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要点：行为人利用信息网络，诱骗他人点击虚假链接而实际通过预先植入的计算机程序窃取财物构成犯罪的，以盗窃罪定罪处罚；虚构可供交易的商品或者服务，欺骗他人点击付款链接而骗取财物构成犯罪的，以诈骗罪定罪处罚。裁判理由：法院生效裁判认为：盗窃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公私财物的行为；诈骗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公私财物的行为。对既采取秘密窃取手段又采取欺骗手段非法占有财物行为的定性，应从行为人采取主要手段和被害人有无处分财物意识方面区分盗窃与诈骗。如果行为人获取财物时起决定性作用的手段是秘密窃取，诈骗行为只是为盗窃创造条件或作掩护，被害人也没有“自愿”交付财物的，就应当认定为盗窃；如果行为人获取财物时起决定性作用的手段是诈骗，被害人基于错误认识而“自愿”交付财物，盗窃行为只是辅助手段的，就应当认定为诈骗。在信息网络情形下，行为人利用信息网络，诱骗他人点击虚假链接而实际上通过预先植入的计算机程序窃取他人财物构成犯罪的，应当以盗窃罪定罪处罚；行为人虚构可供交易的商品或者服务，欺骗他人为支付货款点击付款链接而获取财物构成犯罪的，应当以诈骗罪定罪处罚。本案中，被告人臧进泉、郑必玲使用预设计算机程序并植入的方法，秘密窃取他人网上银行账户内巨额钱款，其行为均已构成盗窃罪。臧进泉、郑必玲和被告人刘涛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开设虚假的网络店铺和利用伪造的购物链接骗取他人数额较大的货款，其行为均已构成诈骗罪。对臧进泉、郑必玲所犯数罪，应依法并罚。关于被告人臧进泉及其辩护人所提非法获取被害人金某的网银账户内305000元的行为，不构成盗窃罪而是诈骗罪的辩解与辩护意见，经查，臧进泉和被告人郑必玲在得知金某网银账户内有款后，即产生了通过植入计算机程序非法占有目的；随后在网络聊天中诱导金某同意支付1元钱，而实际上制作了一个表面付款“1元”却支付305000元的假淘宝网链接，致使金某点击后，其网银账户内305000元即被非法转移到臧进泉的注册账户中，对此金某既不知情，也非自愿。可见，臧进泉、郑必玲获取财物时起决定性作用的手段是秘密窃取，诱骗被害人点击“1元”的虚假链接系实施盗窃的辅助手段，只是为盗窃创造条件或作掩护，被害人也没有“自愿”交付巨额财物，获取银行存款实际上是通过隐藏的事先植入的计算机程序来窃取的，符合盗窃罪的犯罪构成要件，依照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第二百八十七条的规定，应当以盗窃罪定罪处罚。故臧进泉及其辩护人所提上述辩解和辩护意见与事实和法律规定不符，不予采纳。关联索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第二百六十六条二、常某盗窃案——连续多次采用破坏性手段盗窃未遂并牵连破坏财物行为裁判要旨：多次以破坏性手段盗窃数额较大的行为，其中包括窃得财物和未窃得财物部分，该情形下应当优先适用数额型盗窃罪进行入罪；其手段和方法又触犯了故意毁坏财物罪，按照牵连犯的处罚原理，以盗窃罪一罪从重处罚；未窃得财物部分应当认定为盗窃未遂，作为从重量刑情节予以评价，不宜再将窃得财物和未窃得财物部分割裂开来分别评价为两罪实行数罪并罚。关联索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4条、第23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1条第1项
一审：河北省石家庄市栾城区人民法院（2020）冀0111刑初69号刑事判决（2020年6月18日）三、许某良、汤某杰盗窃案——内外勾结获取电信公司内部免费宽带账户后转卖，构成何种罪名裁判要旨：1.电信公司内部免费宽带账号具有财产性价值，非法获取并转卖的构成侵犯财产类犯罪。宽带账号虽然看似只是一个用户名和密码的组合，并不具有价值，但其实际对应的是上网产生的流量费用的结算。换言之，宽带账号不是一个简单的保险箱钥匙，而是整个保险箱以及里面的财产。流量如同生活中的水、电等，是一种无形财产，其生成是有成本的，使用也是有偿的，因此，宽带账号是具有价值的。中国电信内部免费宽带账号与市场上有价宽带账号一样，能够带来上网流量。获得了电信公司内部的账号，也就获得了账号所对应的流量。中国电信原本负担的是其内部员工使用宽带账户产生的流量费用，在宽带账号被盗后，其额外负担了被告人出租给他人使用的宽带账户所产生的流量费用，而他人使用上述流量本应向中国电信支付费用。因此，行为人用非法手段获得中国电信内部的宽带账号，直接侵犯国有企业的财产所有权，构成犯罪。2.职务侵占罪和盗窃罪的核心区别在于是否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涉及公司内部员工参与作案的，二者界限容易混淆。区分如下：从行为人在实施犯罪行为前是否合法“占有”财物进行区分，职务侵占罪的行为人在犯罪前已经合法占有财物，盗窃罪则没有。从行为人的工作职责进行区分，职务侵占罪的行为人具有主管、管理、经手财物的职责，盗窃罪的行为人则不具有上述职责。职务侵占罪与盗窃罪的客体不同，职务侵占罪还侵犯了职务的廉洁性。盗窃罪所侵犯的法益仅为他人财产权利。关联索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4条、第271条一审：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5）穗越法刑初字第1260号刑事判决（2016年07月08日）
