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源泉》纯属好奇。在文学界要历数左翼作家可以说信手拈来：马尔克斯、拉辛、冯内古特……而要找到一个右翼小说家却需绞尽脑汁。说到安·兰德，左翼知识分子乔姆斯基说 “她是20世纪最邪恶的人之一”，而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则称她曾是他的精神导师。能引起如此鲜明的爱憎，于是我拿起了《源泉》。

《源泉》是怎样一本书呢？如果把尼采和弗里德曼放到绞肉机里搅拌搅拌，合成一个新人，让他来写小说，那将是《源泉》。故事是这样的：20年代的建筑系大学生Howard因笃信现代建筑、鄙夷传统而被学校开除，他来到纽约自己开业。由于对自己的设计原则不做一丝一毫的妥协，其事务所生意寥寥，甚至沦落到去做苦力的地步。但是凭着意志和才华，他克服了建筑同行的排挤、评论界的羞辱、阴谋家的诡计、公众舆论的压力，最终成就了理想。

兰德后来承认，她是把Howard作为一个完美的人来塑造的，他的完美在于：每次他必须在自己的原则和他人的意见之间作出选择时，他都选择了自己的原则。他本可以不被学校开除，如果他……；他本可以拿到巨额订单，如果他……；他本可以不被起诉，如果他……。在阐述自己的哲学观念时，兰德说：道德只能建立在个体理性的基础上，而不能依附于宗教、情感、社会、国家、阶级以及任何形式的集体。

Howard所面临的，不是一个传统和现代之间的审美选择，甚至不是一个勇气和懦弱之间的人格考验，而是在人的存在和虚无之间作出选择。在兰德看来，宗教、社会、福利国家、共产主义都是在试图埋葬个人的自由意志，从而捣毁人之为人的本质。而资本主义精神之所以值得推崇，是因为它归根结底是人的精神。

Howard让我想起《立春》里的王彩玲。这两个貌似无关的人，其实是精神上的表亲。王彩玲，县城里的音乐老师，本可以像其他县城妇女那样结婚生子老老实实过日子的，但是不，她每天坐在宿舍里唱意大利歌剧。王彩玲和Howard的结局却不同：Howard最后建成了摩天大楼，而王彩玲只能在小县城里默默老去。但也因此王彩玲这个角色比Howard更有意义：如果对个体意志的赞叹并不依赖于它是否引向成功，那么兰德分配给Howard的成功命运就是个多余的情节。不但多余，甚至是误导性的，它给人造成“功夫不负有心人”的错觉：不，功夫常常是会负有心人的；功夫负不负有心人其实没有那么重要的。

兰德为小说人物性格过于鲜明辩护时说：我的写法是浪漫现实主义。世上真有浪漫现实主义这种东西吗？Howard能坚持自我是因为兰德赋予了他两个秉性：绝对的才华和对他人意见的绝缘。而这两个秉性是罕见的。如果才华可以为意志辩护，那么，一个不那么有才华的人可不可以“坚信自我”呢？如果那个“自我”并不可信呢？如果是非对错只是一种主观相对的事物，那么自我怀疑是不是比自我信念更合乎理性呢？这大约也是为什么兰德称自己的哲学体系为“客观主义”——如果现实不是客观的，信念就不可能是绝对的。

同样，对他人意见完全绝缘是可能的吗？在兰德笔下，Howard无亲无故，十岁就知道自己要成为建筑师和自己喜欢的建筑风格。一个人的意志可能这样从天而降吗？难道自我不是在与他人的互动中形成的吗？难道人作为群居动物真的丝毫不需要来自他人的温暖吗？难道人的社会性不正如个体性，是人的本质之维度吗？

《源泉》与萨特的《苍蝇》同一年出版。这两本貌似南辕北辙的书，其实惊人相似：都是在说不要让某种集体的意志或者情感蒙蔽自我，你比你所想象的更自由。两人的不同在于，萨特一生都在试图糅合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结果只是让马克思变得不再马克思主义而存在主义也不再存在主义，而兰德却直截了当地将写作引向了对资本主义的歌颂。左翼们对她的痛恨也情有可原了。马克思说“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兰德却说人是把“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给揉成一团，再扔到垃圾桶里去的骄傲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