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批评家 | 张柠：我的批评格言

Original 张柠刘志荣中国作家网 2023-03-12

编者按

创作与批评，如鸟之双翼，车之双轴。文学创作的发展离不开文学批评的繁荣，离不开一代又一代文学批评家的付出。1998年，《南方文坛》推出“今日批评家”栏目，至今已推介百余名批评家。不同个性的批评家以其敏锐犀利、才情思力、灵动丰盈言说着“我的批评观”，上百篇文章累积形成了一种敏感鲜活、富有生气才情的批评文风。

现在中国作家网将这些文章重新集中推出，与大家分享，敬请关注。

今日批评家

张柠（拍摄时间：2000年）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专业。历任广东省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当代文学研究室客座研究员，北京外国语大学兼职教授，中国作家协会小说委员会委员，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学术委员。在《文学评论》《外国文学评论》《文艺研究》《读书》《南方文坛》《当代》，World Literature Today（U.S.A）， ChineseLiterature Today（U.S.A）等杂志发表学术论文100多篇；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南方周末》等大众报刊发表文学时评600多篇。出版著作《叙事的智慧》《文化的病症》《感伤时代的文学》《土地的黄昏》《民国作家的观念与艺术》《文学与快乐》等15部，曾获多项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省部级学术成果奖、国家级学会奖。