二审：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粤01刑终1513号刑事裁定（2016年10月08日）四、刘某等5人盗窃案——电信诈骗案件的卖卡人利用微信绑定银行卡而获取诈骗所得财物的行为应定性为盗窃罪裁判要旨：电信诈骗案件的卖卡人事先用微信绑定银行，获取钱款到账的信息提醒后，通过挂失旧卡办新卡的方式获取诈骗所得财物的行为应认定盗窃罪。关联索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5条、第52条、第53条、第64条、第67条、第264条一审：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2017）浙0784刑初41号刑事判决（2017年5月17日）五、张某群等盗窃案——盗窃案中书法作品价格鉴定意见的审查裁判要旨：如何审查盗窃案件中被窃书法作品的价格鉴定意见。1.送交价格鉴定前应查清被窃物品的基本事实及确定真伪。对于涉案物品为书法等艺术作品的，在价格鉴定前应该先对作品的真伪进行鉴定
2.不能简单以市场法对被窃书法作品进行估价。因考虑到书法作品价值的特殊性,特别是在存在赝品的情况下,难以采用市场法和成本法估价时,在价格认证中心没有具体评估价格的情况下,应本着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
综上,在窃取书法作品的案件中,司法机关应当先委托专业部门作出作品真伪的认定后,再由价格认证中心出具价格鉴定意见。《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4条第1款
一审：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2016）浙0502刑初342号刑事判决（2016年5月24日）
二审：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浙05刑终178号刑事判决（2016年10月15日）六、万某某、胡某等盗窃案——电信网络诈骗及关联犯罪的认定裁判要旨：1.明知他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而为其提供转账、套现、取现等，以诈骗罪的共犯论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办理电信诈骗案件意见》）第五条第（三）项规定了明知他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而提供相关帮助的，认定为共同犯罪；第十一条规定了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提供帮助，事前通谋的，以共同犯罪论处。相关会议纪要也规定明知他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参加诈骗团伙或者与诈骗团伙之间形成较为稳定的配合关系，长期为他人提供信用卡或者转账取现的，可以诈骗罪论处。根据上述规定，将帮助行为认定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共犯时，主观上要求行为人明知他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这里的明知程度，要求行为人确切知道他人是在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即主观上与上游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存在意思联络；如果行为人主观上只知道上游是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但不知道具体犯罪的内容、性质等，则无法与上游犯罪形成意思联络，不宜认定为共同犯罪。对于主观明知的时间节点，《办理电信诈骗案件意见》第四条第三项规定了以电信网络诈骗共犯论处的情形，“明知他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只能是事前和事中的明知，是一种将来时或进行时，强调行为人动态参与犯罪的可能；如果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实施完毕之后，就不存在参与该犯罪的可能，故无法以共同犯罪论处。在事后明知的情况下，行为人可能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但不宜认定为诈骗犯罪的共犯。2.