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岸田文雄、尹锡悦今日将在美国戴维营举行美日韩峰会，国际上普遍认为这是朝向建立机制化美日韩军事同盟迈出一大步，实质上是针对中国的“东北亚小北约”。本文以“《韩国应在历史与现实中深思对华关系》”为题刊发于今日（2023.8.18）《环球时报》，刊发时删改较多，篇幅约为原稿2/3。这里贴出原稿全文及《环球时报》刊发版本，以便读者诸君对照体味。与《环球时报》刊发版本相比，原稿要直率尖锐许多；良药苦口，忠言逆耳，愿韩方有识之士思之，充分意识到历史性抉择的严峻性。中日韩有着共同文化传统，本文原稿结尾引用了汉乐府名作《箜篌引》；考虑到今天的很多读者不了解此曲典故，文末对此注释说明。
（志愿军入朝作战前夕，美韩军官在鸭绿江边窥伺对岸中国境内）
本月24日，中韩两国将共同迎来建交31周年，中韩关系却走到了十字路口，甚至可说是建交以来最严峻的十字路口；之所以如此，最关键原因是在当下这个美国极端势力不断企图向中国和全世界强加对华新冷战的时期，在美国对中国统一大业的骚扰、侵犯程度和频率持续急剧升级的背景下，对美国极端势力的北约“亚太化”、“全球化”和构建针对中国的“亚洲小北约”图谋，韩国从政府到某些主流媒体迎合太多、太过，而不是全力置身于这种蕴藏的毁灭性兵凶战危之外。这一选择，不仅蕴藏着对中国核心利益的侵犯和威胁，而且潜藏着对韩国自身的颠覆性风险；能否遏制、扭转这种危险趋势，不仅关系到中韩关系的前途，而且关系到建国78年的大韩民国国运。难道不是吗？何谓“北约”？“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是也。这个世界最大军事集团原本在其宪章中明文规定只对发生在欧洲和北美的袭击进行共同防御，数年来却在各类公开宣示中日益将中国列为“战略挑战”。就在当地时间7月11日发布的北约维尔纽斯峰会公报中，其涉华内容之多，措辞之强硬，几乎令人以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要更名“抗中公约组织”。是的，在公报发布当日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的正式公开言论中，中国尚未被明确定性为北约的“敌人”；但从2018年以来美国对中国急剧升级的全方位制裁、打压、挑衅，到2022年10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将中国定性为“重塑国际秩序的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力量的唯一竞争对手”，再到美国主导下北约针对中国的不断公开负面宣示，都让人深切感受到了蕴藏毁灭性风险的不祥意味。面对这一切，韩国是怎么做的呢？我们看到，其领导人不仅连续第二年参加北约峰会，而且与北约签署了《个别针对性伙伴关系计划》（ITPP），涵盖合作领域多达16个，还准备首次参加北约联合军演，……筹划中的本月18日美日韩领导人戴维营峰会，更令当事三国国内外普遍认为可能成为美日韩军事同盟的起点。沉浸在“炫耀”韩国已成北约“准成员国”、“大西洋地区安全与印太地区安全密不可分”之类言论的韩国政治领导层和某些主流媒体们，他们难道看不到正在如火如荼的乌克兰战争、半岛和东北亚风云激荡的千年历史和冷峻的客观现实与规律吗？静下心来，回顾一下北约的持续东扩及其后果吧！在华约解散、苏联解体之后，诞生于冷战背景下的北约并未因冷战终结、对手消亡而与对抗的华约一样退出历史舞台，而是不断东扩，从冷战结束时的16个成员国持续扩大到了如今的31个成员国。也正是由于北约不断东扩，挤压俄罗斯的合理安全关切，最终引爆了乌克兰战争。如果说北约东扩的后果得到了30年历史的证实，在东北亚方向上漠视中国安全关切、针对中国开展军事部署的后果则已经得到了千年历史的一次又一次验证。从曹魏到隋唐两朝三代帝王的不懈努力，到万历援朝之役，到甲午之战，到70年前停战的抗美援朝战争，莫不如此。