我的批评观

我的批评格言

张柠

1．努力写出令搞文摘的人无法下手的文章，让他们像一条干着急的小狗碰上了悠闲的刺猬一样。

2．狄德罗说，批评家是躲在路边向过路人喷射毒针的野蛮人。我为这句话加两个前提：（1）过路人必须是文明人；（2）野蛮人必须是单枪匹马，而不是成群结伙。

3．碰上道德批评家不要谈文学，要么敬而远之，要么保持缄默，最多跟他讲些黄色笑话或政治幽默故事。

4．学院式的八股批评就像一张力不从心的破网，除了三段论这条死鱼，什么也网不住。

5．饶舌的批评——脱口秀（Talk Show）——上下翻动的小嘴唇。

6．逻辑是学院的，语言是传媒的。如果批评不能找到自己的语言和逻辑，它就不存在。

7．对当代感性经验迟钝的人，不可能有自己的批评语言。他们是在用苦难、灵魂、拯救这些粗纱，织造一块陈腐的遮羞布。

8．概述作品主题的文字，既歪曲了作品，又怂恿了懒汉。

9．利用批评泄私愤、甚至决斗的批评者，哪怕他只干过一次，就永远也不要相信他。

10．各种新名词是爱虚荣的批评者的时装，杂志是他们的天桥。

11．当代文学作品形式上的不成熟，为缺乏起码艺术判断力的浑水摸鱼者提供了方便。

12．更多的时候，编辑是盲人，伪批评家是烂竹杆子。

13．对作品过度阐述的根源在于，一些批评者有过于发达的想象力，加上过于糟糕的视力。

14．只懂批评不懂文学的批评者最心爱的词汇：思想。

15．衡量一位诗人是否合格，要先看看他的散文；衡量一位批评者是否合格，就给他念一首无名诗人的诗。

16．作品就像一条凶险的河流，不熟悉地形的人肯定要翻船。

17．波德莱尔说“诗歌是地狱边上一朵惨白的小花”时，他是批评家。

18．批评家中的本雅明之于卢卡奇，就好比作家中的哈谢克之于昆德拉。

后者的共同之处在于，总是跟读者不欢而散。

19．当一位成名的作家开始冒充大师的时候，就可以暂时不读他的作品，直到他的大师梦破灭为止。

20．如果一位作家经常写眼泪，批评者就要弄清他是伤心还是沙眼。

21．一位作家说他经常读批评文章，他在安慰你；另一位作家说他从不读批评文章，他在撒谎。

22．尊重将秘密和着酒一起吐出来的人，警惕用文字炫耀隐私的人。

23．作家面对的是生活垃圾。批评者面对的是生活垃圾中的一个特殊门类——印刷品垃圾。

24．有两种阅读：业余阅读和专业阅读。前者就像看武侠小说和电视连续剧，是一种纵欲的方式；后者给自己制造阅读障碍，本质上是自虐。

25．有人说，批评这种职业令人变态。他不知道，干任何一种职业，持续若干年之后，人就会变态。这叫劳动异化。

26．作品文本是一种异化批评阅读的力量，批评写作是对它的反动。

27．异化是批评的动力。自由是批评的梦想。

28．宁愿信任有点怪癖的形式主义者，也不要轻信貌似健康的理想主义者。这一条顺便送给编辑。

29．文学史就是形式史!有人会因此批评你搞形式主义。如果不想对牛弹琴，唯一的道路就是逃跑。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坛》2000年第1期

批评家印象记

批评的宽度：评说张柠

刘志荣

迄今为止，我与张柠并不相识，我们唯一的一次较正式的文字因缘是在1998 年，我在《读书》杂志上评介由陈思和教授主编的《逼近世纪末批评文丛》时，提到了张柠列于其中的评论集《叙事的智慧》。在那篇文章中，我这样评价张柠：“张柠的批评显示出卓越的创造才能，在把叙事学与东方文化的一些核心观念嫁接的过程中，他使得叙事学这一技术性颇强的工具变成了优美的艺术创造，而由此得到的许多洞见则无疑给建设中国的叙事学提供了许多颇具活力的生长点。”①时至今日，我仍然相信这个判断基本上是正确的，只要有人还想冲破西方叙事理论话语的罗网，尝试用自己的声音对东方叙事作品的经验加以总结，对叙事文学的新的可能性进行预测，张柠在该书前半部分“中国当代的诗学难题” 中的探讨，就仍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那篇短文的缺陷也是明显的，我有意识地突现张柠最引人注目的地方，而对他的其他的复杂方面做了忽略，事实上，张柠的批评表现出极大的灵活性，显示出他的心智具有很大的宽度，描述这种宽度和灵活性，是我给这篇文章限定的任务。

一

在我的印象中，张柠所出身的华东师范大学似乎是一个神秘文化气息很浓的地方。别的不说，像不幸弃世的胡河清博士，他的批评话语的核心部分，就离不开对周易这样的东方神秘文化核心内容的研读与体认。以古老的东方思想化入对当代最新的小说的批评，貌似矛盾（也许仅仅在表面上是矛盾），实际上却在两个极端之间构成一种沟通，这恰恰是具有达成大智慧的潜力的表现，其中的端倪在于作者须具有圆融的智慧与过人的感悟能力，这才能见人之所不见，也才能显出这种批评方式的独特的价值和意义。张柠先生的批评话语，具有很大的包容性——东方文化并不是他唯一所依据的思想资源，甚至也不是他最重要的理论训练，但将东方思想化入现代批评实践，确实是他最能引人注意的地方。

对这种批评实践发言，我确实不是合适的人选，但我感觉自己的心灵还有足够的包容度，能够欣赏这种批评所引起的心智的愉悦与思维的美感。这种愉悦与美感在于，当你发现面对一种新的文学形式，许多进口的西方理论话语缠夹半天也说不清楚，我们久已遗忘的东方智慧却能够赋予它一种最简洁的解说形式时，你就会意识到，不论是我们的作家、艺术家，还是我们的批评家，都带有无法摆脱的东方文化血统，而且你会对那种在我们的思想底层一直或显或隐地绵延着的东方思维方式所可能有的生命力重新估价——在某种程度上，这种估价甚至会影响一个人整个的思想方向。这种批评实践或批评实验昭示了一条在新文化传统与西方理论实践之外的批评道路，至少在现在刚起步的时候，这条道路带给我们的希望仍然大于可能会在前方某处潜伏着的担忧。