明知是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而为其提供转账、套现、取现等，应认定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办理电信诈骗案件意见》第三条第（五）项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二）》第十一条均规定了帮助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转账、取现、套现的，认定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情形，同时规定了构成该罪名的主观要件是行为人明知是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这与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的规定一致。根据上述规定可知，认定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时，主观上要求行为人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这里的明知程度，要求行为人确切知道其转移、取现等的对象是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如果行为人仅仅概括地知道存在上游犯罪，但不确定是否是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则不宜认定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3.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而为其提供支付结算等帮助的，应认定为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审判实践中，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认定，首先要求行为人实施的是信息网络犯罪核心行为之外的行为，即不能参与信息网络犯罪的组织、策划、具体实施等；其次，行为人主观上必须“明知”他人利用网络实施犯罪，且帮助行为对实行犯损害法益有辅助作用；最后，对于行为人对上游犯罪的明知程度，一般只要有证据能够印证行为人认识到对方可能实施信息网络犯罪行为即可，并不要求其认识到对方实施犯罪的具体情况；如果行为人明确知道上游犯罪的具体情况，则应考虑以上游犯罪的共犯论处
4.秘密窃取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所得赃款赃物并据为己有，可以认定为盗窃罪。盗窃罪侵犯的对象是公私财物，但财产犯罪的成立并不要求财物处于他人正当控制之下，即使是赃款赃物，也能够成为财产犯罪的对象。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衍生出盗窃行为，一般是行为人在帮助上游犯罪过程中窃取电信诈骗所得的行为。行为人在为上游犯罪提供转账、取现等帮助行为过程中，在上游行为人不知情的情况下，私自侵吞上游犯罪所得的行为，系通过秘密手段窃取他人控制的财物的行为，符合盗窃罪的构成要件；从主观方面看，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行为人主观上没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故意，为上游犯罪提供帮助过程中，私自侵吞上游犯罪所得，属于另起犯意，构成盗窃罪。但是，行为人事先预谋实施上述行为的，则可能构成诈骗犯罪。关联索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4条、第321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二）》第11
一审：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法院（2021）鲁0203刑初534号刑事判决（2021年12月17日）
二审：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22）鲁02刑终163号刑事判决（2022年8月12日）七、何某某盗窃、合同诈骗、信用卡诈骗案——新型支付环境下侵财犯罪的刑事定性裁判要旨：涉及支付宝的侵犯财产权案件的刑事定性应当采取区分原则，对于不同情形下的侵财行为分别从刑法上加以评价。如果是利用“蚂蚁花呗”“京东白条”“蚂蚁借呗”的方式购买商品、获得贷款，构成合同诈骗罪；如果是通过支付宝、微信使用被害人的银行卡内资金，构成信用卡诈骗罪；如果是盗窃了支付宝内的钱款，构成盗窃罪。关联索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4条、第224条、第196条一审：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2016）沪0114刑初681号刑事判决书 （2017年2月10日）八、贾某甲、贾某乙盗窃案——出卖银行卡后又将银行卡挂失把卡内钱取走行为应定性为盗窃罪裁判要旨：被告人出卖银行卡后将银行卡挂失并补办，将卡内钱款取出占为己有的行为构成盗窃罪。