朝鲜王朝正统史观视新罗为朝鲜正统，实在是上千年历史经验教训检验总结的结晶。今天，在享受了长久的和平与发展环境之后，人们更需要警醒自己不可忘记和平的可贵与客观现实，即东北亚、特别是朝鲜半岛长期以来一直是全世界兵力和毁灭性火力最密集的区域，而且兵凶战危，在蕴藏毁灭性风险的大国相争漩涡中，中小国家最符合自身利益的合理选择是竭力置身漩涡事外，而不是主动将域外冲突因素引进本区域乃至本国之内。相比其它一些域外国家对北约“亚太化”的积极参与和怂恿，韩国对北约“亚太化”的迎合更令中国难以忍受，因为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是中国人民具有高度共识的民族事业与心愿，因为千百年来历史早已无数次证实的东北方向对中国生死攸关的安全利益，也因为中韩建交以来已经极为深广的双边关系，因为韩国从这一关系中获得的巨大利益。纵览大韩民国建国以来75年外交历程，1992年与华建交无疑是最成功的决策之一，此举不仅根本性改善了韩国的国际战略处境，而且令韩国搭上了中国经济起飞的“高铁”。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对华市场开拓力度成败迥然不同，日韩两国在经济规模、人均GDP等方面的差距显著缩小。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库数据，我计算了以美元现价计算的日本名义GDP、人均GDP相当于韩国同一指标倍数的变化：1980年，日本名义GDP是韩国的17.3倍，人均名义GDP是韩国的5.6倍；1992年（中韩建交之年），日本名义GDP是韩国的11.2倍，人均名义GDP是韩国的3.9倍；2013年，韩国对华出口首次超过日本，日本名义GDP是韩国的3.8倍，人均名义GDP是韩国的1.5倍；2022年，日本名义GDP是韩国的2.5倍，人均名义GDP是韩国的1.05倍。今天，中国依然衷心期望带动贸易伙伴共享发展机遇，其中韩国作为拥有共同文化传统的邻邦而在其中占有先天优势；迎合域外大国极端势力“新冷战”图谋而在供应链等方面“去华投美”，在经济上是荒谬的。因为美国的经济社会基本面、政策导向及其发展趋势必然导致其制造业份额总体日益下滑，在新兴产业对中国的优势日益缩小直至最终逆转，指望美国市场替代中国市场持续拉动韩国产业、经济增长，实属缘木求鱼。新能源汽车被美国朝野上下视为对华竞争焦点新兴产业之一，早在三年前与韩方人士论及中美新能源汽车产业竞争力时，我就非常肯定地告诉对方中国新能源汽车业将在竞争中胜出，建议对方实地考察对比中美两国公共充电桩建设情况，就不难判断韩国出口企业要抓住新能源汽车业发展机遇，究竟是应该与哪国接轨。结果如何？2014年末，我国建成的电动汽车充电桩为2.6万个（国家电网数据），美国已投入使用的电动汽车充电桩合计超过5万个，大致相当于中国的两倍。2022年末，我国充电基础设施数量达到520万台，其中，公共充电基础设施180万台，私人充电基础设施340万台，而美国一国公共充电桩总数不及广东一省的1/3，且美国官方2022年6月初宣布的计划是到2030年新建50万个公共充电桩，而中国仅2021年一年就新增59.2万台公共充电桩，2022年又新增65万台。在这种情况下，2022年中国新能源车产量占全球63%，且以自主品牌为主，出口井喷式增长，特斯拉也是上海工厂效率远超自己在美欧工厂，在可预见的未来领先美国同业的差距还将持续扩大，何足为奇？供应商若宣称为了发展而舍弃中国新能源车产业、改与美国接轨配套，岂不荒唐？中韩经贸的长足发展，离不开双方外交官的努力。我头一次与韩国外交官打交道，就是当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振兴东北”战略之后不到一周，韩国驻华使馆的外交官们就到我供职的单位登门拜访，咨询“振兴东北”战略相关问题，令我对他们跟进中国宏观经济与政策走势之紧颇感惊叹，此后又一再领略他们对中国经济与政策的密切关注与跟进。