。深入研究长时段历史，透过现象看本质，使人考虑问题相对长远、深刻，这是世界历史学功能的强项，因为历史往往比较复杂、隐藏。而国际关系则多研究现状，容易看表象，重直观，不知历史的演进过程和曲折，相对流于表面。近代500年来，是人类历史上发展最快的时期。无论是物质文明、制度建设还是科学技术，其发展加速前所未有。物质财富的创造和积累突飞猛进、日新月异。民族国家群体形成，作为国家行为体，不仅活力四射（如革命、改革等），而且张力最大（如竞争、战争、扩张等）。世界历史发展总体来说有“分”有“合”，以“合”为主。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单一的学科、单一的国别研究功能有限，无法解释和解决宏大的历史叙事和理论问题，时代的发展要求综合功能超强的新型学科的出现。在近代以来的历史大背景下，世界历史学科自然得到了重视和发展，国际关系学也于百年前应运而生，成为显学。当前，区域国别学在中国刚刚确立了一级学科地位，就进入了提速发展阶段。而历史学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作为应用性比较强的国际关系学和区域国别学，要想胜任自己的学科功能，就必须以世界历史这门基础性学科作为自己最基本的研究方法，最基础的学科支撑。只有这样，国际关系和区域国别学才能根基扎实稳健、基础宽广牢靠、后劲强大有力。二、交叉学科视域：世界历史与国际关系融合历史、现实与未来国际关系学目前是政治学下属的二级学科，而世界历史学是历史学大类下的一级学科。因此，研究世界历史学与国际关系学之间的关系，是对建构历史政治学的加深。至于研究历史进程中“家—族—国家”结构在政治学和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和地位，则是对历史政治学研究的进一步推进。世界历史学与国际关系学的关系本来是很密切的，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是因为中国大学实行学科制，学科划分过于明显，不同学科之间的壁垒非常之森严，纯粹是一个“中国式问题”，也许只有在中国如此，在国外远没有如此严格。其实，世界历史与国际关系学科在内容上有重叠（比如国际关系史、地缘政治学、大战略研究），在学科上有交叉。所谓的“国际关系”研究自古以来就是历史研究的一部分，因为历史学一直把人类共同体的演进作为其研究的主要内容，这种共同体包括部落、城邦、帝国、君主国，当然也包括民族国家。因此，历史学家从事国际关系研究并非“越界”，而是其学科发展的传统，只不过其研究视角不同而已。因此不少历史学家的经典名著同时也是国际关系研究的名作，如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保罗·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等等。国际关系史是我国许多重点大学历史学、政治学和国际关系、法学学科开设的一门专业课程，有的设为专业基础课，有的设为专业选修课。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国际地位的提高，以及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的风生水起，有些大学甚至把国际关系史设置为全校公选课或通识课。世界历史与国际关系学科交叉融合，产生两种后果：一种是国际关系史，另一种是历史政治学。国际关系史，倾向于历史学，侧重纵向、垂直和变化研究，强调人的历史活动随着时间而发生变化。历史政治学则偏向于政治学，侧重于从历史视角研究现实政治问题和政治领域，考察的重点是组织形式、共同体（家或国），比如部落国家、王朝国家、民族国家、公民国家等形式。国际关系史和历史政治学两学科统属于共同的大法学门类，并向“学科群”的方向演进。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非西方群体性崛起对传统的“西方中心论”“欧美中心论”提出了挑战。近现代国际体系历经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维也纳体系、凡尔赛—华盛顿体系、雅尔塔体系，基本上是一个从局部走向整体、从区域走向全球的过程。这是世界历史和国际关系两学科共同的、重要的学科内容，不可或缺。历史学与国际政治交叉，世界历史和国际关系交叉，产生新的学科增长点。其中，世界历史与政治学两个一级学科不可能真正的各占50%，而是会略有倾向性的。其中，国际关系史靠近世界历史学一点，历史政治学偏向政治学一点。