被告人出卖银行卡虽不符合法律规定，但其主观上已放弃该卡的使用权，客观上已将该银行卡的实际支配、控制权让与买卡人，卡内资金及资金进出流向均不受其控制，且资金未交由其保管，其虽随时可以挂失、补办，但卡内钱的所有权并不因此发生移转，不属于其所有。被告人将银行卡出卖后另起犯意，其将卡内钱取出的行为虽客观致使犯罪分子的犯罪所得予以转移，但其目的不是帮助犯罪分子掩饰、隐匿赃款，而系欲占有该钱款。其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产的故意，客观上以秘密转移的方式占有他人财产，符合盗窃罪的构成要件。一审：河南省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2019）豫0403刑初119号刑事判决（2019年4月30日
二审：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豫04刑终241号刑事裁定（2019年6月27日）九、张某群、张某银盗窃案——窃取他人挖掘机电脑主板后向被害人索取钱财的行为如何定罪处罚1.被告人张某群、张某银共同秘密窃取电脑主板后向被害人索取钱财的犯罪行为构成牵连犯。
本案中，被告人张某群、张某银为了敲诈挖掘机主的钱财，先盗窃挖掘机上的电脑主板，然后将电脑主板藏在附近，并将写有自己手机号码的字条特意留在挖掘机内，待被害人主动打电话与其进行联系后，再以汇款入指定账户才将电脑主板归还相要挟，向被害人索取钱财。上述盗窃行为属于手段行为，打电话要挟索财属于目的行为，分别触犯了盗窃罪和敲诈勒索罪两个不同罪名。被告人实施盗窃行为是为实施敲诈勒索行为创造条件，盗窃行为和敲诈勒索行为都是围绕一个最终犯罪目的——勒索钱财，因而手段行为和目的行为之间具有牵连关系，而且被告人对两个犯罪行为之间的牵连关系有明确的认知，因此成立牵连犯。 除法律明文规定外，在司法实践中，对牵连犯应当实行从一重罪处断的处罚方法。一般情况下可以从法定刑的轻重来区分此罪与彼罪的轻重，主要的依据是比较法定的最高刑和法定的最低刑，以及法律规定的附加刑；在法定刑幅度相同的情况下，则应根据各罪实际应判处的刑罚来确定此罪与彼罪的轻重。就本案而言，首先，从法定刑上来比较，根据刑法规定，盗窃罪的法定刑为无期徒刑、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而敲诈勒索罪的法定刑是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盗窃罪的最高绝对法定刑高于敲诈勒索罪的最高绝对法定刑，那么，盗窃罪的罪质就要重于敲诈勒索罪的罪质。其次，从刑法条文上可以看出，对盗窃罪规定了并处附加财产刑，而对敲诈勒索罪没有规定附加财产刑，这也说明对盗窃罪的处罚要重于对敲诈勒索罪的处罚。所以，适用盗窃罪处罚比适用敲诈勒索罪处罚重，本案应当适用盗窃罪定罪处罚。关联索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4条、第69条一审：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2006）湖吴刑初字第140号刑事判决（2006年4月21日）十、关某艺盗窃案——为索偿债务实施盗窃，误将非债务人财物作为债务人财物盗窃的，不影响盗窃罪的认定裁判要旨：误将非债务人的财物作为债务人的财物加以盗窃的，仍应以盗窃罪定罪处罚。债权人为索偿债务，将第三人的财物误认为债务人的财物而加以盗窃，属于犯罪对象认识错误。但无论是债务人的财物还是第三人的财物，体现的法益性质相同，属于同一构成要件范围内的认识错误，对犯罪行为性质不产生实质影响。一审：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3）穗越法刑初字第93号刑事判决（2013年2月6日）十一、闫某某盗窃案——非法占有他人遗失物的行为不构成盗窃罪裁判要旨：物品被遗落在人流量较大的公共场所，距离失主较近。失主目睹了行为人捡拾全过程，但尚未意识到自己的物品丢失，未予以制止。此时，该物品已实际脱离失主实际控制或支配。行为人捡拾后不予归还的，不属于秘密窃取他人财物，不构成盗窃罪。应综合考虑案发时空环境、涉案财物物理特征、被害人认知情况等，从社会一般观念出发，坚持罪刑法定和主客观相统一原则，准确认定涉案物品的法律状态，科学评判行为方式和行为人主观心态，准确把握盗窃罪的犯罪构成要件。关联索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4条、第270条一审：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人民法院（2019）苏0105刑初133号刑事判决（2019年8月8日
二审：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苏01刑终818号刑事裁定（2019年11月27日