所有这一切努力，连同其它因素，最终换来了韩国在中国市场上的显赫业绩。他们的勤奋努力换来的应该是中韩互利关系持续发展的成果，而非化为泡影。建交31年来中韩关系的发展是全方位的，不仅体现在货物服务的贸易，而且体现在人员的交流，韩国人长期是在华最大外国人群体，常年有近百万韩国人将中国视为工作、生活的乐土，其中韩国留学生人数在建交短短数年之后就跃居在华最大外国留学生群体，并保持这一地位至今。根据教育部2018年公布在华留学生数据，2018年中国有来自196个国家的在华留学生492185名，其中韩国留学生多达50600名，占总数1/10强，比第二位泰国留学生数量（28608名）多近八成。作为经济研究者，一二十年前我就从这个群体的行动中感受到了韩国民众内心的不安全感和内心深处对中国安全的信任，因为那时韩国人、特别是韩国留学生大手笔买房是中国房地产市场颇为引人瞩目的现象，我研究之后发现好些韩国留学生在中国买房用的是全家、乃至整个家族集资，动机是一旦半岛爆发战争，就举族迁居中国躲避战乱。在这一点上，他们对韩国安全、利益的认识是清醒的，韩国精英阶层的认识呢？“公无渡河，公竟渡河。堕河而死，将奈公何！”（《乐府·箜篌引》），这是是中国的文化遗产，也是发生在今日半岛上的故事；站在中韩关系、乃至韩国国运的十字路口前，希望这首古乐府能够让韩国有关方面、社会各界冷静、理性深思。《乐府·箜篌引》（又名“《公无渡河》”）是汉乐府《相和歌辞》之一，相传出自汉朝治下朝鲜地区津卒（管理河流渡口的小吏）霍里子高之妻丽玉。霍里子高早上起来划船，见一白发狂夫披发提壶横渡河流，对妻子在后面的呼喊制止充耳不闻，结果落水淹死。其妻用箜篌弹奏唱了一支曲调凄惨的歌，曲终也投河自尽。霍里子高回家后将此事告诉妻子丽玉，丽玉哀伤之余，用箜篌模仿其声而作此曲，随后流传开来，以曲调凄怆、“闻者莫不堕泪饮泣”而成为汉乐府名作，李白有诗《公无渡河》。这个典故在中国古代文献中记载甚多，流传至今的最早记载之一是晋代崔豹《古今注》所载：“《箜篌引》，朝鲜津卒霍里子高妻丽玉所作也。子高晨起刺船而棹，有一白首狂夫，被发提壶，乱流而渡。其妻随呼止之不及，遂堕河水死，于是援箜篌而鼓之，作公无渡河之歌，声甚凄怆。曲终自投河而死。霍里子高还，以其声语其妻丽玉。玉伤之，乃引箜篌而写其声，闻者莫不堕泪饮泣焉。丽玉以其声传邻女丽容，名曰《箜篌引》焉。”本月24日中韩将迎来建交31周年纪念日，但当前的中韩关系却正处在建交以来最严峻的十字路口。究其原因，一个关键就是在美国不断挑动对华“新冷战”的背景下，对于美方试图推动北约“亚太化”和构建“亚洲小北约”等图谋，韩国多有迎合之举。这不仅涉及对中国利益的威胁和侵犯，也给韩国自身带来巨大风险。能否遏制、扭转这种危险趋势，不仅关系中韩关系未来走向，也关系到韩国前途发展。享受了长时间和平与发展的地区国家和人们，更需警醒自己不要忘记这种环境的可贵及其面临的客观现实，即东北亚特别是朝鲜半岛长期以来一直身处大国竞争漩涡之中，作为迄今仅存的冷战遗留所在地也被广泛认为是一个潜在“火药桶”。在此背景之下，置身漩涡之外而非主动将域外冲突因素引入本区域乃至本国，本应成为包括韩国在内地区国家最合理的选择。尤其考虑到建交以来中韩关系不断向着紧密和深入方向发展，韩国也从两国关系中获得巨大利益，当前的韩国政府对此就更应有所思虑了。纵观韩国建国以来75年外交历程，1992年与中国建交无疑是最成功的决策之一，不仅根本性改善了韩国的国际战略处境，还令韩国搭上中国经济发展的“高铁”。某种程度上说，过去几十年来韩国与日本在经济规模、人均GDP等方面的差距一步步缩小，对中国市场开拓力度的不同就是其中一个影响因素。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库数据，笔者计算了以美元现价计算的日本名义GDP、人均GDP相当于韩国同一指标倍数的变化：1980年，日本名义GDP是韩国的17.3倍，人均名义GDP是韩国5.6倍；1992年中韩建交当年，日本名义GDP是韩国的11.2倍，人均名义GDP是韩国3.9倍；2013年，韩国对华出口首次超过日本，日本名义GDP是韩国的3.8倍，人均名义GDP是韩国1.5倍；到了2022年，差距进一步缩小，日本名义GDP是韩国的2.5倍，人均名义GDP是韩国1.05倍。