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文明时代，我们应该有怎样的灾难意识——从大洪水神话谈起
独角兽导读
《圣地二十五年手记》是张平教授的散文作品集。最初是《圣地八年手记》，后来是十年，十五年，二十年，二十五年。
结合在以色列长年生活经历和学术研究，《圣地手记》（简称）贡献了了解以色列及犹太人世界的既有理性深度又有文化趣味的不二选择。
作品集分七个部分：人物记、风土记、政情记、战火记、问学记、智慧记、顿悟记。未来，将在“平行逻辑”公众号，陆续发表。集子还未出版，能抢先阅读者，不可谓不是一种福利。
商业文明时代，
我们应该有怎样的灾难意识
——从大洪水神话谈起
本文献给2020年新冠肺炎疫灾中的受难者
从某种意义上说，存在于多种文明的古代文献中的大洪水神话是人类灾难意识的起源之一。因此，从《希伯来圣经》中的诺亚方舟与中国传统中的鲧禹治水的对照中，我们可以看到两种不同的灾难观。从某种意义上说，存在于多种文明的古代文献中的大洪水神话是人类灾难意识的起源之一。因此，从《希伯来圣经》中的诺亚方舟与中国传统中的鲧禹治水的对照中，我们可以看到两种不同的灾难观。
首先灾难中的活动主体不一样，诺亚方舟中的主体是作为宇宙主宰的上帝与作为私人个体的诺亚一家，而鲧禹治水则是以权力机构的治水官员为主角。诺亚方舟解读的是人与自然的直接互动，鲧禹治水则是展现领袖的超人力量。
其次是对“人祸”的理解不同。在诺亚方舟中，灾难缘起于人类作为一个整体的残暴行为，每一个个体都负有责任。而在鲧禹治水中，灾难的缘起与人类无关，但灾难的加剧则被归咎于官员的错误和失职，结果是靠筑坝堵水而失败的鲧被帝尧处死。这个差别，在两种传统的其他文本中也有明显的体现。犹太先知在预言灾难时谴责的是大众，每一个个体的责任都被看作是等量的；而儒家传统的责任观则往往表现为“万邦有罪，罪在朕躬”，强调权力机构和精英群体承担更多的罪责。
大禹治水。图片来源：网络。
第三是抵抗灾难的方法与重点不同。在诺亚方舟中，逃出生天主要靠的是及时获得有用的信息。而这信息基本上是两种：一种是有关灾难本身的，包括洪水何时发生，持续多久，范围多大，等等；另一种是有关抗灾求生的技术指导，包括方舟如何建造、相关规格、装载物品，等等。诺亚一家能够逃生，靠的就是上帝给的这两类信息。而在鲧禹治水中，信息没有任何地位，治水靠的是“摸着石头过河”的试错精神，无论是鲧的防堵还是禹的疏浚，都看不到方法的来源和依据。与此相关的是：诺亚方舟强调的是“防”，无论是积德行善而获得上帝的青睐还是建造方舟储存粮食，都是在灾难发生之前的行动；而鲧禹治水则强调“治”，一切行动都是灾难发生且达到不可收拾的程度之后采取的。
第四是强调的道德价值观不同。诺亚方舟强调的是求生意识，诺亚并不为天下众生请命，而是全力保证自己一家人的幸存。鲧禹治水则强调的是解民倒悬的“父母官”价值与“三过家门而不入”的牺牲精神。由此故事主角获得的报酬也不一样。对于诺亚一家来说，逃出生天就已经是对他们以前的仁义行为的奖赏，此外并无任何好处。禹则因为治水有功，最终成了天子，君临天下。
诺亚方舟。图片来源：网络。
这些区别，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商业文明与农耕文明在灾难观上的差异。
与商业文明相比，农耕文明有两个基本特征：一个是人与土地的关系极其密切，个体的活动范围比较有限。另一个是生产活动的成果主要用于自给自足，人均占有的资源比较有限。
受这两个因素的影响，农耕文明的灾难观体现在以下几点：