回到张柠的批评实践，我感觉引入东方思维方式，最大的优点在于简洁而有效地弥合了西方理论话语造成的形式与内容、感性与理性分离的鸿沟。只要联想到俄国形式主义文论之后的几代批评家从分析文学作品的形式过渡到文学作品的世界以及其可能具有的形而上的意义时所设置的繁复的过渡术语，你就不能不感觉到东方思维方式在某种程度上的简洁有效性。这种简洁有效性，很大程度上得力于汉语中的某些词汇，仍然保留了感性与理性、灵与肉尚未分家时的原初状态。例如，当张柠在用“精、气、神”这些灵肉合一的术语比附“不同时代文学文体的几种声音模式”，勾勒其衰变过程时，这些濒临死亡边缘的术语突然获得了一种有效性、一种活力。借助于这些术语的比附，张柠将文学演进划分为“用神的时代”“用气的时代”和“用精的时代”，相对应的分别是“以神会天”的最自然、最简朴但“也是极有魅力和极有神力”的声音、发自丹田之声与“肺腑之言”、发自喉嗓与发自唇舌的声音②，这自然地概括了文学中的声音越来越复杂、也越来越衰弱的过程，同时也为这种抽象的时代演变比附了一个感性的肉体。

在很大程度上，这时候的张柠具有中国道家“见素抱朴”的思想，他对文学界盛行的推崇越来越复杂的声音持一种怀疑与讥刺的态度。例如，在指出长篇小说的声音复杂化，一方面来源于外部世界对声音（喉嗓和唇舌）的挤压，另一方面来源于“个人的‘自我意识’越来越强，越来越奇特”（“容易见神见鬼，五官出奇地敏感”）后，张柠用讥刺的语气说：

问题并不在于这些作品如何地表现，而在于错误的解读。理论界常常用人的主体性的张扬、自我意识的凸现等话语来推崇那些变了形的声音，而不是把这些看作是人、社会和自然衰变的无可奈何的结局。还有更新的说法：语言狂欢、民主话语、语言乌托邦等等。如果声音越来越复杂，以至于使人的耳朵越变越长成了小说叙事的目标，那么，小说对“正确价值的追寻”，才真正是“乌有乡”的消息呢。③

这种讥刺，并非因为复杂的声音没有意义，而是因为对复杂声音的执着已经使得人们“有分辨多种声音的分析力，而在简单的声音面前却丧失了判断力”。在这种背景下，他推崇余华在《许三观卖血记》中，“敢于放弃复杂的表达方式，而用一种最素朴的声调来讲述故事”，甚至感到“他是在用一种童话的简单语调，去追寻那逝去的‘用神时代’的自然之音”④。在这个基本判断的基础上，他分析余华的这部小说中声音的重复（而非主题的重复）起了一种控制作用，“使声音一直指向前面所说的简朴自然之声上，使它在温和善良的老人原型与凶狠残忍的顽童原型之间摆动”，由此不但使“单纯与丰富合二为一”，而且使得余华能够“用一种那么简朴自然的声调，讲述了一个健康、可爱、无私善良的人——许三观的故事”⑤。关于《许三观卖血记》的评论已经有不少，但在能够干净利落地解释清楚这部小说中简朴、重复的叙述声音所产生的丰富的效果方面，这篇文章是非常难得的一篇。对朴素的声音的推崇，其作用不但在于“破执”，而且也在于由此会敞显出人类最纯朴的梦想。张柠似乎也很看重这一方面，所以他在阐释史铁生的《务虚笔记》时，不无动情地指出：“史铁生在整个‘写作之夜’所做的，除了将人类的执迷造成的二元对立的各种概念：生与死、爱与恨、忠诚与背叛……还原、消解之外，他更热衷的还是保护那最令人感动的童年之梦、美好的瞬间，并不断地用文字之舟，将它们送得远远的，不让现实的法则去破坏它。假如古老的梦想和气息完好地保存着，即使有些神秘，有些高远难及，又有何妨！”⑥张柠的文章理性气息颇浓，在讲到正面的思想时为之动情，这似乎属于为数不多的几次。由此也可见出他的见素抱朴的倾向的真意。