国际关系史与历史政治学又交叉，融合产生新的大历史政治学。这里面就蕴藏着这个专业领域的新文科起点的萌芽。自从世界历史出现以来，人类作为一个群体是一直存在的，人性很难发生变化，唯一变化的就是历史时间，而且是单行道的，一去不返，有去无回。而传统的国际关系是国家行为体之间的政治关系，是国务活动家之间的政治活动。因此，世界历史学与国际关系学共同研究的单元是时间——可谓同一条河流、同一条线索、同一个谱系、同一根脉络，只不过两学科分别侧重于其不同的阶段、不同的部位、不同的内容而已。之所以划分为世界历史和国际关系，也是源于人们认识的局限性，人的时间、精力有限，人为设限、划界，区分为不同学科，分开研究、各有侧重而已。实际上，从时间的维度来看，过去、当下与未来三位一体，其实是不可分割的。历史与国际关系的主体是人。历史中的帝王将相、人民大众，外交中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普通民众，都是人，都具有人性，都在为各自或各自代表的利益和权力而奋斗。世界历史和国际关系只是研究的角度、探讨的重点不同，具有相通性、交叉性、人文性和社会性。两者都重视帝王将相、英雄人物的作用，只不过外交更明显。两者都开始重视人民大众的作用，可能世界历史学更突出一些。历史是人类出现以来就有的，甚至人类出现之前就出现（史前史）。国际关系是国家出现以来才有的，而国家的出现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很晚。显然，史学更古老、更悠久，队伍更庞大。地球的历史已经46亿年，人类已经有300多万年的历史，有文字的历史可能只有5000年。地球上先后出现过10 000个国家。当前全世界大约200个国家。然而，国际关系使人类对于权力的争夺，在地域空间上扩大了，在历史时间上更近了，在图景上更具体、更清晰，也更充分。国际关系使世界历史的主要内容由国内人与人之间、集团与集团之间，社会阶层与社会阶层之间的关系，逐渐转向不同的王朝国家、民族国家和主权国家之间、不同国家的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和互动关系。两者殊途同归，共同、互补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美国重要的国际关系学家一般都具有丰富的世界历史知识，精通历史。顶级的国际关系理论家肯定也是学养深厚的历史学家。如基辛格的《世界秩序》《大外交》，布热津斯基的《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很多国际政治学大家的论著，如摩根索《国家间政治：权力与和平的斗争》，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巴里·布赞《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国际关系研究的再构建》，其分析论证都是建立在国际关系史案例分析的基础上的，尽管结论各不相同。很多历史学家也研究国际关系，如保罗·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1500—2000年的经济变革与军事冲突》，拉赫本的《人类简史》《今日简史》《未来简史》三卷本，大卫·克里斯蒂、辛西娅·斯托克斯·布朗和克雷格·本杰明的《大历史》，爱德华·卡尔的《二十年危机：国际关系研究导论》，等等。把国际关系与世界历史结合起来，运用多元方法研究“国际社会”和“国际体系”，则是英国学派的主要特点和核心内容。在俄罗斯，从事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的专家往往具有历史学学科背景。俄罗斯也设置有“区域研究学”（Регионоведение）学科。在我国，“国际关系学”与“国际政治学”是分开的。国际政治学知识谱系包括但不限于：国际关系史、国际政治理论、国际问题研究，等等。有的学校设立“历史与政治学院”，把“国际政治”与“历史学”放在一起，这是很有道理的。一些著名学者往往两者兼通。例如，钱乘旦教授是英国历史学家，同时担任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院长。时殷弘教授是美国历史学家，却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工作。沈志华是苏联历史学家，对国际问题、外交问题也颇有见地。另外，华东师范大学世界历史研究院、首都师范大学全球史研究院等机构，都坚持历史与现实问题相结合的研究路径。