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编者按：昨天 我们刊发了“澳洲女同出柜父母后遭遇软禁”的文章—-“彩虹家暴：“骄傲月”里的枯萎玫瑰”引发了网友们的强烈关注！

蝴蝶的遭遇到底是个案？还是性少数人士出柜后要面临的普遍现象？

希望今天的《性少数人士向父母出柜后境况遭遇调查报告》能让更多人了解这个群体的现状和困境。

6月17日晚八点左右，湖南益阳高三男生陈一佳，从资江一桥跳河自杀。

其微博遗言显示，除了因性取向从小遭遇“娘娘腔”嘲讽、饱受校园欺凌之外，死前不久向父母的出柜，以及双亲如临大敌的“不良反应”，亦是促使其最终选择放纵生命“流逝”的主因之一。

他诀别书中的一句“是的，我是同性恋，同性恋怎么了，不配拥有爱情么？你们还天天逼我，干啥玩意？”也成为了向父母出柜后遭遇心灵重创的同道中人的“千古代言”。

无独有偶。一个月前的5月17日彩虹日来临前，山东青岛15岁初三男生在微博发出“遗书”，称因其同性恋身份，被同学和老师挖苦讽刺欺凌，而父亲更是抓着他的头狠狠往墙上撞，甚至表示要用极端方式解决问题……

2019年“骄傲月”期间，一项由“蝴蝶袋鼠事件反家暴公益志愿团队”与北京市千千律师事务所共同发起的，针对“性少数人士向父母出柜后境况遭遇”调查报告出炉。

据调查报告最终主笔人山奈透露，这份遍及全国33个省市自治区、直辖市（西藏除外），总计为2475份有效问卷的较大样本量调查显示：

有近25%的受访者使用了“十分艰难”来形容自己的出柜经历；

有至少为70%＋的性少数人士，在向父母双亲或一方单亲“出柜”后，被父母实施了包括软禁、强制矫正治疗、逼迫与异性结婚等各种家暴或故意伤害惩处。

而这些从小饱受凌辱与伤害的性少数人士，在不得不忍受来自社会的各种不解与压力后，再次受到来自“心灵港湾”的重创，有的抑郁、有的屈于淫威与伴侣分手、有的不堪软禁选择跳楼；

更有甚者，像前述两位男生一样，直接选择轻生。

2019年彩虹人士出柜父母后境遇调查

性少数群体，又称LGBT群体，LGBTQIA+群体，是同性恋者、跨性别者、酷儿、间性人、无性恋以及以上未提及的其它非规范性的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人的总称。

“出柜”一词意指性少数群体主动或被动向家长、亲戚、熟人等表露自己的真实性取向或性别认同等的行为，由于与传统社会观念上的矛盾，出柜往往伴随着遭遇暴力的风险。

为了统计性少数群体在出柜后遭遇来自原生家庭的暴力的情况，我们制作了这份问卷，并对结果进行了统计：

问卷填写者的生理性别

在2475份有效数据中，25.29%（626名）受访者的生理性别为男性，71.88%（1776名）受访者的生理性别为女性，2.83%（70名）受访者的生理性别为间性。

问卷填写者的性别认同与性别表达

在2475份有效数据中，66.14%（1637名）受访者的性别认同为顺性别，10.67%（264名）受访者的性别认同为跨性别，5.78%（143名）受访者的性别认同为无性别，4.12%（102名）受访者的性别认同为间性，9.94%（246名）受访者的性别认同为酷儿，3.35%（83名）受访者的性别认同为其它。

问卷填写者的性取向

在2475份有效数据中，2.67%（66名）受访者的性取向为异性恋，50.91%（1260名）受访者的性取向为同性恋，30.22%（748名）受访者的性取向为双性恋，9.78%（242名）受访者的性取向为泛性恋，2.26%（56名）受访者的性取向为无性恋，另有4.16%（103名）受访者不能确定自己的性取向。

出柜经历是否顺利

在共计2475份有效数据中，有5.21%（129名）的受访者表示“十分顺利”，24.2%（599名）的受访者表示“顺利”。出柜过程十分顺利或者顺利的受访者，占全体受访者的比重约为29.41%；22.83%（565名）的受访者使用了“十分艰难”来形容自己的出柜经历。

家庭在出柜后的认同态度变化情况

在2475份有效数据中，35.72%（884份）的受访者的家庭在出柜后趋向认同其性少数身份，64.28%（1591份）的受访者的家庭在出柜后取向反对其性少数身份。