不过话说回来，如果仅仅限于阐释东方思想的真义，这样的文章多少应该归入哲学的范畴。张柠将东方思想化入文学批评，另一点值得注意的地方在于他对这种思想的核心部分在文学方面的展开作了精彩的诗学（尤其是叙事诗学）解释。像他在分析史铁生的《务虚笔记》这部颇难分析的小说时，一是不但指出其符号的无差别境界体现出佛教中的“平等观”，更进一步指出它所体现出的“一多互摄”的“全息性”，而在指出其“虚实互变”的方法所暗含的“色空一如”“梵我一如”的境界时，也充分揭示了它所依据的基本诗学手段。张柠很清楚一种思想、一种智慧化为文学必须经过语言、经过诗学的方法才能得到充分的展开，所以他在解读《务虚笔记》时很重视变易的作用。他拈出《务虚笔记》中“虚实互变”的过程，同时指出这种双向“幻化过程”所依据的诗学手段一是“从实到虚，比如一个欲望故事，渐渐变成了一种对某个词（爱、性、淫乱、圣洁）的联想（或质疑），从而原来的写实故事或某个具体的场景最终被虚化了。……可以说，史铁生在讲述欲望的故事的同时，就瓦解了‘欲望’”。二是“化虚为实，即将一个虚幻的观念或一个词化为一个实在的故事。这是史铁生的‘解咒’方法”。张柠进一步指出这种诗学方法的意义功能：这种“‘虚实互变’的变易观，不仅为全息结构提供了丰富感人的细节，更重要的是，它承担了具有批判色彩的解构功能，使得无论是‘实’还是‘虚’，都没有片刻停驻，都在变化不居的叙述中由幻入化。这是一个解与构同时并存的双向活动。……当一个故事、一个细节或一个观念（通过词的歧义性联想）变得接近于虚无时，突然幻化出另一番景象来。……从虚中看出实相，从实中化出虚境”⑦。联系史铁生小说一贯具有的佛家色彩，你也许会感觉，也许只有用“虚实互变” 这样的东方语汇才能做出更清楚的诗学解释，才能使得对其诗学层面的解释与其形而上（姑且用这个词汇）层面的含义若合符节。张柠的批评在这种解读中最见特色，古老的东方思想在与现代学术的结合中获得了新的生命力，而由此把握史铁生的艺术构思，指出他“在创作中表现出的东方艺术思维方式，使他没有落入传统现实主义或现代主义的老套路之中”，则显示出这种貌似玄虚的理论的实在性与可操作性。这不仅表现在上面提及的几点，像在分析《务虚笔记》时拈出的“词的歧义性联想”、在分析《马桥词典》时拈出的“原始词义的两歧性”、在分析《欲望的旗帜》时拈出的“肉体的神秘力量”，都是一些可以会同古今中西，而且在诗学方面似乎还很有探讨余地的题目。这一辑文章命名为“中国当代的诗学难题”，应该不是没有深意的，可惜的是张柠似乎太倚重具体的文本，没有将这些思想进一步扩展、深入与系统化，并且他最近似乎已经很少这方面的实践了。

但即使这样，张柠收入集中的这为数不多的文章已经为以后有心做这方面探索的人提供了很好的借鉴，我看到张柠写下的这一段话时不由为之一振：

史铁生用写实去务虚（道）的意义；韩少功在还原词的本来面目，力求恢复汉语的内在秩序；余华避开日趋复杂的叙事时尚，尝试用最质朴的语调讲述一个复杂而又沉重的故事；格非试图用他全部的叙事力量去整合欲望……当代中国作家的这些探索和努力，可以视作下一世纪伟大作品出现的先兆。⑧

我感到兴奋，不但因为我也认为像韩少功们、余华们到90 年代才写出真正成熟的作品，从而很反感一些道听途说的人贬低90 年代文学的成就；也不但因为我很佩服张柠具有与风尚对着干、大胆预言的勇气；而且因为我觉得，如果这种东西方对话的批评路数不仅能够清楚地解说90 年代新出现的优秀作品的特点，而且也能够冷静地（而非人云亦云地）发现它们所具有的新质，那么，它是有不可限量的前途的，而且也是有资格做出一种预言的。