以个人而论，北京大学历史系徐天新教授、王立新教授，吉林大学公共外交学院刘德斌教授，中国社科院边疆问题专家邢广程研究员，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区域研究院冯绍雷教授，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杨闯教授，首都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徐蓝教授，等等，都是把世界历史与国际关系两学科结合得比较好的代表性学者。著名史学家、《历史研究》的作者汤因比说过：“我始终是脚踩着现在和过去两只船……既回顾过去，又展望未来”。英国著名国际关系史专家巴里·布赞和理查德·利特尔把世界历史与国际关系理论结合起来，致力于重铸国际关系学学科体系，认为当今国际关系史学界存在以下五大弊端要予以克服和改进：1.现代主义(presentism)，即将注意力过于集中在当代历史和现行政策问题上；2.非历史主义（ahistoricism），即忽略和曲解大部分历史的方式，如忽视非洲—欧亚大陆体系在欧洲开始全球扩张前就存在的史实；3.“欧洲中心主义”（Eurocentrism），意味着不同于欧洲和西方的历史和文化视角基本上被排除在学科理论之外，不同于西方人的部落、帝国、城邦国家和其他政治形式都被边缘化了；4.无政府主义偏好（anarchophilia）；5.国家中心主义（state-centrism）和威斯特伐利亚“情结”，这是一种狭隘的西方视野，发挥着“威斯特伐利亚束身衣”(Westphalian straightjacket)的作用。历史学主要研究过去，但也要关注现实和未来，具有学术意义和理论价值。国际关系主要关注现实，也要关注历史与未来，具有现实意义和应用价值。两者都具有描述、解释的功能。两者趋同，但不等同；两者公约，但不合并，只是学科核心不同、侧重点不同，特质各异，各有千秋。从交叉学科视域看，世界历史和国际关系，徘徊和融合在历史、现实和未来之间，是穿越历史、现实与未来的多重对话，具有独具特色、不可替代的学术意义和现实价值。三、学科功能维度：区域国别学为国际关系和世界历史学开辟了新的发展路径2013年，教育部首批区域和国别研究基地成立。2019年，高校国别与区域研究人才培养与学科建设联盟成立，从聚焦人才培养到关注学科建设，从覆盖全国40多所高校到96所高校，从政治学（国际关系）、世界历史、外国语言文学学科为主，到更多的学科参与其中。2021年12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下发《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专业目录（征求意见稿）》及其管理办法，将区域国别学纳入第14类交叉学科一级学科目录，可授予法学、文学、历史学学位，至此结束了长期以来区域国别学没有明确的归属的历史，区域国别学迎来学科构建的元年和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2017年，我国成立了395家区域国别备案中心。截至2021年6月，我国已有430多个部设培育基地和备案中心，分布在180多所高校，基本上做到了对世界各国、各地区研究的全覆盖。全国20所高校建有区域国别二级学科和交叉学科26个。区域国别学、国际关系学、世界历史学，都是研究涉外事务的，都以域外、国外为研究对象。三者的学科内涵、学科特点、学科体系不同。历史学科相对成熟，有几千年的历史，有自身成熟的传统的体系。如果从1919年英国设置国际关系教席算起，国际关系学科的历史则满百年，也形成了自己的框架。区域国别研究的萌芽早在18世纪殖民主义时期就开始了，然而在中国作为一个正式的学科问世，可以说才刚开始，学科体系最不成熟。区域国别学需要大国的实力和资格进行支撑。随着国际格局的变化，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正从世界的边缘走向世界的中心。伴随着学科体系和学科建设的进步，区域国别学的研究，从大国转向中小国家，从外交、安全、战略等高级政治关系走向经济、社会、文化等低级政治关系，从局部、碎片研究走向综合、全面研究，从专才要求走向通才要求，从多学科、跨学科走向学科的交叉融合。这里所谓多学科方法，就是各学科合作攻关，但各还是各。所谓跨学科方法，就是多学科联合攻关，但以我为主。多学科和跨学科不等于学科交叉。所谓交叉学科方法，是各学科、多学科强强融合，包括文理结合，产生新的基因、新的特质，进而出现新的学科。