再审：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21）苏刑再1号刑事判决（2021年11月12日）十二、张某盗窃案——盗窃罪中数额巨大与减半认定情形并存时的法律适用裁判要旨：行为人盗窃的数额已满足数额巨大的标准，又具有减半认定的情形之一的，应当直接以盗窃数额巨大标准确定刑格，减半情节作为酌定情节考虑。具体而言，完整评价行为的社会危害性，需综合考量客观方面和主观方面。盗窃罪侵犯的主要客体是财产权，造成的主要社会危害是财产损失，将数额作为盗窃罪的主要定罪量刑标准合乎法益保护原则。但数额仅是其社会危害性的客观表现之一，不能涵盖诸如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犯罪情节、造成后果的严重程度等情节所体现出的社会危害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所列举的特殊减半情节，即使不能作为确定量刑起点和法定刑的依据，也应当作为宣告刑的重要考量因素。关联索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65条第1款、第67条第3款、第264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第2条、第14
一审：江苏省无锡市南长区人民法院（2014）南刑二初字第0099号刑事判决（2014年8月1日）十三、罗某盗窃案——盗窃文物后主动归还未造成损害后果的，可免予刑事处罚1.关于盗窃罪的犯罪故意是否要求行为人对财物价值有明确认知。行为人发现了文物后实施犯罪行为，可以认识到该文物超出一般物品的价值，超出其认知范围的仅是文物的等级及价值。在其认识到所盗物品是文物的情况下，对于该文物可能为珍贵文物，是具备认知可能性的，即使文物的实际价值超出了其预料，其对这种超出预料的价值的占有也是持放任态度的，因此其主观上具备盗窃的犯罪故意。 2.关于行为人盗窃文物后主动归还未造成损害后果可免予刑事处罚的判断。首先，行为人主动归还文物，未造成文物实际损毁灭失。其次，行为人被害人认罪悔罪，再犯可能小，需要从被告人的个人情况、犯罪时的心理状态，犯罪后的表现等方面综合判断。一审：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8刑初2393号刑事判决（2020年12月25日
二审：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21）京01刑终142号刑事裁定（2021年5月28日）十四、朱某盗窃案——对以盗窃与诈骗相互交织的手段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行为应如何定性裁判要旨：在交互使用欺骗与窃取手段的侵财案件中，认定行为的性质是盗窃还是诈骗，关键是看行为人获取财物时起决定性作用的手段是窃取还是欺骗。若采用“虚构和蒙骗”的直接手段取得他人财物的，应认定诈骗罪；若采用“秘密窃取”为直接手段取得他人财物的，则应认定盗窃罪。就本案而言，首先，本案被害人没有处分财产的意思和行为。被害人暂时交付财物的目的是让被告人利用财物“施法驱鬼”，虽然形式上财物已经交付被告人实际持有不在被害人手中，但在当时的情况下，行为过程均发生在被害人的家中，被害人对于其家中的财物当然具有实际的控制，被害人即使将财物交给被告人，根据社会的一般观念，被害人仍然支配和控制着该财物，即被害人暂时交付财物而没有转移财物控制权。因此，这种交付不能认定为具有处分财物的意思和行为。 其次，被告人非法取得财物主要是以掉包的秘密窃取手段来实现的。被告人以“施法驱鬼”诱使被害人将财物作为道具交给被告人，属于欺诈的性质，但被告人并非依靠该欺诈行为直接取得财物，而这只是为其之后实施秘密窃取行为创造条件。相对于欺诈行为而言，被告人的“调包”行为属于秘密窃取的性质，正是被告人实施的“调包”这一秘密手法，使得本案财物从被害人手上转移到被告人手上，因而被告人最终通过调包手法取得财物控制的行为符合盗窃罪秘密窃取的行为特征。一审：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法院（2008）威环刑初字第95号刑事判决（2008年4月9日）十五、焦某卫等14人盗窃（文物）、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盗窃文物犯罪中文物折抵规则的适用裁判要旨：盗窃文物犯罪中，五件一般文物可以折算视为高一级别的三级文物，再以三级文物的量刑幅度量刑。关联索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4条、第312条第1款《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妨害文物管理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5〕23号）第2条、第13条
一审：山西省晋城市陵川县人民法院（2018）晋0524刑初14号刑事判决（2018年6月26日）
二审：山西省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晋05刑终 301号刑事裁定（2018年9月19日） 往期文章：人民法院案例库：15件第三人撤销之诉纠纷裁判要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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