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关注】杜国明等 |​ 要素替代视角下耕地集约利用转型及调控策略

随着耕地非农化、非粮化、破碎化、边际化、质量退化等问题频发，国际粮食贸易供应链受阻，农产品需求量增多及需求结构升级，粮食安全问题日趋突出。面对耕地利用挑战在短期内无法完全逆转的形势，优化耕地利用要素投入、提高耕地利用效率与经济效益，加强耕地数量、质量和生态“三位一体”保护，走集约内涵式利用成为耕地资源可持续利用与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客观要求。因此，探究耕地集约利用转型对提高耕地生产率、保障粮食供给、促进农民增收、保护生态环境具有重要作用，且对于深化耕地集约利用理论研究、调控耕地资源利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维护社会安定、保持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由于耕地利用集约度的差异是由耕地利用投入要素决定的，这说明有必要从要素投入视角分析耕地集约利用转型。本研究尝试从生产要素替代视角揭示耕地集约利用转型本质，并对耕地集约利用转型可能呈现的演化过程与机制进行探索，进而提出耕地集约利用转型优化调控的策略，为耕地集约利用转型研究提供理论依据。

耕地利用系统是农业生产经营参与者在一定数量和质量的耕地上投入适量的劳动力、种子、化肥、农药、农机等生产要素来种植农作物，进而获得农产品及相应效益的自然-人工复合系统。它是由耕地子系统、经济子系统和社会子系统三部分构成。其中，耕地子系统主要是由田块、农业基础设施、附属设施和防护设施等要素所组成，是耕地利用系统中不可移动的部分。经济子系统主要是由资金、技术、劳动、产权等要素构成。社会子系统是由直接参与耕地利用与农业生产过程的社会群体构成，包括农业经营人员（普通农户、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业合作社、农业企业）、农业科技工作者、农业服务人员及农业管理人员。

耕地利用系统演化是指在多重影响下，耕地利用系统内部要素与结构不断调整、变化的过程。耕地利用系统运行与演化的过程体现的是耕地利用自然过程、经济过程和社会过程的叠加。在土地系统科学视域下，耕地集约利用转型实质上是耕地利用系统的要素和结构随着全球环境、社会经济、政策制度等外部环境变化而不断调整、重组变化后呈现出的要素投入结构变化的趋势性转折。这种转折首先表现在耕地利用系统各要素投入及组合特征方面，进而引起耕地利用形态、功能、效益的变化。

（1）耕地价值和价格的演变。根据马克思土地价值理论，已利用的土地由土地物质和土地资本组成，这决定了土地价值的二元性。土地物质的价值源于土地的使用价值，其实质是地租的资本化。土地资本价值以其凝结的人类抽象劳动作为价值实体，其价值具有持续性、累积性。耕地是已利用的土地，耕地价值也符合上述土地价值理论。由于耕地面积的有限性以及人口增加、生活水平提升，耕地需求增加，耕地物质价值不断提升。耕地的持续熟化、工程建设等使得耕地中蕴含的人类劳动不断增加，耕地资本价值不断提升。总之，耕地价值和价格整体呈现不断增加的态势。

（2）劳动力价值和价格的演变。根据马克思劳动力价值理论，劳动力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既是劳动力恢复的过程，也是新的劳动力形成的过程。因此劳动力价值是由生产、发展、维持和延续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必需品的价值决定的。劳动力价值包括：维持劳动者自身正常生活状况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维持劳动者家属和子女即劳动力的接替者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价值；劳动力的教育与培训费用。由于人们生活水平、教育与培训费用的不断提升，特别是高素质劳动力的需求加剧，劳动力价值和价格呈现不断上升趋势。

（3）生产资料价值和价格的演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生产资料作为商品，其价值及变化符合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根据该理论，商品作为劳动产品，其价值量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由于生产技术水平不断提升，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不断缩短，即农业生产资料价值和价格在逐渐降低。

（4）技术价值和价格的演变。耕地利用中的技术要素是蕴含在可移动的农业生产资料（如农机具）或不可移动的耕地附属设施（如温控设备、喷灌设备）之上的。对于这些技术要素，由于技术研发与更新周期较快，具有更多性能、更高效率的新一代产品会不断涌现，原有的产品会不断呈现功能性贬值，也即同等功能及性能的技术价值和价格呈逐渐下降趋势。