家庭对性少数成员施行暴力的情况

在共计1747组填写此项的有效数据中，72.81%（1272份）的受访者遭遇过来自家庭的语言暴力，50.77%（887份）的受访者遭遇过来自家庭的冷暴力，36.12%（631份）的受访者被要求看心理医生或者进行纠正治疗，12.14%（212份）的受访者遭遇过来自家庭的肢体暴力，16.08%（281份）的受访者被限制人身自由，17.86%（321份）的受访者被限制通讯自由。

遭受伤害后是否出现心理疾病

在共计2475份有效数据中，38.18%（945份）的受访者在受到伤害后出现了心理疾病，61.82%（1530份）的受访者未出现心理疾病。

受到伤害后寻找帮助的渠道

在共计1747份填写此项的有效数据中，53.01%（926份）的受访者没有寻求帮助，48.77%（852份）的受访者寻求了朋友帮助，6.64%（116份）的受访者寻求了妇联、LGBT平权团体等社会组织的帮助，3.09%（54份）的受访者寻求了媒体舆论的帮助，1.09%（19份）的受访者寻求了律师的帮助，0.8%（14份）的受访者寻求了警察的帮助，0.29%（5份）的受访者寻求了居委会/村委会的帮助。

在14名寻求了警察帮助的受访者当中，2名受访者认为警察的介入有成效，12名受访者认为警察的介入无成效。

最有效的帮助渠道

在共计884份填写此项的有效数据中，73.08%（646份）的受访者认为来自朋友的帮助最有效，13.57%（120份）的受访者认为来自LGBT平权组织、妇联等社会组织的帮助最有效，8.48%（75份）的受访者认为来自媒体舆论的帮助最有效，3.85%（34份）的受访者认为来自律师的帮助最有效，0.79%（7份）的受访者认为来自警察的帮助最有效，0.23%（2份）的受访者认为来自居委会/村委会的帮助最有效。

典型案例

案例一：763号问卷的填写者是一名跨性别男性（生理性别为女性，性别认同为男性），喜欢女性。

根据其自述，在出柜以后被家长强迫去看心理医生，并遭到来自父亲的言语羞辱，通讯工具也被没收，一旦被发现与外界有联系就会遭到毒打，曾经被打断过腿和第六、第七根肋骨。

后来离家后被断绝了一切与家庭的经济联系，家庭亦对他彻底不理不睬。

在出柜后遭受的这些暴力导致他患上了重度抑郁症，焦虑症，被害妄想症等心理疾病。

图/《男孩别哭》

案例二：1367号问卷的填写者是一名生理性别为女性的酷儿（性别认同处于流动状态），喜欢女性。

Ta自述自己在性取向被家长发现后，人身自由和通讯自由遭到限制，自己和女友也遭到了来自家长的多次言语侮辱（在朋友、熟人、女友父母面前），遭遇了多次肢体暴力，身上留有多处伤痕，因为头部被砸在地上后被按住狠打了一顿导致左耳膜穿孔，听力受损，有轻微后遗症。

因其女友当年要出国留学，母亲还有打电话到学校和校领导处反馈，试图通过这种方式影响女友的个人档案。在回到学校后，父母通知老师对其进行监视。

曾经被强迫送去看心理医生，并得到了医生“我会治好她并让她找个好老公”的承诺。

在遭遇到这些暴力后，该受访者罹患了重度抑郁症和焦虑症。

图/《蝴蝶》

案例三：2073号问卷的填写者是一名女性泛性恋者。

她自述在出柜后遭到家长在经济来源上的威胁并被强制安排相亲，其父利用身在公安机关工作的职权之便，动用视频监控对其进行控制并调查其女友隐私，手机也遭到翻查。

该受访者自述说：

“一开始非常非常害怕，经常性做噩梦，有轻微自残倾向，在演不下去戏的时候掐自己使自己保持清醒，间歇性崩溃大哭。”

图/《阿黛尔的生活》

案例四：11号问卷的填写者在高中时代曾有一个女朋友，在她们之间的关系被女友的家长发现后，女友被没收了所有通讯工具，被逼删除了所有与她的联系方式，并被送到了亲戚家禁足。

女友的妈妈更是向她进行了交涉与威胁，并称：

“我们希望她当一个正常的女孩，正常地结婚生子。”