这个新的学科与原来的学科有联系，但已经不同，不仅学科内核是新的，而且更加适应学科发展和社会需要。如果说，国际关系和世界历史学科是以民族国家为中心，而区域国别学则是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终极价值。中国的区域国别学与西方殖民时期、帝国时期的“东方学”完全不同。所谓“东方学”(Orientalism)是以西方为中心，居高临下，以西御东，西方统治东方，东方服从于西方的霸权、主导权和话语权。“东方学”学科服务于西方地缘政治，逐渐脱离了原本的科学和学术意义上的“东方研究”（Eastern Studies)，是“西方用以控制、重建和君临东方的一种方式”。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服务于中国的国家战略需要，实现全球所有国家和区域研究的全覆盖，其中绝大多数自然是欠发达国家。中国不歧视中小国别和地区，不以大小、贫富、强弱、制度、宗教等划线，平等相待，相互尊重，倡导和平、共同、可持续性发展，互利共赢，以新型国际关系为准则，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理念。作为曾经的世界中心，基于对其殖民地国家了解的需要，西方国家最先开展了区域国别研究（Area Studies）。在一战时期，英国最先开展了这方面的工作，如1915年成立斯拉夫研究院，1916年在伦敦大学成立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二战后，随着霸权地位的转移，区域国别研究的中心转移到了美国，美国成为区域国别研究最发达的国家。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有其发展背景和历史渊源，随着中国国力的日益增强，经过学术界专家学者们的长期努力，区域国别研究在中国取得了良好的开端。西方的区域国别研究，早期基本上以文化、翻译为主，与当今的区域国别研究内涵不同。区域国别研究是对一国或地区的综合把握。开展区域国别研究可以以地理文化区域为划分标准，也可以以国家为标准，如美国学、俄罗斯学、斯拉夫学、欧洲学、非洲学、拉美学等。因此，开展区域国别研究必然是多学科的，这也决定了这是一门交叉学科。世界历史是区域国别研究的基本方法，也是研究的基础领域。区域国别学、国际关系学和世界历史学，这三个学科部分交集，各有侧重。区域国别学包涵世界历史和国际关系，也综合运用世界历史和国际关系的研究方法。从理论上讲，区域国别学是整合、融合世界历史和国际关系等学科而形成的新的、更有包容性、更高层次、更高类型、更具有战略意义的大学科和综合性学科。与国际关系、世界历史学科通常以大国、强国、胜利者为关注的主要对象不同，国家无论贫穷还是富裕、发达还是欠发达，强大还是弱小，西方国家还是东方国家，英语国家还是中小语种国家，在区域国别学那里都获得了一样的关注，一样平等的被研究地位和机遇。任何单一学科，包括世界历史、国际关系、外国语言文学，等等，都只具有单一的工具化功能，难以达到像区域国别学那样能够满足国家战略需要多样化的功能。区域国别研究激活了世界历史和国际关系的学科潜能，突破了其发展瓶颈，扩大了其学科边界，增强了学科之间的交叉与互构能力，为世界历史和国际关系的学科发展开辟了的新的路径。其中，掌握研究对象国的语言是区域国别研究的入门砖，比较研究是区域国别学研究的核心方法，世界历史是区域国别研究的最基本方法。如果说，世界历史，特别是某些中小国家的历史研究是冷门绝学，国际关系研究是显学，那么区域国别研究可谓热门。区域国别学是学科集群，同时也是智库之源。智库一般以政治、经济、安全、外交为最主要的四大研究领域，世界历史学不能直接满足，国际关系学只能满足其中一部分，只有区域国别学可以全部满足需要。有些中小国家和偏僻地区，过去关注的人极少，从学术上说基本上快要灭绝了，区域国别学的设立可以说拯救了这些冷门绝学，是多个学科（区域国别学、国际关系、世界历史、外国语言文学、区域经济等）的交叉融合， 是一个新兴的、规模巨大的学科群，其包容性广、功能超强，单个学科起不到这个作用。区域国别学是国际政治的“奢侈品”，却是大国强国的“必需品”，也可说是大国地位的学科支撑。中国的区域国别学发展，是中国综合实力、国际地位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发展、提升的结果，也是破除“西方中心论”最好、最快、最现实、最接地气的切入口（点）和抓手。区域国别学在我国虽然起步较晚，但起点很高，当前正处于提速、迅猛发展阶段，成果不菲，与西方发达国家差距没有那么悬殊，且有自身的优势和特色。