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大师 David Chipperfield：“我们不制造地标。”

奇普菲尔德的家有柯布西耶式

屋顶露台，可以俯瞰科鲁韦多的海湾

几个月前的一个夏天，一位工人来到戴维·奇普菲尔德（David Chipperfield）和妻子伊芙琳·斯特恩（Evelyn Stern）的家中。夫妻俩当时住在科鲁韦多（Corrubedo），是西班牙西北海岸的一个加利西亚村庄。

工人将几袋洗干净的床品放下，瞅见早餐桌围了一群人，就开始和伊芙琳讨论叫人头痛的“时令性”问题，比如他的洗衣营生，还有伊芙琳的养老金。关养老金什么事呢？伊芙琳礼貌地回应说，“哎呀，那些都只是我们的朋友啦。”

外人搞错也情有可原，因为奇普菲尔德夫妇这个主人家做得也太随意了。多年来，来访的朋友越来越多，他们就在此地买下了三栋房子并修葺一新。三处地方都离他们自己的家步行只需一分钟，一共有二十七张床。

热情好客的他们所做的相关努力不止于此。2019 年底，在一家人从英国迁往西班牙躲避疫情之前，奇普菲尔德认为科鲁韦多的村民们需要一个新的聚会场所。

距离此地最近的城市是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Santiago de Compostela），去驱车一小时才能到达，中途要经过落叶林地和布满岩石的牧场，还有鱼罐头加工厂和深不见底的峡谷——为了吃顿好的，着实是需要长途跋涉了。

此外，他也迫不及待希望重拾画笔一展身手。时年六十八岁的奇普菲尔德是一家跨国建筑公司的负责人，公司正蓬勃发展，在伦敦、柏林、米兰和上海都有事务所，共有约二百五十名员工。他设计的文化、市政、商业和住宅项目，从安克雷奇、墨西哥城到苏黎世，都以优雅、简洁的风格著称，并为周围环境锦上添花。每座建筑都顺应当地的条件，而不过分偏离具有包豪斯血脉的现代主义，就像奇普菲尔德标志性的黑色 T 恤和白色牛仔裤一样，这种风格已经成为他的身份特点。

“我们什么错都犯过，”他愉快地谈论起一家早已关闭的酒吧兼餐吧，当时他和妻子对那个地方进行了轻率的改造，时候回想起来实在是很天真。说话间，餐桌边的他用叉子绕起一片卢戈火腿。“一方面，那个酒吧也算是个转移注意力的工程，只是不知道如果没封城，我们会做成什么样子。另一方面，我也不知道当时是怎么做到的。”

想法诞生后的八个月，奇普菲尔德夫妇撑开了港口餐吧（Bar do Porto）的鲜绿色遮阳棚。整个餐吧是个狭长的墙中洞，地上铺着质朴的石灰石块，墙上挂着杉本博司的海景作品，露台上摆着咖啡桌，一直延伸到街面上。

夫妻俩二十八岁的女儿西莱斯特（Celeste）负责管理员工和采购当地食材。斯特恩则负责订购肉类和奶酪，还亲自烘焙早餐糕点。她穿着飘逸的棉质裙装，举着一个烤盘，把包和茶巾都放在上面，就这样漫步进入餐吧，很是引人注目。

斯特恩有在阿根廷、哥伦比亚和德国多处成长的经历，后来在佛罗伦萨担任比较文学教授，还是意大利文化杂志 FMR 的编辑。“戴维觉得，要是有个供大家随意往来的地方，那就太好了，”她一边把椅子从餐桌边推开，一边说。“很有趣，也很可爱。不过我觉得现在我们已经认定，一次做十五到二十个人的餐食是很容易的事情，所以没必要操心人手的问题。”

1990 年代初，奇普菲尔德夫妇通过他们的朋友，西班牙建筑师曼努埃尔· 加列戈· 霍雷托（Manuel Gallego Jorreto）发现了科鲁韦多。为了寻找一个远离尘嚣的家庭度假地（夫妻俩育有三个孩子，戴维爵士还有个与前妻生下的孩子），他们在当地试住了出租屋。