在被禁足期间，她女友尝试过离家出走和自杀，精神状态也出现了严重问题，为了避免对女友造成伤害，她不得不忍痛分手。

数年后她重新联系上了昔日女友，才知晓女友经此事件后性情大变，原本开朗乐观成绩优异的她变得抑郁而时常有自杀冲动，哪怕事情已经过了数年，依旧未有好转。

图/《卡罗尔》

案例五：2564号问卷的填写者是一名跨性别女性。

在成年后，由于恐惧家长发现自己的跨性别身份，而离家出走前往远方打工，却在数月后被家长报警抓回，并被拘禁在家里，遭到了来着父亲的严重肢体暴力包括棍棒殴打。

她通过社交媒体软件进行了求助并激起一定关注，但是志愿者上门时遭到了警察和家长的拦截，情急之下她不顾危险从三楼爬出，不慎坠楼并摔伤腰椎并留下后遗症。

与2014年研究报告对比

受暴比例上升

在将我们此次的调查数据与同语组织于2014年-2015年组织调查并总结而出的《中国性少数群体家庭暴力研究报告》进行对比后，有一些值得关注的地方。

首先要注意到我们此次的调查与同语的调查之间的差别。

从调查范围来说，同语的调查涉及全部的性少数群体，而我们的调查只针对那些已出柜的性少数群体；

从调查方向来说，同语的调查不仅涉及原生家庭暴力，也涉及亲密关系的暴力，而我们的调查专门针对原生家庭暴力；

从调查手段来说，同语的调查是以实地发放问卷为主，辅以线上调查，而我们此次的调查完全在线上进行。

遭受暴力的比例对比：

数字呈上升趋势

同语的调查：

在同语调查的数据中，有68.97%的性少数遭遇过家庭暴力，其中，已出柜且生理性别为女性的性少数中有77.78%遭遇过家庭暴力。

我们此次的调查：

在我们此次的调查中，有70.59%的性少数遭遇过家庭暴力（表中填写曲折、艰难、十分艰难者）。

遭受暴力的形式比例对比：

家暴花样翻新

同语的调查：

在同语的调查中，遭遇原生家庭精神暴力的比例是46.30%，遭遇原生家庭身体暴力的比例是24.34%，遭遇原生家庭经济控制暴力的比例是12.68%。

我们此次的调查：

在我们此次的调查中（多选），72.81%的受访者遭遇过来自家庭的语言暴力，50.77%的受访者遭遇过来自家庭的冷暴力，36.12%的受访者被要求看心理医生或者进行纠正治疗，12.14%的受访者遭遇过来自家庭的肢体暴力，16.08%的受访者被限制人身自由，17.86%的受访者被限制通讯自由。

遭遇暴力后的求助形式对比:

社会支持系统远远不够

同语的调查：

在同语的调查中，81.02%的人选择向非正式支持系统（朋友、ngo、社群等）求助，5.72%的人选择向公安局求助，4.82%的人选择向法院求助，2.41%的人选择向妇联求助，3.31%的人选择向媒体求助，1.51%的人选择向医院求助，1.20%的人选择向街道办事处求助。

我们此次的调查：

在我们此次的调查中，53.01%的受访者没有寻求帮助，48.77%的受访者寻求了朋友帮助，6.64%的受访者寻求了妇联、LGBT平权团体等社会组织的帮助，3.09%的受访者寻求了媒体舆论的帮助，1.09%的受访者寻求了律师的帮助，0.8%的受访者寻求了警察的帮助，0.29%的受访者寻求了居委会/村委会的帮助。

从个案中引发的思考

在分析同语的调查报告时，“长春拉拉受暴案”这个个案中的一些细节引起了我的注意：

这个个案里警方的处理手段是将家暴受害者送回家人身边，而无独有偶，蝴蝶案中警方也是先后三次将蝴蝶送回父母身边，可以发现，基层警察在处理家暴案例的原则上似乎存在一个严重问题——那就是将遭受原生家庭家暴的受害者送回施暴的父母身边。

△蝴蝶案中，

网友山奈与蝴蝶女朋友袋鼠的对话

实际上，我们也接触到的性少数者（成年、经济独立、父亲离异母亲病逝）在逃离农村家族后依旧终日生活在恐惧中，因为她恐惧自己的亲戚可以以失踪为名进行报警，而她非常害怕警察会在接警后把她强行送回亲戚身边。

这种处理原则如果是基层警察的普遍原则，那么，不仅仅是性少数群体，任何遭受原生家庭家暴的受害者都有可能深受其害，哪怕他/她已经成年且经济独立，都有可能被施暴者借助警察的力量重新控制。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

特别鸣谢

山奈，某性少数平权公益组织志愿者

小新，上海某高校多元性别社团核心成员

饼干，热心网友

思邪，网络性少数平权博主

Zudy，英国剑桥大学性别研究硕士

荷包蛋，热心网友

药房，热心网友

小陈，学生

小王，学生

发财，学生

李昂斯，热心网友

Chloe，学生

《监护风云》北京观影会

7月5日，“橙雨伞”将和“女创公社”共同发起《监护风云》专家交流北京专场观影会。

希望借这部优秀的电影，聚集关注性别议题的小伙伴，一起畅谈观影感受、讨论家暴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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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一起，对家暴说“不”！

P.S. 本文观点仅代表特约作者个人观点，部分图片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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