随着城市化、工业化和信息化快速发展，使得耕地被征用以及耕地侵蚀、耕地污染等现象增多，耕地资源经济供给量减少。而第二、三产业人均国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又促使农业劳动力转移，这必然导致耕地需求增加与农业劳动力供给量减少，二者共同作用促进耕地价值量逐渐增加与劳动力价格不断上涨。与此同时，随着农业科学技术研发、更新和提高，农用物资和农业科技供给量增多、应用范围扩大，其价格逐渐降低，有效地减少了农业生产中活劳动的投入。而且，各种农业物资与技术对于耕地利用中的光、温、水、肥等控制性越来越强，耕地光温生产潜力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比例越来越高，这就推动农用物资和农业科技要素逐渐替代劳动力与土地要素。大幅度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土地生产率，助推耕地集约利用转型，是耕地集约利用转型的根本动力。

随着家庭承包土地三权分置改革、农业基础设施完善、农业科技创新与务农机会成本上升等在城市拉力和农村推力共同推动下，耕地利用要素边际生产率发生改变，传统农户不断分化，并逐渐向“新型经营决策者”转化，推动规模经营大户、家庭农场、农业合作社、农业企业等新型农业生产组织方式不断涌现，农业托管等社会化服务渐趋发达，农业组织化程度不断提高。由于各类耕地利用经营主体作为“理性经济人”，会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原则，根据各类生产要素禀赋与价格情况来调整和优化农业要素投入结构，对各要素进行重组，寻求要素最佳组合，获取可持续发展下更高利润，推动耕地集约利用转型，是耕地集约利用转型的主要动力。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推进，土地资源带来的增值收益成为各方利益主体争夺的对象。为了激发农业生产经营者积极性，政府不断推动农地制度改革，赋予农户对农地占有、使用、收益、分配、处置等权能，明确解决了农地财富归属与收益分配关系问题，保障了农业实际经营主体的合法权益。我国正在推行的农地“三权分置”是在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前提下，通过产权的进一步分割，促使农户与农业企业、专业合作社、农业服务机构进行有效衔接，实现耕地利用各要素在不同经营主体之间优化配置，提高耕地集约利用效率，促进耕地集约利用转型，这是耕地集约利用转型的重要动力。

在耕地利用的历史长河中，随着社会经济环境的不断演进，在市场经济导向下的土地、劳动力、资金、技术要素投入结构及组合关系都会发生明显的变化，耕地集约利用转型随着时间推移也就会呈现出阶段性的演化特征，即下图所示的一种转型过程。

从原始农业到精细化农业出现之前，由于可开荒的土地广阔，但人口稀少，农业生产以人力蓄力为主，生产工具相对简单，农业生产处于广种薄收状态，剩余农产品较少，农业生产中几乎不存在商品交换，投入到农业生产中的各种要素的市场价格较低，耕地利用粗放。

随着人口数量持续增加，粮食需求也不断提升，大量农村劳动力从事种植业，对耕地进行精耕细作，劳动力投入量逐渐超过耕地投入量，耕地集约利用进入劳动集约型阶段，农业也进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以及商品经济的初级阶段。由于单位价值的劳动力投入量高于耕地、农用物资的投入量，其价格也相对较低，因此是农业生产中最主要和最活跃的因素。

随着工业化的不断推进，各种多功能、高性能的农用物资被投入到农业生产当中，使得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与此同时非农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大增，大量农业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转移，造成农业劳动力供给减少、价格上升。在此阶段，由于农用物资供给量逐渐增多，相比单位价值的劳动力和耕地价格，其价格又偏低，结果是在农业生产中投入更多的农用物资以节约劳动力和耕地，导致农业要素投入结构重组，进而提高劳动生产力和土地生产力，成为农业生产中的关键因素。

进入信息化时期，随着信息技术快速发展、农业科技创新、农产品消费结构和农业区域功能的改变，技术越来越紧密地融入到耕地利用的各个元素中去，高标准农田甚至智慧农田建设，智能化农业机械，特效性的种子、化肥、农药等，无不凝聚着技术的智慧，推动智能化、自动化技术在耕地利用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

诚然，耕地集约利用转型具有持续性、阶段性，但是耕地集约利用转型的模式、路径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并非所有国家和地区的耕地集约利用都会按照以上四个阶段依次、线性地转型，不同区域会呈现出耕地集约利用转型演化阶段的差异性，部分国家和地区可能会在某个阶段经历较长时间，而在其它阶段经历较短时间。然而，耕地集约利用转型的总体趋势就是从劳动集约型向资金集约型转变并趋于稳定，直至技术进步替代占据主导地位的持久稳定转型，这个总体过程是可预测的。