在村子里散步时，奇普菲尔德逐渐注意到滨海路上一溜联排别墅中有个缺口。这片狭长的土地那头有着宏伟的景色。

1996 年，他决定买下这块地。他回忆道，最初的想法是做一个“纯粹”的作品。但两边房子的屋顶线条很不规则，角度也过于突出，太刺眼了，很难调和。从风格的角度讲，这是呼应了一个备受诟病、以松散著称的建筑类别，西班牙语中称之为“feísmo gallego”，即“丑陋加利西亚建筑”。

奇普菲尔德的设计，从高度和几何形状上说，为相邻的几栋房子起到了一种视觉缓冲的作用，但在其他方面却又保持了差异和距离。

这座四层的联排别墅并不像其他房子那样正面对着街道，而是从几个角度连通大海：一楼有通往海滩的坡道，二楼厨房与客厅有落地窗、楼上的卧室有开放式阳台，屋顶也有平台。奇普菲尔德在厨房桌前工作时，一抬头就能看到海平面，以及穿着红色比基尼的伊芙琳在海中的岩石间游弋。

2012 年接受《卫报》（the Guardian）采访时，奇普菲尔德称他在科鲁韦多的房子是“完整的意图声明。这就是我看待建筑和生活的方式"。这个地方很亲切，也充分响应了日常需求，感觉是对家庭团聚的一首颂歌。它与另一个拥有全景落地窗、可改装家具和屋顶日光露台的海滨别墅有相似之处，那就是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于 1924 年在日内瓦湖上为父母设计的勒·拉克别墅（Villa Le Lac）。奇普菲尔德用“深情”来形容这座朴素的别墅（他可能是第一个做出如此形容的），认为这是那位瑞士建筑师最好的作品之一。

奇普菲尔德作品的内部充分展现了他自己的朴素风格。一楼有三间窄小而略带修道之感的房间，里面是上下床，专为孩子们的幼年设计。房间里铺着咖啡色瓷砖，与整个房子一致；房间门一开就是通向海滩的坡道。一扇天窗照亮了塔状的台阶，每层平台上都有一个搁板，可以放一排扇贝或是锡釉陶碗。这个家的家具和船上很像，家具大多是嵌入式的；房门有凹陷的把手，滑动开闭。1¼ 英寸的卡拉拉大理石板在小小的厨房里形成了不规则的开放式网格架（奇普菲尔德说，这个改造是在"我意识到拥有橱柜是一种痛苦"时构想出来的）。

一个窄窄的架子上摆着奇普菲尔德的副产品之一，即这位建筑师为意大利家具用品公司 Alessi 设计的大小不一的摩卡咖啡壶。他说，“整体的理念是要在超市里销售，”他说着，瞥了一眼放咖啡壶的地方。“我不得不一次次修改设计，把价格一降再降。”

经过将近二十年的高频度使用，这栋科鲁韦多的房子老态渐显。客厅里细窄的皮质长椅已经泛白，颜色和橡木餐桌差不多了；曾经空无一物的墙壁上也钉了小小的雕塑和漂流木的碎片。过去这一年特别艰难，斯特恩承认：“我觉得这房子也受了点连累。”

“我不得不控制一下这家里的某些成员，”奇普菲尔德边说边盯着厨房台面上的一个花瓶，里面插了一束绣球花。“他不喜欢室内出现这些花，但我抗拒不了，”她说。“这里的绣球花都开疯了。”

“我觉得它们太美了，这房子不配。”

奇普菲尔德的个人贡献是搜集了当地渔民开凿出来的老花岗岩石头，他们将之用作称重的砝码。去年，奇普菲尔德会在 Zoom 会议的间隙，去海滩上搜寻这些石头。“村里的人们会问伊芙琳，‘你老公在干嘛呢？他在找什么啊？我们可以帮他的。’”奇普菲尔德微笑着回忆。“因为这儿的人们只在海滩上找吃的。”