二

张柠的文学批评也有很“洋气”的另一面。他出身于世界文学专业，所以虽然他的批评话语有的时候带有浓厚的东方色彩，但基本的理论功底似乎仍然来自对西方文学，尤其是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研读（《叙事的智慧》中后半部分是对陀氏的专门讨论，也是张柠写得比较早的文章）。而在我看来，本雅明与巴赫金好像是他最钟爱的批评家。由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扩展到本雅明与巴赫金，自然是水到渠成的事情，而这也为理解张柠的批评路数的来龙去脉，提供了一点最基本的线索。

张柠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也得力于本雅明与巴赫金甚深。像研究陀氏作品的寓言风格、评述其作品的复调性，只不过是其中比较明显的例子。这类文章中写得最长、也最见功力的一篇《地下室人、漫游者与侦探——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都市主题》，也隐隐约约可以看出这两位大批评家的深层影响。这篇文章从三条相对应的线索入手：“（1）作品中人物类型的演变：市民中分出的理想主义者或幻想家—地下室人—游逛者（密谋家和官方侦探）—心灵侦探和悲剧英雄；（2）空间场所的变化：写信的书桌—地下室和小阁楼—街道和市郊—内心世界；（3）文体的变化：书信体—手记体—侦探文本—幻想小说。”⑨ 三条线索相辅相成，表面上讨论的是陀氏的都市主题，实际却对陀氏作品的演变过程作了完整的描述。值得注意的是其描述的方法，像对人物类型、空间变化、文体演变的描述，都可以看出本雅明研究波德莱尔与巴黎时描述游手好闲者、拱廊街、震惊体验等的影子，同时也可以听出巴赫金的时空型理论、复调理论的回响。这种从现象描述入手，以对作品的艺术法则的理解作结，可以看作是对传统社会学批评与单纯的形式主义批评的一种超越。张柠对这种批评路数的熟练操持，在我看来，正是超越这两种批评的狭隘性的理论自觉的表现，虽然他声称：“宁愿信任有点怪僻的形式主义者，也不要轻信貌似健康的理想主义者。……”“文学史就是形式史！有人会因此批评你搞形式主义。如果不想对牛弹琴，唯一的道路就是逃跑。”⑩如果对作品的形式冷淡，确实很难被称为合格的文学研究者，但张柠的这番声称确实不能从表面上来理解。他的批评路子的形成，某种程度上得力于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的研读，在这本书中，巴赫金实际上已经对形式主义批评做了毁灭性的批评。针对形式主义的理论依据所依赖的所谓纯粹的“诗歌语言”，巴赫金直接从话语入手，指出话语是一种在集体之中不断地商谈与约定的“谈话”，它获得了社会意义的“对话性”，其中本来就躁动着各种各样的声音，这样，文学研究就不再仅仅是一种静态的语言修辞分析，而势必要转入巴赫金所称的“元语言学”领域，在各种声音与话语类型的复杂关系中进行一种动态的分析。在巴赫金理论的出发点，文学的最基层的因素里，形式的因素与意义的因素已经密不可分。张柠对这一点也非常熟悉，他评述《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一书时，实际上也正从这一点入手，所以，他的“形式主义”其实本身就是一种包含了对意义的探讨的“形式主义”。这种批评方式的要点在于，它所最初着眼的基本问题本身就是形式与意义的混合，像《地下室人、漫游者与侦探——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都市主题》一文中三条相对应的线索：人物类型、空间场所、文体，本身就是这二者合一的命题。而在上一节所评述的张柠的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文章，无论是探讨《务虚笔记》的“全息结构”，还是探讨《许三观卖血记》的“叙事声音”，抑或讨论《欲望的旗帜》的“欲望诗学”问题，其着眼点也是抓住一些基本的形式与意义密不可分的命题。正是在这一点上，我认为张柠对本雅明与巴赫金不是皮毛的模仿，而是有很深的理解。也正因为这种理论功底，他的批评显得很有章法，与传统的评点式批评拉开了距离。而在同时，张柠似乎也不甘心淹没于大师们的影子之下，像对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中的“不可终结性”的争辩，就很明显地体现出这一点，虽然我并不同意张柠的具体论点，但这种精神到底是可贵的。