首先，灾难治理完全是政府的责任。在农耕文明时代，这是一个完全合理的准则。因为个体拥有的资源和活动范围都有限，个体和家庭基本上没有抵抗或者逃避灾难的能力，权力机构是唯一具有这种能力的实体，自然义不容辞。与此相关的是，如果治理顺利，政府可以引以为功；如果失败，则罪责通常也会落在政府或者政府官员头上。民众在这里没有能力扮演任何角色，因此也就不必承担任何责任。
其次，强调信息的“上传”而不重视“下达”。总体来说，农耕文明因其经济活动的特点，信息的地位原本就不像其在商业文明中那样重要。在灾难面前，农耕文明个体的行动能力比较弱，即使获得信息也很难在“上报官府”之外有所作为。换句话说，即使上帝告诉一个中国诺亚有关大洪水的消息，他也未必能找到足够的木料和沥青把方舟建造起来。因此，农耕文明的灾难信息强调“上传”而不强调“下达”。“上传”可以让政府行动起来，对抗灾难；而“下达”不仅不能起到防灾的作用，反而会引起不必要的恐慌。
第三，强调灾难的“人祸”属性，制造一种“一切做对了，灾难就不成其为问题”的假象。农耕文明一方面与土地关系密切，灾难往往是地域性而非全局性的；另一方面，因为抗灾能力有限，除了修修水利建个赈灾的粮仓之外，能做的事情不多。因此农耕文明倾向于压制灾难意识的重要性，更愿意营造“天下太平”的氛围。
经过四十年改革开放的中国，经济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文明形态也从产品有限的农耕文明向资源丰富的商业文明转化，并在2011年迈过了两种文明之间的标志性门槛——城乡人口之比。然而，从萨斯与新冠肺炎这两场灾难的情况来看，与商业文明相匹配的灾难意识并未真正建立起来。在此我愿意抛砖引玉，提出几个基本要点，作为中华商业文明灾难意识的初步设想。
首先是建立起“灾难无常”的忧患意识。基于现代科技与工业文明的现代商业文明，拥有强大的技术力量和无所不能及的活动范围。这种前无古人的能力一方面赋予人类更多对抗灾难的技能，另一方面也潜藏了引发更不可预测、更为严重、范围更大的灾难的可能。意识到灾难随时可能发生，由此随时做好准备应该是首要之义。
其次是养成“人人有责”的负责精神。现代商业文明的一个特点是资源下沉，民间拥有大量的资源，也有着更多的承受能力与行动能力。防灾救灾不该只被看作政府的责任，而是成为每个人的义务。从新冠肺炎的抗灾情况看，民间的责任意识已经开始形成，这是令人欣喜的地方。
第三是形成“上传下达”的信息渠道。在这方面，特别要强调的是信息的“下达”，如果要让民众担负起防灾抗灾的责任，让全社会共同分担灾难的压力与负担，“让民众知情”无疑是至关重要的机制。怎样在民众及时、准确地了解灾难信息与防止出现恐慌情绪之间找到更为合理的平衡点，怎样让专业信息在决策中和在民众中起到更大的作用，是个相当迫切的课题。
第四是崇尚“守护生命”的价值观。强调英雄主义的抗灾价值观并非一无是处，但应该说那更适合于农耕文明灾难观中个体无力抵抗，等待英雄救世的模式。在商业文明时代，当救灾成为每个个体的责任时，“爱惜生命”变成为更为普遍接受的价值观。正如飞机的安全提示那样，在氧气面罩落下来时，先戴好自己的氧气面罩，再去帮助别人。
从当代灾难发生的频度看，建设中华商业文明的灾难意识是一件相当急迫的事情，早一天告别农耕时代的灾难意识，我们就早一天做好了与下一场灾难斗争的准备，也就能够拯救更多的财富与生命。
张平 2020年2月20日星期四 于特拉维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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