房屋委托设计是公司比较稳定的项目来源，但奇普菲尔德成为建筑师，并不是为了构造大规模的度假别墅。他有一种家居的本能，更多的是为了提升生活方式，而不是造出宏大引人注目的东西。这种本能既来源于他在英国农村的成长经历和早期在日本的工作经历，也来源于他在建筑学校渡过的岁月。

奇普菲尔德的父亲是一个从家具商转行的农民。他是家中长子，出生于伦敦，在英格兰西南海岸德文郡的山地长大，是 400 米和 800 米跑的健将，也擅长绘画；一位老师推荐他去艺术学校学习，他便走上了这条道路，于 1977 年获得了建筑协会颁发的文凭。

在理查德·罗杰斯（Richard Rogers）、诺曼· 福斯特（Norman Foster）和道格拉斯·斯蒂芬（Douglas Stephen）的事务所工作了一段时间后，他于 1985 年开始了个人执业生涯。当时伦敦几乎没有什么项目可做。但奇普菲尔德为自己位于贝斯沃特的公寓进行了简约的设计，赢得了一些声誉。于是他接到委托，为日本时装设计师三宅一生（Issey Miyake）在斯隆街的精品店进行室内设计。该店展示了非常完美的一架衣物。这种纯净的空旷感很是抓人眼球，奇普菲尔德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为三宅一生在日本各地的分店都进行了精心设计。从那时起，店面设计（为华伦天奴、布里奥尼、杜嘉班纳等品牌）便成为公司的常态化项目。

1980 年代末，英国摄影师尼克·奈特（Nick Knight）想在伦敦郊外的家中建造一个日光工作室。他列出了一份伦敦年轻现代主义者的备选名单；奇普菲尔德与约翰·波森（John Pawson）和克劳迪奥·西尔维斯特林（Claudio Silvestrin）一同榜上有名。"说实话，我并没有考虑戴维以外的人选，"奈特说。"我想，他最后呈现的这个工作室，比我想象的还要丰富得多。我喜欢与这样的人合作，他们能让我的思想超越自我的局限，走得更远。”

两人都处在事业上升期。奈特在为英国时尚杂志 i-D 做拍摄工作，还在与设计师山本耀司（Yohji Yamamoto）合作广告。奇普菲尔德则在日本工作，上着物质性与空间诗学的速成课。（著名建筑师安藤忠雄在参观了奇普菲尔德设计的一座建筑后，主动提出要给他上一堂关于现浇混凝土的课。）

“如果你一边与戴维合作，同时又在与山本耀司共事，就会发现他们有很多美学上的连贯性，”奈特说，“那真是一段备受滋养的时光。”

奇普菲尔德施展魔法，将奈特的新家与日光工作室从属于他父母的战后郊区房屋中召唤出来。L 型的平顶乳白色建筑，融入了一个白桦树园林。巨大的窗户，顶层的玻璃天花板让整个地方沐浴在充足的光线中。奈特用“慷慨”来形容最后的成果。“你不会觉得生活会因为适应这建筑而做出妥协，”他说。后来两人在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合作举办了一个展览（1993 年，植物力量），又为奈特家族在康沃尔郡设计了第二座房子。只要西班牙海岸规划当局那边通融了，科鲁韦多也会有另一座房子。奈特说那个地点已经是囊中之物了。

随后几年里，奇普菲尔德在亚洲、美国和欧洲大陆都有项目作品，可谓事业腾飞。然而，英国的大规模建筑基本都与他无缘——直到 2011 年，由他设计的特纳当代美术馆和赫普沃斯·维克菲尔德美术馆在同一年开业。

“我们不制造地标，”奇普菲尔德谈起公司的理念，以此来解释为什么不会有八十层高的摩卡壶，上面刻着他的名字，高耸在伦敦的天际线上。无论如何，他都认为这个城市现在并不需要地标。他强烈反对伦敦松散、以投资为主导的开发方式，因为这样忽视了对公共项目的投资，并形成伦敦版的“丑陋英伦建筑”。