现在，持续保持对外开放的中国依然乐于与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与红利。作为与中国有着共同文化传统的邻邦，韩国在共同合作发展中占有先天优势。这个显而易见的逻辑，让当前韩方为迎合域外大国“新冷战”图谋而在供应链等方面“去华投美”，更显荒谬。美国的经济社会基本面、政策导向以及发展趋势必然导致其制造业份额总体日益下滑，相关新兴产业相对中国的优势也在日益缩小直至最终被逆转，指望美国市场替代中国市场持续拉动韩国产业发展和经济增长，实属缘木求鱼。一个典型例子就是新能源汽车，现在已被美方视为对华竞争焦点新兴产业之一。早在3年前与韩方人士论及中美新能源汽车产业竞争时，笔者就曾肯定地表示中国新能源汽车业将会胜出，并且建议对方实地考察对比中美各自国内公共充电桩建设情况，那样就不难判断韩国企业要抓住这个行业的发展机遇，究竟应率先考虑与哪国接轨。事实如何呢？2014年末，我国建成的电动汽车充电桩为2.6万个（国家电网数据），美国当时已投入使用的电动汽车充电桩合计超过5万个，大致相当于中国两倍。到了2022年末，我国充电基础设施数量已达520万个，其中公共充电基础设施180万个，私人充电基础设施340万个，而这时候美国全国公共充电桩总数已经不及广东一省的1/3。另外，美国官方2022年6月宣布的计划是到2030年新建50万个公共充电桩，而中国仅2021年一年就新增59.2万个，2022年又新增65万个。这种情况下，2022年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量占全球63%，且以自主品牌为主，同时出口井喷式增长，特斯拉上海工厂的效率也远超其美欧工厂。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新能源汽车业领先美国同业的差距料将持续扩大，该供应链上的韩国企业一边竭力寻求发展，一边又称要舍弃中国新能源车产业、改与美国接轨配套，岂不荒唐？回头来看，中韩经贸关系的长足发展离不开两国从官方到企业界以及其他各个层面“双向奔赴”的努力。笔者记得第一次与韩国外交官打交道，就是当年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振兴东北”战略之后不到一周，韩国驻华使馆人员就到笔者所在单位拜访，咨询“振兴东北”战略的相关问题，这令我对他们跟进中国宏观经济与政策走势之紧印象深刻，之后又一再领略他们对中国经济与政策的密切关注与跟进。所有这些努力连同其他因素，换来韩国对华经贸合作的业绩突飞猛进，换来中韩互利共赢关系持续发展的突出成果。建交31年来，中韩关系的发展是全方位的，不仅体现在货物服务贸易，还体现在人员交流等其他诸多方面。韩国人长期是在华最大外国人群体，其中韩国留学生人数在建交短短数年后就跃居在华最大外国留学生群体，并保持这一地位至今。作为经济研究者，一二十年前笔者就注意到，那时韩国人特别是韩国留学生在中国大手笔买房是一个引人瞩目的现象，其中一些韩国留学生在中国置业还是全家乃至整个家族集资。从这个群体的行动中，我能感受到他们对在中国生活和发展的信心与期待。回顾以往31年来中韩关系发展的历史与现实，站在地区局势以及韩国自身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希望韩国官方以及社会各界能对自身外交尤其对华关系进行冷静、理性深思。（作者是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前文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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