耕地集约利用转型的核心要素是耕地，促进耕地集约利用转型的核心手段是耕地增值。促进耕地增值，主要有以下方式：一是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通过土地平整、土壤改良、农业基础设施与附属设施建设等方式，提升耕地生产潜力及其与现代农业发展的适应性来提升耕地价值。二是改善耕地对外交通条件。农业生产及农产品运输的便捷度直接影响着农业生产成本和效益，可以通过改善耕地对外交通条件来提升耕地价值。第三是明确耕地产权。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产权明确是进行耕地交易的前提，是实现耕地价值、提升耕地价格的保障。因此，必须在土地确权（主要是确定权利人、地块规模与空间位置）的基础上明确耕地产权，甚至为耕地扩权赋能、建章立制，从而保证耕地利用参与主体的权益，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无论耕地利用的集约水平如何，都是通过各类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实现的，促进耕地集约利用必须通过调控各类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既耕地利用主体来实现。主要方式包括：一是大力培育各类新型经营主体。现有的研究充分表明，由于耕地经营规模扩大、农业生产组织方式变革等多种原因，各类农业新型经营主体的耕地集约利用水平明显高于普通农户。各地在培育各类新型经营主体的同时，需要优化经营主体结构，引导优质主体发展。二是大力推进土地托管、发展农业服务业。土地托管和农业社会化服务是对原有农业生产体系的重大变革，对耕地利用及农业生产的集约化发挥了重要促进作用，应予以支持和鼓励。三是鼓励各类农业经营主体对于新农艺、新农机、新品种等的应用。农业新农艺、新农机、新品种等的应用往往会推动农业生产技术变革，提升耕地集约利用水平。任何新事物的推广都需要过程，需要对各类农业经营主体采取必要的激励措施。

耕地集约利用转型的关键是在不断提高耕地价值的同时促进劳动力、资金和技术等结构性优化，提升耕地利用的综合效益。在农业税收全面取消的背景下，对农业生产进行补贴就变成调整要素投入结构的重要举措。主要措施包括：一是对特定农业生产要素进行补贴。为鼓励某些要素的投入或保护，实施地力补贴、农机购置补贴、良种补贴、土地流转补贴等。二是对某些生产方式进行补贴。为鼓励某些农艺技术的应用和推广，对轮作、保护性耕作、秸秆还田等进行补贴。

（1）一般而言，一定区域内的耕地集约利用水平会随着农业生产技术进步、劳动力素质提高、社会经济发展而不断提升，呈现出一定演变规律，即耕地集约利用转型是必然的；而不同区域之间由于耕地资源禀赋、土地产权制度、经营方式、劳动力数量与质量、经济发展水平、科技水平等的差异，耕地集约利用水平和模式也具有显著的区域差异性。因此，不同区域的耕地集约利用水平在时间演变上不一定具有同阶性和同速性，耕地集约利用转型同样具有区域差异性，这也导致了耕地利用与农业生产的区际分工。耕地集约利用转型调控必须充分考虑区域差异性。

（2）以“土地报酬递减规律”为核心的土地集约利用理论强调该规律属于与生产关系无关的生产力范畴，且成立于某些生产要素保持不变的前提下，投入变动要素的报酬变化特征，从而指出了人们在生产过程中资源的最佳组合及最佳投入量的客观性。本研究探讨的耕地集约利用转型首先以耕地利用中的各种要素最佳组合为前提，同时承认生产力进步和生产关系调整对“各种要素最佳组合”的促进作用，使得最佳组合具有历史性。

（3）驱动耕地集约利用转型的是耕地利用系统内部要素、外部环境相互耦合作用的结果。促进耕地集约利用转型的“杠杆”就是耕地利用的综合效益，即在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下，实现耕地利用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相互协调。耕地利用系统是具有开放性特征的自然-人文复合系统，耕地集约利用转型调控必须基于耕地集约利用转型的耦合机制，将耕地利用系统的内部要素组合与外部环境联系起来，同时协调好要素供给波动变化与价格长期稳定的关系。

（4）在耕地集约利用转型中，未来需着重引导耕地集约利用向多重方向转型，即致力于实现耕地集约利用的社会性、经济性和生态性的协调发展，并加强耕地产权制度改革创新，充分释放耕地权能，在维护农民利益的前提下，尊重耕地利用多元主体合理的利益诉求，提高农业生产经营者的积极性，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使我国耕地资源更好地用之于民、造福于民。

宋小青 | 实施耕地多功能管理 推动耕地保护创新发展

郭贯成等 | 耕地生态保护补偿的国际经验及其启示

孔祥斌 等 | 当前中国耕地保护的形势、困境与对策

（本文编辑：蒋仁开；网络编辑：曾  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