对奇普菲尔德设计风格影响最大的是他在欧洲做的项目。这些项目通常更具有社会意识，适应严格的分区制度与财政监督。他在马德里设计了公益住房，在萨勒诺和巴塞罗那设计了法庭，在杜塞尔多夫的码头为艺术家设计了工作室。

“我们会考虑到历史中心，比如建筑、城市各类议题等等方面，这让我们颇受尊重，”他说。“现在，尤其是德国，转变正在发生，对百货公司等建筑的再利用逐渐兴起。”

目前，公司在三个大洲都有正在进行的可适性再利用项目，其中包括对威尼斯圣马可广场上 16 世纪的旧行政官邸大楼（Procuratie Vecchie，将于今春开放）进行改造；以及将前美国驻伦敦大使馆改造成五星级的梅费尔瑰丽（Chancery Rosewood）酒店，内部装修由设计师约瑟夫·迪兰德（Joseph Dirand）负责（定于 2024 年完工）。奇普菲尔德说，这样的工作可以预先阻止修建一定数量的新建筑，而新建筑正是对抗全球变暖的最大阻碍之一。

谈话间，他的手机响了。来电是关于即将前往柏林参加新国家美术馆（Neue Nationalgalerie）的重开仪式。该美术馆最初由著名现代主义建筑大师路德维希·密斯·凡·德·罗（Ludwig Mies van der Rohe）设计；而过去九年来，奇普菲尔德的公司一直致力于其重建工作。这栋始建于 1968 年的建筑是路德维希“瓶中闪电”风格的集大成者；后来，窗户破裂等问题影响了其发挥柏林主要现代艺术美术馆之一的功能，于 2015 年闭馆。此项目以及 2009 年事务所对被炸毁的柏林新博物馆的改造，是 21 世纪引起最大公众争议的两个建筑作品。现在，还有两座奇普菲尔德建筑工程在纽约进行中。一是在纽约第五大道歌德学院的旧址上为德国政府建造一个文化中心，位于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对面；二是在第五大道和第 53 街之间为劳力士建造一座褶皱玻璃塔，离建筑师 2021 年设计的布莱恩特（The Bryant）综合大楼不远。

奇普菲尔德在加利西亚误打误撞到一个绝不可能事先预见的机会。加利西亚的村镇散布在桉树林和边缘陡峭的潮汐盆地周围，全世界大部分贝类罐头的原料都来自这里。这些村镇支撑着一小部分面临现代化挑战正逐渐消亡的人口。几年前，该地区的一位官员开始搜集关于城市重建的意见。起初只不过是在周六下午进行的答疑解难，后来演变成了 RIA 基金会，由我们的建筑师在 2017 年发起的独立研究机构，旨在探索当地生活质量相关问题。该机构办公室位于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共有五名工作人员，负责处理交通模式、林业、港口停车、乳品及贝类养殖等问题。

奇普菲尔德将这里称作事务所的“第五分所”，在其中得到经验，已经渗透到另外四个分所的工作中。“建筑师总是痴迷于某个目标。但在这里我们对过程更感兴趣，”奇普菲尔德说。“还有做决定的来龙去脉。还要成为这个过程的一部分。我认为建筑师非常善于将线索联系起来。我们其实是横向思考者，但问题在于，如今整个社会是垂直的。但是你可以实现一些事情，慢慢地去改变；世事本就如此。”说话间，他短暂地露出沮丧的情绪。

但建筑师们不应该早就习惯了延迟满足吗？而且六十八岁真的就很老了吗？“我想也不是，”奇普菲尔德哼了一声。“跟弗兰克·盖里（现年九十多岁的建筑师）比不算吧。”

在港口餐吧，他在靠近前门的一张桌子边坐下，点了一杯浓缩咖啡。“我总是走进来，想着，‘我今天只是来吃个午饭的，’但经常天不遂人愿。”

他瞥见两个有那么一点熟悉的渔民。之前有个晚上他们在这里喝啤酒，把大家都拉起来唱了歌。“这俩可真是人物啊，”奇普菲尔德说。“他们走进来的时候我真的很开心。就容我去打个招呼吧。”