只有区域国别学，才能使国际关系学落地生根。而世界历史学是区域国别研究可持续性的学科支撑。区域国别关系史，是区域国别学、国际关系和世界历史三个学科的共同、交集领域。从区域国别学来看，从区域国别学到区域国别史，再到区域国别关系史，是区域国别学发展的具体细化。从国际关系学来看，区域国别关系史，包括区域与区域之间的关系、国别与国别之间的关系、区域与国别之间的关系三个层面。从世界历史的视角来看，区域国别关系史不仅属于历史，而且肯定属于世界历史。在我国，首都师范大学、天津师范大学以及上海师范大学先期已经有了世界历史与外国语言文学相结合培养人才的实验。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率先进行了“非洲区域国别学”本科硕士博士人才培养体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山东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浙江师范大学等设立了区域国别研究院等相关机构，中国人民大学进行了“历史学+国际关系”双学位项目，北京师范大学也在推行“历史学+外国语”双学位项目。教育部区域国别研究基地—北京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率先在北京师范大学开设区域国别学研究生课程。这些都是世界历史、国际关系、区域国别学进行跨学科、多学科交叉培养的创新实践和有益尝试。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22年8月，我国有29所高校开设了36个自设2级学科，3所高校开设了5个2级交叉学科。这些大学还在国家一流课程、教材建设、慕课平台建设、虚拟教研室平台建设等方面做了许多宝贵的尝试。北京语言大学还在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的指导下创办了《国别与区域研究》集刊。四、学科发展视阀：中国的区域国别学建设任重而道远世界近代以来，特别是经济全球化以来，全球互联互通发展迅猛，一些全球性问题层出不穷，需要超越民族国家的、宏观的、长时段的大历史研究，需要高度综合的整体性、连续性的研究。单一的学科越来越表现出身功能和能力的弊端，包括世界历史和国际关系学科。这就是我国区域国别学应运而生并提速发展的时代条件和学科背景。2022年9月，我国教育部发布新版学科专业目录，区域国别学被列入“交叉学科”目录下的一级学科，类别代码为1407。国际关系学属于政治学，系二级学科、法学大类。世界历史系一级学科、历史学大类。世界历史、国际关系和区域国别学，相互联结，冷热结合，新旧激活，相互利好。三学科的交叉融合，区域国别学的稳步推进、发展壮大，体现了我国综合实力的增强、国际地位的提高和学科建设的进步，也体现了我国发展战略的需要，昭示了我国学科建设的方向，时代发展的需要，具有内外发展动力和历史逻辑，貌似有些偶然性，其实有其必然性，既有学术上的世界普遍性，也有一定的中国特色。当然，既然说到具有中国特色，那就意味着其中有些是中国所特有的，是中国现阶段为了推进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对相关学科建设所采取的必要措施。不过，在国际学术界跨学科研究大行其道，特别是区域国别研究被确定为“交叉学科”目录下一级学科的时代背景和现实条件下，无论是从事相关领域研究的学者，还是推进相关学科建设的领导者，都不应该作茧自缚。只有不囿于并且突破学科的“级别”“等级”概念和学科界限的条条、框框、圈圈、套套，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和开创精神，才能为自己的学术研究和相关学科建设开辟出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世界历史学为区域国别学、国际关系学提供了最基本的研究方法、最基础的学科支撑。世界历史学与国际关系学的融合打通了历史、现实与未来。以交叉融合为特征的区域国别学，是区别于世界历史学、国际关系学等单一学科的巨大的新型的学科群，突破世界历史学、国际关系等传统学科的发展瓶颈，扩大了其学科边界，激发了其学科潜能，增强了学科之间的交叉与互构能力，为国际关系和世界历史学开辟了新的发展路径。当前我国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的问题在于学科历史短，不成熟，学科知识供应不足；人才不够，缺乏经验，尤其是熟练掌握非通用语言的复合型人才和青年人才严重不足；没有成熟的学科体系，学科研究存在碎片化的问题，学科内容有“大杂烩”的疑问，学科功能有“万金油”的嫌疑，学科建设有“一窝蜂”的倾向；缺乏对口的工作岗位，人才就业保障前景不明。