张柠最近的文学批评仍然保留了一种关注当代文学最新问题的激情。像对生前颇为落寞的诗人胡宽的评论，对于坚的《0 档案：词语集中营》的解读，都是颇具功力的文章。这两篇文章，触及非常复杂的权力网络的问题，而这个问题似乎也成了张柠近期关注的中心。自从福柯的理论在中国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以来，“权力”已经成了一个越来越在批评界流行的词汇。对于张柠来说，我更关心的是他如何将这个问题化为一种诗学问题来理解，而在这个理解过程中又不消解其批判性（即不将之化为一个纯粹的审美层面上的问题。仅仅在审美层面来理解权力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一种对现实的逃避，但完全忽略诗学问题，则无异于取消了文学）。摆在批评家面前的，实际上是如何理解权力关系在文本中以文学的形式进行展开，在这个问题的面前，实际上需要一种文学的批判与批判的文学的辩证关系。这比张柠以前触及的问题其实更具难度。所以，我很欣赏张柠在《于坚与“口语诗”》一文中的下述说法：

本来口语入诗并不是什么新鲜事，而是一个十分古老的诗学问题。……但在特定的情况下，它似乎成了一个引人注目的问题。一个越来越与诗歌不相干的问题。一种语言的形态（口语也好、书面语也罢），在被诗人运用的时候，是如何被诗歌形式的力量所改写、修正的，这才是诗歌真正要关注的事情，否则，它就只能是一个人们正在津津乐道的所谓“立场”问题（这是一个令人讨厌的问题，尤其是在一个传媒时代。我厌恶那些上蹿下跳、满嘴“立场”的人）。

今天口语的情况怎么样呢？……这是一个语言社会学的问题。……如何处理，才是诗学问题。

在诗界的“立场”之战烽烟四起的时候，张柠的这些话至少让人看到了评论界依然有着清醒的文学头脑。

阅读张柠的《0 档案：词语集中营》，你会看到张柠的这种冷静的诗学态度在批评实践中也做到了心口如一。张柠在评述于坚的《0 档案：词语集中营》模仿“一种档案式的文体格式”时，敏锐地指出“（他的叙事）在白天睁大眼睛凝视，却看到了现实背后的黑暗”，他的分析与这首诗的风格相一致，还是从语言层面入手，将这首诗描述为“词语集中营”——“在那个汉语词汇集中的营地里，充满了拥挤、碰撞、混乱、方言、粗口、格言、警句、争斗、检查、阴谋、告密、审讯、吵闹、暴力、酷刑、死亡的活力、杂乱的丰富，等等，一切不和谐的因素在这里汇聚。”在这篇戏仿现代控制工具之一——档案——以展览个人的成长的诗篇中，张柠敏锐地看出了它对权力秩序的展示方式：权力的争斗被表现为一种词语、符号的争斗：

但作为个体秘史的档案，恰恰就是为消除个人的行为而设的，用名词、形容词来涂抹动词的过程。档案，与其说是“时间”，还不如说是一种强权的现存“秩序”的镜像物，一群具有杀伤力的符号。符号对人的控制是隐形的，因而也是更可怕的。

……

生命就是动作、动词，任何试图限制动作、消除动作的行为都是对生命的伤害和扼杀。因此档案袋里那“没有动词的一堆”就是僵死的一堆，那种码放得整整齐齐的、很有先后秩（次）序的、看似一个连续过程的东西，看似具有整体性的东西，其实是毫无时间感的，是破碎性的。