这就要求我们结合中国实践，借鉴国内外有益经验，协同努力，开拓创新，建设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学，为国家战略和社会发展服务。基于学科属性的复杂性，地域属性的重要性，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初期的交叉融合优势、学科界线不很明显，学科边界比较模糊。不过，既然区域国别学基于学科交叉和融合，那就意味着该学科不会以任何一个现有的、具体的学科为核心，包括世界历史和国际关系，亦或外国语言文学等，而是要多学科交叉、融合出一个新的学科群，联通过去、现实与未来。作为一个学科集群，区域国别学迟早、终究会有学科自主建构和理论创新（identity），有独立自主的知识体系、学科谱系和学术规范，不可通约的范式，非我莫属。只是在学科建设的初始阶段，区域国别学还是要多借鉴和借力于世界历史学和国际关系学，包括方法、框架、内容和体系，等等。一旦学科成熟，区域国别学的优势就会如涌泉一样喷现出来，并且反哺推进世界历史、国际关系学的发展。所以，区域国别学、国际关系学和世界历史学等多学科交叉融合，双向互构，互利共赢，并不存在一些人所担心的分割蛋糕的问题。在全国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上万名专家学者，特别是世界历史、国际关系、外国语言文学等学科的学者的共同努力下，以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为方向、以人才培养为核心、以学科建设为牵引、以智库建设为突破、以多学科交叉和转型为支撑，中国国别区域研究取得了阶段性的进展，前景可期。结语如果问，西方史学家和国际关系学家在知识结构和谱系上有什么缺点？那么问题在于他们多为欧美、西方中心论者，对发展中国家、第三世界、亚非拉美等东方国家、东方文明相对陌生。随着国际力量对比和国际格局总体东升西降，随着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型经济体的崛起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学术界恰逢其时，大有可为。区域国别学上升为国家一级学科，就为破解世界历史和国际关系等学科领域的传统的“西方中心论”提供了有力的抓手和有利的入口。从这个角度说，当前世界历史和国际关系学科体系的主要任务是解构“西方中心论”，重构均衡发展、东西平衡的学科体系。而区域国别学学科体系的主要任务则是建构功能综合、强大，能够与西方相媲美的、高质量的学科体系。研究历史需要历史感，研究现实需要时代感。研究历史需要理性，研究现实需要激情。历史不仅要研究历史事件、历史形态、历史规律，而且要指引解决重大的现实问题。习近平总书记说：“历史、现实、未来是相通的，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未来的历史”。只有熟悉历史，才能分析当下；只有精通历史和现在，才能正确预测未来。对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类之问的最好回答，对历史最好的纪念，就是推动历史的前进。对未来正确的态度，就是努力开创辉煌的未来。总之，急国家之所急，适未来之所需，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学术创新精神，推动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构建包括区域国别学、国际关系学和世界历史学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为推进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而努力，是当代中国包括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使命担当，正当其时，恰逢其盛，大有可为，任重道远。
编辑:邓文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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