话语的领域是充满权力关系的领域，这个说法我们已经耳熟能详，但像这样出色地在当代文本分析中将权力关系转化为词语关系，而又从词语的遭遇中解读出背后隐藏的权力控制关系的批评方式，在当代批评领域似乎并不多见。张柠表现出极大的才智与耐心，将这首诗表现的动词的遭遇划分为“被档案彻底删除的、外力造成意识形态化的、向名词自然蜕化的因而是难以觉察的”几种情况，在我看来，最让人伤痛的也许是后一种，这个“隐蔽的、难以觉察的过程，事实上也就是日常生活的权力在起作用的过程。在这里，日常生活起到了一种意识形态的作用”。这样的判断恐怕并非仅仅基于理论的推演，而是直接对充斥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权力关系的固化作用的切身感觉。这也直接为一种冷静的、祛魅除幻的日常生活批判开辟了道路。我不知道张柠在这条道路上能够走多远，至少他最近的几篇文章《衰老人群中的一位年轻作家》《我们内心的土拨鼠》《市场里的梦想》《酒的诗学》等所延续的仍然是这个思路。

我想，从上面两节走马观花式的点评已经能够看出张柠的心智的宽度。他的批评接触的确实都是当代批评中的前沿课题，面对这些课题，批评家需要不断充实自己，调整自己的思路，以求对问题作出最简洁、也最精当的解说。不是说张柠的批评已经很完美，至少他的几副笔墨确实给了他面对问题时极大的灵活性。张柠刚过四十岁，这个年龄是很容易保守起来、中年心态渐渐滋生的年纪，但他的批评截至目前还保持了一种青年人的锐气、一种不断地扩展自己心智的宽度的努力，我希望他能继续保持这种他自己也很欣赏的心态，做“衰老人群中的一位年轻批评家”。

最后，我当当“乌鸦嘴”，给张柠提点小意见。张柠最近的批评文章，活力是保持着的，但似乎少了一些以前刚从学院里出来时的深思熟虑，文章征引的理论文字也太多，跳跃性太大，显得文气不畅，而“愤青”的感情冲动显得也太多了些。这似乎是表面现象，实际上是思考还不太成熟的结果。现代城市的气氛似乎不是很适合静心思索的环境，但要做一个尽职尽责的评论家而非普通的报刊撰稿人，这种沉住气、静心思索的习惯，似乎不应该轻易放弃。此外，张柠的批评路子很广，但也导致很难在他的文章中找到一以贯之的线索。在当代要构筑宏大的理论大厦似乎不切实际，但保持对一些问题较长时间的注意力、看看一条路到底能够走多远，似乎仍然是应该的。像巴赫金这样的理论家，能够从具体的文学问题中引申出更深远的哲学与人文的含义，似乎不只因为博学，而且也离不开深沉的思考。这些意见也许有些迂远，也许只是我个人的偏见，然而我所能提的也只有这些迂远而偏颇的意见。这是很抱歉的事，希望远在广州的张柠与不幸遭遇这篇拙作的读者恕罪。

【注释】

①刘志荣：《身在此山　走出此山》，载《读书》1998 年第6 期。

②③④⑤张柠：《长篇小说叙事中的声音问题——兼论〈许三观卖血记〉的叙事风格》第三节《不同时代文学文体的几种声音模式》，见《叙事的智慧》，山东友谊出版社，1997。

⑥⑦⑧张柠：《史铁生的文字般若——论〈务虚笔记〉》，见《叙事的智慧》，山东友谊出版社，1997。

⑨张柠：《叙事的智慧》，山东友谊出版社，1997。

⑩参见张柠刊于本期《南方文坛》的《我的批评格言》27、28 条。

张柠：《于坚与“口语诗”》，载《当代作家评论》1994 第6 期。

张柠：《〈0 档案〉：词语集中营》，载《作家》1999 年第9 期。本段以下引文均据该文本，不再一一注明。

（刘志荣，时任职于复旦大学中文系）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坛》2000年第1期

延伸阅读

《批评家印象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